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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李行在自己的第一部国语影片《街头巷尾》中精心营构的一个灵魂的居所。这一个灵魂的居所，位于高楼大厦的都市的边缘，外表虽然残破，内里却无比坚定。一批身处台湾的外省人，职业虽然低贱，精神却高昂如歌。他们或捡拾垃圾，或蹬三轮车，或零担卖菜，或人前卖笑，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安安分分地生活和做事。《街头巷尾》里的“家”，不是一个由单纯的血缘之亲构成的生存实体，而是一个由温馨的老幼之情编织的理想所在，它既指涉台湾之外的“大陆”，又导向现实之外的“文化”。这样，归家的念想便被涂上一层强烈的文化追寻意味，寻根的梦幻在台湾电影中第一次以如此写实的方式展示在观众面前。《街头巷尾》里，李行营造了一个充满“爱心”的社会，成为填补家庭“残缺”并最终替代家庭的最好方式。因此，正如影片片头字幕表达的一样，充满着爱心的社会才是进步和希望，它超越家庭，引领着人们回到真正的“家乡”。
为了在银幕上呈现出“家”的重要性和完整性，跟《街头巷尾》和《养鸭人家》一样，《秋决》也以老幼之情替代血缘之亲，并虚构出一个狱中成婚、接续香火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更有意味的是，随着情节的展开，奶奶和牢头对杀人犯裴刚的慈爱之情逐渐加强，而裴刚对奶奶和牢头的孝敬之心也从无到有，直到影片结尾时升至高潮。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棚户，还是在监狱，“家”都是主人公克服孤独、战胜恐惧的有力武器。
正是在《街头巷尾》和《秋决》等影片里，不仅可以感受到台湾电影里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遗绪，而且可以感受到一个出生于内地的台湾导演，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间，通过电影展示给观众的一种超越了血缘甚或家族的人道主义襟怀；沉浸在这种人道主义襟怀之下，希望寻找温情理想以及灵魂居所的电影观众，将会与李行产生共鸣，并始终在丰盈的爱心中沐浴中国传统人伦之光。
“健康写实主义”得自美国《读者文摘》编辑风格的启发，此类影片在描述社会生活的同时，欲避开呈现社会黑暗面，也不直指其肇因。体现出所谓的“六不”：不专写社会黑暗、不挑拨阶级仇恨、不带悲观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其创作精神更接近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写实论，而不同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
李行坚持的民族风格和乡土气息，及其“坚持艺术思想，不向市场低头”获得台港电影界的很高评价，但是他观念上的保守和批判现实精神的缺乏，也渐受质疑。进入80年代，“台湾新电影”的出现，首先就是要区别于“健康写实主义”。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62—1964年 百花奖掀开群众性电影评奖历史篇章
百花奖：从盛放到夭折
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百花奖，以前人们一直简称它为中国电影双奖，这也是中国电影界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两项国家级的电影评奖活动。当我们回首在上世纪严峻政治局势的襁褓下“出生”的百花蓓蕾时，一段黯然隐入历史深处的事件渐渐显影。我们寻找到当年曾经参与“百花奖”统计记录工作的王雄老先生，他也是原影协办公室主任。时隔整整40年，这段被封尘的历史才显露出来，让人们重新认识。
口述影像：一段历史的遗案
1964年3月1日，第三届百花奖开始征集选票，得到选票近90万张，共评出15项45个奖。原定于6月下旬颁奖，但获音乐奖的《怒潮》被诬陷为是替彭德怀翻案，如按结果发奖，定会招致围攻和批判。无奈之下，影协只能佯称选票正在统计，发奖时间延期。最终拖到年底，不得不违心地自诬获奖影片没有体现党所倡导的文艺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呈请上级批准撤消此次评奖。至此，百花奖黯然隐入历史深处。
