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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的衔接点。
华盛顿对教条的喜好是反复无常的。例如，政府对一个买了一份星期六晚上特餐的人不会苛求，而当你从意大利进口了一条萨拉米香肠的时候，政府就会对你大加盘问。与此同时，一个购买枪支的人在他的回答得到证实之前就可以带着他买的枪离开。
当得梅因计划在1971年修建一座铁路高架桥时，华盛顿显得极其谨小慎微。当初的预算费用是130万美元，其中一半费用可由联邦政府对等捐款筹得。但为了符合有关环境和噪声的法案，又花了5年时间才使华盛顿批准此项工程。而此时建这座高架桥要耗用410万美元。如果这座城市自己建造这座桥，速度会更快，费用会更低。
联邦政府因为官僚机构的臃肿庞大、墨守成规、好管闲事和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很容易地遭到人们的嘲弄。但是反过来说，最值得人们怀念的也是联邦政府，而不是各州、私有工业、私人福利院和自由市场。正是联邦政府使国家在大萧条中幸存下来，正是联邦政府把国家从暴力革命中拯救出来，正是联邦政府在南方终结了奴隶制度，而不是等到100年后才派出“大批官吏”去把奴隶解放变成现实。
正是联邦政府严格管理，要求付给超时工作的工人加班工资，这多多少少缓解了人们被解雇的打击，保护孩子不致沦为童工。正是联邦政府供养着偏远农村和破旧阁楼上的穷人和老人。正是联邦政府使华尔街以诚信闻名，使银行存款更安全，使空气和水变得更清洁，使宾夕法尼亚矿区井下通道里的死亡率降低，保护我们的儿童不受反应停畸型儿症的侵害，它还使美国航运成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的航线。它还通过对小型民用波段电台到大型电视网的控股排除了无线电波中的混乱和不稳。
正是联邦政府和它的贷款，使大大小小的商人能从事自己的事业，使许多农夫拥有自己的家庭农场，使很多学生能上大学。正是联邦政府给那些濒于衰败城市的中心区域注入了新的活力，拨款修建新的饭店、汽车修理厂、市政中心区和购物广场。正是联邦政府把底特律变成文艺复兴的中心，把巴尔的摩建成一个新兴的港口。
“我对联邦政府毫无怨言，因为它致力于改善人民的营养、教育、健康和交通状况，”休怕特·汉弗莱曾这样说，“谁会关心环境状况和制订道德标准呢？是你，还是我？谁会致力于解决运输问题呢？是B＆O铁路公司吗？”
其他人会问，谁会周密地筹划和高效率地完成以上这些工作呢？是克莱斯勒，洛克希德，还是纽约中央铁路公司？
审计总署署长埃尔默·斯达兹在华盛顿与浪费、欺诈和粗枝大叶的管理作了15年斗争，他有更多的体会。在对待官僚机构上他并不是幼稚和天真的。他说： “当美国人对政府缺乏信任的时候，反而更想从政府那里获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在这一类对政府不满的人当中，每当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大多数人总是首先去寻求政府的帮助。
“他们谴责政府的官僚机构，但又不愿意接受政府里的任何职业，因为政府的工资太低，而道德约束的标准又太高。他们一有机会便攻击政府管得太多，而当要求他们为社会努力尽义务的时候，他们往往缄默不语。他们坚持自己的要求，大谈自己的权力，却很少谈及自己的职责、义务和责任。他们的言行自相矛盾，既苦苦哀求降低税收，又企望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维持在以往的水平上。
“一度成为令人称道的美国社会特征的努力工作和自力更生己经让位于这样的观点：‘总有人会做这件事’或者是‘总有人会付帐单’，这个‘人’就是政府。”
