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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矩吗给上级机关打报告，越往上去，字应该越大，字数也应该越少。
田守诚信手翻去。原来是上面转来的一封人民来信。
肖宜怎么搞的，这样的信也要转给他吗继而又想，肖宜不会错，肯定需要他
亲自处理，才会送给他的。
什么问题呢他潦潦草草地看去，竟然是批评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过的，到二
ooo年建成多少钢铁基地、煤炭基地、十来个大庆的规划，是左倾思想在经济建设
上的反映，是沿袭五八年大跃进、不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错误。信上列举了一
九七九年的国家基本建设计划中，有哪些不够基本建设条件的项目，硬是列入了计
划，拉长了基本建设战线，浪费了多少有限的基本建设投资……看得田守诚眼皮直
跳。他沉下心来，端起茶杯，呷了一口。
写信的，准是重工业部的人，所以这封信才会转给他。谁呢田守诚翻到最后
一页。哦，贺家彬。“天安门事件”的时候，这个贺家彬折腾得挺热闹，又是送花
圈又是写诗，要不是他那个局长方文煊顶着、包着的话，差点没给送去坐班房。不
过也幸亏有人顶着、包着，不然，真的送了进去，现在又是田守诚的一笔账。田守
诚不由得笑了一下。什么年月了，还吃这碗饭，太不识时务了。
照转贺家彬所在的司局吗不，这件事比较棘手。对中央领导同志同意过的方
案提出指责，上面不会不挂号的。部里不表示个态度就这么转下去，万一将来上面
有人想起来，问上一句，怎么答复呢田守诚把有关部门在信上的批字又看了一遍，
似乎看不出什么倾向性的意见。只写道：“转去人民来信一封。”
这该如何处理田守诚不停地、机械地转动着手里的铅笔，很长时间，不知怎
么下笔。最后，他终于在那份人民来信上批了一句：“请郑子云副部长阅处。”这
么处理还是说得过去。郑子云现在正热衷于抓什么体制改革、企业管理、思想政治
工作。实质上在和“学大庆”唱对台戏。不是吗前些日子在曙光汽车厂搞了个民
意测验，真是笑话。
什么“你喜欢什么”他们喜欢什么喜欢邪门歪道！“你关心什么”关心
他们自己！“你痛恨什么”痛恨干活！“需要什么”他们需要钱，就知道向钱
看！“业余时间于什么”吃喝玩乐，不信上馆子里看看！“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希
望吗”问他们！“四化‘最大的障碍是什么”现在谁能听谁的“你愿意在这
个厂工作吗”他愿意上美国，你送他去吗搞的什么名堂！思想政治工作这么搞
还不乱了套民意测验，那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
拿郑子云和田守诚相比，一个好比是打守球的，软磨硬泡；一个好比是打攻球
的，一个劲儿地猛抽。
田守诚会时不时地给郑子云吊上几个小球，然后冷眼地瞧着郑子云毫不吝惜地
消耗着自己的精力。他并不把郑子云当做太了不起的对手，犯不着跟他费那么大的
劲。郑子云的对手早就有了，那便是这个社会里，虽说是残存的、却万万不可等闲
视之的旧意识。
鸡蛋碰石头啊。
去年田守诚出国考察，开中央工作会议时，由第二把手郑子云参加。那时，所
谓六十一个叛徒问题还没有个说法，庐山会议也没有平反，刘少奇的问题还没提到
日程上来。你郑子云听就是了嘛，发什么言！说什么：“干部免不了要犯错误的，
以后谁犯了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是什么性质错误，就是什么性质的错误。不
要一犯错误，就是叛徒、特务。刘少奇那个专案的材料，什么问题都不说，光说是
叛徒、内奸、工贼，我认为这是苏联秘密警察的办法。
还有彭德怀、杨尚昆同志的问题，也说他们里通外国，抓一些莫须有的事，不
能说服人。今后处理干部，要实事求是。“
这样的话，是冲着谁呢太危险了。当然喽，现在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平反了，