从诞生说起
1961年6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文化部召开“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之后，中国影协立即在所属的电影刊物《电影艺术》和《大众电影》上开展“四好”的宣传，并积极筹划群众性的电影评奖活动。关于奖项的名称曾经过反复的讨论，在王雄老先生保存的当年会议记录上清楚地记载着1961年9月12日为这项群众电影奖命名时的情况。当时影协书记处书记黄钢曾提出名称为“大众电影读者评选1960—1961最佳电影奖”，由于名称过长念起来也不太顺，后来又提出是否叫“百花奖”、“工农兵奖”，大家一致认可“百花奖”这个名称。最终定下来名称为“大众电影百花奖”，并确定每年举办一次，由《大众电影》的读者评选出获奖国产影片。该奖设立故事片奖，分设最佳故事片、编剧、导演、女演员、男演员、电影配角（正角或反角）等15项大奖。
12万名读者的评选
首届由当时在群众中影响甚巨的电影刊物《大众电影》主办，近12万名《大众电影》读者评选的国产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典礼于1962年5月22日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郭沫若、周扬、夏衍、陈荒煤、蔡楚生、田方等各界领导出席。陈毅、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人还为获奖者题词，由于当时经济困难，连做奖杯的铜都没有，所有获奖的制片厂得到一张奖状，个人荣获一个纪念奖牌并以这些文艺界领导们的墨宝作为奖品。获奖人员先后到石景山钢铁厂、驻京部队、学校与群众联欢，这种前所未有的群众文化活动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1964年百花奖评选顶风出台
1963年底，文艺界开始了整风运动。第一、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也受到一些非议。一些支持创办“百花奖“的领导同志，一方面继续肯定”百花奖“的群众评选电影的形式；另一方面也要求影协总结经验，扩大参与评选的范围，要深入到农村、工厂、连队去组织工农兵各阶层群众参加评选。据此影协与有关职能单位研究决定：第三届改由中国影协主办，中央文化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电影处、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电影发行放映总公司联办。投票对象不再限于《大众电影》的读者。评奖项目仍然是各片种、各行当共15个奖项，但增加获奖名额，以得票多少为序，不再冠以“最佳”名目，统称为“百花奖”。
待了的公案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9年《大众电影》得以复刊。而《大众电影》“百花奖”在读者的热烈企望中也于1980年重新恢复。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仍从第三届开始，而对于1964年由影协等单位举办的未能绽放的第三届“百花奖”，采取了隐晦的态度。现在看来，这样处理有欠妥当，被迫封锢的第三届“百花奖”应该实事求是予以公正的了断。这样才不负于当年积极参加评选电影的广大观众；不负于获奖却没能领奖的电影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逝世的电影家们。
未能公布的1964年“百花奖”主要奖项获奖名单：
故事片奖：《南海潮》、《甲午风云》、《停战以后》编剧奖蔡楚生、陈残云、王为一、白辛、辛毅等导演奖；蔡楚生、王为一（《南海潮》）、崔嵬、欧阳红缨（《小兵张嘎》）、林农等男演员，李默然、张平、安吉斯等摄影奖；王启民、张翬、李生伟等女演员。王小棠、吴文华、王丹凤等 音乐奖；雷振邦、巩志伟、吕其明、肖珩等配角奖；石晓满、王心刚、田华等美工奖；卢淦、史维钧、黄冲等；备注投票对象中，工人占19。9％，农民7。1％，战士15。5％，干部23％，学生26％。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喜剧《李双双》剧照
1963年 《李双双》用喜剧表现农村妇女形象
张瑞芳：荣誉背后的遗憾与反思
