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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润身：我来自“白毛女”的故乡
我的父亲就是一位杨白劳式的人物。9岁时就听奶奶讲过白毛女的故事，后来自己就搞了一个村剧团开始排白毛女的戏，也看过当时排出来的歌剧《白毛女》。因为一个什么契机《白毛女》被搬上银幕呢？在40年代末，歌剧《白毛女》在民间的影响已经非常大了，香港那边想把歌剧改编成电影，新中国刚成立的电影局了解了有关情况，认为我们最有条件来把这部电影拍好。当时设备条件最好的是“东影”，就决定由“东影”来拍。为什么我成了编剧之一呢？电影局已决定水华和王滨来编剧和导演，但是他们并没有农村生活的经验，他们知道我曾经组织村剧团排过《白毛女》的戏，就很周折地找到当时在平山的我，我也很高兴，因为对这个故事太熟悉了，那年我28岁。
当时有一个《白毛女》的版本，喜儿和大春没有结婚；被玷污的喜儿为黄世仁生下了一个小姑娘。这种结果观众不愿意接受的，结果把这样的结局改掉了。另外还有杨白劳除夕躲债的情节。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穷苦人没有欠账的习惯，有一分还一分，绝不可能怀里揣着几个钱而四处躲藏。就是要让杨白劳冒雪赶到黄世仁家还债去，钱财两清，黄世仁还不肯放过喜儿，这恰恰更好地表现了地主恶霸的蛇蝎心肠。电影《白毛女》的剧本写了一年多，摄制耗时9个月，所有的外景地都选在我的老家平山县。毛主席说过“平山是白毛女的故乡”，现在我还经常回到平山的老家坐在乡亲们的地垄炕头上。白毛女纪念馆成立时，老朋友田华、陈强等人都又回到了50多年前拍电影的地方，大家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感慨万千。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50年 《我这一辈子》铸就平民史诗
石挥：“我这一辈子”天问式的慨叹
由叱咤舞台的“话剧皇帝”到银幕上石挥塑造的一个个经典形象，他是如此光彩夺目，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敏感而脆弱的人，在艺术生命的正当年选择了自绝。石挥的悲剧完成了，却给中国电影史留下了永久的遗憾。1995年，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时，《我这一辈子》获得了“世纪奖”，而石挥本人也获得了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男演员。在中国电影诞辰百年即临之际，回顾石挥别有一番深味。
电影大历史：一辈子的辛酸，半个世纪的变迁
根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的22集电视连续剧《我这一辈子》曾经热闹了一阵，云烟过眼，热闹归于沉寂。但小说光彩依然，和小说一样经受住岁月考验的，还有1950年石挥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我这一辈子》。
石挥的一生，和老舍有许多相似之处，共同的生活经历，相似的艺术气质，使得石挥改编起老舍作品来，有一种别人难以企及的从容与底气，加上他炉火纯青的表演艺术，共同造就了这部中国电影史上的现实主义力作。电影《我这一辈子》基本上按照小说的人物、情节、风格进行改编，通过“我”这样一个既服务于统治阶级又心牵平民百姓的巡警的命运，映射出从清朝末年到解放前夕半个世纪中国历史的沧桑变迁，真实可信，感人至深。石挥塑造的这个巡警形象，个性鲜明，形神兼备，在中国电影人物画廊中，独具特色，熠熠生辉。受当时创作环境的影响，电影的结尾要比小说光明得多：革命者申远倒下，“我”的儿子海福跃起，红旗招展。这个光明的结尾体现了石挥当时两难的创作心态：一方面他要坚持自己的艺术个性，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另一方面，他又必须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在现实摹写中安排中国的前途与希望出场。但即便如此，电影《我这一辈子》仍不失为一部闪耀着现实主义艺术光辉的经典之作。
