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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甜言甘语的揄扬，怎不令福临听了顺耳舒服？他很愉快地接着高僧的话头说：“朕想前身的确是僧。如今每到寺院，见僧家明窗净几，总是低回不忍离去。”
高僧立刻顺竿爬：“皇上夙世为僧，未曾忘却习气耳！”
与汤若望相比，佛门高僧不是更能抓住福临乃至人类都存在的爱听顺耳话的虚荣弱点吗？
其次，福临博览群书，深入到浩瀚的传统文化中，渐入佳境，越来越痴迷。禅宗的高僧们，无一不是大师级的饱学之士，不但佛学精深，诗词书画素养也都出类拔萃。福临和这些高僧在一起，可以谈诗论赋，可以评说当世文人文风，可以向高僧们背诵《赤壁赋》《离骚》等名篇而获得他们由衷的惊叹和赞美，甚至可以跟他们借谈禅而说《西厢》。就连临帖学书法，也有很多共同语言。当福临自显本事，濡染大笔，连书数幅大号的“敬”字时，高僧赞不绝口。福临很得意地搁笔，拿了最后一幅给高僧看，问道：“这幅如何？”
高僧笑道：“此幅最佳，乞皇上赐给。”
当福临连说“不堪不堪”之际，高僧已从福临手上轻轻拽了去，连连致谢说：“恭谢天恩！”
而汤若望对这种传统文化的美妙境界无动于衷，很难理解。传史庄骚、唐诗宋词乃至《西厢记》《牡丹亭》，对于他所具备的汉语汉文程度来说，都太艰深了。一次朝廷的大宴会之后，福临留他的玛法在宫中交谈许久。汤若望临行时，皇上拿出两把他亲手绘画的扇子，亲自按上鲜红的皇帝御印，作为礼敬赐给他的这位师友。在侧的大臣们都非常眼红，汤若望却毫无感觉，并不认为这与平常赏赐的衣物食品有什么不同。后来一位高级官员告诉他：这比二千两银子还贵重得多。如此点拨，汤若望还是不开窍。
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汤若望因此又失去了一片大大的地盘。
再有，汤若望寡不敌众。福临从第一次认识禅宗佛教高僧聪性、不断召他入宫谈禅开始，临济宗的高僧及其门徒们就接力赛般陆续来到皇上身边，如浙江天目山的住持玉林通，通的弟子茆溪行森，以及木陈道。他们都以渊博的佛学和高深的传统文化素养，使福临大为倾倒。汤若望以一人之力怎么能敌得过这些高僧们的传递而进？喜新厌旧的人类通病导致了汤玛法日益受冷落。
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福临本人。他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在这一时期不断发生变故、不断受到打击，他敏感而脆弱的心灵已经难以承受，他要寻求解脱。禅宗佛教那些圣洁的、超凡脱俗的境界，神秘而富有诗意，对他有极强的吸引力。而在强调君主的道德、强调君主的责任的汤若望那里，他永远也找不到解脱感。
福临最终还是落到了佛教禅宗手中。
但他又不是个纯粹的佛教徒。
各种宗教争先恐后地要在年轻的皇帝脑子里打上自己的印记。福临身上于是兼而有萨满教的迷信、喇嘛教的神秘、天主教的道德观、禅宗佛教的解脱和觉悟。这些宗教对他的影响都是难以磨灭的，与他的生命相始终。这样，他对世界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就经常处于激烈的矛盾和深深的困惑苦恼之中。对于福临这样具有多血质气质的年轻人来说，这实在是一重灾难。
汤玛法总是责怪那帮僧徒使皇帝成为傀儡并排斥了他和他的天主教。他总以为他是有可能引导福临入教的。他其实一直没有明白，作为有两千年不间断的传统文化的中华帝国的皇帝，福临不可能入天主教。
天主教的主要则律——教徒必须遵守的摩西十诫，除了不偷盗、不陷害人、孝敬父母、守安息日等一般性的戒律之外，最重要的有关宗教信仰方面的戒律，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皇帝，是无法遵守的。
比如第一戒，只信上帝，不信任何别的神。
