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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蔡元培的伟大。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不过是想让诸葛亮帮他个人打江山；蔡元培请陈独秀，却完全是为了办好北大，境界高出刘备岂止十万八千里。我遥想蔡校长默默地坐在旅店门口的那些清晨，心里暖乎乎的。这位前清翰林、光复会领袖、留洋学者，坐在简陋的木凳上时，在想些什么呢？北大就像是将要出生的孩子，在他淡淡的、宁静的微笑里孕育着。阳光的影子在窗格子上悄悄移动，先生从沉思中醒来。
北大有过许多任校长，留名者寥寥。蔡元培获得所有人的敬重，原因肯定不简单。时下，我在学校里常常看见某些九品芝麻官甚至不入流的办事人员也对教授呵责有加，我就想：北大离“北大精神”已经很远了。北大，不再是教师和学生的北大，不再是知识的北大，不再是人文的北大；北大，变成了权力的北大，资历的北大，生物学和计算机的北大，三角地老有两个警察闲话说玄宗的北大。
那么多的老师和朋友跟我讲起蔡元培。其实，大家都没有赶上能够谛听蔡校长教诲的时代。而对那一时代的回忆，乃是对这一时代的否定。
一五九
潘光旦是一个被遗忘了许多年的名字，因为心理学是一门被权力驱逐出科学领域的学科。直到八十年代《性心理学》重版，我们才知道蔼理斯的译者是潘光旦。宿舍里，每人的床头都有一本《性心理学》。
一九六六年的那场大风暴里，潘光旦却被辱骂为“流氓教授”。红卫兵命令先生到清华园一角除草。先生以衰老之年，残废之躯，无辜成为暴力的实施对象。独腿的潘先生因不能像正常人蹲踞工作，曾恳求携一小凳，以便于坐，竟遭到昔日的学生惨无人道的拒绝。先生曾有著名的“从游论”，认为教育乃是大鱼引导小鱼游，此时当是何种心境？他被迫坐于潮湿的地上，像畜牲一样爬行着除草。一九六七年五月，先生病重，膀胱及前列腺发炎，小腹肿胀如鼓，便溺不通，不获医治，惨痛哀号数日，于六月十日惨死。
在这桩悲剧里，被害人和害人者的界限应当格外分明。但我没听说哪个学生的忏悔——他们只是说自己当年太天真，被欺骗了。
一百六十
许广平有一段回忆鲁迅的文字：他不高兴时，会半夜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他的时候，更会像野兽的奶汁所养大的莱谟斯一样，跑到空地里去躺下。至少或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像受伤的狼，跑到草地去舔干自己的伤口，走到没有人的空地方蹲着或者睡倒。有一次夜饭之后，睡到黑黑的凉台地上，给三四岁的海婴看到了，也一声不响地并排躺下。
这样的场景是令人无法忘怀的。现在喝酒的人，大抵都是因为快乐，官僚和高人们以上千元一瓶的人头马豪饮。然而，这仅仅是价格的高低而已，他们跟猪圈里喝泔水的肥猪们没有什么区别。真正的饮者乃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怀消愁愁更愁”，是曹操、是刘伶、是李白、是东坡、是鲁迅、是郁达夫、是金庸古龙小说中的大侠们。酒之诞生，乃是源于感情的脆弱。真正喜欢喝酒的人，在喝酒之前就已经知道酒什么也改变不了，对酒并不抱什么希望，因此永远不醉。
一百六十一
在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的《文艺报》上看到这么一则消息：云南省作协召开“三大件”文学创作选题论证会。据报道说，云南作协向全省作家征询未来一到五年的创作规划，各地的作家都报来了自己不同门类的创作计划，省作协在既要突出主旋律，又要保证各种风格、题材的文学作品百花齐放的前提下，结合老、中、青三代作家的比例和民族作家的分布情况，确定了首批参与选题论证的十九位作家。
这则报道比《聊斋志异》的故事要精彩许多。经济都已经是市场经济了，文学还在“计划”里鬼打墙。按照年龄、按照民族，确定比例来挑选作家作品，是对文学本身的羞辱。作协领导的用意是良好的，现在不是宣传扶贫么，文学也应该扶一把，挑选一批作家重点扶植，岂不能“多快好省”地出作品？