造就政府的人现在怀疑政府。他们害怕个人自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他们致力于削弱权力的集中，而不是关注如何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因此，他们构建了一个互相制约、各方平衡、权力分散的政府，它建立在平衡和竞争的基础之上，甚至政府部门之间也互相猜疑，互不信任。它并不是一个良好协调的典范。 被称为“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说，在宪法的指导下，各州的权力要远高于中央政府，而联邦税收的权力在用于国内税收补偿时才能集中起来使用，其他的时候根本不能实施。他认为，联邦的权力是“很小的和受限制的”，而州的权力是“巨大的和不受限制的”。联邦的权力“主要体现在对外的目标上，例如宣战、媾和、磋商和对外贸易”。州的权力则延伸到“有关生活、自由和人民财产的一切领域”。
当杰斐逊先生1802年入主白宫的时候，华盛顿的所有联邦机构只有291名官员；整个执行部门只有132人。国会只拥有32名参议员和106名众议员，而且和总数只有13名的工作人员协调得相当好（今天国会拥有3，500人）。而最高法院只有6名法官，1名书记员。
那时，国家政府的事务就是国防、铸币、开展对外交流、收税、管理航海灯塔和提供邮政服务，所有这些事务都归财政部负责，而且，你相信吗，还创造利润。
几乎所有损害市民生活和财产的事情都是各州和地方政府做的，而且这还只是他们所干事情的一小部分。从那时起到数十年后，联邦政府开始在海关和征税工作上取得进展。
一个中央集权政府的主要支柱是商界的大亨们，但他们也只要求政府提供强权以保护商业贸易，提供一个全国性的国内自由市场和一个合理的货币流通和银行体系。
公众对穷人的态度反映了这个年轻国家强调依靠家庭和工作自律来克服人生艰难的观点。他们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个人事业的失败。
从美国革命到大萧条，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对穷人的帮助大多数来自于他们的家庭、救济院和地方政府。地方民众对穷人的赈济微乎其微。
联邦政府在头150年里发展较慢。但随着边界的不断推展，它开始忙于应付自己的领土管辖和公众教育、修筑道路、整治洪水、建造排水系统，为兴修运河和铁路等工程转让土地。直到1893年，联邦资金大多用于发放养老金、修建公共建筑，以及河流和港口的改善工作。其间，因为内战、1890年的经济萧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联邦财政出现过短时期的赤字，但后来出现的情况却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第一部有关私有制的联邦法令于1863年出台，正值政府创建了作为国家银行系统组成部分的货币审计局之际。在接下来的40年里，只增加了两个协调性的机构——州际商业委员会和动植物检疫署。
通常说来，联邦政府不大处理大多数的国内事务。总体来看，这一段时间是比较平静的，总统们也不超时工作。格罗弗·克利夫兰可以下午坐着他的两匹马拉着的四轮马车出来四处溜跶，市民们看见他都脱帽致礼：“下午好，总统先生。”
如果用图解表现美国之梦，你会发现从1776年到1860年是一段稳定的上升线，而在内战时期是一段大幅度的下跌，然后又是一段有小的反复的上升线，上升，上升，上升，在1929年达到了最高点。我们是繁荣的，我们是富裕的，我们极度自信。
然而，前进的车轮突然脱落了下来。
蓦然之间，有1200万美国人，即全国每4个养家糊口的人就有一个人，在寻找实际并不存在的工作。5000多家银行关门，86，000家企业倒闭，仅仅在1932年，一年间就有273，000个家庭被赶出他们的住所。
在这种蔓延的饥荒和深重的屈辱之中，常常有人叩响中产阶级邻居家的后门，以乞求一点施舍。一些人开始吃野草，一些人则在饭馆后面的胡同里争抢残羹剩饭。骚乱的农场主宁愿把整桶的牛奶倒掉，也不愿以一夸脱两分钱的价格卖出去。很多地方的人们参加了左派或右派组织的革命，到处游行。很多人无事可做，游来荡去。因为所有财产都被抵押而不能赎回，因为税收渠道被封闭和垮掉，州和市政府完全陷入软弱无助的境地。私人救济院也陷入财力枯竭，整个幸福的国家死一般地停滞不前。