石挥的表、导演艺术在国内是公认的，随着中国电影不断被介绍到国外，石挥的影响已经超越国界，受到海外观众和电影专业人士的推崇和喜爱。在1982年意大利都灵举行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上，法国电影史学家米特里说：“我参加这次‘回顾展’发现了中国电影，也发现了石挥。”日本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说：“过去我只知道中国有个赵丹，现在我发现还有石挥。”
口述影像：石毓澍：我的“气哥”
杨柳青石家
石挥于1915年生于天津杨柳青，原名石毓涛，生后不到一岁就随父母迁至北京，随同来京的还有大姐毓滋，大哥毓浔，即石开，笔名杨柳青（《我这一辈子》的编剧）和不满周岁的三哥毓涛（即石挥）。到京次年后，我们家中陆续出世了包括我在内的二男二女，我们弟兄五人，石挥行三，由于二哥从小过继给伯父，所以石挥就行二了。石挥6岁入北京琉璃厂师大附小，到了高小时，学校每逢一年的游艺会是石挥最快乐、得意的时候，老师常叫他代表班级表演小独幕剧。他与同班的董世雄（即蓝马）经常是不可分离的搭档，谁料他们后来竟都成为了著名演员。
战后兄弟相会
石挥初中毕业后因生活所迫四处寻找工作以补家用。他曾在北宁铁路局做过车童（即列车员），也做过牙医诊所的学徒，他还曾想考入陆军学校，也想过养蜂，但都未成功。他小学最好的同学董世雄突然来看他，蓝马的力邀使得石挥进入话剧领域，从“明日话剧团”到“中国旅行剧团”，再到“苦干剧团”，石挥在话剧界的名气越来越大，被称为“话剧皇帝”。
1945年黄佐临导演的《蜕变》重新上演，我是1945年8月初回国的，由于战争的关系，我们的联系已经中断5年多，我不知道他住在何处。到上海后看报纸知道“苦干剧团”每晚在辣菲剧院演出，大约下午四五点钟我到达剧院，问了售票的一个俄国人知道演员正在台上吃饭，我从空着的观众席向前直走向台口。忽然我看到了挥兄，我大叫：“气哥！（这是我对他常用的称呼）”跳到台上与他热烈拥抱。别人看愣了，后来知道我们的关系，大家都向我们祝贺兄弟相会。
最后的旅途
石挥后来步入电影界，出演了“文华”公司的诸多经典影片，并开始自编、自导影片，《我这一辈子》更是轰动了全国。《关连长》是继《我这一辈子》后又一部力作，但是却遭到了批评，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从此，等待石挥的是一条布满荆棘的坎坷路途。
1957年他导演了最后一部电影《雾海夜航》，影片剪辑完成后的第二天，石挥被通知要向上影领导交代问题，《雾海夜航》成为一个尚未出世就遭到白眼的胎儿。1957年11月上影召开批判石挥大会，连续两天的会议、铺天盖地的指责使他感到莫名其妙，无法用理智来理解周围发生的一切。他回到家中头脑一片空白，沉默不语，这个使他如此投入的世界要抛弃他，他的内心受到深深的伤害，无以解脱。他径赴十六铺码头登上他所熟悉的、曾拍《雾海夜航》的“民主三号”轮船，在夜深人静之时，大海里泛起一道白浪，次日凌晨轮船里再也找不到石挥了。
22年后，即1979年3月2日，上海电影制片厂宣布石挥等14位被定为右派的同志全部错划，给予平反。在迟开的、缺席的追悼会上，只剩下一个名字：石挥，原名石毓涛。没有他的尸骨，也就没有墓地，至今也没有一块墓碑。
结束语
石挥的一生短暂而又充实，充满了坎坷也享受了成功的喜悦。他通过表演给我们带来了对艺术的享受，对人类的热爱，然而他却没能得到应有的回报便失望地匆匆离去。今天，他所生活过的世界又重新真实地认识了他，他在天之灵终于可以得到解脱。石挥曾为《日出》谱过曲，其中的一段话是他最后想说的，我就把它作为对他一生回顾的结束语：“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边，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口述影像：童葆苓：“想起来非常遗憾”
我和石挥相识是他在1948年导演第一部影片《母亲》时，影片中需要一个学唱京剧的小姑娘，他选中了我。当时感觉他和一般的电影明星不一样，穿着很普通，有时拍完戏出来，大家各自回家，他就在马路边的小摊上买烧饼吃，给我留下很朴实的印象，我当时19岁。我欣赏石挥的多才多艺，我觉得他和我在一起很实在，虽然我的家人不太同意，我还是答应和他订婚了。我们的婚礼很简单，当时父母都不在北京，只有他的朋友李少春、裘盛戎和我家的几位亲戚办了一桌。那天，我穿一件桃红色夹袍，黑丝绒的领子，很好看，但不是新做的。那是1954年，我23岁。
