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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没有显出病态。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次是我们从美国回来不久，秋天的一个上午，阳光很好的
样子。我站在她的房间里。她穿着一件前开口的宝蓝色的小毛衣站在电视机前，一
边摆弄着柜子上的什么，一边对我说着这句话。妈常穿那件毛衣，因为合身，不像
别的毛衣穿上去总是显得臃肿。
就在这封信封里她还写道：“……假如有一天我突然病了，或者死去，你千万
别回来，你回来也拉不住我。冒着坐飞机的危险何必呢。只要你听姥姥的话，别回
来，姥姥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
所以妈在住进医院之后，从未主动提过唐棣。
我想，她不提，是怕提起来更加心痛；
她不提，是为了唐棣的前程；
她不提，是为了安定我的心。因为她一提就等于“提醒”我，这一回她可能就
活不成，否则为什么叫唐棣回来，那不是要和唐棣诀别又是什么，这一来可不就捅
破了她和我都在极力掩饰的凄惶；
她不提，是怕我为难，她默默忍受着，这，也许、可不就是、真的，死别。
可是她不提不等于我不想。我真的为了难！
这个时候她一定非常想见唐棣一面。
我想把唐棣给妈叫回来，可又怕吓看她，那不等于告诉她，形势险恶，凶多吉
少。否则为什么惊动唐棣，这会不会给妈造成压力？而任何思想负担都可能削弱她
闯过这一关的力量和勇气。今天也许还活着，我还能天天看见她。
我要是不把唐棣叫回来，万一大事不好，我一定会为此而追悔无穷。尽管这是
妈永远不会说出口的愿望。
唉，实在想不出一个两全之计。……
当我后来看到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号妈写给唐棣的这封信的时候，方知妈在
活着的时候就想到了我们如今的悔恨，并早早为我们如今的悔恨开脱了我们的责任
——
第五章
“假如有一天我突然病了，或者死去，你千万别回来，你回来也拉不住我。冒
着坐飞机的危险何必呢。只要你听姥姥的话，别回来，姥姥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
我尽量甩开这些忧虑，寄希望于我的直觉。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妈的手术一
定成功。
手术确实成功了，可妈还是带着没和唐棣见上最后一面的遗憾去了。
我对妈确实太残忍了。
我何曾孝顺过她？！
唐棣倒是常来电话询问妈的情况。
唐棣才是妈的一剂灵丹妙药， 就像她在一九九0年十月一号给唐棣的信里说的
那样，“听了你的电话后，像吃了灵丹妙药，心里多么愉快。多大的安慰呀……书
包，我是多么爱你，有了你姥姥才活得有劲，否则还有什么意思……”
我这时变得非常唯精神力论。几乎每天都对妈说唐棣有来电话，殷勤地、真真
假假地报道着有关唐棣的消息，为的是让她知道我们对她的眷恋，她也就会更加眷
恋这个世界，这不都能增加她和死亡斗争的勇气？
每每我向她转述唐棣的电话时，她脸上的皱纹就舒展开来，那不仅是深感安慰
的表现，还包含着别人无法攀比的满足——她不再像从前一个人拉扯我苦斗那样哭
天不灵、叫地不应。在她生病的晚年，两个那么有出息的女儿在为她牵肠挂肚。
这两年她常说：“我这个小老太太，怎么生了两个这样的女儿？”
言语里满是苦尽甘来的况味。还有对自己居然创造了这样两个人的自得。
她所谓的“这样”的女儿，就是她常对胡容说的“她们都很争气，我再受多少
苦也是值得的”女儿。
当然也有一些迷惑。自己那样一个忍气吞声的人，怎么生了两个这样不肯忍气