在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获奖名单上，《李双双》一举获得四个“最佳”，分别是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和最佳配角奖，从这四个分量很重的奖项可以感觉到当时的观众对这部现实题材的农村影片饱含的热望与欣赏。
然而当我们寻访到当年的“李双双”，如今已80高龄的张瑞芳时，听到更多的却是在这耀眼荣誉背后的遗憾与反思。
口述影像：荣誉背后的遗憾与反思
演员这个职业很讨巧
就影片《李双双》来说，现在的电影评论界或史学界多将它看做是我的代表作，因为“李双双”这个角色我获得了第二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其实我总觉得演员这个职业很讨巧，演员不像作家那样写出一本书完全是独立创作，属于他个人的才能。演员是集体创作中的一员，往往是导演好、剧本棒，还有搭档之间配合默契，为你提供了成功的机遇。一个形象可以永久地留在银幕上，多少年后放映，观众看到的还是当年年轻时你的美好形象，但其实现在的你已今非昔比，早和当年的角色没有什么关系了。有些时候电视里面放老片子，我总有一种隔世之感。
赵丹与“喜旺”擦肩过
那时候演员都是由组织安排角色，根本不可能自己挑角色，“李双双”这个角色也是这样。记得1961年开拍的时候，正处于文艺必须跟着政治路线走的大气候下，河南作家李准1960年写出小说《李双双小传》，并且在病中完成了电影剧本的改编。因为赵丹和李准比较熟，他看了剧本非常喜欢其中喜旺这个角色，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的是仲星火出演的喜旺，或许觉得赵丹多塑造大人物，演一个农村题材的戏不是很合适。拍完以后，赵丹看了也觉得自己演不出那种憨粗的乡土气息。
要笑又不能大笑
我那时候正在舞台上演出，领导觉得我演这个心直口快的农村姑娘比较合适，我接到任务后就动身赶到林县参加拍摄。李双双是个做事情风风火火、大公无私的农村妇女，当时定下的基调也是喜剧。于是我考虑在表演上应该适当的夸张一点、风趣一点，把人物的性格尽量放开来演，但是当时政治气氛比较紧张，导演鲁韧就时时提心吊胆地提醒我：“不行，千万不要放得太开，那样会遭殃的，弄不好会被戴上丑化劳动人民的帽子。”所以我表演时也是顾虑重重的，比如演李双双笑，喜剧就要夸张一点，但是又不得不赶紧捂住嘴，不能咧着嘴大笑。还有编剧写的李双双和喜旺的对话语言简直太精彩了，非常能体现两个人独特的性格，但还是被左改右改，我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台词，希望一句话也不要改。
得到总理首肯
电影拍完后，有部分业内人士批评《李双双》喜剧不喜，或者李双双是中间人物等等，有些批评过于苛求，我们当时都很紧张，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后来周总理和邓大姐看过后，明确地肯定了这部作品。令我印象深刻的是1962年秋，我访问日本回到北京，邓大姐约我们到家里吃饭，我们其实是觉得总理的日常事务那么繁忙怕影响他，邓大姐说“请你们去是为了放松心情，换换脑筋。”记得周总理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请你吃螃蟹，因为《李双双》这部好戏。”我没敢想的是影片与观众见面后，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轰动了全国。
躲过浩劫的郭老墨宝
1963年5月22日，在北京政协礼堂第二届“百花奖”的颁奖仪式上，我们获奖的人得到的不是奖杯、奖状，而是文艺界的老人为我们亲笔题写的一首诗，裱在镜框里，我得到的是郭沫若的，题诗如下：天衣无缝气轩昂，集体精神赖发扬，三亿神州新姐妹，人人竞学李双双。仲星火得到的是老舍先生的题诗，这简直太珍贵了！当然，在“文革”中这些东西都是要被抄走销毁的，郭老的那幅墨宝，我当时冒险把它翻过来压在镜框下面，前面放的是毛主席像挂在墙上，幸运地存留了下来。
在“文革”中，《李双双》又被戴上“阶级斗争熄灭论”等帽子，相对来说还不是当时问题最大的影片。清楚地记得1973年11月14日周总理接见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成员，我也在座。那时候气氛很紧张，我笔记都不敢很详细地记，周总理气愤地提到安徽黄梅戏的著名演员严凤英的死，又说道：“《李双双》电影有什么问题？它错在哪里？把我都搞糊涂了。”想起来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么多有才华的人走了，像赵丹、石挥、上官云珠等等，他们一生对电影做出过那么大贡献，却没有得到过群众投票的“百花奖”，想起来唯有遗憾。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63年 《农奴》