六十一个叛徒的问题、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问题，都平反了。但终究是冒险的。
而冒险总会有所失误，说不定哪一次一个筋斗就栽了下去。“反击右倾翻案风”那
次，田守诚那么一个谨慎的人，等了又等，看了又看，结果还是失算了。那个教训，
足够田守诚窝心一辈子。
会上有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不是会议的议题，可以把
这个问题作为理论问题从容讨论。郑子云却说：“这个问题讨论得好，下一阶段的
会才能讨论得好。这次会议要讨论许多重大的方针政策，讨论了就要干的。这许多
方针政策是以指导思想为基础的，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意见。
如果有的理论刊物不同意，再有中央哪位负责同志也不同意，再加上有人说现
在是让他们‘放’，如果现在是‘放’，以后是不是又要t收，我们具体执行的
同志就不放心，没法放手去干。理论家可以从容讨论，我们回去就要根据会议的精
神干，我们不可能坐而论道。“
人家讲人家的意见嘛，你郑子云愿意论就论，不愿意论就不论，得罪人有什么
好处，特别是舆论阵地，搞不好什么时候找岔子在报刊上给你来一家伙，那影响可
怎么收得回来。
还说什么“宣传毛泽东思想，要全面准确，要打破‘ISl人帮’搞的‘一句顶
一万句’的枷锁。”
还好，在对“凡是派”的问题上，他的表态还是明确及时的。这才是顶重要的
一件事。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看准了风向，该表态的及时表态。其他全是瞎扯淡。
田守诚从里间走了出来，把准备在厅局长会议上用的讲话稿还给了肖宜，说道
：“肖宜同志，这篇东西我看过了，具体的我也提不出太多的意见，只觉得说得还
不透，你是不是再和调研室的同志们研究研究，结构再调整一下，语言再凝炼一些，
内容再充实一些。
文字不能太严肃，可也不要太活泼；要站得高一点，但也不要太空。
请你再辛苦一下。好不好“
田守诚总是这样，自己从不动手，也不把自己真正的意图、观点，清楚、明确
地告诉经办的IS＇志。刚开始给田守诚当秘书的时候，肖宜真是吃了不少苦头。一
个讲话，总是左改右改。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改，以及应该改些什么。田守诚作一
个报告，肖宜总要累掉几斤肉。渐渐地，他也摸出了一点规律，想出了一点办法。
现在，肖宜毕恭毕敬地听着，认真地翻着手里的文稿，不断地点着头。等田守
诚说完，立刻说：“是，一定按您的意见改好。”其实，他心里正在琢磨如何剪剪
贴贴、勾勾划划，把第一页变成第三页，第九页变成第七页，拖上几天，什么都不
用改，等到作报告的头天晚上十点钟送到田守诚家里，再说句：“我们按您的意见
改了。”
也就行了。每每田守诚讲完之后，还会对他说：“这次改得不错，比以前的好
多了。”
“还有，这几份文件我看过了，请你转给有关同志吧。”
这时，林绍同走了进来。默默地看了田守诚一眼，田守诚立即会意地走进里屋，
林绍同随后跟了进去，并且随手把里屋的门关上了。
真可笑！好像谁会对他们这种见不得人的活动感兴趣。肖宜早就感到，田守诚
和林绍同的关系亲呢得不正常。他立刻以送文件为由走了出去。肖宜正巴不得离这
种不正常、没原则的东西越远越好。
纪恒全把贺家彬那份人民来信送给郑子云：“田部长那里转来的。”
郑子云匆匆地翻了翻，然后，朝站在一旁的纪恒全斜睨了一眼，便把那篇东西
往写字台里一塞：“好吧，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是郑子云表示谈话或办事到此为止的意思。
看着纪恒全走出房间，郑子云又从写字台里拿出贺家彬写的那份东西，认真地
再看一遍。他一面看一面微微地点头。
渐渐地，他感到被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紧紧地攫住。那东西用它看不见的肢爪
扼他的脖子，挠他的心。
那是什么呢他非弄清楚不可。郑子云不喜欢不明不白的东西。他潜下心来审
度自己。
第十八章
近了，近了，好像看清楚了。那东西竟有些令人难堪。他犹豫了一下，它立刻
滑了过去。
“你没有勇气正视它吗”他尖刻地反问自己。静静地想了一会儿，然后像斗