只有联邦政府有财力和资源来帮助国家，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领导下也确实做到了。这是一个转折点，随着对工商业者自由放任政策的废止，美国政府的基本信条彻底改变了。
联邦紧急救援法、社会安全保障法、失业者补偿条例、民间资源保护队、全国劳资关系法、证券交易委员会、农业调整署、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工程兴办署。
这一张张闪过的卡通表现了人们斜倚在铁锹上的情景。正是工程兴办署或某种类似机构，修建了10％的新道路，35％的新旅馆和70％的新学校。丹佛市新修了一个供水系统，得克萨斯州的布朗斯维尔新建了一个港口；基韦斯特通过新建道路和桥梁与佛罗里达大陆联系起来。
工程兴办署还修建了纽约与新泽西之间的林肯隧道、加利福尼亚的卡马里罗精神病院、圣安大略的运河、肯塔基州的诺克斯堡金库、达拉斯的迪利广场和科罗拉多河上的博尔德水坝。
富兰克林·罗斯福把美国人的经济福利纳入联邦的统一管理之下。后来，林登·约翰逊沿袭了罗斯福的政策，在他的任上一直推行下去。有人说，他做得还相当出色。
60年代是一个高失业率和高经济增长的时代。据说，每个人都被许诺能得到一份工作，维持最低标准的生活、足够的食物、像样的住宿条件以及足够的健康保险。
每件事都可以实现，只要你能投入足够的资金和精力——登上月球、越南战争、充当世界警察、终结贫困、种族不平等、城市衰落和生活质量滑坡。因此，我们采取如下措施：
给穷人更多的援助并接受更多的外来援助。最高法院判定保障少数族裔和被告的权利。发行食物券。医疗保险。机会均等行动计划。职业培训、关怀儿童、兴建学校、提供房屋并降低租金、减少公司兼并、援助教育项目、更新城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向贫困、癌症和污染开战。制订计划以攻克心脏病、降低精神病发病率、提高识字率、降低青少年犯罪。
所有这些只是这个国家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活力的一部分，也是生活中不平等情况的一部分。这就发生在贫民窟和会议室里、在工厂和农场、在学校和家庭里。人民投票支持那些壮大政府的共和党人或是民主党人，不久华盛顿就会关注每一件事情、从沃基根的西班牙语教师的人数到罗得岛州西沃里克一个面包房电插头上的齿尖数量。
国内社会计划的费用在1964年到1974年之间，从占国民生产总值17％上升到25％。国防开支也在增加，但只占联邦财政预算一小部分的国内计划费用却是国防开支的两倍。
政府做过许多努力，完成了许多事情，但也有很多事情最后被弄得一团槽。回想起来，许多事之所以失败往往是由于政府对自己能力过度自信。政府向贫困宣战满足了穷人的企望，并给他们提供了房屋，但远不能使他们自给自足。享受政府补贴的房屋提供了较好的居住条件，但在一片混乱的邻近地区中犯罪现象并不少见。联邦试图提高学生知识的努力远远缺乏理直气壮的公开承诺。
埃德·科克是一名赞成联邦政府对社会慷慨赠予的国会议员，他现在对在他任职纽约市长时，陷入联邦法令的条条框框之中而不能自拔感到后悔。
“我投票赞成的那些法案以强制通过的形式获得实施。毕竟，谁会反对干净的空气和水，以及为残疾人提供更好的途径和教育机会呢？
“当我回忆过去时，很难相信我居然被国会正在发挥作用的简单表象和不足为信、一望而知可以得到的支持所迷惑——而这种支持还比不上一张精心制作、有管弦乐伴奏的唱片和一个公正的咨询业者说服那些墨守陈规者的报告有用。”
联邦政府的快速发展始于30年代，但是自1960年以来，它的紧缩政策只是突出体现在个人、企业和低一级的政府身上。在1961到1973年间，华盛顿新设了141个新机构，超过现有机构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且未裁减一个机构。