石挥非常喜欢小孩，我也喜欢，可是我怕生孩子影响演出，就提出暂时不要孩子，他为我着想，同意了，当时他已过了不惑之年。我现在想起来，非常遗憾。我们婚后，长期两地分居，直到1957年我才调到上海。团聚的生活开始了，我们在淮海路租了一套西班牙式的两层小楼。上海夏天热，我们俩就到平台上睡觉，他爱给我讲故事。这简直像一出戏一样，我们刚刚尝到幸福生活的甜美，正想要一个我们盼望已久的孩子，不料，一场急风暴雨改变了一切。
想起来我挺难受，那天有国外代表团来，领导通知我去参加接待，就把石挥自己留在家里，临出门的时候，他拼命拥抱我、吻我，我却没意识到会有什么事发生。下午等回到家他没在，我就等，一直等了一夜。我害怕了，就赶快打电话给我们领导，领导说帮我找，后来就一直没有消息，我就生病了。最后起不来床了，我妈妈把我接回了北京。有一次我到山东去演出，接到一封信，说石挥已经去世了，我哇地一下就哭了。我一直不知道石挥是怎么死的，姐姐童芷苓后来告诉我说他是投江死的。
石挥如果能活到今年，他的才华会充分施展，他的艺术理想会一一实现。如果他能活到今天，看到他的电影作品这么受欢迎，他本人的表演这么受到后人的赏识，他伤心的心是会受到安慰的。——本节口述资料由北京电影学院舒晓鸣教授提供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50年 新中国第一本电影杂志《大众电影》创刊
伴随着中国电影共同兴衰起落
《大众电影》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创办起来的，它的宗旨即是介绍国产电影，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电影和电影市场的起伏跌宕也深深影响着《大众电影》的兴衰起落。上世纪80年代正是全民热衷于电影的火热时代，《大众电影》在黄金时期最高销量达近千万册。对于如今的电影杂志，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虽然背后有着浓重的时代原因，但其中令人最感无奈的，恐怕仍是中国电影长期疲软所造成。
口述影像：“陪伴《大众电影》一路走来”
创刊：《团的儿子》做封面
《大众电影》是1950年6月创刊的，我是在1950年冬天进入《大众电影》，那时《大众电影》的主编是梅朵。我最早是在书店里看到的这本杂志，因为一直喜欢看电影，所以拿起这本杂志就爱不释手，竟没想到后来会在这里工作那么长时间。那时候《大众电影》人很少的，除了梅朵也就三四位同志，而且是半月刊，所以每个人都是“多面手”，编辑、美编、排版、校对样样精通，我们当时组稿直接下工厂，中午几个人在一起吃碗排骨面，下午接着干，那时的工作气氛非常好，每个人都很尽力，合作得也很愉快。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大众电影》的创刊号，正好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我们就以前苏联影片《团的儿子》中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做封面，全部是黑白的，不到32页，画页比较少，也没有电影剧照，我们就自己做封面设计，自己画插图，这很锻炼人，所以我对做杂志的各个环节都比较熟悉。
杂志刚一出来非常受欢迎，创刊号印了1000本，全部卖光，后来又再版了很多次。这是在一个什么背景下呢？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美国影片不允许放了，就只能放国产影片，当时夏衍、于伶等人认为有必要做一份新式的电影杂志，多介绍苏联及东欧兄弟国家的影片和我们自己的国产影片，面向广大群众。
移师：植根于新土壤
做了两年的时间，大事情来了，就是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因为这部影片我们在杂志上做过重点介绍，上面就要求我们把还没有卖出的刊物都回收。紧接着就是《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等片子也遭到批判，这样的题材本身是受工农兵欢迎的，所以刊物就不好办了，北京、上海等地的“文艺整风运动”开始，我们就依照上面的安排来到了北京。
