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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后 有 马
至于其他一马，则颇有疑问，有人说是马廉字隅卿者，这大概是与上二马有难兄难弟关系，以便比之于《水浒传》的阮氏三雄。不过他与北大的关系极浅，与孔德的关系倒深。依我看既称三马当政，则〃此马来头必大〃，非寻常可比，似应属之马叙伦，叙伦字夷初，北大教授，讲诸子哲学，又长于诗文之国学家也。中等身材，留着两撇牛角胡子，貌似老儒，而思想激烈，每逢会议，必慷慨激昂，每请愿游行，必手执号筒，前队冲锋。与李石曾，顾孟余等，均能抓住群众，且具极浓厚之民党『色』采者。与太炎为友，又与吴稚晖、李石曾为同道，盖学生运动中之老英雄。北伐后任教次甚久，遂未北来，虽学而未阀，要系学者中之政客，故在北大前期，极有势力。与上二人相联，可称文科之〃拐子马〃。若舍夷初而取隅卿，殊不伦不类，未免有续貂之讥焉。
又有马寅初，虽名教授而在经济系，后任立法委员，似不在三马之列。将来谈法科时，再来说他。
哲 学 对 台
老北大（民十至十五）之文学院，国文学系之驰名世界无论矣。即哲学方面之名教授，亦很有几位，当时如胡适博士之〃中国哲学史〃，梁漱溟教授之〃印度哲学〃，马叙伦次长之〃老庄哲学〃，蜀人张颐之研究黑狗儿，陈大齐先生之讲〃伦理学〃等。这几位都称得起是有两把家伙的主儿，并且都出有《大学丛书》，世称杰著。其他讲授哲学的哲人还很多，因为他的著作不很出名，也就只好委曲点打入二三流，不在话下，咱的眼光虽然似乎势利一些，然而为叙述方便起见，也就无可如何。
《大学丛书》里最有名而销数最大的，当然得数胡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梁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两本书究竟销了多少，若确实统计起来，恐怕也是一个很有趣味的事情。而其原因，又有〃打哲学对台〃的传说。可惜我只听见老同学们说得津津有味，没有亲眼得见。本来以留学美国的洋博士而教中国哲学史，以布鞋布袜实行墨家精神的士学者，而高谈东西文化，西洋文明，根本就有点滑稽。不过两位都够得上是思想家，真能〃溟究胡讨〃一气。不只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也真讲得出个所以然，所以两位先生都能叫座。据说在同时同地的楼上楼下，胡梁二位便打起哲学对台，胡博士讥梁先生说他连电影院都没进去过，怎么可以讲东西文化，印度哲学？岂不同〃持管〃〃扪烛〃的笑话故事一样。梁先生则说明博士根本不懂啥叫哲学，正犯着老圣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毛』病。惟大家都佩服他们学问精湛，各有专长，这可以说是北大的极盛时代。
梁先生是广西桂林人，原名焕鼎，号漱溟，后以字行，其父名济字巨川，为清室遗臣，殁谥贞端，刊有《梁先生遗书六种》行世。漱溟深目平顶，朴质无文，讲演时则滔滔不绝。尝闻其居西山时，日食粗粝，人多异之，实一思想家而兼笃行者。民十五后，即往山东邹平，作模范农村之实验，并附设学院，与晏阳初等之在河北定县建新村者相似，似又由文化思想理论上之探讨，转入社会经济之实行，自此以后，即脱离北大，著述不多见矣。先生盖欲以一身而兼墨子许行（农家）之行事，可谓卓越人矣。红 楼 内 外
周作人
读了荛公的《红楼一角》，觉得很有兴趣，因为所记的事有些也是我所亲自见闻的。我于民六到了北大，那正是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前夜，我出了课堂，却又进了办公室，当一名小小的职员，与学生教员一直保持着接触，所以这以后的许多事情，如五四、六三事件，八校教员索薪，以至三一八事件，我都在旁看着听着，如今事隔二十多年，虽然大半有点忘记了，但约略记得的也还不少。这回因了《红楼一角》的文章，引起了我的记忆，另〈零〉碎的记了下来，聊以当豆棚瓜架下的消暑资料吧。
从卯字号说起
这里话得从卯字号说起，或者更在以前一点也说不定。民七以前，北大红楼正在建筑中，文理科都在马神庙的四公主府，而且那个迤东的大红门也还没有，只从后来所谓西斋的门出入。进门以后，往东一带若干间的平房，不知什么缘故普通叫做卯字号，民六时作为文科教员的预备室，一个人一间，许多名人每日都在这里聚集，如胡适博士，刘半农，钱玄同，朱希祖以及《红楼一角》中所说沈马诸公，……但其时实在还只有尹默与马裕藻而已，沈兼士在香山养病，马衡大概在上海，未曾进北大哩。卯字号的最有名的逸事便是这里有过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这件事说明了极是简单，因为文科有陈独秀与朱希祖是己卯年生的，又有三人则是辛卯年生，即是胡适之、刘半农、刘文典，在民六才只二十七岁，过了三十多年之后再提起来，陈朱刘（半农）已早归了道山，就是当时翩翩年少的胡君也已成了五十八岁的老博士了。
