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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兵败
在事实上，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军纪相当的严明。
大顺军在北京一共经历了四十二天。大顺政权当时占领的范围，包括了整个西北、华北、山东、河南两省、湖北、江苏的部分地区。大顺政权的主要政策包括：一、接管政权，稳定人心。二、向南方地区派兵占据要地、委派地方官稳定地方。三、调军南下，准备南征南明朝廷。四、准备即位有关事宜。五、清点府库，没收皇宫、宗室、勋戚、太监的财产，打击官僚。
就这些政策来看，李自成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也不存在急剧腐化，政策并没有任何错误。经历山海关兵败后才出现军纪问题，但总的来说，李自成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腐化问题。
那么李自成失败在哪儿呢？
◇一是人才的录用
李自成文官除牛金星、顾君恩外，其他多是明朝降官。大顺政权后期缺少的是了解情况、统筹全局、能够制定战略方针的人才。投降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员中，并不缺少有才能的人，其中有的后来被清廷选拔为六部首脑甚至大学士。可是大顺政权规定的是文官受武将节制制度，要求的是起义将领居于支配地位，对降官不能重用，这就是战略上的最大错误。
李自成过于迷信军事上的胜利，在政治上没有作为。这与他缺乏政治上的远见和不能够重视政治治理人才有关。他的军饷主要来自追赃助饷，这样能够做到不扰民而补给充足，但是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军队庞大需要大笔的开销，树敌多，没有开展农业生产，缺乏合适的政策在占领地上实行，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看上去占领大片领土，其实并没有良好的治理，而这些政治上的政策不是武将能够了解的。一旦兵败，马上就不可收拾，号称百万大军的大顺军之所以到后期毫无抵抗力，一败涂地，也就是这个原因。
满清在入关以前就网罗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在决定战略方针时能够征求他们的意见；入关以后，对明、顺两个政权的官员一概收揽，还多次命令已经投降的汉族官员推荐人才，动员他们写信招降。对曾经对仗的敌人也以前所未有的器量容纳。
可见人才只有在能够重用他们的君王手下才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作用。
◇二是追赃助饷
大顺政权坚持“三年免征”赋税政策，通过没收明内帑、宗室、勋戚、太监的家产和对明朝官员实行追赃助饷的办法，来解决财政问题。攻克北京后，缴获属于皇帝的私财（即内帑），可信的说法大概是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数量相当庞大。就战略而言，大顺军在进入北京以后，大规模地实行追赃助饷是不合时宜的。当时仅没收的明廷内帑，就足够大顺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出，不存在财政上的紧迫性。并且，李自成没有考虑到进入北京后客观形势的变化，政策上没有作出相应调整。在大顺政权统治地区地区内普遍地推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绅人人自危，造成树敌过多的局面。
当然，其间最大的失误就是造成了吴三桂的倒戈。之前李自成让吴三桂之父安抚吴三桂，并且顺利交接了山海关。但是在京城里，没收吴三桂的大笔财产、将吴三桂的家人下狱、甚至刘宗敏抢走吴三桂的爱妾陈园园，使得本来对李自成不太信任的吴三桂失去了对李自成的信心。
直接导致了吴三桂的夺回山海关、交好满清，以国破家亡的哀兵抗击大顺军。
李自成进攻山海关失败，在于低估了吴三桂的实力和当前的形势。吴三桂的辽东兵力其时只有三万，却是整个明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与满清的搏斗中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据关而守，有火炮相助，再加上满清上十万铁骑的出其不意。
李自成的大顺军实力也是相当的强，并且有兵力上数倍于敌人的优势，山海关险要，可毕竟此时此刻不比吴三桂有整个大明作为后援的抗击满清，说吴三桂是负隅顽抗也不为过。李自成首先将山海关团团围住，还意图劝降。这样延误了战机。攻击山海关的时候，面对的是明军中的最强军力，抵抗之强是李自成没有料想到的。
即使是这样，如果没有清兵出现，山海关还是可以攻下来的。可是多尔衮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战机。在吴三桂兵力接近崩溃的时候杀了出来。突然出现这个效果是吴三桂和多尔衮刻意隐瞒造成。李自成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看到突然出现的庞大数目辫子军，知道这一战必败无疑，所以选择了主动离开战场，不久杀害吴三桂的全家，放弃北京城。
在军事指挥上，李自成的能力极高，并不存在大的失误。是政治上的失误导致了李自成的失败。
之后李自成经不起屡战屡败的打击，又渐渐刚愎自用，重用牛金星，杀害大将李岩，自溃长城。尽管手上有几十万的军力，但是在天才将领吴三桂及其辽东精兵、多尔衮的满清铁骑，还有南明的部队合力攻击下，迅速的兵败了。
◆满清战略
