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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拥兵自立的企图败露后，努尔哈赤不但杀了舒尔哈齐的两个儿子和他麾下的两员勇将，还把与此事有关的部将武尔坤吊在树上活活烧死！这无论是报复还是示威，都太过分也太不得人心了。
尤其是后金进入辽沈地区以后，不分青红皂白，成千成万地屠杀手无寸铁的汉人，努尔哈赤更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嗜血好杀、荼毒生灵、灭绝人性的凶恶形象。
这正是努尔哈赤的另一面，他的原始的野性的反映。原始的野性带给他顽强而蓬勃的生命力，同时，它更接近于兽性，表现出来，就是野蛮和残酷。
如果努尔哈赤不在天命十一年死去，继续再活五年、十年，继续他的政体国策；如果他的继承人也像他一样，或全盘接受他所有的这些不懂得收拾人心、缺乏政治远见的特点，那么，大金国也会像中国历史上大分裂时期的五胡十六国及五代十国时的那些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短命政权一样，刚露脸不几年，就消失在历史的厚重的尘沙之中，后人想要寻找他们的踪迹都很困难。
幸运的是，努尔哈赤的继承人是皇太极，一个新一代的女真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
努尔哈赤崩逝的时间是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下午两三点钟；地点是在离沈阳尚有四十里的瑷鸡堡；身边除了一般侍从仆役之外，只有应召而来的大福晋乌拉那拉氏阿巴亥。诸贝勒大臣赶来，轮班肩抬汗王棺柩，当夜初更时分才到了沈阳。此时最紧要、众人最关心的莫过于汗王对身后事有什么遗嘱。
皇太极继位（2）
大福晋忍泪叙述了汗王临终的遗言：由十四子多尔衮继承汗位，由大贝勒代善辅政，待多尔衮成年后，代善归政。
众人全都惊呆了。这可能是汗王的遗嘱吗？完全违背他生前反复训示过的八王共执国政的体制，违背在八王中择贤者继汗位的原则；皇十四子多尔衮才十三岁，还是个孩子，很难说贤与不贤；而且这种安排，不就等于为天命五年那件汗王极力要遮掩的丑闻翻案吗？是不是大福晋企图使自己的儿子继承汗位、使当年的私通合法化而制造的假遗嘱呢？须知，汗王薨逝之时，诸贝勒无人在侧，只凭大福晋口述遗嘱，谁能证实？
四大贝勒进行了紧急磋商。
因为这个遗嘱对四大贝勒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此时的八旗，皇太极掌握两黄旗，代善掌握正红旗，阿敏掌握镶蓝旗，莽古尔泰掌握正蓝旗，所余镶红、正白和镶白三旗旗主，分别是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这三兄弟在他们分别只有十九岁、十二岁和十岁的时候，就成为拥有一旗、与诸兄并驾齐驱的权势很大的旗主。所谓“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爱之而终适以害之。诸兄得为旗主，无不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流血拼命，对幼弟恃母亲受宠而得汗王厚赐，怎能心平气和？平日碍于汗王的威严、碍于兄弟情分还都能忍耐，一到关键时刻，这种不平之气就会乘机而出，起决定性的作用。
现在就是这样的关键时刻。
形势明摆着：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这三个同母兄弟所掌握的力量已经超过四大贝勒中的任一个，如果再有他们的母亲阿巴亥以国母之尊联缀其上，其他五位旗主谁不畏惧？谁又敢不服从？阿巴亥就能因此而左右八旗、左右整个大金国的政局，破坏八王共执国政的均衡，对大金国、对他们每个人，尤其是对与阿巴亥有宿怨的皇太极和莽古尔泰，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
必须除掉阿巴亥。因为除掉这个总挈首领的母亲，就容易使三个同母兄弟分离，不能成就对抗的雄厚力量。而当前正是多尔衮、多铎尚未成年还不具备竞争能力，阿济格一人难以抗拒众兄的时候。
办法也很现成，那就是殉葬。
