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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采云最后与主管文艺的领导人结了婚，头生儿子取名狄更斯，后生女儿取名勃朗特，总之是不能忘情英伦，可能与当年读英国文学系有关，却再也想不起自己曾为之“…哭二闹三上吊”的顾秋水。
若干年后他们还有一一次重逢，但是他们已经不能认出彼此，更忘记了曾为他们的爱情舍生忘死。不过说了归齐，顾秋水也早就忘记了叶莲子。也难怪，他与叶莲子的婚姻多少带有因陋就简的性质，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叶莲子只好成为“过去”。
临出发前，周恩来给他们讲了一次话，讲到八路军和东北军的关系，讲到革命团结的友谊，鼓励他们杀敌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
在延安养病的抗大校长林彪也写了书面讲话。
顾秋水带着一颗忿忿不平的心离开了延安，来到边区司令部的驻地。
第一游击纵队党代表即刻与有关方面研究了扩充东北军的问题，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同意，可是仍然没有人负责落实。包天剑想，当初周恩来先生在太原说的好好的，答应扶持东北军，时隔一年多，第一游击纵队仍然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
原来他们跑来跑去都是蒙着来的！一笔笔糊涂账究竟是谁的责任？连包天剑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不知为什么他就不能直接与有关方面商谈，非得通过纵队的政委？如果他能直接与有关方面商谈，是不是会好一些呢？
这都是马后炮了，包天剑反正是没有直接参与这个与东北军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商谈。
于是包天剑打算返回后方延安，希望在周恩来先生和毛泽东主席那里得到求证和明确。
包天剑要求顾秋水随他一同返回延安，但顾秋水厌倦了，再也不想追随包天剑没头苍蝇似的东撞西闯、蒙来蒙去，只想借此机会，借包天剑那点尚未贬值的影响离开延安，至于去哪儿也不知道。
然而禁不住包天剑苦求，顾秋水最后只好随行。这一次江湖义气的结果，日后险些为他自掘坟墓，他和包天剑的缘分也就到了头。离开边区前，顾秋水很组织纪律地找政委淡了一次话。政委说：“估汁包天剑回延安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并且可能不回来了。如果那样，希望你做做包天剑的工作，一是不要当汉奸，二是不要投靠蒋介石。”
对这个任务虽然把握不大，但顾秋水说：“一定凭良心，尽力办。”
离开边区时，包天剑只带了一个卫队排，即他带到延安的四十名军事干部，每人携带一支自动步枪、一支连发手枪。顾秋水只携带了一支八音手枪，其余的武器、人员、马匹，全部留在了边区。
途经山西赵承绶防区，赵承绶极力劝说包天剑要回延安，加之随行的四十人中有个王团长，此人极富煽动性，不但其他人的情绪说煽就煽起来，连包天剑也难逃他的影响。王团长认为，即便回到延安，扩充东北军的问题也不一定得到圆满解决。
趁赵承绶请他们到驻地吃饭之机，包天剑借用赵承绶的电话，与绥远的何柱国取得了联系，何柱国请包天剑速到他的后方办事处神木面谈。
于是包天剑修正了回延安找周恩来、毛泽东求证的路线，向神木而去。由于当时通讯不便，他们改变路线的决定，前线也好、延安也好，很难掌握得一清二楚。即便掌握得一清二楚，这四十个人又值得花费多少心思？有多少比这四十个人还重要的事情亟待解决？
到了神木，见到何柱国，所谓面谈也没有谈出什么惊人之语，无非是游说包天剑到重庆去。
