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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若使人想象于无穷。”中国的民众虽然没有读过什么美学著作，在这方面倒是“无师自通”。他们深知，将性赤裸裸地说出，不但“有伤风化”，而且也未必真有“剧场效果”，还不如指桑说槐，借题发挥，让别人去心领神会。反正中国人在这方面特别敏感，只要稍有点拨，便会恍然大悟。鲁迅先生说：“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究其所以，只怕十有八九是这类闲话培养出来的。
讲荤话无疑是一种性宣泄。一般地说，它总是能引起比较强烈的心理反应：先是紧张的期待（不知家家伙会说出什么鬼话来），然后是放声的大笑（心领神会，原来是那么回事）。于是，在这一张一弛之中，意识阀下积淀的心理能量便得到了释放，被压抑的性骚动也得到了宣泄和缓解。应该说，这也不算什么坏事。它至少能减少一些因性压抑而导致性错乱和性犯罪的可能性，多少给性饥渴者一点替代性的满足。所以，中国历来就有荤话，而历朝历代的当局，对于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荤话，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载于文字，印成书本，造成诲淫后果，也就一任民众即兴创作，口口相传。
事实上，禁止民间的荤话，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一方面，“礼不下庶人”，真正要紧的，是统治者家族血统的纯正、嫡庶的分明，庶人们并无多少权力和财产可继承，即便生了私生子，也没有什么大乱子；另方面，“天高皇帝远”，社会底层的事，老实说，当局想管也管不了，何况这本来就是小事？所以，尽管中国传统礼教历来强调“别夫妇”、“正人伦”、“设男女之大防”，但在民间，其实并不怎么太把男女关系当回事。男女之间的接触交往既非严格地“授受不亲”，打情骂俏、调戏说笑的事更是家常便饭。就连武松这样的英雄都会随便调笑妇人，和酒店的老板娘说风话，吃豆腐，则其余可想而知。
“风话”不是“疯话”，而是调情的话。“风”本有雌雄男女相诱之义，所谓“争风吃醋”的“风”即是。“吃豆腐”的说法更妙。豆腐白嫩，可以联想到女人的肉体；豆腐又是“素”的，暗指并无实际上的性关系，只是“嘴巴上快活”。要之，说风话，吃豆腐，都是“言行不一”，“动口不动手”的。既然只动口，不动手，当然仍是“君子”，既无伤大雅，也无碍大局。说的人既不怕被视为流氓，被说的人也不会觉得受了欺侮，听的人当然也乐得在旁哄堂大笑，岂非大家都很开心？
因此，男女之间，如果关系很好，很随意，也很“干净”，说话就不会有什么“忌讳”，也就会由说荤话而至说风话。其实，这两者之间，原本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说给大家听的叫“荤话”，说给特定对象（主要指女性）叫“风话”罢了。
说风话的对象，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决不可以对未婚少女说。对未婚少女说风话，是极大的忌讳和罪孽。谁要是这样做了，不但少女本人会勃然变色，怒斥流氓，少女的父兄以及路见不平者，也会来兴师问罪，痛打色鬼。严重一点的，有时还会闹出人命案来。
对下列三种人说风话则是百无禁忌的：一是新娘子，二是老板娘，三是关系不亲不疏的已婚妇女。这里说的老板娘，主要指那些开茶馆、酒楼、饭铺、旅店，自己又抛头露面，出来接待客人的老板娘。她们做的，原本是迎来送往的生意，信奉的生意经，是“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既然“全凭嘴一张”，自然少不了要由着客人们说几句风话，反正“过后不思量”，也出不了什么大乱子，反倒能“和气生财”，逗得客人高兴，多开销几两银子。如果这老板娘原本兼做皮肉生意，当然更忌讳风话，反倒要借此多做一笔生意。所以，不少的小老板，即便是做“规矩生意”的，也乐意让自己年轻貌美的老婆，当垆卖酒，以便吸引顾客、招揽生意、兜售买卖，或趁客人与老板娘挤眉弄眼时，往酒里兑水。