牛那样扎下自己的脑袋，硬着头皮，猛地一下扑了上去。
他终于明白。他绝不可能写这么一篇报告，去明明白白地阐述自己真正的看法。
当然，按照他的身份，不必这样去办事。但只是身份吗他能无愧地说，那难
能可贵的，使一个人懂得如何生、如何死的信念、良知．一如当初那样未被世俗利
禄的尘埃所遮蔽吗从干校回来之后，很久没见过贺家彬了。当郑子云还被作为“
走资派”审查的时候，他们曾在一个班里劳动过。那时，贺家彬很有些和别人不一
样的地方：众目睽睽之下，竟敢分担他力不胜任的担子；甚至和他讨论恩格斯的《
自然辩证法》；谈论蓝眼睛的白猫为什么是聋子，应该验证一下，但他们谁也没见
过蓝眼睛的白猫；告诉他学习小组长的外号叫“发了疯的钢琴”，连长的外号是“
拱形的线”。因为他给大家分菜的时候，先是舀上满满的一勺。你以为他是那么慷
慨吗不，接着他就把菜勺抖了又抖，直抖到剩了半勺，好像就要因此而破产，一
咬牙、一跺脚地扣在你饭盆里。要是他发现领菜的队伍里有值得拍马屁的人，情况
就不一样了。他会从那人的前三位起，逐渐增加份量，至那人时，达最大量，然后
又逐渐下降至半勺。当然，也有人叫他“张半勺”，不过贺家彬说，那个外号就不
能说明连长的特异性了，等等、等等。和贺家彬在一起的时候，郑子云有一种变得
年轻的感觉。贺家彬有一种特殊的、摆脱不愉快的心境的办法——不停地说着刻薄
的玩笑话。
回到部里，人人各就各位之后，那种亲密感好像消失了。有次去部里看电影，
在公共汽车上，郑子云遇见了他。他竟不无讥讽地对郑子云说：“您体验生活来啦。”
工作、工作，忙、忙。把郑子云的什么都挤掉了。应该和贺家彬聊聊，即使不
谈这封人民来信，谈谈“拱形的线”和“发了疯的钢琴”也好。听叶知秋说，她准
备和贺家彬合作，写一篇报告文学，宣传一下像陈咏明那样有魄力、有胆识、一门
心思干“四化”的厂长。
不知道他们写得怎么样了。叶知秋那个人似乎有点神经质，忽而要研究经济体
制的改革，忽而又要写报告文学。文人嘛！心血来潮。也许这就是灵感吧。郑子云
拿起电话筒，本想拨个电话给贺家彬，约他聊聊。已经拨了三个号码，又把话筒放
下了。他觉得不妥。已经不是在于校的情况了……郑子云和部内任何一位同志的交
往，始终保持一种不近不远的工作关系。他觉得，过分亲昵的关系，会给他那一贯
坚持原则的形象造成一定的错觉，招致非议。
这封人民来信如何处理呢田守诚显然是把难题推给了他。
目前情况仍然十分复杂，力主改革和力主按老规矩办事的两大派别之间，斗争
相当激烈。那些吹牛家们，靠空喊政治口号吃饭发家的人，成帮成伙地纠结着，从
上面到下面。贺家彬的话说得很对。
经济上不顾客观的可能，不顾人民的负担，向国家大量要钱。
宝钢二百个亿，武钢几十个亿。搞什么高指标，一九八五年六千万吨钢，二亿
五千万吨油，说梦话吧！再搞高指标，长战线，重蹈大跃进的覆辙，这点家当就要
完了。
到现在，仍然对改革持抵制态度。对实践是检验客观真理的惟一标准，还是不
懂。听说有个单位搞政治测验，什么是检验客观真理的惟一标准百分之三十的人
回答是实践，百分之七十的人回答是权力。真是让人啼笑皆非。难怪有人紧紧地抓
住权力不放。改革之所以困难，相当大的原因是在这里。
对生产目的性的讨论冷嘲热讽。这样一个在共产党的纲领里开宗明义便明确了
的问题，现在却不得不重新拿出来讨论。有人偏偏不愿意懂。这个问题不解决，工
业生产的方针就不可能正确，工业发展的速度就快不了。到处都在办工厂，老百姓
却没有房子住，可是工厂呢倒空着，长期不能投产。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外乎两个：一叫国强，二叫民富。国强民
富总有一个本末、先后的问题。只讲国强，不讲民富，国也强不起来，民也富不起
来。这和很多具体问题有关。比如计划，能不能反映客观实际的需要虽然毛主席
多次提出农、轻、重的比例，实际上却是重、轻、农。赞成高指标，计划本身就是
不平衡的，有缺口的。而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计划可以有缺口，可以不平衡，财
政可以有赤字，通货可以膨胀，这才能促进人的主观努力，产生积极效果。有人甚
至说：“世界上的货币史，就是一部通货膨胀史，因此我们应该多发票子，历史上
历来如此。”不知马克思对此公的宏论会作何感想。