究竟谁是设计者，不见记载，最大可能是皇太极。因为他有足够的理由和足够的智慧，并因为生母的早死和自己幼年所经受的冷遇，对阿巴亥积怨很深。出于相似的原因，莽古尔泰也会是积极的赞助者。照理说，阿巴亥传达的遗嘱对大贝勒代善有利，况且天命五年的案件表明，他对大福晋也还是情有所钟的，这时理应出面保护阿巴亥才是。但代善自失去嗣子之位以后，变得谨小慎微，杯弓蛇影，此时避嫌尚且不及，哪敢替阿巴亥说话！一个为了求得汗父谅解、恢复荣华富贵而亲手杀妻的人，是不可能为另一个女人再冒风险的。
具体行动是诸贝勒共同完成的。
这些努尔哈赤的成年的儿子们，以汗王对国政及子孙早有明训为名，断然否定了阿巴亥所传达的“多尔衮嗣位、代善辅政”的努尔哈赤的临终遗命。他们是有道理的，因为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不但汗王生前反复强调，而且书写成训示交给了每位贝勒，白纸黑字，证据确凿；而所谓的临终遗言没有第二人能够证明，即使汗王真的在去世前的昏迷中说了类似的话，也只能视为乱命，不可执行。
随后，他们向阿巴亥传达了他们所记下来的汗王的遗言：大福晋虽然丰姿美貌，但心怀嫉妒，常常使汗王不悦，虽有机变，终究逃不出汗王的明察，如果留下，将来恐怕会成为乱国的根由，所以，“俟吾终，必令殉之”！
这回轮到阿巴亥大吃一惊了，她没想到生殉的命运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按当时的习俗，妻殉夫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爱妻，一是没有年幼的儿子，阿巴亥虽然符合前一条，但她确有两个幼子需要抚育，而且她也不相信诸贝勒掌握的这个汗王遗言，她要据理力争。
但是，她面对的，是战功赫赫、魁梧威严的四大贝勒，他们进一步威逼说：这是汗王的
遗命，他们纵然不忍心、不愿意，却不敢不从。从殉的仪式都已经准备好了：按规矩，当殉者盛装坐炕上，众人对之下拜，然后以弓弦扣颈勒毙；若殉者不肯殉，则群起而扼之，至死为止。
到了这一步，阿巴亥还有什么办法？她只能屈从，换上礼服，戴满珠宝饰物，虽然照规矩殉者不得哭 ，她还是哀告诸贝勒，请求他们照顾她的幼子多尔衮和多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她还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我自十二岁侍奉汗王，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汗王恩厚，我不忍离开他，所以相从于地下。”
阿巴亥生殉而死，死在八月十二日辰时。与努尔哈赤崩逝，相距不过十八个小时，真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
与阿巴亥同时从殉的，还有两个小福晋，其中之一，就是天命五年阿巴亥获罪时的告发者代音察。此人因告发有功，曾荣升到与汗王同桌共食的地位。此时生殉，也很能发人深思、耐人寻味了。
解决了大福晋生殉这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之后，后金王庭面临着一个更加棘手的难题：谁来承袭汗位？
中国历代皇朝的立储继位多半都会成为一道关隘，导致许多人杀头流放、许多人得意荣升，形成朝中的大换班。有时候简直就是一次政治地震，造成社会的动荡，比如唐代的夺门之变、东晋的八王之乱等等。不料这个立国才十一年、有十多个汗位候选人的后金，却十分顺利地度过了这一关。
皇太极继位（3）
这个过程大约是这样的：
大贝勒代善的长子小贝勒岳托和三子小贝勒萨哈廉议论商量好了以后，同到父亲处禀告说：“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应该及早定下承袭大事。四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得先汗王之心，众人也都心悦口服，理当请四贝勒速继大位。”
代善说：“这正是我的夙愿。你们的提议，上合天心，下协人意，有谁会不赞成呢？”
父子议定，次日，诸贝勒大臣聚集朝会，代善便将推戴皇太极继位的意思书示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以及小贝勒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硕托、豪格等，众人都欢喜称善。随即合词请皇太极即位。