因为《大众电影》基础很好，在上海办得也很成功，于是当时在北京的另一个电影刊物《新电影》并入我们的杂志，这样《大众电影》就成为指导全国电影观众的一个刊物，《大众电影》杂志社成立，归中央电影局领导。那时候分组很细，工作人员也有二三十人了，有评论组、影讯组、读者来信组，还有印刷、发行以及行政人员。杂志当时还是不好办，因为要求很严，有时一个文字的错误都要上纲批判。我们还想了办法，不同片种让不同行业的专家来谈，但是分寸把握起来依旧很困难，由于清规戒律较多，所以版面上也不如刚开始那么生动了。到了1962…1963年搞运动最厉害的时候，又是三年困难时期，就停刊了，直到1979年才重新恢复。
复刊：新辉煌时刻
在我看过的很多读者来信中，都曾提到在没有杂志、没有电影看的情况下，他们是如何把以前的《大众电影》宝贝似地藏起来反复看，这是令我至今都很感动的事情。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大众电影》准备复刊，1978年我从北影厂编导室调回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筹备《大众电影》的复刊工作，同时把当时的《人民电影》的一部分人收编进来。
1979年复刊后的第一期刊物按时出版，各方的反映都很好，那时林杉任主编，我任副主编具体负责版面。设立了几个部门：影讯组、评论组、读者来信组、美编组，另外还有两个摄影记者，配置比较全面了。当时的刊物比较少，《大众电影》也真算赶巧，因为刊物本身也比较活泼，画页增加，封底封面都采用照片的形式，所以很受读者欢迎，虽然是“重点影片，重点介绍”，但像美术片、纪录戏曲片等其他片种我们也介绍，内容多样化。另外还结合读者的实际需要，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也在刊物上发表，所以刊物与读者的关系非常好。这直接影响到发行量，到1981年时，最高的发行量曾达到965万份。当时美国的记者、编辑对我们说《大众电影》真了不起，发行量超过了美国的《读者文摘》，我说“那是因为我们人多啊！”
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50年代的时候，北京真有一本很好的电影刊物就不会把《大众电影》移植来了，而《大众电影》或许就永远是一本地方刊物。而这样一本电影刊物真正做到创新、开拓，有自己的风格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是很不容易的，没有“左”，也没有“右”，对影片和影人都比较公正。现在这些五六十岁的人都有可能就是我们的老读者，陪伴《大众电影》一路走来。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51年 《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武训传》的社论
第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思想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电影的创作呈现出一股蓬勃向上发展的趋势，但这种局面很快结束，电影界发生的巨大震动就是对影片《武训传》的批判，电影批评被直接发展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电影具有如此之大的政治风险让许多电影人诚惶诚恐，电影的审查和管理也更加严格，当年没有任何电影投拍，电影产量严重下降。从这个时候起，成长的创伤一直伴随着新中国电影风雨兼程的发展历史。
电影大历史：追寻人民记忆
1944年夏间，陶行知送给电影导演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他希望成就卓著的孙瑜有机会时能够把武训一生艰苦办义学的事迹拍成电影。孙瑜读了这个画传，便很快拟出简单的“剧情梗概”：作为一个曾受过不识字的痛苦和创伤的武训，怀着朴实善良的愿望，不顾个人微不足道的命运，下定决心为穷孩子们“不再吃不识字的苦”而进行一场苦斗，坚持到底，终生不渝地孤独地与社会作战，甚至是孤独地与他自己作战。
这是一个感人肺腑且让孙瑜念念不忘的电影题材。1945年春至1947年秋，他第二次赴美，对美国电影作亲身观摩。在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