一定要把人民的生活搞上去，多还点账。生活上去了，积累多了，重工业自然
而然就上去了。只有民富才能国强。要考虑计划的平衡，考虑市场，不能有赤字，
不能有通货膨胀，不能影响人民的生活。
在基本建设计划的制定上，不考虑项目的可能性，不作详细的、科学的技术分
柝，不进行几种方案的比较，不尊重科学家得出的结论，一拍脑袋就是多少、多少，
上这个、上那个，谁都可以随便批东西、批项目，这个人也能决定问题，那个人也
能决定问题。这完全是封建的办法。即使你这个人有十分的天才，也不是全能的。
对企业的管理，还沿袭着家长式的、行会式的管理办法，没有科学的组织、科
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计算，不看经济效益，不抓经济核算，下死命令，限期完成，用
大嗡大轰的群众运动、简单的口号，代替科学的均衡生产，代替科学的管理……自
以为这是有魄力，有办法，管理就是个“严”字喽，结果是一塌糊涂。
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成风。什么十个大庆，大庆下面还有个大庆，大庆周
围还有个大庆。没过多久，又说松辽平原没有大油田了，只有分散的小油田。而后，
在国务院会议上说，十个大庆是中央决定的，把责任又推到中央去了。这是什么作
风。
矛盾是错综复杂的。困难哪。困难在于，这场斗争，不像战争时期那样敌我分
明。有些说法表面看来好像还是对的，实际后果却是严重的。它造成千百万人的贫
困和因之而来的大量的社会问题。比如，对生活的失望、悲观、因为你提我不提的
几块钱工资冷酷相待……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资本家、没有了地主生活还是那
么贫困，这像是没有尽头的贫困根源到底在哪里生活的目标是什么……人的灵魂
将在这旷日持久、为每日的食物而竭尽全力的挣扎中遭到腐蚀。它引起激愤、忧虑、
人的尊严的丧失以及对自身生存价值的怀疑……
不．一定得让老百姓像个人那样活着……
如果说过去有许多事情曾让郑子云感到忧虑，那么现在，在三中全会以后，他
恢复了信心。
郑子云认为，三中全会，是党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
如果说它的重要性相当于长征时期的遵义会议，一点都不过分。
三中全会只开了几天，许多重大事情都是在三中全会前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决
定的。他参加了那次工作会议，对会议的全过程是清楚的。当时，“凡是派”的一
些人还在台上，首先是“实践是检验客观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提出，和对“两个凡
是”的否定。这是极其重大的事情，在思想意识上解放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被捆着的
手脚。
以后一系列的改革、平反之所以能够进行，都建立在三中全会这一思想路线的
基础上。如果没有这条思想路线，就是抓住了“四人帮”，人们还是在过去的道路
上摸索，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改革。
农村的放宽政策，休养生息，是同穷干、大干、苦干、以粮为纲相对立的。允
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以计划调整为主，开展市场调节，保护竞争。缩短基本建
设战线，反对高指标，反对浮夸风，反对过高的积累，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提高粮
价，稳定农民这一头。
为“天安门事件”和一切冤假错案平反，包括为错划的右派平反。纠正对知识
分子的错误政策，以调动千百万人的积极性。这一切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重大决
定，都是在三中全会的基础上展开的。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