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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大在城里，地名叫北沙滩，就在故宫旁边。那里现在还有个地名，叫“北河沿”，当年是一条小水沟。北大著名教授刘半农专门写了篇文章，题目挺吓人的，叫《北大河》。文章大意是说，全世界著名的大学，要不拥有湖泊，要不临近江河——有水为伴，大学方才有灵气，在这里读书，才会充满灵感。他老兄是在巴黎留学的，肯定想起了塞纳河边读书的美好时光。北大周围没有江河，实在可惜，刘教授灵机一动，就把这条小水沟命名为“北大河”。可后来城市发展，修马路，连这条小水沟都被填平了。诸位有兴趣的话，到北京时，看看那叫“北河沿”的，现在是如何的车水马龙。幸亏1952年后，北大搬到原燕京大学的校址，也就是现在的燕园。那里倒是有个湖，很大的湖，钱穆给起的名字，叫“未名湖”。未名湖是北大的最大风景，也是学生们的爱情圣地。在国外，经常听人家说，你们的校长来访问，讲话很幽默嘛，一上来就是：我们北大没什么，“一塌糊涂”。大家都很惊讶，校长于是慢慢抖开包袱：北大风景最好的，一是未名湖，二是博雅塔，三是刚扩建的图书馆。合起来，不就是“一塔湖图”吗？这个“幽默”使用频率太高，越来越不好笑了。但我承认，这三个景点，尤其是未名湖那一汪清水，对北大来说，太重要了。
无论是一所大学，还是一座城市，有足够的水，对于生活与审美，都至关重要。北京没那么多的水，因此，北京的春天，显得不够腴润，也缺乏灵气，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似乎没有真正存在过。很多人都谈到，北京的春天太短暂，冬天刚刚过去，夏天马上就要来了，稍不留意，慌里慌张的春天，就从你的手指缝里溜走了。北京的春天若有若无，似乎不曾独立存在过，不像南方的春天，可以让你从容欣赏，周作人对这一点颇有怨言。
我的感觉跟周作人不一样：正因为北京的春天难得，稍纵即逝，所以北京人才会格外珍惜，才要大张旗鼓地“游春”。我在南方长大，那么多年了，就是没有感觉到“春游”的必要性。人家都夸你的家乡“四季如春”，开始我也很高兴；可到北方生活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四季如春”不是好词。一年四季，除了凉一点，热一点，没有什么变化，这不是什么好事。第一次见到北京从冬天到春天的转变，对我这样一个南方人来说，真的用得上“惊心动魄”四个字。记得那是阳历三月初，天还很冷，我裹了一件借来的军大衣，在大街走，还很不自在的。就在我寄居北京的那半个多月，眼看着湖面上的薄冰一块块地融解，光秃秃的柳树一点点地吐芽，这种生命从无到有的感觉，真让人感动。我这才明白，古人为什么一定要游春，那是对于大自然的感恩，对于生命的礼赞！这种从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的感觉，在南方，可能也有，但不太明显。
周作人慨叹北京的水气太少，春天来得太慌张了，这点我承认。不过，所谓北京的春天“太慌张一点了，又欠腴润一点”，似乎还另有所指。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在危机中崛起，很急迫地往前赶路，确实是走得“太慌张了”，缺少一种神定气闲、天马行空的精神状态。因此，整个文化艺术显得有点“急就章”，不够厚实，也不够腴润。所谓的文化积累，需要金钱，需要时间，更需要良好的心境。当然，我这样的解读方式，显然关注的是周作人的整个文脉。
从周氏一贯的主张及趣味看，“慌张”、“腴润”云云，确实可引申开去。但你不能简单对应，硬说这里的“春天”象征着“文化精神”什么的；要是那样的话，“冬天”怎么办？就像周作人说的，北平的冬天不苦寒，屋里烧着暖气，手不会冻僵，神清气爽，特别适合于读书写作，这不也挺好？这就必须回到周氏文章的特色：基本上是个人化的表述，拒绝成为公共话语，你说他文章有没有寓意，有，但点到即止，若隐若现，只能心领神会，不好过分坐实。
关于《故都的秋》（1）
不过，郁达夫还是认定，在所有美好的秋天里，北京的秋天，或者说北方的秋天，最值得怀念。因为，它把秋天特有的那种凄清与艳丽合而为一的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说过北京的“春”，该轮到“秋”了。这是北京最美的两个季节。关于北京的秋天，我选择的是郁达夫的文章，题目叫《故都的秋》。
郁达夫，1896年出生，1945年去世，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出版小说集《沉沦》，是早期新文学最值得称道的作品之一，也是五四那一代年轻人重要的启蒙读物，其自叙传的小说体式，病态的美以及感伤情调，让当时刚刚觉醒的青年学生很受震撼。到了1930年代，郁达夫的文风大变，或者像小说《迟桂花》那样，赞美天然的、健全的、率真的女性；或者转而撰写山水游记以及旧体诗词。郁达夫可以说是新文学家中旧体诗写得最好的，当然还有鲁迅、聂绀弩等。抗战爆发，郁达夫先是在新加坡为《星洲日报》等编副刊，1942年撤到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化名赵廉，在当地一家酒厂工作。有一次，日本宪兵欺负人，郁挺身而出，用日语跟人家交涉，这下子暴露了身份。宪兵队长知道他非同寻常，大概也很快就摸清了他的底细，但不动声色，继续跟他打交道，还称兄道弟的。可日本一宣布投降，宪兵就把郁达夫杀了，因为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郁达夫早年在北平生活，1933年起移居杭州，第二年，也就是1934年，短暂回京时，写下了这篇赞美诗般的《故都的秋》。过了两年，又写了篇《北平的四季》，更是一唱三叹：“五六百年来文化所聚萃的北平，一年四季无一月不好的北平，我在遥忆，我也在深祝，祝她的平安进展，永久地为我们黄帝子孙所保有的旧都城！”请注意，是“遥忆”，距离产生美感，这才有了“一年四季无一月不好”的赞叹。