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逢山拜神见庙烧香。中国的仙佛神圣妖魔鬼怪，大概也算世界各国同道中一支最庞大繁盛散漫，最杂乱无章的队伍了。除了天下通行的释、道、儒三教中祖师爷和下属的数不清的神圣仙灵，又有历代忠臣良将孝子烈女死后成神，还有各地的土著神，更不用说那成千成万种精怪妖鬼。没有人能弄清它们的确切数目，因为人们随时随地地又会杜撰出一些新的神来大显灵异，招得信徒虔诚礼拜，烧香祷告。让这样一个民族抛弃陪伴了他们数千年的无数根精神支柱，只相信一个上帝，谈何容易！就是福临本人，也很难完全驱逐掉萨满教、喇嘛教和佛教对他自幼产生的影响，何况他周围是这些宗教的汪洋大海！
又如第二戒，不得崇拜偶像。
这是更难做到的事情。因为中华民族特别重视传统，祖先崇拜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祭祖扫墓，无论贵贱老少男女都视为家族人生的大事。皇家尤其崇敬祖先，历代皇帝，也包括福临在内，无不把祖先神化、仙化，无不把祖先灵异的天子气作为自己占有江山社稷、受命于天的最有力的依据；所以，他们都会追封上三世上五世，大建祖陵。从秦始皇到汉唐宋元明清各朝各代，留下了多少皇陵？立了多少功德碑？谁肯为了入教而弃祖宗于一旦？
天主、喇嘛与禅宗（6）
还有一条叫福临难以接受的，那就是第六戒：不得邪淫。
福临与汤若望有这样一段对话，那是在汤若望向顺治帝进行宗教讲授之后。
福临问：“上帝的律则、天主教的十戒，是否要帝王们也和其他人们一样地遵守奉行呢？”
汤若望答道：“皇帝比其他人更加要遵守，因为皇帝要给他人做榜样。”
福临问：“为什么教中禁男人多娶妻妾？”
汤若望答：“这样可以使儿童得到较佳之教育，并且还可以使家庭内和睦。况且这是上帝的真意，在欧洲一夫一妻寻常所生的儿女，比这里一夫十妾所得的儿女还要多呢！”
福临着重地又问一句：“这条戒律对帝王们也有约束力吗？”
汤若望也加重语气地回答：“是的，比对其他人还要有更大的约束力，这是为了树立好榜样！”
沉默片刻，福临把话题转到别的地方了。
外国学者常常以此为证一再指出，福临沉迷于淫乐、追求肉欲，是他入教的主要障碍，更有人引申开来，以多妻制来说明东方人好色纵欲。这其实是很片面的。
在封建君主制的中国，妻妾的数量与财产的数量一样，是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标志。社会等级森严，处在等级金字塔顶端的天子，才能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八十一御妻。无论福临是不是好色纵欲，为了入教而放弃作为皇帝重要象征的妃嫔制度，放弃皇帝的特权，这是超过那个时代可能性的要求，为他自身还是为他的祖先、后代考虑，他都不可能接受。
所以，这样的结果就是历史的必然：福临如果是水，佛教禅宗如同乳，可以达到水乳交融；汤若望的天主教则是油，尽管和水倒在一个杯子里，却仍然水是水，油是油。
顺治出家之谜（二）
众里觅她千百度（1）
性情热烈、急躁火暴的福临，是不是如汤若望所称的肉感肉欲的性癖特别发达，并在太监们的引诱下过一种放纵淫逸的生活呢？
在封建君主制社会里，处在权力尖顶的皇帝，最关心的事情无过于后继有人，无过于确保江山社稷永远属于他的子子孙孙。为了有更保险的皇嗣，就必须多生儿子；为了多生儿子，就必须多娶老婆；要多娶老婆，就得有相应的妃嫔制度。古老的三宫六院制度其实就在培养君主纵欲。
福临也不能例外，何况他性情热烈、易于冲动，又正值青春猖獗的时期？
明朝末年的社会风气原本淫靡，前明留下来的太监，势必用明宫里骄奢淫逸的故事来迎合年轻的新主子，以达到固宠的目的。福临惑于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隐秘，时不时沉迷放纵怕是难免。但至少，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勤学苦读和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上面，能够接受皇太后的管教，也听得进汤玛法的直言谏正，由此可知福临自己还足够聪明。在这方面，他算不上荒淫无道，但也远不是圣贤。