其实何柱国在接到包天剑的电话之后，马上就打电报给蒋介石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何应钦表示坎迎包天剑去重庆，并且保证其人身安全绝对不会出问题。
随行的王团长此时终于彻底暴露出反共面目，极力煽动包天剑到重庆去。不论顾秋水对共产党有什么意见，但他认为包天剑这样干非常不妥，为此找包天剑长谈了一次。顾秋水说：“第一，何柱国煽惑这件事是为了向蒋介石邀功清赏，好像是他把你从共产党那里拉回来的。西安事变时候他就背叛少帅投靠了蒋介石，现在又用你来请功。第二，蒋介石最不讲信用，何应钦的担保更靠不住。第三，你去重庆即便没危险可也没前途，现在你是一个本钱也不趁的人了，蒋介石怎么能重用你？所以我的意见是：一、我们还是去延安，周恩来满口答应我们建立一支新式的、革命的东北军，不能说话不算，一些细节也不难解决。如有困难解决不了也不要提什么分外要求，可以提出送你到苏联学习两三年，理由是政治思想水平太低，先学习学习本事，提高提高政治水平和思想觉悟，干革命的日子还长着呢。二、如果还不行，那时再走。统一战线政策允许来去自由，他们不会太难为你。来去要光明正大，这样中途不辞而别实在对不起周恩来先生，也对不起东北救亡总会的一些老朋友，大家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期望也很高。反正无论如何不能去重庆，不要对蒋介石抱什么幻想。最后实在没办法，可以到香港或到欧洲游历，这一点你在经济上也不难办到。”
包天剑听后没说什么。顾秋水想，他本是一个不善辞令也是一个没主见的人，容他想想再说吧。其实包天剑去重庆的决心已下。
他把从边区带出的那点人马枪支留给了何柱国，心想何柱国到底还是东北军骑兵军军长，还抗日。哪里知道何柱国很快就完蛋，包天剑留下的枪支想卖也卖不出去，最后落到谁的手里也就无从得知了。交出那些人和武器后，在东北军里混了多年、武器从未离身的包天剑，至此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轰轰烈烈奔赴延安的一行人，此时也就剩下了包天剑和顾秋水。顾秋水最后还让各人将自己的枪支擦亮，当人们将擦过的枪支放到枪架上后，一排排枪就像参加葬礼那样庄重。
他独自在那些武器面前站了很久，这哪里是枪，分明是长歌当哭的男儿咽、他忍不住从枪架上取下一支自动步枪，抚摩着乌亮的枪身说道：“这种自动步枪，全国都没有啊！”
而后他就是退出戎马生涯，也还会在梦中听到这些枪支的哭泣。醒来之后，看看睡在身边一茬又一茬的女人，深感连一个可以说说枪支是女口何哭泣的人也没有，只能对着黑暗悄声自语：“你知道枪支如何哭泣吗？你又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男儿汉吗？”而在没有女人共枕的时候，他可能会情不自禁地号啕：“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啊——”
他原本期望过一个儿子，像这些自动步枪一样禁得起风雨，禁得起拳打脚踢，与他同舟共济，使他如虎添翼的儿子，可是叶莲子偏偏给他生了一个女儿。
顾秋水错了，他无从了解，也不愿了解，吴为虽然身为女儿，可她的一生就像这些自动步枪一样，不但禁得起风雨，更禁得起比拳打脚踢还残酷的日子。
包天剑带着顾秋水，乘何柱国的汽车，与何柱国一起从神木到了西安。
到西安后，共产党没找他们，国民党没找他们，胡宗南也没找他们，不论哪一方政治势力都把他们忘了。
留在神木的人很快四分五裂，王团长并没有跟随何柱国，而是投奔了南京伪政权的鲍文岳。鲍文岳给他在山东章丘县弄了一个县长的位置，当了一两年县长，弄了几个钱回到北平，花十条金子买了一所四合院。一九四九年解放后企图偷越国境，被解放军抓获后又释放，在北京一个电子管厂当了工人。工人成分不但使这个反共老手免除了各种政治灾难，“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成了专政知识分子的工人宣传队队员。
有一个下场很惨，到地方土匪武装那里胡吹，说自己在南京有关系，能弄来多少多少武器，结果被土匪活埋。