吞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
她把唐棣也算做她的女儿了，她是完全有权力这样说的。
我告诉她，唐棣找到了新的工作，这家公司在中国开有工厂，她可以借工作之
便经常回来看看。
妈满意地说：“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一切都按照我们的愿望实现了。”
“唐棣说她年底回来，您手术完了再把身体调养好，等她回来，她要带您吃遍
北京的好馆子。”
她去世后小阿姨对我说，我对妈说的这些话，妈都如数家珍地对她重复过。
我又尽量找些讨妈喜欢的话题。
“妈，瞧您生病也会拣时候。秋天正好做手术，天也凉了，不容易感染，躺在
病床上也比较舒服；我才五十四岁而不是六十四岁，完全有能力来支撑这场手术；
我手头上的稿子也全清了，无牵无扯，正好全力以赴；赶巧宋凡同志能帮上这个忙，
不然谁知道要等多久才能住进医院；您每次病好出院都能住进一个新家……”
或是谈妈的宠物：“您的猫可真行，那天它吃食的时候脑袋一甩一甩的，我想，
它在干什么呢？仔细一瞧，它在吐馒头丁呢。原来它把馒头上的鱼和肝嘬完后就把
馒头吐了。”这时，妈脸上就会漾出些许的笑意。
或是谈我们未来的日子，“咱们新家的地理位置相当好，离前门、西单都很近。
比西坝河热闹多了……”
“楼下有街心花园吗？”妈很关心这个，因为她每天得到街心花园去散步。
“有个小花园。不过我还给您个任务，每天让小阿姨陪您到前门法国面包房去
给我买个小面包，不多买，就买一个。这样您就每天都得去一趟。既锻炼了身体，
也等于上街看看热闹。咱们家到那个面包房还不到一站地，按您过去的运动量，走
一趟没问题。”我得说是给我买面包，我要说给她买，她就没有那个积极性了。
“过马路也不用愁，刚好楼下就是地铁的通道，反正有小阿姨扶着您，上下地
铁通道没问题。”
“新房子的楼梯陡吗？”
“不陡，上下很便当，楼梯还挺宽的。还有电梯，您愿意坐电梯或是愿意走，
都行。”
九月十九号，星期四，我最后签字同意手术。
手术订在九月二十四号。我默念着这几个字的谐音，心里净往好处找补地想：
这就是说，妈至少会活到九十二岁才去世。
手术方案有过反复。
原定的手术方案是经蝶。如果采取这个方案，手术时妈的颈椎就要后仰九十度。
这对老年人很危险也很痛苦，所以需要全麻，而全麻又容易造成老年人的死亡。这
是一。妈的瘤子又大部分长在蝶上，如果经蝶并不能将瘤子完全取出。这是二。
最后还是决定开颅。
甲戈大夫和王集生大夫都是多次做过这种手术的主治大夫了，但是他们一再对
我和妈说，“为了老人的安全和让老人放心，手术由罗主任亲自主刀，我们在旁边
做他的助手。”
我很明白。也很感激他们的这份心意。但凡有些真才实学的人，谁愿意甘败下
风？
甲大夫向我说明了手术方案。半麻醉，加针刺麻醉。加镇静催眠。由于老人对
痛疼的反应不很敏锐，这个麻醉方案通过手术估计没有问题，而且比全身麻醉安全
多了。甲大夫还建议，术后不必住到监护室去，那里虽有机器监护，但是一台机器
看六个病人，万一护士不够经心，还不如就在病房给妈单独请一个特护。妈住的又
是单人病房，很安静。只要妈那边一进手术室，病房马上就进行消毒。这样护理起
来可能比监护室还好，手术当晚由甲大夫值班，发生什么问题自有他在。
我觉得他考虑得很周到，便决定按他的意见办。
决定手术后的这段时间里，妈还不断给我打气：“我的皮子可合了，肉皮上刺
个口子，不一会就长上了。”
我接受了妈的鼓励，因为我怯弱的心正需要这种支撑。
妈的皮子确实很合，可是我们都想得太简单了，在脑子上动刀子和在肉皮上刺
口子怎么能同日而语。
九月二十二号星期日是中秋节。我和妈两个人难得地在一起过了这个节。要不
是妈生病住院，我还不能这么明正言顺地同妈在一起，过上这么一个实在是算不了
什么节的中秋节。
自从再婚以后，每到年三十先生和妈吃过年夜饭，就把妈一个人撂下，陪先生