另两种情况，就要复杂一点了。
先说新娘子。中国许多地方，都有“闹洞房”的风俗。在这时，和新郎新娘大开“荤玩笑”，不但决无禁忌，而且还是婚礼上重要的节目之一。没有这个节目，婚礼便显得“没意思”，至少是“不热闹”。婚礼中被礼教维护者极力推崇的那些节目，如拜天地、拜父母等，都不过“行礼如仪”，一般老百姓对此并不热心。他们最想看的，一是掀盖头，二是闹洞房。节目进行到这一程序时，所有的宾客精神都会为之一振，连平时最老实、最本分的妇女，也会站在人群的外围，静静地笑着欣赏。那些未婚的男青年们，更视此时为他们的盛大节日。因为这是他们积郁已久的性苦闷，可以尽情一泄的合法时机，岂能错过？于是，平时偷学的那些荤话，便会竹筒倒豆子似地向新娘倾泄。反正那新娘子，无论平时如何高傲娇贵，这时都还不得口。同样，那新郎无论平时如何蛮横跋扈，这时也只好哑巴吃黄莲。那么，不趁这时去占占便宜，吃吃豆腐，岂不真是“亏”了自己，“便宜”了那本来就“得了便宜”的一对新人？
闹洞房的风俗起于何时，现在大概已无从稽考了。只知道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西汉仲长统所撰之《昌言》。据说当时闹洞房的情况，是“捶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趋之情欲，宣淫佚于广众之中，显阴私于族亲之间”，大约是借酒发疯，趁机起哄，大讲荤话、风话，把平时不可公之于众的东西都抖露出来。不难想象，这种闹法，是围绕着“性”这个核心来进行的。所以仲长统认为这是一种“污风诡俗”，应该严加禁止。
其实，自汉代始，中国婚俗中“不像话”的事，除闹洞房外，还有“听房”。所谓听房，就是“新婚之夕，于窗外窃听新妇言语及其动作，以为笑乐。”听房这件事，也是载入史册的。比如东汉望族袁隗娶名儒马融之女为妻，就有人听房。这事后来记载在《后汉书》中，以马融之德高，袁隗之望重，豪族府邸之中，尚有此事，则民间可想而知。
因此我怀疑，闹房与听房之俗，大约“古已有之”。它们很可能是一种极其古老的原始习俗，其本来目的，是对部落的青年进行性启蒙教育。不过天长日久，世风日下，民心不古，性教育的方式，便变成了性宣泄的手段。而且，在某些时代和某些地方，还闹得极不像话。有的把新娘引至庭前，翻衣服，脱鞋子，品头论足，任意戏弄，以至“庙见之妇，同于倚门之娼”；有的大动干戈，舞弄棍棒，吊打新郎，甚至弄出人命案来，使“红事”变成了“白事”。显然，这就不是性的宣泄，而是心理变态了。
应该说，这里面有一个“度”的问题。任何玩笑，都应该以不伤害对方为度。这就像挠痒痒，轻轻抓挠几下，挺舒服；下手重了，抓破皮肤，性质就变了。荤玩笑就更应适度，因为它轻易造成对对方人格的侮辱，尊严的侵犯，也极易造成伤风败俗的不良社会效果。但是，这个“度”并不好把握。而且老实说，再适度的荤玩笑，也毕竟不雅；在婚礼上对新郎新娘大起其哄，强人所难，也极不文明。无论怎样，要求新人出众出丑，总是对他人不尊重的做法。因此，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文明程度的提高，相信这种陈规陋习，也终会销声匿迹，不复存在。
老板娘不是每天都要打交道的人，新娘子更是十年九不遇，平时可以与之随便说说风话，开开荤玩笑的，大约便只有关系不亲不疏的已婚妇女一种。为什么必须是已婚妇女，又必须关系不亲不疏呢？这就涉及到中国传统社会中两性关系的一系列微妙问题了。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闲话之（二）微妙关系两种
一般说来，在中国传统社会，男子娶妻的先后，是以年龄为序的。当哥哥的还没有娶亲，做弟弟的只好等着，断然没有“大麦不割割小麦”的道理。这样一来，已婚妇女和丈夫以外其他未婚男子之间，便有了“叔嫂之谊”。因为那些未婚男子，不是丈夫的兄弟，便是丈夫的堂兄弟、表兄弟、族兄弟，或者可以视为兄弟的“哥们”，则已婚妇女，自然也就是“嫂子”了。