还有个营长，岳父大人是阎锡山的高级顾问，通过岳父在阎锡山那里弄了个小官，抽上了大烟，再也不讲抗日，也不再讲反共。
何柱国到西安后先期飞往重庆，不久包天剑接到何应钦电报，也就与顾秋水搭机飞往重庆。
到重庆后与东北军的一些旧人重逢，包天剑又支上了麻将桌。
何应钦将包天剑到达重庆的消息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不计前嫌召见了包天剑，按规定只谈五分钟，实际上却不止五分钟。召见回来，他对顾秋水说：“就是蒋介石一个人在说。”却没有告诉顾秋水蒋介石都说了些什么。
顾秋水想，可能挨了骂。
蒋介石果然把包天剑说了一顿：“共产党是很会骗人的……我在苏联的时候比你还相信共产党，比你接受共产理论还早。你是上当受骗了……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我原谅你……”
包天剑这才算是过了关。
过了一个多月，蒋介石又请包天剑出席了一次宴会。经人疏通，蒋介石最后给了包天剑一个军委少将高参的闲职。包天剑原是中将，这下等于降了一级，使他大为丧气。
顾秋水劝解道：“你不想想，你这样倒来倒去，搁在谁那儿谁不杀你？说来说去蒋介石还算大度，没有杀你就是好的了，还计较什么升降？也许他有意留个后路，老太爷不是还在天津日伪区？
说不定将来就有什么用处。”不久包天剑听说特务头子戴笠要找他，吓得失魂落魄。借此机会，顾秋水又向他进言：“重庆是待不下去了，不会有好结果的。还是设法去香港吧，要走赶快走，晚了恐怕就走不成了。”
包天剑马上弄来两张飞机票，和顾秋水一起飞到了香港。
蒋介石后来也没过问这位军委少将高参哪里去了，显然根本没有把他当回事。
在顾秋水和胡秉宸那次会面中，胡秉宸却这样解释戴笠的事：“戴笠找包天剑是为了拉拢他，分化东北军。”
顾秋水也好，包天剑也好，他们的延安之行本无悬念。但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制作了一个悬念，自己给自己设置了一个误解，不管结局怎样，都应该由他们自己负责。
第四章
1
他们谁也没有料到，一九三七年八月底，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就被日本人占领，南北交通很快就断了。
叶莲子这才尝到了什么叫做出其不意，对埋伏在今天和明天进出口的不测，严重估计不足。也就难怪吴为在进入梦境前，总会怀着某种期待，对“明天”探头探脑地窥测，从未设想过伴随明天而来的也许是当头一棒。家风如此。
她对交通的理解也很具体，所以有个疑问老也不能释怀。那条铁做的路，上面还能跑那铿锵作响、威风凛凛、说轧死人就轧死人的火车，怎么说断就断了？
现在顾秋水是欲归不得，她是欲往不能了。这条不能“交通”的路，轻而易举就把她和顾秋水天南地北地隔在了两处。顾秋水一去音信全无。善于理解的叶莲子对自己说，“那边”不好寄信过来。可是那点左藏右掖的钱，却不善于理解地越来越少。如果说骤然离开顾秋水时她更多的困难来自精神，那么现在她就非常物质地感到人海茫茫，四不着边，没抓没挠。夜晚那张床更像一叶孤舟，即便紧贴着墙也是靠不了岸的。不要说亲戚朋友，连那些不肯善待她的人也没了，和现在一比，乡下的日子可不就是小风小雨？她检讨起来，不见世面是不可能知道自己有多么不知足的。
墙根的蟋蟀开始叫了，出其不意、舒缓有致地，一张一弛、拉弦似的，然后是突然的沉默，暗藏着小小的较量。什么地方不好待？偏偏喜欢墙根这种地方！毕竟还有蟋蟀在呜叫，特别在夜间，就连不常想到春华秋实、风花雪月的人，也不得不因这一张一弛拉弦似的呜叫浮想联翩。而一天天的时间，也就在它们的紧拉慢提中过去了。
老槐树上的树叶子也渐渐掉光，只剩下插在树杈上的鸟窝。白天鸟儿们飞出飞进，倒也热闹；等到夜深下来，鸟窝里也就没了动静。可总有一只鸟儿蹲在窝外，似睡非睡，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就拍着翅膀起来巡视一番，那是雄鸟，守护着窝里的雌鸟和它的鸟孩子呢。是啊，有个男人守着，家里人睡觉都安生。