国家规定的宫廷制度给他娶了一大堆妻妾，按官修史书和皇室谱系记载，她们是：世祖废后，博尔济锦氏，科尔沁亲王吴克善女；孝惠章皇后，博尔济锦氏，科尔沁贝勒绰尔济女；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子一，早殇；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固山额真佟图赖女，子一，玄烨；恪妃，石氏，滦州人，吏部侍郎石申女；贞妃，董鄂氏，一等阿达哈哈番巴度女；悼妃，博尔济锦氏；淑惠妃，博尔济锦氏，孝惠皇后之妹；恭靖妃，浩齐特博尔济锦氏；端顺妃，阿霸垓博尔济锦氏；宁妃，董鄂氏，子一，福全；庶妃，巴氏，子一，牛钮，早殇，女二，均早殇；庶妃，穆克图氏，子一，永，早殇；庶妃，陈氏，子一，常宁，女一，早殇；庶妃，唐氏，子一，奇授，早殇；庶妃，钮氏，子一，隆禧；庶妃，杨氏，女一，下嫁纳尔杜；庶妃，乌苏氏，女一，早殇；庶妃，那拉氏，女一，早殇；庶妃，王氏，女一，早殇。
其中，因生有子女才留下记载的九名庶妃，出身、种族、父母、年龄、入宫时间和生卒年月等都无考。没有子女的庶妃还有多少？只有一夜情、一时情的未得封号的宫中女子还有多少？不得而知。
庶妃大多是在福临亲政前或大婚前进宫的。也就是说，福临十一二岁还在儿童期，就处在一群巴望得到他宠幸的女人之中，就已经开始性生活了。这很有害，非但他不可能有健康的性心理，后代的成活率也很低。
福临的长子牛钮，出生在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十一月初一，做了父亲的福临此时才十三岁。牛钮只活了不到三个月，次年正月三十日，正逢皇上的万寿节，小生命就凋谢了。
据上述史料计算，有四名皇子和六名格格早殇，实际上恐怕远远不止。
河北省遵化马兰峪清东陵里，顺治帝及其后妃葬在孝陵和孝东陵。陵寝内葬记载提供了又一组数字：孝陵内葬一帝二后，即世祖章皇帝年号顺治，孝康章皇后，孝献端敬皇后；孝东陵内葬一后七妃四福晋和十七个格格，是顺治帝的后妃女儿。
后妃的记载与官书出入不大，多出来的四名福晋不载史册，由其称呼可见清初宫廷制度不完备不规范。至于十七个格格，都是福临夭折的女儿——京及格格、捏及呢格格、赛宝格格、迈及呢格格、厄音珠格格、额伦珠格格、梅格格、兰格格、明珠格格、芦耶格格、布三珠格格、阿母巴偏五格格、阿几格偏五格格、丹姐格格、秋格格、瑞格格、朱乃格格。她们的母亲是谁，孩子的生卒年月也无法考证，总之都没有活到出嫁年龄的十二岁。
宫廷制度如此，皇帝的好色淫乱岂不是合理又合法？
亲政之初的福临，只是个不具备自我克制能力的十三岁少年，一旦摆脱了摄政王的压力和威胁，骤然间成了真正的至尊，行为不免过分，甚或尝试着猎取男色。
这样，有关小皇帝失德的传闻成了公开的秘密，连远离宫廷、住在宣武门教堂馆舍的汤若望都知道了，并特意为此正而八经地上了谏书，使顺治帝的放荡有所收敛和节制。
皇太后毕竟棋高一着，决定为儿子操办大婚，要用皇帝的正妻、尊贵的皇后来拢住福临野马一样的心。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八月，举行了极其隆重的大婚礼，皇后的凤舆从大清门入，历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等各道中门，抬进了紫禁城乾清门，入坤宁宫成礼。大清于是有了一位国母，她是皇太后的亲侄女，当年布木布泰远嫁皇太极的送亲哥哥吴克善的女儿，福临的表姐，也就是当初三位满洲妇人到汤若望处请他给治病的那位郡主。
对这门亲事，福临打心眼儿里不乐意。因为这是多尔衮在世时为他订的婚。无论多尔衮是不是想要篡夺皇位，维持满蒙联姻以巩固大清统治都是一项传统的重要的国策；无论多尔衮是否娶了布木布泰，讨皇太后欢心、挑她娘家的格格做皇后也是他必然的选择。福临出于对这位皇父摄政王的极度仇恨，对他的一切都进行毁灭性打击，但凡跟他沾边，在福临心里都会引起极端的排斥感，此事也不例外。正月里，吴克善亲送女儿至京，诸王贝勒大臣奏请于二月举行大婚礼时，顺治帝却断然不准，竟说此事不可遽议！