可惜创作不是母鸡下蛋。第一流的作家往往都是“扶不起来的阿斗”。
教育部的“211工程”，也是同样荒谬的思路。
一百六十二
燕园旧事。有的旧事仿佛海市蜃楼。旧事我都没有经历过，是听学长们讲的。
据说，八十年代中叶三角地的海报字迹工整，好些是抄录自己的论文提要，然后在后面写道：“以文会友，肝胆相照，对我的论文有兴趣，或者在这一领域有所见解的同学，欢迎来与我讨论交流，我的住址是：×楼×室。”据说，那时候先生与先生、先生与学生、学生与学生见面，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在读什么书？你在写什么文章？”然后就热烈地讨论起来。三十出头的学长在谈论这些旧事的时候，一脸的伤感；而我在倾听的时候，却是整颗心神往之。因为，三角地我所能看到的海报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天能挣五百元”、“重金征求托福高手，绝对保证安全”、“霸必龙酒巴，情侣最低消费二十五元”……白发宫女在，闲话说玄宗。天宝的遗事，真的是一杯陈年的老酒？而我，宁可早生一头的华发。
一百六十三
王安忆去采访女劳教队，管教干部向她推荐了一些采访对象。他们推荐的人选确实都很有意义，比较有“故事”，可是王安忆发现，这些人是经常由干部推选去和采访者说话，他们的表述过于完熟和流利，她不禁怀疑：其间真实的东西是不是很多。
掩盖真实的手段有很多种，这也许是其中最具善意的一种。这样的场合，是对采访者智商的最好的检验。
一百六十四
畏惧。
信仰便是“畏”，这一点德国诗人席勒讲过。席勒认为，一个自然混沌的人无所畏惧，因为他没有道德意识，一旦他有了道德意识，首先得到的便是畏惧。“畏”与“怕”不同，前者包含着尊敬、肃穆、纯洁的情感，而后者仅仅是恐慌、卑下、不安的心理和生理反应。中国人有“怕”的感受而无“畏”的感受。中国的百姓怕官而不畏官，中国的官让百姓怕不能让百姓畏。所以，“文革”中大小官员们下场悲惨。
缺少让人敬畏之物的民族，永远停留在蛮荒阶段。蛮荒阶段的民族，一边杀皇上，一边杀天鹅，除了忍耐，就是破坏。
一百六十五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写道，在无产阶段成为统治阶段的国家里，“某项法律可能遭到下述人的破坏：第一，被这条法律剥夺了权利的反动社会成员；第二，受这条法律压制的进步人士；第三，还没有达到这条法律所代表的文明水平的人。”这是现代法律的困局，法律与正义像是牛郎织女星，只能隔海相望。他还写道：“当党是进步的政党时，它的行动是‘民主’的；当党是退步的政党时，它的行动是‘官僚式’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党实际上是警察机关。”这番话不是针对法西斯政党而发的，而是针对他亲手缔造的意大利共产党而发的，遵循斯大林主义的意共走到了葛兰西信念的反面。
革命的蜕变是革命者必须承受的深重的打击。蜕变的革命为投机者加冕，却把革命者送上绞刑架。
一百六十六
传记。
近年来，传记类书籍最为读者所喜爱。市场需要大大地刺激了生产，传记著作一时间百花齐放。
然而，我至今没有发现一位入流的传记作家，能与欧文·斯通、斯·茨威格相提并论。重复的资料和故事像一团乱麻堆砌起来，传主的面貌却模糊不清，更不用说精神了。
原因在于：作传记的人的思想人生境界离传主太远了。市面上有那么多蹩脚的蔡元培先生的传记，几乎令我愤怒：写作之前，这些作者们可曾掂量过自己的道德文章有几两几斤？
一百六十七
几名学生去看望梅贻琦先生，谈到至纯至真的本性，在社会上往往凿枘冰炭，格格难容。梅先生告诉学生说：“由于各人的机遇、环境和人生观不同，看起来好像成就差别很大，其实向远一点看，并没有什么差别。赤子之心必须保留，凡是能做的和应当做的，好好去做就行了！”然而，今天的先生却一味地告诉学生说，你要去适应社会。单向的“适应”是一条危险之路，它意味着无条件的妥协、不平等的交换，在这一套价值体系里，“赤子心”是没有重量的。