满清进入北京后，多尔衮在范文程、洪承畴等的建议下，提出了“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行处斩，鞭责似觉过宽。自后问刑，准依明律”的用人政策。也就是说，以前的贪官污吏行为一概不计较，只要有利于大清朝的就用，只要以后不再犯法就既往不咎。
这样，满清征战方面有多尔衮及其八旗子弟兵，有吴三桂的辽东精兵，战略方面有范文程、洪承畴等运筹帷幄，政治制定合适的政策，大量启用明朝的降臣治理国家，巩固占领的领土，为出击李自成和南明，（其实军事上满清仍然没有优势，只是李自成和南明本身存在重大问题，自我溃败而已。）以及未来的一统天下做好了准备。
同样是明朝这些降臣，在崇祯手下成了空谈、亡国之臣。在李自成手上成了阿谀奉承之辈，成了李自成军饷的来源。而到了满清手下，却变成了中兴之臣，真是令人惊异。
在人治的制度下，人才的应用直接决定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所以尽管有满汉之分，尽管有“扬州十日”，尽管有读书人“怀念前明”，尽管有以后吴三桂的“大周天下”，尽管有台湾郑氏的“反清复明”，尽管有“文字狱”，大部分的普通老百姓仍是安安稳稳的过自己的日子，能够让人活下来就心满意足。
清朝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基本上都是实行的“轻赋税”政策，顺利地完成了大乱到大治的过程。什么民族矛盾，民族仇恨，很快就被人淡忘了。
治理天下，说难不难，说易不易。用人治国的道理，都懂，这些都是汉人总结出来的道理。明朝皇帝明白，李自成也明白；亡国的经验教训大家都听说过，明朝皇帝听说过，李自成也听说过。可是那个时候真正做到的确是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不能不让人反省，中国的制度和道德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更不要说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提及过的民主和科学了。我们的目光又局限在中国大陆这一片土地上，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有远见的看到世界战略的形成，或者说，那时的中国没有培养有世界战略远见人才的土壤吧。
◆南明小朝廷战略
南明小朝廷更是将明朝的弱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甲申年（一六四四年）四月，李自成率军攻克北京，崇祯吊死煤山，南京明朝大臣们面临解决王朝继统问题，崇祯的三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只有从藩王中挑选，而当时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系子孙，有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后面三者分别在广西、四川，地处僻远，离南京近的只有从河南逃来的福王朱由崧和旁系的侄儿路王朱常芳（在鹿鼎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为自己拥护的皇位继承正统，这些爱国志士内斗不断）。
阉党阮大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密谋此事，阮大铖建议立福王朱由崧。其时福王有昏庸之名，但是阮大铖、马士英认为这样的皇帝容易控制，于是就联络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实力派，宣布拥立福王。
兵部尚书史可法认为立福王有“七不可”，即贪、淫、酗酒、不孝、虞下、不读书、干预有司，这种五毒俱全的人作了皇帝定会误国误民。
然而，福王朱由崧被马士英等人早早迎入南京，史可法与高弘图无奈，也只得加入了奉迎的行列。
南明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其物力、财赋、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区雄厚。当时南明设江北四镇，共拥兵三十万。武昌的宁甫侯左良玉，拥兵二十万。
福王继位后，组成了东林党和阉党混合的内阁，阉党因为拥戴有功，掌握朝廷权力，竭力排挤，打击东林党人，史可法受排挤，离开南京，督师扬州，高弘图被迫辞职。
阮大铖入朝后，任兵部尚书，借作“顺案”之名，恢复了特务机构东厂，处死了东林党和复社人士。史可法曾上书要求给士兵加饷，然而马士英却将奏折扣下，将史可法的士兵的薪水全扣了下来。当时众将怂恿史可法反南京，以“清君侧”为名，将马士英杀掉，但史可法以大局着想，没有同意。
朱由崧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生活上荒淫透顶，政事全委托给马士英处理。
皇帝如此，大臣们也不逊色。将领们一样只知道吃喝玩乐，对目前的现状毫无了解。
江北四镇中，二刘之兵皆“虚夸不中用”，惟高杰兵战斗力强。高杰凶悍桀骜，却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不料许定国暗通清兵，设计于酒后谋害了高杰，渡河降清，并引清兵至仪封。
就在清兵迅速南下，形势危急之际，拥有数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
史可法扼守扬州，以身殉国。他的顽强抵抗招致满清的“扬州十日”大屠杀。
孙可望后期的飞扬跋扈，最终导致众叛亲离，卖身投靠。
郑成功有大志、有军事才能，却私心自用，断送华南抗清大业。之后退守台湾，一心守护自己郑家的地盘。
明清之际优秀军事家李定国也是悲剧，出滇抗清前期遭孙可望妒恨，无法在两湖、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却是郑的虚应，结果导致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最后只好死而后已。