叔嫂关系是一种最微妙的关系。
在我们先人所设的“男女之大防”中，有一条很重要的规定，叫“叔嫂不通问”，即嫂子与小叔之间，是连话也不能说的。为什么要作如此严格的规定呢？就因为叔嫂之间，极容易发生奸情。叔嫂年龄相近，又天天生活在一起，倘若两情相悦，简直防不胜防。更何况，弟弟看见哥哥与嫂嫂亲热，总难免“见景生情”；嫂嫂看见小叔比丈夫年轻，也难免“见异思迁”。要想他们两人真的“井水不犯河水”，哪里保得住呢？弄不好，便会做了一锅“杂烩汤”。这可是最严重的乱伦和最大的丑闻之一。因为依礼，“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叔嫂通奸，简直无异于“杀父娶母”，岂不是行同禽兽？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隔离起来，连话也不许说，这才能防患于未然，至少也能避免瓜田李下的嫌疑。
不过，叔嫂不通问的规定，虽说有它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却很少具有可操作性。不要说必须共同劳作生活的小家小户做不到，便是大户人家，其实也很难做到。贾宝玉和王熙凤就是叔嫂，通问不通问呢？并不少通。事实上，在中国传统家族中，嫂子和未婚小叔之间，不但常常通问，而且关系和感情往往也比较好。前已说过，中国已婚的女性，往往都天然地有一种母性。如果说她们对丈夫的疼爱，已有几分母亲对儿子的意思，那么，她们对于未婚的小叔子，便更有母亲对待小儿子的味道。在不少已婚女性看来，小叔子是最需要由自己来疼爱的：他们年纪小，又没有媳妇心疼，那么，嫂子不疼谁来疼？所以，照料兄弟饮食起居的固然是嫂子，热心为他张罗娶媳妇的，也往往是嫂子而不是哥哥。这种情况屡见不鲜的。比如王熙凤和贾宝玉的感情，就远远超过贾琏。在《红楼梦》一书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凤姐对宝玉的真心呵护和疼爱。这里面除了有才的凤姐对同样有才的宝玉，有一种“惺惺惜惺惺”的赞赏，以及多少有讨好贾母（贾母疼宝玉）的功利成分外，叔嫂之情，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凤姐对那“不成器”、“没人疼”的贾环，也同样挺爱护的，至少不那么欺负他。
已婚妇女不但往往比较疼爱自己的小叔子，而且，对于自己丈夫的那些未婚男朋友、男同事，亦即一切可以广义地看作“小叔子”者，差不多也都有这样一种呵护疼爱之心。因为由此及彼和推己及人，是一种很自然的心理倾向。既然“老吾老”，可以“以及人之老”；“幼吾幼”，可以“以及人之幼”；那么，“弟吾弟”，怎么就不可以“以及人之弟”呢？当然可以。更何况，母爱又是一种多么博大的爱啊！当一个女人以母爱之心来看待世界时，她的爱心是可能会超出家庭范围的。而在她们看来，最值得怜爱和疼爱的，又是那些未婚男子，即那些没有女人心疼的“大男孩”。
这里面的心理原因是很深层的。
一个比较现实的深层心理原因，我们无妨称之为“恋子情结”。中国女性差不多都有恋子情结，比方说格外疼儿子、疼孙子等。这也往往是婆媳关系搞不好，婆媳之间处于敌对状态的原因之一。恋子情结产生的原因，有生理的，也有社会的。生理的原因是“异性相恋”，社会的原因则是母以子贵。父亲较疼女儿，母亲较疼儿子，这可能是人类的共性。这种共性加上母以子贵，就使得中国女性的恋子情结格外严重。这种情结是有遗传性和感染力的。因此一个已婚的女子，不管她是否已有生育，都会以一种母亲疼爱儿子的心理，去对待她的丈夫，她的小叔子，以及一切可以视为小叔子的青年男子。
