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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字真是又蠢又俗又笨！
有些事并非凡人都能”染指”，不论佟大雷多么自以为是，诗词这样的洁物，实则与佟大雷毫不着边。他最精彩的文字还是那些打油。
好比一日游灵隐，万头攒动，索然而返，灵隐壁上有斗大四字：咫尺西天。倒启发了他的灵感。为求吴为一笑：打油一首——
咫尺西天处，香烟腾云雾。
男女膜拜者，颇多大脚裤。不论填词作赋还是本人，佟大雷只合打油。想起胡秉宸当年正是一句秦少游缴了她的械，吴为心中更是不耐烦，怎么人人都玩起了模仿秀！
想不到佟大雷这样纠缠，只好给部里几位领导包括佟大雷在内写了一封公开信，算是一个警告。佟大雷回信道：
“作为朋友，即便写一封信给我，总不会引起我的神经发作。然而竟是如此惜墨如金，某某某、某某某并某某的一封官书，实在人情之外，就是一位公主也未免过分一点。”
从此“安史之乱”方才平复，吴为以为佟大雷的爱情攻势从此也就平息下来。
她对佟大雷过剩的精力，认识得太不足了。
如果“永动说”不能在物理学上成立，那些对“永动说”执迷不悟的科学狂人，最终可以在佟大雷这里得到极大的心理弥补。
胡秉宸那里也是每天一封信。吴为对着那些信说：“不，我不给你回信。”果然没有一字回复。
她在山坡上爬来爬去，天边的云就低了许多，也像从来没有胡秉宸那个人似的按时起床、睡觉、工作，写点什么……渐渐觉得日子和她都像云一样平滑了。有时也想到自己的自私，为了逃避这个爱，把母亲和女儿扔在北京，难道她们不想念她、不需要她的照顾吗？
可是胡秉宸突然来信，说肠子上长了什么东西；已经住进医院等等，那平滑的云或是山坡马上完蛋。
她连夜赶到县城，拿着手电筒在阡陌小路上疾步赶路，除了远处的狗吠，只有那束手电筒的光亮，在黑暗的包围中渺小无力地颤动着。
县邮电局的木板门，敲起来响彻整个寂静的山村小镇，可是工作人员像在石头里冬眠。她咬着牙、闷着头不停地敲，直至敲开一扇木板窗。一个头发直竖的脑袋从里面钻出，“什么事？”
“打电报。”
“这里没有电报业务。”头发直竖的脑袋又缩回石头里去。
此时吴为变得十分聪明，她想到了县委会。果然有灯光，有人值班，安静地过着一个山区的夜晚。她拿出工作证，信口雌黄地使用着“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招摇撞骗的伎俩：“我有急事，必须马上请示……”
中年人对她的证件肃然起敬，那么容易地就相信了她，“没问题，没问题。”甚至高兴有机会帮助她，同时也有能够使用权力的慷慨。
吴为好一阵惭愧，欺骗这样一个对中央部门怀着如此敬意的人实在可耻。
她真想对他说“我其实……我不过急着要用电话”，却变成了“我可以付电话费”。
“都是为了工作嘛。我这就让接线员给你接电话。”
他走到院子里，大声吆喝着：“小王，小王！”这一吆喝肯定把全院子的人都得吵醒，可只有一间屋子的灯亮了，也许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夜牛吆喝。叫做小王的，摇着一个二十世纪初的电话机，把她要的电话号码传递给遥远的一部电话机，她要靠着这样复杂艰难的链接、运载，把她的焦虑从这个小小的山区，传达到胡秉宸那里。
这古老的山镇、古老的电话机和古老的生活，让她突然有了瞬间的反省，比之它，万物的虚浮不过是很不清晰的一个闪念。
电话终于接通，有山有水的距离在线路中声声漫漫，忽断忽续，“喂……”当她听见胡秉宸的声音时，似乎又要昏倒下去，瞥了一眼一旁的小王和中年干部，挣扎说道，“我接到了您的信，”并不是为了隐瞒，而是不愿亵渎小王和中年干部协助她的真诚，“我想请示一下，我是否……是否留在这里继续工作，还是立刻返回？”胡秉宸的声音听上去很虚弱，确有重病缠身的样子。