不拘于常规叙事的黑白影像
1963年12月，《农奴》耗时一年后拍竣，这部由八一厂组成的创作班底及全部藏族演员倾力出演的黑白影片，被称为中国十七年电影中黑白片的巅峰之作。这部从叙事上看“记录性多于故事性”、“诗多于剧”的影片以其风格化的魅力，浑厚、博大、深沉的电影语言，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一笔。
电影大历史：四季在脚下，日月在天边
这部电影在当时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很明确的印象：西藏几乎等同于想象力所能达到的原始的人间地狱。拉舌头、扒人皮、挖眼睛、抽筋，活生生把人打死，奴隶社会的残酷和西藏宗教的阴森恐怖尽现其中。
到了80年代初，进入了民族突然觉醒的年代，人们开始从被“蒙蔽”了二三十年的愚昧状态里走出来，这是一个认清真实，认清自我权利的年代。在这个时期，罗中立的画作，那幅黝黑的《父亲》唤醒了全国亿万人民内心的伤痛，人们突然意识到我们的父亲是如此的衰老，如此的贫瘠。就在用《父亲》作封面的这一期国家美术权威刊物《美术》里，同时发表了陈丹青的“西藏组画”。这组作品用直接写实的画法，直面地表现了人生最赤裸的“真实”。人们感到惊异、震动、怀疑，或许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正是青藏高原宽阔的胸膛接纳了众多期许“精神家园”的文化人，而“西藏热”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升温。
有评论说“在艺术创作中，西藏经历了恐怖、写真、魔幻以后，现在逐渐进入了一种很具形式美感的阶段，可以称做是矫情的阶段。”想起《农奴》的诞生正是西藏平息叛乱、实行民主改革之后的60年代初期，正是文艺创作中“恐怖”描述的阶段。
但在看这部奇特的写实主义电影时，依然可以感觉到在一些情节的铺陈中浇灌出意识形态所认可的花朵，比如强巴与自幼相知相惜的兰尕骑马坠崖时所说：“相爱的人死在一起菩萨是能够原谅的。”强巴装成哑巴也被处理成一次心理上强韧反抗的过程，这几乎与同时期出品的苏联电影大师塔尔科夫斯基在《伊万的童年》中“安排”少年伊万的“失语症”惊人的相似。个人的渺小与孤独、悲凉与无奈，这样的情感在以“激越情绪”见长的十七年电影中称得上是一个“异数”，那些“说”的欲望的丧失并不意味着意志和情感的丧失，而那些被压抑的无法“说”的叹息用沉滞的镜头“写”在了胶片的深处。
每当想起这部影片就会想起一段歌词“风雨数十载，往事越千年，神山圣湖隔不断，茫茫路漫漫。雪莲花开佛光显，四季在脚下，日月在天边。”
口述影像：不拘于常规叙事的黑白影像
《农奴》的故事发生在封建农奴制度下的旧西藏。影片也是黄宗江的扛鼎和压卷之作，1959年，黄宗江去了一趟西藏。在那里，他听到翻身农奴控诉过去农奴主的十恶不赦，也看到了在“世界屋脊“上生活的人们高唱颂歌的情景，后来又先后多次奔赴西藏体验生活，最后花三年时间完成了《农奴》的最后一稿。影片把整个农奴阶级的痛苦和觉醒通过一个农奴的遭遇和反抗表现出来，而这贯穿始终的人物就是——强巴。
角色：“强巴”是一个缩影
“强巴”在西藏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名字，故事就是从强巴的出生开始，父、母先后被领主折磨致死，他自己也被活佛罚做哑巴，领主少爷经常把他当作马骑。小强巴在折磨下跑到山上望着滔滔江水说：“说话，叫我学马叫。叫我喊老爷，我不说，就是不说！”从此强巴成为了“哑巴”。后来他几次死里逃生，并在最后受重伤抱着活佛藏在佛像腹内准备发动叛乱的枪支，冲出火海。大旺堆说家里的祖辈都是农奴，父母就是农奴，而自己其实就是农奴的儿子，所以演强巴感觉就像真实的自己，在感情的表达上非常充分，至今回想起拍摄时的情景都历历在目。
机遇：从“上戏”到话剧团
我一直生活在拉萨，唯独去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的三年时间。在这以前我是在西藏的民族学院（以前的“西藏公学”）学习，1959年西藏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