到他那边去住。
也设想过妈和我一起到先生那边去，或先生在我们这里留下来。可是妈不肯到
一个她觉得不方便的地方去和我团聚，先生也不愿意在一个他觉得不方便的地方留
下来，我又不能劈做两半。
最后还是自己的妈做出牺牲：“你还是跟他到那边去吧。”
我只好陪着先生走了。并且自欺欺人的想，反正大年初一一早我就会赶回妈这
边来；好在妈对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还有兴趣……她该不会太寂寞吧？
我想妈懂得我的心，就是我不在她身边，她也知道我爱她胜过他人。
我终日为他人着想，却很少为自己的妈着想，老是觉得“来得及，来得及”，
妈的日子还长着呢，好像妈会永远伴随着我……我甚至荒谬地觉得，妈还年轻着呢。
虽然我知道谁也不会永远活着，但轮到妈身上却无法具体化。
所谓的为他人着想，不过是牺牲自己的妈，为自己经营一个无可挑剔的口碑。
我现在甚至怀疑起一切能为他人牺牲自己亲人的人。
可是妈先走了，想到那许多本可以给妈无限慰藉，欢愉的、和妈单独相处的时
光却被我白白地丢弃了，那悔恨对我的折磨是永远平息不了的。
更多的时候，我会怀疑起来，万一我想错了，万一妈不懂得我的心呢？我不敢
想下去了。
我甚至想到鲁迅先生写的“阿Q”。在强者面前微笑，在弱者面前逞强的势力、
自私。
妈虽不是弱者，却因爱而弱。在这人世间，谁爱得更多，谁就必不可免地成为
弱者，受到伤害。
每逢佳节倍伤情，可能是我和妈的一个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情结。
本来人丁就不兴旺，更没有三亲六故地往来。从幼年起，就跟着妈住她任教的
小学单身宿舍。在食堂开伙，连正经的炉灶都没有一套。馋极了眼，妈就用搪瓷缸
子做点浑腥给我解解馋。一到年节，看着万家灯火，就会倍感那多盏灯火里没有一
盏属于我们的凄凉。我们那个家就更显得家不成家。少不更事的我还体味不深，就
是苦了妈了。
渐渐地就不再枉存，或说是妄存过节的想头，不管人家怎样地热闹，我们则关
起门来，早早上床、悄悄睡觉。
后来发展到三口人的三世同堂，还有了带厨房厕所的单元房，像个家的样子了，
也有了过节的兴头。可是，自从那年节真正的彩头、第一代人的心尖、第三代人唐
棣出国以后，又剩下了两口。这比没有过三口人的鼎盛时光更让妈伤情。而我再婚
以后，一到年节，简直连两口都不口了。妈一个人守着普天同庆、鞭炮齐鸣的年夜
该是什么滋味？！
我陪着先生走是走了，可心里连自己也不知道地就给后来埋下许多解不开的情
结。凡是妈为我做过的、牺牲过的一切，在她走后都无限地弥漫开来，罩着我的日
子。九月二十三号，星期一。
吃过晚饭，理发师来给妈做术前的备皮。
我坐在灯的暗影下，看理发师给妈理去她从前世带到今世那千丝万缕的烦恼。
不免想到，理去这千丝万缕的烦恼，手术前的事就全部结束了。好像所有的事也都
跟着一了百了了。这景象何等的惨淡。
我示意理发师，妈脑后还有一缕没有理掉的头发。理发师说，明天清早他还要
再给妈刮一次头皮。
从此以后到她去世，妈再也没有照过镜子。
理完发以后，妈赶紧把前几天一再催我给她买的帽子戴上，我知道她不喜欢这
种帽子，可是眼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帽子了，好在不会用上很久她的头发就长出来
了。
她问我：“是不是很像你老爷了？”
我说：“是。”
她说：“真糟糕。”
见过我们三代人的朋友都说，妈是我们三代人中间最漂亮的一个。所以我和唐
棣老是埋怨妈：“瞧您嫁了那么一人，把我们都拐带丑了。”
妈听了不但不气，还显出受用的样子。
妈的漂亮是经得住考验的。一般人上了年纪就没法看了，可妈即使到了八十岁
的高龄，眉还是眉，眼还是眼。嘴唇红润、皮肤细腻、鼻梁高耸。好些人问过妈：
“您的眉毛怎么那么长，不是画的吧？”
或：“您擦口红了吧？”