一味地适应只能导致精神的枯萎和心灵的麻木。梅校长所激赏的“赤子之说”，今天却被千夫所指，指斥为“不能适应社会”。我曾看过一部美国科幻片，影片中外星人统治地球的方式不是血腥的战争，而是“同化”——用某种先进的仪器在人类的大脑上钻个孔，塞进预设好的贮存器，这样人类全成了奴隶。这种可怕的方法眼下正在各个角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一百六十八
人类精神创造只有两种形式：科学和诗歌。前者给我们便利，后者给我们安慰。更通俗地说，前者让我们在肚子饿的时候有饭吃，后者让我们意识到吃饭不仅是吃饭，吃饭是一件很有情趣的事。只有科学，没有诗歌，原子弹便会被引爆；只有诗歌，没有科学，诗人便会成为路上的冻死骨。
科学家不应该蔑视诗人，诗人不应该疏远科学家。两个领域若互相对立，人类也就大祸临头了。实际上，最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具有诗性的人，如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我坚持认为，牛顿观察落地的苹果时，既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也写了一首优美的诗。
一百六十九
讨论。
所谓讨论，就像夜晚的学生宿舍，各人说各人的梦话，却听不到对方在说什么。
那些看似热烈的讨论，其实并没有真刀实剑的交锋。没有人愿意倾听并试图理解对方的观点，只顾自己说，喋喋不休。
一百七十
菜单。
菜单的名字仅仅是名字，切勿对它们产生美好的想象。点菜的人是最不幸的人。等菜端上桌以后，他所经验的是，从希望的山峰跌落失望的谷底。怎么是这样？怎么是这样？错误出在厨房里，还是侍者的路上？
错误出在菜单上。菜单是文明已经名不副实的一大表征。
一百七十一
石头。
用来砸人的时候才会感觉到他的坚硬。而在观赏的时候，以为石头是自己的朋友。
石头，石头，古往今来，你砸死了多少个犯罪的异端？
一百七十二
偏激。
这是唐僧的紧箍咒。每当孙悟空想叛变、想走歧路、想抛弃师父的时候，面容慈善的唐僧便念起了紧箍咒。无论你孙猴子一个筋头飞十万八千里，也保管痛得你跌下云端，满地打滚，磕头告饶。
偏激。
这种命名让你无以逃遁，泰山压顶般而来。你无法争辩、无法申诉、无法抗争，失败已经注定了。说你偏激是巧妙的修辞，意思是：你是错的。因为你是错的，你就无须多说了。
用偏激来拼凑对他人的宣判，是思想枯竭的大师们最后的杀手锏，他早已是一眼没水的井，也要强迫别人守在面前，寸步不离，而当旁边打出一眼新井，清洌的泉水汨汨而出时，他又善意地告诫人们：“那口井的水有毒，不能喝。你们还是在我的面前耐心等待吧。”
在遭受一系列的挫折之后，我学会了先开口对别人说：“对不起，我的思想太偏激，您别太在意。”
一百七十三
暗夜行路时，总是忍不住回头，害怕有一把刀子从背后捅来。而背后，只有自己的足音，从青石板上传来。
一百七十四
军训时，教导员是我们中队的马列权威，是哲学家。当他发现我是一个聪明的孩子的时候，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跟他讨论马列著作。他从书架上取下马列的原著，一页一页地翻给我看，上面用红、蓝两色铅笔划满了点、杠、写满了眉批。
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些批注和记号的意义已经超过了马列经典本身。教导员所谈的也不是马列文本，而是竭力想表明他自己是一个虔诚而勤奋的马列主义者。
我挤出伪善的笑容，装出聆听的样子。传道者，总喜欢无辜的羔羊。
我还知道，我离去之后，这些书本会被合起来，放回书架上。然后，教导员与军官们开始交流各自的黄色笑话。
对这两件事，教导员都干得一样认真。所以，我敢肯定他不是教条主义者。
一百七十五
关于鲁迅。