听出吴为的焦虑，胡秉宸更加利用起来，他当然要她立即返回。
他没有说医生已经确诊，肠子上那块东西不过是块息肉。吴为也没有问是不是癌，——既然她没有问，不说也不为过，只用更为虚弱的声音说了一个“喂”。
要是他用更虚弱的声音说一个“喂”，也没有什么不对。夜间，他正睡得迷迷糊糊，脑子不够清醒或是嗓子发干等等，“我觉得你的工作不一定非得在那里完成，这里毕竟是变革的中心……我想你不如回来，不要失去感受这样一种氛围的机会。”他在电话里只能说这样的官话，好在这样的官话说起来得心应手。她在电话里也是吞吞吐吐，显然一旁有人。
吴为却理解为他的情况不妙，说：“好，我马上回来。”
马不停蹄赶回北京，放下行李就到公用电话亭去打电话。胡秉宸上来就是一句：“亲亲，你可回来了。”吴为赶快转过身去，用背对着守电话的人。能把吴为千里迢迢扯回来的，是胡秉宸到底有没有生命危险，而不是这声“亲亲，你可回来了”。
“喂，你怎么不说话？喂——喂——”他以为她生了气或是电话线断了。
“等一会儿——”她像刚刚跑完一个全程马拉松，声带干得要裂了。
到了现在胡秉宸还不肯告诉吴为，实际上他什么病也没有。
“我……可以去看看你吗？”
“不行。”
“为什么？”
“我怎么和别人说？”
对，他怎么和别人说？他们的关系是见不得天日的。她有什么资格关心他有没有生命危险？可是他们之间到底有过什么关系？除了那一个短暂的、来不及体味就瘫软过去的接吻？难道他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催她回来，就是为了对她说一声“亲亲，你可回来了”？而她居然为这个见鬼的理由，千山万水地跑了回来！
胡秉宸却享受着这种日子。日子过得颠三倒四，早上一睁开眼睛，满眼都是吴为；晚上一闭上眼睛，满眼也是吴为。连湖面上随水流动的落叶，在他的眼睛里也变做画笔渐次的排列，显出像情绪化的吴为那样难以捉摸的色带。
吴为也不得不陪他陷入这样的日子。
为避人耳目，他们到远郊去。因为总是坐着轿车出出进进，胡秉宸没有大衣，他那件薄旧的小棉衣，在初冬深秋旷野的冷风里单薄得像是没有穿衣；头上也没有帽子，两只耳轮被冷风吹得又红又紫。吴为伸出手去替他焐着，“噢，噢，你的耳朵怎么冻得这么红？冷不冷？冷不冷？”
“冷。”他说。“唉，你长了多么硬的一对耳朵。长这种耳朵的人，多半儿不受他人的影响，而是固执己见。”
可他现在已经没有了己见，只有吴为。而在这之前，正像吴为说的那样，谁也别想影响他、左右他，谁也别想在他耳朵旁边吹风，软风硬风都不行。
吴为的手掌宽宽厚厚，手上流出的是朴拙的疼爱。眼神像一头鹿妈妈，驯顺，善良，关切，疼惜，就差那么一点让男人一下子燃烧起来的火星。
这样焐过他的耳朵，还不进入约定俗成的场景，而是说：“我们买一个口罩吧，这样可能暖和一些。”他们进了一间小百货店。胡秉宸任吴为唠唠叨叨说些可以不用心去听的话，什么也不想，一味体味着被她牵着走来走去的感觉。哪个女人可以让他这样心甘情愿地服从？有时听任白帆摆布，只是因为懒得与她多费口舌；而听任吴为摆布，却是赏心乐事。
然后她把口罩给胡秉宸戴上。先将口罩带子套在他的颈上，食指和拇指牵着带子两头绕过他的两耳，弄得胡秉宸其痒难熬，后来又在他下巴上打了个结，“怎么样？紧不紧广再拽拽带子，“松不松？”
“松。”
吴为又用力拽了拽带子，“到底是紧还是松？”
胡秉宸的心被一种不熟悉的力量轻轻攥住，幸福？快乐？喜悦？甜蜜？舒适？……无以言说，便对吴为说：“白帆从来没有这样关心过我，更不要指望她为我焐一焐冻僵的耳朵。”
然后就是播放那个冗长的、早已拷贝过的老版本——