整个南明前期是建立在错误估计形势上的，朝廷加上继承了昏庸腐朽的传统，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后期南明团结了几十万大顺军、张献忠的战败部队，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共同对付清兵。但是大势已去，各个将领各自为政，没有任何政改吏治，既不得民心，又没有军心，被吴三桂各个击破。
南明前期的战略很重要，当时满清刚进入北京，政权不稳，而且准备也不足，南明有足够的实力收复北京。但是南明面临满清这样的强敌无动于衷，认知上出现方向性错误。一直以李自成为敌人，认为吴三桂携清兵入关是救了明朝的江山，以满清为友，打如意算盘，想和满清共同讨贼，图谋划江而治的天真战略。后来清兵兵临城下，满清早已稳定北方，只要不出现战略的重大错误，南明的灭亡已经是无可避免，更何况南明一直应对失策，回天乏术。此长彼消之下，南明之亡毫无悬念了。
为什么南明前期会出现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呢？当时亡明者，李自成也。明朝的国都是李自成攻克下来，皇帝也是被李自成逼死的，明朝的天敌是李自成，而没有把满清当成敌人。
◆史可法战略
史可法是典型的文人出身，缺乏军事才能，却身居兵部尚书之职，后来更是担负起扬州督师。
扬州城破后，清兵开始大规模的屠杀，大约有八十万人左右被杀死，史称“扬州十日”，那是一段极为惨烈的历史。史可法扬州守卫已经是大势已去。
他所效力之南明弘光朝腐败已达极致，同时还受马士英阮大铖牵制。他的对马阮之流退让，放弃了特殊时期的中央集权，尤其是对兵权的控制。
他不顾实力（这点和袁崇焕大相径庭），只顾报君父之仇。在当时情况下，自顾南保半壁尚不足，却还要欲图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先讨伐李自成军，使得北岸清兵赢得时间和精力。
他前期战略失误，最后要作困兽斗，固守一城而不知不应计较一城一池之失的兵家常识。
史可法到底是怎样考虑战略的呢？
读史可法的“复多尔衮书”，这是当时史可法死守扬州，多尔衮劝降时候，史可法的答复，应该说是真实地反映了史可法的想法和思路，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战略观来。
先看史可法对当前形势的判断。
“越数日，遂命法视师北上，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为我先皇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殿，抚辑群黎，且罢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
这一段是为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最佳辩辞。
言下之意很清楚，如果我史可法是吴三桂，我也会这么做的。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做的对。史可法的态度是和南明一致的，也就是说，明朝的继承人包括朝廷、大臣都理解并且赞同吴三桂的引清兵入关。这一点从战略上讲并没有错误。如果吴三桂不引清兵入关，死守山海关，则必死于李自成的大顺军之手，一旦李自成部队把守住山海关，挡住满清入侵，甚至是和满清谈和，休养生息，积蓄实力，南明更是岌岌可危。
再看史可法对未来战略的观点。
“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上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炤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
史可法原来是打算用“同仇之谊”来感动满清，幻想连同清兵一起消灭李自成而已。之后想必是贯彻南明那一套划江而治的政策。
由此可见，史可法的战略是大错特错了，史可法和南明一样缺乏战略的远见。
在扬州之战中，史可法本身就是缺兵少粮，明明知道既无外援，敌军强大不可胜，城破是迟早的事情，还要作近乎自杀的抵抗。读《银河英雄传说》，这样对自己的士兵和老百姓不负责任的将军，我想来是深恶痛绝的。
固然八十万老百姓的死守先该归咎于杀人者。但是史可法的心中，可曾把这八十万个老百姓当成一回事，考虑过他们的生死呢？
在我看来，史可法选择自杀殉国，让手下人献城，并且要求清兵善待百姓比较好一点。
这当然是题外话了，在满清的战略来讲，大规模的屠杀是让顽强反抗者害怕，杀一儆百。在史可法看来，全城的百姓都能够死得有气节，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史可法的行为已经是不能够用战略来衡量，当时又不能够全城人投票决定是否要无谓的死守招致报复。
如果我是扬州城里的一员，我会怎么想呢。也许我会被史可法的精神感动，我能够无畏于生死与满清搏杀。可是我只是一个小老百姓啊，我每天交税就是为国家作贡献，国家也没有对我很好过，赋税很重，自己经常是吃不饱穿不暖，那些明朝的士兵，烧杀劫掠，和强盗没什么分别，我和我的家人生命算是早不保夕，听说北方的老百姓过得还不错，清朝的税很轻，只是要留辫子而已，但是起码能活下来，我敬重史可法，可是也没必要一定要自己死啊。
难道老百姓连活着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史可法有权利要求全城的人都像他一样殉国吗？
崇祯还知道自杀，还知道要李自成“勿伤百姓以一人”呢。这八十万人的死难道没有史可法的一点责任吗？
不过与其说这八十万人死在史可法手上，不如说这八十万人和史可法都是死在封建遗毒的手上，历史就是满纸的“吃人”，死在封建思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