“鲁学”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成为显学，成为官学。我的一位朋友说，如果鲁迅真的在他之后的世界里树起一竿大旗，大喝一声：“跟我来！”他一定会喜出望外地看到四面尘土滚滚而来。不再像他生前“荷戟独徘徊”的凄凉。而一旦人马走近，尘埃落定，他定睛打量麾下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的面孔，一定会吓得弃旗而逃，比他生前任何一个流亡的时刻还要仓惶。至于那些好汉们，他们并不追回逃走的主帅。既然他们是冲着那面大旗而来的，现在大旗已经到手，扛走就是。至于鲁迅本人是否参战，已不重要。凭着这旗，就能招兵买马了。
最有趣的还是周作人。他最恨鲁迅，可晚年不得不写回忆鲁迅的文章来混饭吃，只有那样的文章能卖钱。
鲁迅死前对海婴说：“忘了我。”这并非矫情。与其被“阐释”，不如被忘却。在这样一个小鬼当家的国度里，被忘却是鲁迅最大的、却无法实现的愿望。
朋友最后说了一句跟鲁迅本人一样阴毒的话：在鲁迅的遗体上覆盖写着“民族魂”的旗帜，是无情的中华民族最多情的时刻。
一百七十六
美诞生于丑。
安徒生写出了最美的童话，可安徒生是全丹麦最丑的男人。姑娘们说，他是一根连小鸟也不愿在上面憩息的树干。
丑诞生于美。
那些在星级宾馆里卖淫的妓女们，无不具有惊人的美丽。男人们孜孜以求的，不正是这样的美丽吗？
一百七十七
鞋。
路还是那条路，而鞋却换了无数双。鞋是最准确的尺子，测量着路的长度。
一百七十八
昂纳克倒台后，记者采访他，问及他打猎的爱好。民德共产党政治局有专门的“打猎区”，为了满足政治局委员及来访的外国元首的需要，专门从别处空运野兽到这儿来，特别加以饲养。记者问：“这对于您这位打猎迷难道不是一种反常现象吗？”
昂纳克回答说：“经过一周非常紧张和非常疲劳的工作后，我们想去打猎，呼吸新鲜空气，活动活动身体。”他再三强调自己遵守打猎法，并非破坏生态平衡，“附近村子，对于我打猎一直非常理解，从来没有任何抱怨。我同那里的村长及其他人交谈过”。
我理解这种“理解”——平头百姓难道敢于“不理解”总书记吗？昂纳克轻信了这种“理解”，最后被唾液所淹没。
一百七十九
昂纳克还有段妙论，解释他并不喜欢坐巨型轿车。“许多人对我们坐轿车感到气愤，但没有看到我们外出总有陪同人员跟着，经常要进行安检，从而不再有私人生活等等。虽然这些安全人员是非常好、有教养、举止文雅、讲礼貌和非常乐于助人的同志，但我们不高兴周围总是有人陪同着。这不是私人生活。我们希望有人在这方面能同我们换一下。”
最后一句是点睛之笔。富有的妓女遇见贫寒的贞妇时，往往会说：“我真羡慕你的好名声。”但她真的愿意跟对方换个位置吗？
一百八十
北魏使者李谐至梁，梁武帝与他一起游历。梁武帝是个笃信佛教的人，有意向李谐炫耀他的仁慈。当他们行到放生池时，武帝问：“彼国亦放生否？”李谐回答说：“不取亦不放。”帝大惭。
“放”的前提是“取”——而正是“取”摧毁了“放”的本质。世间如梁武帝者多如牛毛。慈禧太后自诩最关心犯人的生活条件，而时下的贪官们最喜欢过年时去慰问赤贫人家，送上各色年货。
一百八十一
在颐和园的谐趣园，读乾隆的御碑，心想，乾隆是个地地道道的艺术家，这么个巧夺天工、集南北园林大成的园子亏他想得出！他的诗虽不佳，但爱写诗毕竟无可厚非。他的书法虽有珠光宝气，但在帝王中亦可算一流了。在五台山显通寺，又见乾隆的不少墨迹，俨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心地善良，慈悲为怀。
然而这些都是假象而已，天真的人往往被它们欺骗。高阳有小说《乾隆韵事》，前些年又流行电视连续剧《戏说乾隆》，不读史书的小百姓耳熏目染，乾隆成了风流才子，可爱得像美国小男孩。还是历史书读得多的两位武侠小说作家看明白了乾隆的真面目，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中，乾隆阴险毒辣，令人发指，直抵李宗吾“厚黑学”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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