众里觅她千百度（2）
碰了一个钉子的未婚妻，只好暂住她的姑妈皇太后宫中，受皇太后监护和教养。
对福临说来，这也是个难题，投鼠忌器，他不能因此伤了母亲的面子；为江山社稷着想，也不敢贸然在亲密的满蒙关系中制造裂痕；在每日往母亲处问安时，也常见到这位表姐，她的秀丽聪慧和高贵气度，也多少软化了福临的心。福临让步了，承认了这门亲事，终于在推延半年之后不无委屈地当了新郎官。
帝后关系不融洽，原在意料之中。如果福临仅是追求性的满足，在皇后那里得不到的可以在众多妃嫔处得到。福临对自己的配偶正妻却非常重视，于是，便有了福临所独有的惊世骇俗之举。
大婚后的第三年，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八月二十四日，皇上突然命内院查检历代废除皇后的事例向他回奏。这立刻在内院引起轩然大波，大学士们纷纷上奏谏阻，请皇上深思详虑，慎重举动。
顺治帝给了大学士们一顿斥责，他传旨说：“皇后乃六宫之主，关系后宫法度，正位非轻，所以要废掉无能之人。你们身为大臣，反于无益之处上奏以沽名钓誉，甚属不合，着严饬行！”
大臣们不敢吭声了。福临紧接着在八月二十六日下旨礼部说：“现在的皇后是睿亲王在朕幼年时因亲戚关系而定婚的，未经朕自己选择。从册立之日起，就与朕志意不相协和，宫参商已历三载。此人事上御下，都难以期望有淑贤善良之心，实不足以仰承宗庙之重。所以，已于八月二十五日奏闻皇太后，降其为静妃，改居侧宫。”
明朝的大臣，向来以气节相尚，对争正统、争大礼等皇家事务非常起劲，虽受杖责、流放的羞辱却仍以为荣。清朝的汉大臣们，也想承袭这一传统，正像福临斥责的那样，沽名钓誉，想要博得直谏名臣的声望。况且，福临废后已既成事实，才来补告众臣，也使他们大不痛快。所以，八月二十七日，礼部尚书再次上奏谏劝，还提出应由诸王贝勒大臣会议，并禀告天地宗庙。
其中最起劲的是一个叫孔允樾的礼部员外郎，他奏言说：“皇后正位三年，未闻显有失德之处，仅以无能二字定废谪之案，何以服皇后之心，何以服天下后世之心？”他并提议：“如果皇后实在不合圣意，可以效法旧制，选立东西二宫，共理内治。”言外之意是皇后万万不能废！
在这些大臣们眼中，感情不合和无能，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婚姻破裂的原因，只有失德，才能休妻废后。所谓失德，必须是谋弑夫君、秽乱宫廷乃至里通外朝等类祸国殃民的大罪。孔允樾一带头，朝臣们争先恐后地想要出风头。于是，八月二十九日，在福临已经同意礼部的提议，谕命议政诸王贝勒大臣及内三院、九卿、詹事科道各官会议具奏的情况下，宗敦一等十多名御史又合疏上奏说：“皇后未闻失德，忽尔见废，非所以昭示风化也。伏乞皇上收回成命。”
福临大为恼火，下旨斥责说：“宗敦一等人明知朕已有旨令诸王众官会议，仍然渎奏沽名，着下有司议处！”
朝廷里沸沸扬扬，直闹到九月初一日，诸王贝勒大臣等遵旨会议后，提出一个折中方案：请福临仍以皇后正位中宫，再另立东西两宫。
这个折中，福临不接受，再传旨说：“朕自纳后以来，因志意不协，另居侧宫已经三载。古来因废后而遭后世议论，朕也熟知，但势难容忍，故有此举。”因为会议结果基本上是孔允樾的意见，福临又把矛头对准了他。先责备规谏的诸汉官说：“进谏者必须真闻确见，事果可行，朕自然听从；若全无闻见，以必不可从之事揣摩进奏，欲朕必从”，不但无理，也不是为臣之道。然后指说孔允樾奏本中有“不知母（指皇后）过何事”等语，如果你孔允樾知道皇后的无过失之处，就指实了再奏上来！
孔允樾吓坏了，不敢再充直臣，赶紧在九月初四日奉旨回奏说：“皇后居深宫之中，其有过无过，非惟人臣不及知，亦人臣不敢知。”并再三表白说，上次奏疏中提到不知母过的话，不过是“仰冀君父动悔悟之机、开慈母一迁善之路”而已，如今，他低头认罪，“圣主在上，臣复何言？惟有席藁待罪，静听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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