皇太极却一再推辞，说“汗父并无立我为君的遗命，若舍诸兄而嗣位，有僭越之嫌”；既怕不能够继承先汗父之志，又怕不能上合天心；而且统率群臣、抚绥万姓是十分艰难的任务，自己难以胜任，等等。总之一句话，不肯。
然后，众人坚请不已，从早上卯时（约晨七时许）。直劝到下午申时（约午后五时许），整整十个钟头，皇太极被众人的诚意所感动，终于答应下来。
当时朝鲜人的记载，与清朝官修史书所叙述的以上过程是一致的，只是带有更多的闹剧和喜剧色彩。记载说：
努尔哈赤死后，代善让位其弟皇太极说：“你智勇胜于我，你应该代我继立。”
诸贝勒都想立嗣后再举哀，代善便对众人说：“父亲生前欲立皇太极。”
皇太极却说：“当立者应该是代善兄。”说罢连忙走避以相让。
于是岳托等人去请代善，代善不出；再请皇太极，皇太极也不出。岳托等人每日数次呼号奔走于二人之间，经过三天仍无结果。代善便令岳托等人率诸贝勒六七人群拥至皇太极处，将他绑架似的抬着举着送到努尔哈赤灵前，皇太极这才接受了汗位。
皇太极为什么有这种表现？难道他真的不愿意继承汗位？
绝对不是。
从他作出的让贤避举的种种姿态，可以看到，他已经受到汉文化的相当影响，已经掌握欲擒故纵的某些政治家的手腕。更重要的是，他心里很清楚，他的继立已是顺理成章的事，汗位非他莫属了。
他一再推让、似乎是不得已而接受的这个结果，其实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已经孜孜以求并不断地付诸行动了。
前面提到过，在生母去世继母得宠致使地位下降的孤独中，他度过了童年，这境遇更激发了他争胜好强、奋发图强的性格特征。眼前有父亲这样一位使他崇敬、效仿的榜样，统一女真的频繁战事更给了他磨砺锻炼的机会。最突出的优长，是他勤勉好学，在后金诸大贝勒中，是惟一能够识汉文读汉书的一个。勇力加智慧，使他得以在天命元年后金建国时，成为掌国四大贝勒中最年轻的成员。
四大贝勒自然是最受汗王信赖的，也是继承汗位的最可能的候选人。其中二贝勒阿敏是汗王的侄子而非亲子；三贝勒莽古尔泰的母亲是获罪的大福晋，而且莽古尔泰本人又有弑母之罪，不受汗王喜爱，他们对皇太极继位都构不成威胁。只有大贝勒代善堪称劲敌。当时，不但后金国人，就连朝鲜人都看好大贝勒与四贝勒是汗位继承的竞争者，当事人皇太极还不心头雪亮？
他的表现就是在战场上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以冒险图功，还处处与身为太子的代善争功。萨尔浒大战中、攻取沈阳的外围战中，他都不顾汗王的亲自劝阻，冒险冲到最危险的地方，但凡与太子代善共同出战，他一定冲杀格外出色、战果格外辉煌，总胜代善一筹。
因为他知书读史，有计谋，善于收揽人心，早有贤明之称，所以他能够团结一大批年轻的女真贵族。他们思想相通，比父兄一辈有更大的雄心和更高的抱负，可称之为后金皇朝贵族中的少壮派，皇太极是这一批人的精神领袖。代善的儿子岳托和萨哈廉之所以首倡立皇太极继位，正反映了这一点。
回过头去看一看，天命五年，由小福晋代音察告密开始引发的一连串对代善不利的事件，最终造成太子被废，好像就不是偶然了。这些事件之间究竟有没有关联？这里面究竟有没有阴谋？从事件的过程中似乎看不出什么痕迹，每件事似乎也都是查有实据，并非空穴来风。然而搞侦探的人都知道这个规律：要确认一个阴谋的主使者，只须找到这阴谋实现后的最大获利者，就八九不离十。
获利者有代善之子硕托和岳托，他们从此得到公正待遇；获利者有汗王和诸贝勒，没收的代善的僚友部众被他们瓜分了；获利的还有代音察，升到与汗王同桌吃饭的地位；最大的获利者却是皇太极，他从实力上威望上都战胜了代善，而且他获得的是六年累进的暴利——他获得了汗王的大位！
他是不是这次阴谋的实际策划人，谁也找不到确凿的证据，但他至少是用了很大力量来影响事件的进程。小福晋代音察的生殉，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皇太极难以洗刷杀人灭口的嫌疑。
对于代善来说，他别无选择。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肯拥戴自己继位，还有比这更大的悲哀吗？实力不如、智勇不如、威望不如、才干不如，即使按顺序立长，自己登了汗位，如何面对汗王去世后这内外交困的险恶局面？他对自己毫无信心。何况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自己还背着个废太子的旧名声！既然竞争不过，还是退而求其次，无论为大金国着想还是为自己着想，都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于是，大贝勒代善以让位之德，获取了贤明的名声。皇太极也有丰厚的回报：清代八家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中，代善和他的儿子岳托、他的孙子勒克德浑（萨哈廉之子）占其三，子子孙孙享受荣华富贵。