20年前，联邦资金用于州和地方政府的大约是70亿美元多一点。现在这些钱的使用已附加了条条框框。现有规定达1，260条。那时候，联邦援助几乎是面向全部50个州。现在它也直接面对65 ，000个市、镇和聚居点。
去年国会任命的一个委员会得出结论说，分权制的宪法系统已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中“引起了麻烦”。
这个委员会说：“联邦政府的影响已经变得无所不在，更加好管闲事、管理不善、效率低下和耗费惊人，而且以上这些都是难以计数的。今天，政府间的系统是一个令人迷惑、迷宫遍布的混合物，它们机构互相重叠，而且彼此间冲突不断。
亚利桑那州州长布鲁斯·巴比特是一位民主党人，他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国会：
“一个国家的国会负责管理一个大陆国家，很难明白为什么要去制订计划控制鼠害，使人们同意市政厅讨论的死刑问题、给孤苦伶仃的妇女提供受教育机会、训练人们使用公制、控制水母、划分自行车道和解决伤残警察的抚恤问题。
“国会曾花了很长时间，想找出杰斐逊和麦迪逊之间的细微差别。‘难道这真是一个国家应关注的问题吗？’国会应关注武器控制和国防问题，而不是街上的坑洼。我们本应该既增加我们生存下去的机会又有路况良好的街道。”
实际上，当人类打着哈欠、伸着懒腰、离开洞穴去形成群体的时候，官僚主义就已经成为其历史的一部分了。
朱利叶斯·恺撒征收1％的一般买卖税。他也征收遗产税，其间包括了历史上第一次和最生动的逃税事例，因为死者的近亲是可以免税的。
因为官僚主义，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想到了伯利恒。
“那源自奥古斯塔皇帝要求向天下所有人征税的一道刺令。所有东西都要课税，每个人要对他所属的城市交税。约瑟来到伯利恒，和他的新婚妻子玛利亚一齐来交税，该城因为诞生了他们的孩子而伟大。”
早在罗纳德·里根之前很多年，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伦就以悲观的语气和宿命的观点描述了官僚主义。他说：“一个社会越是临近毁灭，法律就越多。”
如果这是真实的，那我们倒不是唯一这样的社会。近年来，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小政府变大了，庞大的政府更加庞大了。从各国首都兴起的家长制作风已经极为普遍。
瑞典在过去的10年里每8小时就通过一条新法规或条例，现在把国家收入的一多半都投在政府上。相对来说，其他国家在政府上也比我们投入的多，这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加拿大、西德、奥地利、荷兰、丹麦、挪威和意大利。在这些主要国家中，只有日本投入得比我们少；它基本没有军事机构，而且薪金福利都由私人企业提供。
别国也有同我们一样的烦恼。
在意大利，朱塞佩·格罗塔多利亚花了两年半时间才拿到从墨西拿迁往罗马的居住证书，没有这个他不能投票选举，不能买车，也不能登记他儿子的出生情况。
在意大利，到邮局里交电话费要排队4小时，安装一部电话要几年的时间，在大学里注册要几个月时间，而这时新学生已经在参加期末考试了。
在瑞典，政府喜欢对国民的休闲娱乐生活横加干涉。它命令采摘和出售野生草莓的人必须上交个人所得税。其结果导致该国在两年时间里不得不进口草莓，而数千吨的草莓却烂在自己的森林里。
在中国南京，征用1。3英亩的土地要花费3个月时间，并且需要17个不同单位的144名官员在46份文件上签字。
在日本，横田美贺子从居住了8年的美国回到日本。当她申请驾驶执照时，她被要求提供居住证明。她想把她的新地址登记在镰仓，但被告知她应提供一份她在日本上一个居住地址的登记表格。她让她在广岛的母亲用特快专递把表格寄来。为了收到邮件，她到镰仓邮电局登记她的新地址。这时她被告知，必须提供她居住证明，而这份居住证明只有等她母亲从广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