一想到妈那么漂亮的一个人，没等头发长出来就光着脑袋去了，我就为她委曲
的掉泪。
我想她直到去世再也不照镜子，可能是想为自己保持一个完美的自己吧。
理发师走后我把折叠床打开，我和她的病床并排放在一起。我们躺下以后，我
像往常一样拉着她的手，往往她就这样地睡着了。
这天晚上，我以为她一定睡不好。过去芝麻大的小事都可能让她彻夜不眠。
可是她的手，很快就从我的手里滑出去了。她睡着了，而且睡的很沉。
明天妈就要进手术室了。
可是妈再也没有对我说过什么。一句也没有。
这是一个空白的夜。
我和她之间的一切，似乎都在她交待后事的那个晚上，被她义无反顾地结束了。
我觉得，我那连接在妈身上的脐带，这时才真正地切断了。
我为她能安然地睡去松了一口气，也为她已经能这样淡然地对待生死、对待也
许是和我的永诀而黯然神伤。
她还是妈，可又好像不是妈了。
人到一定时辰，难道都会这样吗？
我尽力克制自己，什么都不要想。我怕一想，我的决心就崩溃了。这对妈好，
还是不好？
我只好硬着头皮挺下去了。这对妈好，还是不好？
我猜妈也犹豫过，也曾想要改变过主意。可她是个好强的人，从不干那出而反
而的事，医院和大夫都做好了手术的准备，她若中途变卦，不就白白折腾了医院和
大夫吗？
我既然是她的女儿，所谓的有其母必有其女，又何当没有这种考虑呢？
那时她要是有一点表示，我立刻就会改变主意。可是妈一点这样的暗示也没有，
矢口不再提手术的事。
为此，妈就把命都搭进去了。
九月二十四号，星期二。
清晨五点多钟的时候，妈坐起来了。我问她：“您要干嘛？”
她说：“我要收拾、收拾行李，准备上路了。”
我心里一惊，觉得这话很不吉利。便对她说：“您上什么路！您是去做手术，
什么东西也不用带。”
她才又躺下了，像个幼小的、听话的孩子。
过了一会儿，理发师又来给妈净了一次头皮，留在妈脑后的那一缕头发也就最
后地消失了。
七点多钟，那个姓周的护士来给妈插道尿管。我看见消毒包有两根道尿管，就
对护士说：“请给我妈插一根细的。”
因为有过插道尿管的经验，知道插细的要比插粗的痛苦少一点。可惜我只有这
点经验，我要是能有更多的经验，妈就可以少受很多罪了。或我要是能把妈将要经
受的一切先经受一遍，也就知道哪些事该怎么做，而不会留下那许多的遗恨。插过
道尿管之后，给妈打了一针镇静剂。不论插道尿管或是打镇静剂，妈都很安静。直
到进手术室，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我又把妈满口的假牙摘下，包好。七点四十五
分，手术室的护士就推着车来接人了。我一个人无法把妈抱上推车，只好求助于那
些像我一样陪床的男士。
然后我一个人推着车向电梯走去。这情景可以说是罕见。哪一个去手术的病人，
不是前呼后拥在满堂亲属，或是机关领导、同事的中间？
有两个病人的陪床家属动了恻隐之心，不但送我一兜食品和饮料，以备手术时
间过长我在手术室外饮用，还帮我推车。
我看了看那一兜有备无患的食品，才明白我是多么没有打这种仗的经验。可是
我不明白，这种时候人们还会有饥渴之感吗？
可我那时谁也不需要，我只想单独和妈在一起。此时此刻，只有我和她。
不论在这之前我考虑了多少，事到临头，还是觉得手忙脚乱，心里没底，什么
也没准备好，可就是再给我多少时间，我照样会感到没有准备好，照样会感到：为
什么这样匆忙？
不过，我要准备的是什么呢？
又“什么”是这样的匆忙？
似乎有一种我不能理喻的力量，将我一分为二、又将我合而为一。那一个我、
看着这一个我，这一个我、看着那一个我。谁也帮不了谁，谁也救不了谁，谁都觉
得谁不是真的。
唯一正常的感觉是我的心在慌乱地跳着。
我一面推着车一面对妈微笑着。一再对她说：“别担心，您最喜欢的甲大夫会
一直守在您身边。”明明是危机四伏，为什么我却要满脸堆笑地这样说？那可不就
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