皇太极继位（4）
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九月初一日，风日晴和，秋色宜人，沈阳大政殿前，沿十王亭分左右两翼，长长地排列着威风凛凛的法驾卤簿，斧、钺、刀、戟在阳光中闪亮，五色旗帜在秋风中飞扬，三大贝勒、诸贝勒大臣及文武百官齐集大政殿，正式举行了皇太极登极的盛大典礼。
首先，由皇太极率诸贝勒大臣焚香盟誓，以“诸兄弟子侄共议皇太极承父基业”昭告天地；其次，皇太极自誓“敬兄长、爱子弟”；而后，三大贝勒与诸贝勒共同立誓；三大贝勒与诸贝勒又分别立誓，保证全心全意辅佐皇太极。盟誓完毕，已即汗位的皇太极，竟率诸贝勒，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拜，表示不以臣礼对待。
皇太极这三拜，拜得极有特色，极有意义。
它拜去了三大贝勒的疑虑，它拜出了汗王崩逝的难关度过后的政治安定。
由皇太极这三拜，人们看到了一个英主所必须具备的豁达大度的胸怀，也显示出他的审时度势的政治家的眼光。如果说皇太极这三拜，拜出了大清朝的三百年天下，也许太过分。但由于他聪明地在此时此刻维护了传统体制，维持了当时客观存在的各种力量的平衡，使得这个立国未久的后金国没有因创始人的骤死而产生政治动荡和分崩离析，皇太极对后金来说，实在是功不可没。
他终于登上汗位，接受了诸贝勒大臣文武百官的朝贺礼，诏命明年丁卯为天聪元年，并颁发大赦令。狭窄难通的瓶颈终于过去了，难怪史书上记载这一天“国中百官万民，皆欣欣然有喜色”。
不过，对这位三十五岁的后金国的最高统治者来说，需要面对的，是十分严酷的现实。由于努尔哈赤晚年错误的屠杀政策，本来就处在敌对势力包围和孤立之中的后金社会内部，更呈现出矛盾错综复杂、危机四伏、经济困难、汉民逃亡和暴动此起彼伏的动乱局势。
皇太极以一个政治家的胆略，对国家的政策法令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和改革。
第一件事，就是缓和当时紧张已极的民族矛盾。
皇太极一上台，就提出了“治国之要，莫先安民”。他分析民不安的原因是“汉民每被侵扰”，以及兴筑劳役妨碍农务等。他强调满汉一体，在对待逃亡问题上、在进行编户计丁授田的时候，他实行了宽松的措施，使大量汉民摆脱了农奴身份，取得自由民的地位。这不但缓和了满汉矛盾，更解放了生产力，对后金的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皇太极更广罗汉族人才，优礼汉官，敢于重用那些确有安邦治国之才的汉臣，最著名的就是范文程。范文程在努尔哈赤时期只不过是个点缀，养而不用，用而不重用，到天命后期，更是备受冷落和歧视。皇太极知人善任，很快就把范文程推上军机要臣的位置，言听计从；范文程也因此而感戴、而奋发，竭尽忠诚，发挥了他卓越的才干，成为清朝开国的一代名臣。
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第一次、也是女真族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开科取士。这是完完全全从中原历代王朝照搬过来的网罗人才的手段。而取士的对象，竟是当年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屠尽儒生时侥幸脱逃、被编为庄丁给满人为奴的三百名汉族生员，从中录取了二百人。此后，每隔四五年，继续开科，吸收了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充实进国家各级行政机构。此举不仅把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从被奴役的地位中解放出来，也在政治上赢得了汉族百姓的感戴和拥护。
在第一件事的基础上，皇太极开办的第二件事，就是初创国家体制和制度。
他即位不久，就在汗王手下破天荒地开设了一个文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