“我和白帆一九四一年同居，没有结婚手续。那时我刚从延安到蒋管区从事地下工作，时间不长，接触的女党员只有她一人，彼此对性格、经历事先也没有充分的了解。同居后不久，就发现很难相处，当时没有条件生活在一起，大约每周见面一次，即便如此，她也经常为一些琐碎的事动手打我。有一次用燃着的香烟按在我的臂上，还多次用杯中开水泼到我的脸上。我还年轻，对夫妻生活完全没有经验，我非常吃惊，很难想像…个年轻的女人会这样对待男人。但是限于地下环境又怕影响工作，不好声张……事后我才了解到这可能与遗传基因有关，她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性情暴戾的人，也是如此虐待她的母亲。
“解放初期，我们的关系已破裂到准备离婚的地步，但那时大家忙于工作，加之工作不在一个地区，也没有机会办理这件事。直到一九五五年审干，有人来调查白帆同另一个男人的关系，才知道她一九四六年就同那个人有了关系，所以一九四七年她生的那个儿子是不是我的儿子还是个疑问。
我们多次争论过这个问题，她说按月份应该算是我的。她说的也许有道理，因为那个时期她和我们这两个男人花插着睡，我不能证明不是我的，也不能肯定是我的，争论下来总是没有结果。
“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社会对这类问题带有极大的偏见，几千年来不知多少妇女死于这样的偏见。我作为二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合理的态度，特别它势必影响这个孩于的一生，以后还会影响他和妻子的关系，还有他孩子今后的生活，所以当时除她所属的组织和我之外，我从来没对别人提过这件事……”
吴为好羡慕白帆啊，比起韩木林对待绿帽子的态度，胡秉宸真可以说是高风亮节，白帆真是摊上了一个好丈夫！
她却不想一想，与她有过同样前科的白帆，不但不理亏还敢这样对待胡秉宸，是不是有点不合逻辑？
以胡秉宸这样一个男人，又为什么甘于忍受这样的虐待？
如果她能想一想，就会发现这个版本漏洞百出，胡秉宸如若不是有什么败行劣迹，白帆怎敢这样对待他！
什么样的败行劣迹，才能让一个挚爱丈夫的女人疯狂若此，并下得这样的毒手？
可惜吴为什么也没想，只是一味羡慕白帆的福气。
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白马王子却在“灯火阑珊处”！
于是吴为赶忙把自己类同的历史，对胡秉宸说个明白。尽管她知道胡秉宸早就从人们的议论或人事部门得知她的前科，但毕竟与本人的坦诚交代有所不同，至少说明她信奉“童叟无欺”那一类信条，更是履行一个正式手续，让胡秉宸在“可忍”或“孰不可忍”之间有个选择。
胡秉宸选择的是“可忍”。
吴为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教训，在鬼都不知、完全可以蒙混过关的情况下，为了良心的安宁，将私生子的隐情向前夫韩木林做了交代，韩木林选择的也是“可忍”，结果是“孰不可忍”。
但韩木林怎能和白马王子相提并论？吴为根本不明白，男人一旦不再宠爱一个女人的时候，她们已往的风流账，永远是他们的杀手铜。
可不，如此…个高风亮节的胡秉宸，在婚后不久的一次口角里就变了一副嘴脸：“你知道人家说你什么？说你是个烂女人，都说我和你这种拆烂污的女人结婚是上了你的当。可我怎么就鬼迷心窍地和你结了婚？”——不费吹灰之力，一枪就把欢蹦乱跳的吴为毙呆了。
这一枪与韩木林二十多年前对她的制裁相比，韩木林可就算得光明磊落。
旧时代的男人根本不必为自己的情变设计二个遁身之术。丢掉一个女人或是再讨一个女人回家，理所当然，就像当年顾秋水当着叶莲子的面和阿苏做爱。
顾秋水行伍出身，难免沾染兵痞之习，为所欲为，不在乎舆论。胡秉宸却不然，他横竖要人锐好，且喜水过无痕。当然就要设计一个“理由”，既可安慰自己，又可昭告他人。