这五位卯年生的名人之中，在北大资格最老的要算朱希祖，他还是民初（是民国二年吧）进校的，别人都在蔡孑民先生长校之后，陈独秀大概还在民五冬天，其他则在民六了。朱先生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在北大主讲中国文学史，但是他的海盐话很不好懂，在江浙学生还不妨事，有些北方人听到毕业也还是不明白。有一个同学说，他听讲文学史到了周朝，教师反复的说孔子是厌世思想的，心理很是奇怪，又看黑板上所写引用孔子的话，都是积极的，一点看不出厌世的痕迹，尤其觉得纳闷。如是过了好久，不知因了什么机会，忽然省悟所谓厌世思想，实在乃是说的现世思想，因为朱先生读〃现〃字不照国语发音如献，仍用方音读作艳，与厌字音很相近似了。但是北方学生很是老实，虽然听不懂他的说话，却很安分，不曾表示反对，那些出来和他为难的反而是南方尤其是浙江的学生，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同班中有一位姓敷的，……这自然不是真姓，我们姑且以中国旧字母代之，他捣『乱』得顶利害，可是外面一点都看不出，大家还觉得他是用功安分的好学生。在他毕业了几年之后，才自己告诉我说，遇见讲义上有什么漏洞可指的时候，他并不开口，只写一小纸条搓团，丢给别的学生，让他起来说话，于是每星期几乎总有人对先生质问指摘。这已经闹得教员很窘了，末了不知怎么又有什么匿名信出现，作很恶毒的人身攻击，也不清楚这是什么人的主动。学校方面终于弄得不能不问，把一位向来出头反对的姓心的学生，在将要毕业的前几时除了名，而姓敷的仁兄安然毕业，成了文学士。这姓敷的是区区的同乡，而姓心的则是朱老夫子自己的同乡，都是浙江人，可以说是颇有意思的一段因缘。
林琴南的〃蠡叟丛谈〃
后来还有一回类似的事，在五四之前，大约是民七吧，文学革命运动渐渐的起劲，校内外都发生了相当的反应，校外的反对派代表是林琴南，他在《新申报》《公言报》上时常发表文章，肆行攻击，顶有名的是《新申报》上的〃蠡叟丛谈〃，本是假《聊斋》之流，没有什么价值，其中有一篇名叫〃荆生〃的寓言，是专门攻击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的，三人均有化名，钱玄同的金心异曾见于鲁迅的书札中，胡博士的狄莫……盖用《论语》无适也无莫也的典故，便不见有人提起，陈独秀则似名田恒，想起来也有点不大确实了。法科学生张？子喜欢谈京戏，常在《公言报》的报屁股上写些戏评杂文，有一时还曾经同《新青年》的同人讨论过旧戏，虽然双方意见极端相反，却也还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后来林琴南的攻势愈加来得猛烈了，大有凭藉了段祺瑞一派的势力来干涉北大的形势，（那篇《荆生》里便很有明显的表示，这时候虽未动手，但在五四以后，陈独秀终于被迫辞了文科学长而去了。）张？子也有在内策应之嫌疑，于是学校方面下了断然的处置，将他除名，也在毕业之前，与心君后先晖〈辉〉映，更没有第三人可与媲美，因为在蔡校长治下的北大是向来不大开除学生的。现在想起来，这两件似乎都是疑狱，那匿名文件是否心君所为恐怕并无充分证据，张君的内应也不见得真是那么严重，大概透『露』校内消息，给林琴南做点情报，也许有的，或者不值得那么看重，但是那时北大受着旧势力的袭击，在风雨飘摇之中，急谋自卫，不得不取这种处分，也是不足怪的事吧。
生活奏鸣曲 第3章 第二辑（2）
古今中外蔡校长瓜皮小帽辜鸿铭
蔡校长办学是主张兼容并包的，所以当时有些人给他一个四字的批语，叫作古今中外。这四个字虽然似乎散漫，但很足以表示他独有的自由思想的精神，在他以外没有人赶得上，就是现今美国叔叔十分恭维的胡校长，也恐怕还要差一个点儿吧。他所请的各教授中，第一个有特『色』的，大概中外一致的要推辜鸿铭了，他是福建的闽南人，他的母亲本是西洋人吧，所以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作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尤其妙的是他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找了来的，也是一个背拖大辫的汉子，正同课堂上的主人一样，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为车夫队中一个特出的人物。辜鸿铭早年留学苏格兰，归国后有一时也是西装革覆，显出是高等华人，可是后来却变成那一副怪相，嘴里也满口春秋大义，成了十足的保皇党了。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可是他总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例如有一次北大开文科教授会，讨论功课，各人纷纷发言，蔡校长也站起来想要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这是他原来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就充分表现在里边了。