另一个比较古老的深层心理原因，则似乎可以称之为“群婚情结”。我们知道，在原始时代的某一时期，一个女子如果成了一个男子的妻子，往往也就意味着她同时也是这个男子兄弟的共同妻子，正如一个男子如果成了一个女子的丈夫，往往也就意味着他同时也是这个女子姐妹的共同丈夫一样。更何况，中国原本就有“兄终弟及”的传统，即丈夫去世后，兄弟可以娶嫂为妻。从这个意义上讲，哥哥的妻子，就是弟弟的半个未婚妻。这其实才是叔嫂关系微妙中之最微妙者，也是规定“叔嫂不通问”之最深刻的用心。因为这种“准未婚妻”关系，极易导致弟弟的“非份之想”。它不但会导致“乱伦”而且还有可能导致“弑兄”，而弑兄对于做兄弟的来说，又是一举两得的事：既能“夺妻”，又能“夺嫡”（夺取长兄的嫡子地位），连老婆带财产和权力一并继承，那可真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呢！
然而，做“小叔子”的，如果并非亲兄弟，就没有这种“犯罪动机”。因为“兄终弟及”，仅限于亲兄弟。堂兄弟、表兄弟、族兄弟、把兄弟，与“嫂嫂”之间，并无“准未婚夫妻”性质，也就并无顾忌，反倒比真叔嫂关系更可随便。一方面，在礼法和习俗上，他们并非“准未婚夫妻”；另方面，在心理和情感上，又毕竟有“叔嫂之谊”，也就多少具有“准未婚夫妻”的意味。所以，未婚男子与已婚妇女之间，如果处于一种不亲不疏的关系（太疏不成“叔嫂”，太亲又有“嫌疑”）那么，他们就极有可能，成为一种“准情人”。所谓“准情人”，就是既不像“真情人”那样，真有恋爱关系和性关系，但相互之间的交往中，又多多少少带有一点性爱的意味。其具体表现，就是“说风话”和“吃豆腐”。
在民间，尤其是在广大农村，未婚青年与已婚妇女之间的打情骂俏、说说笑笑，从来就是颇为“好看”的一种民俗风景。多少有点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大多会见过这种场面。这种场面在“人民公社”的时期，犹为壮观。那时，男女社员都要一起到地里干活，或者修水利，或者学大寨。一到工间休息的时候，这种节目也就上演了，而在这时，真是什么荤话和风话都讲得出。因为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决无偷情通奸嫌疑的，因此大可放肆一下。所以，闹到兴头之上，有的还不止于动口，也要小动一下手，比如把某位妇女放翻在地，往她身子里面塞土等等。这时，所有的人都会来围观喝彩，当领导的也不会来阻止。不阻止的原因，无非有以下几点：一是这类事古已有之，向来如此，犯不着少见多怪、小题大做；二是农村一向少有戏剧、电影、歌舞，这种打闹也算是一种“娱乐活动”；三是如此谑笑嬉闹一番后，大家的身心都会得到放松，回头干活时没准工效还会更高。所以，高明的农村基层领导，都不会那么“不得人心”地去制止这种节目，反倒有时还掺和几句，以示与众同乐，干群关系融洽。
这简直就是现代的“上巳节”，简直就是《诗经》时代“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的现代版。所不同者，在于现代版要“粗俗”得多（没有芍药花可赠了），但也“正派”多。因为古代的“上巳节”是真要私奔的，其现代版则仅止于玩笑而已。但性宣泄和性启蒙的作用则是相同的。当年上山下乡的城市读书娃（知识青年），便有不少人，是在这种场合受到的性启蒙。
在这种场合中，有两类人的态度颇为有趣。
一类是未婚少女。她们是不能参加这种调笑的，男人们也不得和她们开这种玩笑，否则便是流氓行为。可见，即便在不怎么把性当回事的民间，少女的贞操仍是极为看重的事情。男孩们不妨受些“污染”，少女们则必须保持“清白”。甚至，在上述场合，如果有一位少女板起脸来起身走掉，则闹剧也会立即自动终止，众人脸上也会觉得讪讪的，很不好意思。看来，守贞的少女确有一种圣洁感，其影响虽无形，却又相当有力。
另一类是当事人的丈夫。当人们对一位已婚妇女大说风话，嘻闹调笑时，她的丈夫只能袖手旁观，决不能出面制止。出面制止，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只会把事情闹大，连自己也赔进去。轻一点的，人们会嘲笑说：“怎么，疼媳妇啦？”在中国，疼媳妇比怕老婆还丢人，这个脸可丢不起。重一点的，或许会把那做丈夫的也推上第一线，让他和自己的老婆站在一起“挨批斗”，这个脸同样也丢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