大部分女人也会相信男人这种理由，作家吴为也不例外。或者不如说她们并不想探求真伪，因为，这理由不也可以用来交代她们自己的良心、道义以及社会的舆论？
也没想到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后，当同样关爱的场景再现，却招来胡秉宸一顿又一顿呵斥。想来白帆不是从来没有关心过胡秉宸，也不是没有为胡秉宸焐过冻僵的耳朵，而是如她一样，时过境迁。
回到家里，胡秉宸禁不住到白帆房间，希望把自焐耳朵而始并一直持续到晚上的骚动平息下去。可是白帆却说：“去，别打搅我睡觉。”他们有几年没干这个事了，被她一推更觉尴尬。
把胡秉宸赶下床之后，白帆继续睡觉，艨胧中突然觉得胡秉宸最近有些怪异——经常不回家吃晚饭，打电话到办公室也没人接，问司机他晚上是否常常有会，司机也说不出所以；而且每天把头发梳得溜光，还抹很多发蜡，穿着也讲究起来，今天晚上还让她给他买一件大衣。
“你坐小车上下班，又不必站在冷风里等公共汽车，买大衣干什么？”
“有时候到院子里走走，就觉得冷。”
“不行。”她斩钉截铁地说。
忽而要起零花钱，“给我增加点儿零花钱吧。”
“为什么？”“我吸的烟质量太差，弄得咳嗽越来越厉害。”
“那就少吸几包，采取少而精的方针。”
胡秉宸不说话了。而后白帆发现他上交的钱与工资不符，“还有几十块钱哪里去了？”她把工资数了又数。
“买书了。”
“书呢？”
“在……办公室。”或者“记不得忘在哪个会场上了。”
想到这里，白帆的睡意顿时全无，几十年前胡秉宸无端迷恋上跳舞的往事也突然显现。他该不是旧病复发又有了女人？有个女人老给他打电话，声音听上去很年轻，转而又觉得不太可能。可是老给他打电话的那个声音有点熟悉，——谁呢？想不起来。
从这个夜晚胡秉宸开始明白，他可能已经渴望上吴为的肉体。在此之前，他从未有过这样的冲动，很多年了，和白帆做都是机械化运作，现在却多了一些别的。而且这一次骚动比哪一次都丰富、强烈，似乎不亚于青春年少。他一惊，从什么时候起声名狼藉的吴为，在他心目中变成了风情万种？
那个冗长的、既可安慰自己又可昭告他人的“老版本”，并不能让横竖要人说好且喜水过无痕的胡秉宸心安理得。这种时候，胡秉宸根本顾不到吴为。
也就难怪胡秉宸有时突然变脸。牵着吴为的手，正谈得高高兴兴，突然中途停下，说：“不去了，我要回家。”缄默的薄唇，石头一样地冷峻，再不会发出多一个声音。
吴为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也知道逢到这时留也留不住，即使她哭、她恳求，也是白搭，胡秉宸那对硬耳朵是不会轻易听人支配的，只有无奈地看他离去。不过想想进入”情况”的胡秉宸，是不能仅仅用“疯狂”那样的字眼来说明的。那不是疯狂，而是眼见着一炉钢铁，在炽热的火焰中渐进地熔化，与其说是柔情，不如说是英勇壮烈。能在这熔化中同为灰烬，该是死而无憾的了，吴为又有什么不知足的？
比起更重要的筹码，吴为就无足轻重了。有消息说他前景不妙，仕途多蹇。胡秉宸不是钻营之辈，恋捞却是人之常情。与吴为的关系如果曝光，结果如何？无须多言。家庭这个形式在仕途上的印象分不可低估，即便在西方社会，那些竞选总统的人，还得在选民面前扮演恩爱夫妻，实情如何另当别论。为此他和白帆早就达成协议，彼此既往不咎，面对新的形势，同心协力，一砖一瓦垒筑起这个家，虽然不尽如人意，也不能想像拆毁它的后果。
为了这个模范家庭，胡秉宸又做了多少忍耐、铺垫，拆毁它不等于前功尽弃？只是碰到吴为之后，这个稳定的家庭才有了飘摇之感。是不是？！整日坐卧不安地等着一个女人的电话！
也不仅仅是中国作家的矫情，俄国小说家赫尔岑也有涉足、兼容哲学之好，早在小说《谁之罪》中作过如此归结：“一切违反人性自然的美德，勉强的自我牺牲，大半只是一种空想，实际上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