转眼到了冬天。
冬天的夜晚是为谛听准备的。叶莲子搂着吴为，缩在硬冷的被窝里，接收一墙之外来自各种频道的夜声。
仓促、隐秘、试探、漂浮、犹豫、践踏……的脚步好像不是过行墙外，而是悬行在她们的头顶。冷不丁的一声枪响、不清不楚疹人的喊叫，穿凿过冬夜的冷峭，如背后来的冷枪，让她无从估计又无从防备，意料之中又突如其来地袭击着她。
叶莲子就想，幸亏顾秋水走了，她的日子再难也有所值。
偶尔也有轻佻男女的笑声，醉酒人踉跄的脚步、含糊的酒话、惊天动地的饱嗝……又让她觉得这个冬天的日子，并没有因为顾秋水的离去或日本人的到来有所不同。
“硬面——饽饽！”的叫卖声，被寒峭的北风撕扯得断断续续，找不到归宿似的擦着胡同两边的山墙，东扑一下、西落一下，最后只好在一处墙角旮旯蜷缩下来。
在北平众多随季变换、包罗万象的叫卖声中，。卜莲子单单留住丁似乎只在冬季夜晚出现的“硬面——饽饽！”而略去了那些具有歌唱性质的吆喝：滋养健身的“萝卜赛甜梨——”据说吃了那萝卜再喝杯热茶，医院就得关张；夏日正午，在荡悠着“吊死鬼儿”的老槐树阴凉下，听着都爽人的那嗓子“凉粉儿——”；年节前后扛着条板凳的“磨剪子，磨刀嘞——”，“锔盆锔碗锔大缸嘞房东杨大嫂说，有个街坊半夜三更打完小牌，饿了，到街上买个硬面饽饽，饽饽拿到手，一抬头，发现卖饽饽的没有下巴，“遇见鬼了不是？”杨大嫂说。“硬面——饽饽！”的叫卖声，也这样进人了吴为只有七八个月的生命。尽管以后她再也没有听到过这种叫卖声，可是逢到冬天的夜晚，尤其在最为寒冷的某个冬夜，这个叫卖声就会不期而至，——从她的第一个冬天一直响到她最后一个冬天。叶莲子多次讲到的这个没有下巴、叫卖硬面饽饽的人，都不如这个找不到归宿、风中之絮般扑来荡去的叫卖声，说紧不紧、说松不松，说忘记却又记着、说记着却又忘记地牵着吴为的心。如果她一辈子快活不起来，如果她一辈子把自己的日子和他人的日子搅和得一塌糊涂，真不能一味怨天尤人。有多少次，吴为想对她的至爱胡秉宸说一说这个至关重要的叫卖声，可一涉及这类话题，也算伶牙俐齿的她就显得期期艾艾。也许作为作家的她对此也无能为力，也许胡秉宸嘴角上那一丝不以为然的笑意让她却步，欲言又止。不要说胡秉宸，哪个人听了吴为的胡言乱语不觉得她是在装神弄鬼？等到清早起来，叶莲子就对着一天天见少的银两发愁。
她早就退租了其他两间房子，只留下一间，仔细收好和顾秋水的琐琐碎碎。在收拾那些东西的时候，她没有显出太多的伤感，坚信它们早晚会重现旧貌。尤其顾秋水从旧货店买来的一块桌布，白色，四边镂绣着葡萄和葡萄藤叶的纹饰，让她摩挲再三。即便后来飘零天涯，叶莲子也没舍得把这块来历不甚合意的桌布扔掉，不论身归何处，一旦能有几日盘桓，便旧梦重温地把它铺在或木质粗糙、或摇摇欲坠、或腿脚不全的桌子上，哪怕最后流落在黄土高原的破窑里的时候。
她实在不明白，那块破旧的桌布，为那本就破败的窑洞，又在那块来历不明的没落上增添了多少破落！
离开土地之后，木匠的儿子顾秋水，很快就掌握了城市生活的小情小调——
也不破费，不过一块桌布；
一个从旧货店买来的小摆设，几件一旦成为：二手货就便宜得像是白捡的贵重衣物，尽管那些东西的出处，让墨荷的女儿叶莲子有些莫名的尴尬；
几枝就近从包家院里采来而不是买来的鲜花……
物美价廉地使他们的日子同样物美价廉起来。
所以吴为出生的那天早上，顾秋水从包家院子里采来一把紫藤，并不意外。
叶莲子是个计划性很强的人，读者可能还记得，她从小就知道怎样运筹自己那点口粮，知道怎样才能使那点口粮的效益发挥到极至。好比如何对待正月十五以后从供桌撤下、分配到她名下的那个白面馒头。
所有用不着的破烂都被叶莲子收起，一捆捆分门别类用绳子捆好，必要时拿去换盒火柴也是好的。炉子只在做饭的时候点燃，叶莲子不怕冷。穿着指甲盖大小的棉花疙瘩絮成的棉袄，也能扛过东北老家冬天的叶莲子，什么样的寒冷还能难倒她！
吴为却不识时务地哇哇大哭。
叶莲子只好把顾秋水的时尚画报杂志《良友》《万象》之类用来溜了窗户缝，又把被子、棉衣，凡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