关于端先生
又有一次是五四运动时，六三以后，大概是民八的六月五日左右吧。北大教授在红楼第二层临街的一间教室里开临时会议，除应付事件外有一件是挽留蔡校长。各人照例说了好些话，反正对于挽留是没有异议的，问题只怎么办，打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却有他自己的特别理由。他说道，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新青年》的反帝反封建的朋友们有好些都在座，但是因为他是赞成挽留蔡校长的，所以也没有人再来和他抬杠。可是后面的一个人出来说话，却无意中闹了一个大『乱』子，也是一件很好笑的事。这位理科教授姓端，是江苏人，本来能讲普通话，可是他一上讲台去，说了一大串叫人听了难懂，而且又非常难过的话。那时天气本是炎热，时在下午，又在高楼上一间房里，聚集了许多人，大家已经很是烦躁的了，这端先生的话虽是个个字可以听得清，可是几乎没有两个字以上连得起来的，只听他单调地断续地说道，我们、今天、今天、我们、北大、今天、北大、我们，如是者略约有两三分钟，不，或者简直只有半分钟也说不定，但是人们仿佛觉得已是很长久，在闷热的空气中，听了这单调的断续的单语，有如在头顶上滴着屋漏水，实在令人不容易忍受。大家正在焦躁，不知怎么办才好的时候，忽然教室的门开了一点，有人把刘半农叫了出去。不久就听得刘君在门外顿足大声骂道，〃混账〃！里边的人都愕然出惊，端先生以为是在骂他，也便匆匆地下了讲台，退回原位去了。这样地会议就中途停顿，等到刘半农回来报告，才知道是怎么的一回事，这所骂的当然并不是端先生，却是法科学长王某，他的名字忘记了，仿佛其中有一个祖字。六三那一天，北京的中小学生都列队出来讲演，援助五四被捕的学生，北京『政府』便派军警把这些中小学生一队队的捉了来，都监禁在北大法科校舍内。各方面纷纷援助，赠送食物，北大方面略尽地主之谊，预备茶水食料之类，也就法科支用了若干款项。这数目记不清了，大约也不大会多，或者是一二百元吧，北大教授会决定请学校核消此款，归入正式开支之内。可是法科学长不允许，于是事务员跑来找刘半农，因为他是教授会的干事负责人，刘君听了不禁发起火来，破口大喝一声，后来大概法科方面也得了着落，而在当时解决了端先生的纠纷，其功劳实在也是很大的。因为假如没有他这一来，会场里会得要发生很严重的结果。看那时情形，端先生暂时并无自动停止的意思，而这样的讲下去，听的人又忍受不了，立刻就得会有挺〈铤〉而走险的可能。刘文典也在场，据他日后对人说，其时倘若没有刘半农的那一喝，他就在奔上讲台去，先打一个耳光，随后再叩头谢罪，因为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新青年》与《国故》
北大文科教员中，有《新青年》《国故》新旧两派对立，这原是事实，但是对立着而并未正式开过火。《国故》以旧派学生为主体，办的也不很出『色』，教员中只有黄季刚在课堂内外对学生骂骂而已，向不执笔，刘申叔写些文章，也只谈旧学，却未骂人。《新青年》上写文章的都是教员，积极的取攻势，猛厉无比，刘半农复王敬轩书最为痛快，至于王敬轩原是社内〃某君〃的化名，后来也成为公开秘密了。随感录与通信也是一种匕首似的战斗文章，以钱玄同的为多，因为他的意见多以通信随感发表，不写正式文章，直到《语丝》时代这才以〃废话〃的题目写些小文，但实在也还是杂感的『性』质。随感录中又有一件逸事，不知道哪一期上登有一则，署名〃二十八画生〃，这是后来非常有名的人物，姓名暂不便发表，只是三个字总算起来是二十八笔，所以他用了这别号，至于内容则已忘记，大概很是平常，总之不是谈社会主义的。（这逸事恐怕知道的人不太多，我也还是在二十年前，偶然遇见疑古先生，听他谈起才知道的，他记得这一类的新掌故真多，可惜故去了，没有笔录一部分下来。）《新青年》本来名叫《青年杂志》，是极平凡的一种学生读物，归陈独秀编辑后始改名，经胡博士从美国投稿帮忙，成为文学革命的先锋。民七时又由北大教员几个人每月捐出一点钱来，创办了《每周评论》，在五四时很发挥了些力量，但是不久给『政府』禁止了，只出了三十六期，其时陈独秀因为在市场发传单，早已拘禁在警厅，这周刊虽然由胡博士代任编辑，亦已成了强弩之末，停刊也觉得没有什么可惜了。胡博士向来写文章的态度很是严肃，不主张用别号，也不说游戏话或激烈一点的话。但是在他代编的时期，他也用过好几个别号，如qv即quo vddis的缩写，意示你往何处去，为胡适二字的意译，又如天风，则不知道是什么用意。陈独秀的笔名是只眼，李守常的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