要说气候宜人，北京最好的季节是秋天，但既然选择了“北平的四季”，就看郁达夫怎么说了。和周作人一样，郁达夫也感慨北平的春天来得太匆忙了，还不如冬天可爱。因为，那最能显示“北方生活的伟大幽闲”。什么叫“北方生活的伟大幽闲”？寒冬腊月，屋外北风呼啸，屋里因为有火炉，故温暖如春。既然外面走动不方便，那就在家中读书写作，遥思往事，或者跟朋友们说闲话、聊大天。大雪初晴，你也可以出去走走，你会觉得，天地为之一宽、精神为之一爽。要是骑驴访友，那就更有意思了。文章中有这么一段：“我曾于这一种大雪时晴的傍晚，和几位朋友，跨上跛驴，出西直门上骆驼庄去过过一夜。北平郊外的一片大雪地，无数枯树林，以及西山隐隐现现的不少白峰头，和时时吹来的几阵雪样的西北风，所给与人的印象，实在是深刻，伟大，神秘到了不可以言语来形容。”
说过北平冬天伟大的幽闲，以及快雪时晴的惬意，该轮到春夏连成一片的“新绿”了。照郁达夫的说法，这是一个“只见树木不见屋顶的绿色的都会”，你站在景山往下看，只见如洪水般的新绿。那是因为，北平的四合院本就低矮，院子里又往往种有枣树、柿子、槐树什么的，到了春夏，可不让整座城市都笼罩在绿荫中，看不见屋顶了么？据说在1930年代，还都是这样，除了红墙黄瓦的皇宫，其它全都被绿树所掩盖。皇宫不像民居，不能随便种树，有礼仪、审美的因素，但也不无安全的考虑。北平的四合院里，有真树，有假山，大缸里还养着金鱼和小荷，整个把大自然搬回了家。
但这是以前的北京，现在可不一样，四合院以及“同洪水似的新绿”，正迅速消退。现在北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许多四合院因此而消失，这是文化人感到痛心疾首的。1949年，改朝换代，共产党入城时，古城基本上是完整的，没有受到战火的破坏。站在历史及文化的角度，几十年战乱，古城能保留下来，是个奇迹，也是一大幸事。可进入五十年代，共产党人为了追求工业化与现代化，拒绝了梁思成等保存古城的合理主张，先扩街道，后拆城墙，老北京的容貌于是大为改观。八十年代以后，北京立意成为国际性大都市，政府与房地产商通力合作，把一片片四合院夷为平地，盖起了很多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政府得意于城市建设发展速度之快，我们却忧心北京变得面目全非。在文物保护方面，政府也做了不少事，比如修复元大都遗址，还有挂牌保护一些有代表性的四合院。可城市的机能在改变，活着的传统在消亡，即便留下若干孤零零的建筑，意思也不大。这方面，政府和民间有很长时间的争论，最近总算出台了一个法规，在文物及四合院保护方面，以后情况可能会有好转。其实，台北也有这个问题，我去年在这儿讲学，拿着老地图访古，也是面目全非。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老城门，又挤在高速公路旁边，看着直让人难受。
关于《故都的秋》（2）
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在很多地方，都将迅速失落。为了补救，一方面，我们会集合各种力量，尽力保护北京的四合院；另一方面，我想提倡“北京学”的研究。原本希望退休了以后，作为一种业余爱好；但这两年我改变了主意，开始带着学生摸索着做。理由很简单，北京的变化太快了，十年、二十年之后，北京不知变成什么样子。那时候的学生，想做北京研究，想了解老北京的模样，必须到博物馆里去看。今天，我们在城市里，还能够见得着各种老北京残留的面影，还能摸得着石墩、看得见牌楼、进得去四合院，再过几十年，你很可能只能到博物馆里去找了。所以，我要求学生们，除了上课以外，培养一种业余兴趣，带上相机，大街小巷随便游荡，即使将来不专门做北京研究，也都保留一点对于这座正在迅速转型的都城的感觉和印象。这种感觉和印象，以后要读很多很多书才能获得的。
秋高气爽，无论那里，大概都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北平尤其如此。郁达夫想说的是，“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比南方的秋天可爱多了。诗人气质的作者，在文章的结尾，甚至用夸张的笔调称：“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前面都很好，就这两句，我不喜欢，感觉上有点“滥情”。虽然我们都知道，郁达夫人很好，襟怀坦荡，可“为赋新诗强说愁”，此乃文人通病。
为什么说北平的秋天特别高、远、清、静呢？那时留欧归来的学生常说，走遍全世界，天最蓝、空气最好的，当属北京。那是因为当时北京的工业不发达，加上城里树多，空气污染少。现在可不敢这么说了，前些年的沙尘暴，把北京人折腾得死去活来。今年不知是天意，还是前些年的努力，基本上没有沙尘暴，希望以后能保持这个态势。这几年，在治理空气污染方面，政府是做了不少事，比如，以前北京居民冬天烧煤，现在改用天然气；四环路以内的工厂，全部拆迁出去；还有提高汽车尾气的排放标准等。这些事情，都在做，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北京才能找回二三十年代作家所激赏的那种湛蓝、湛蓝的天空。不过，且慢，郁达夫最为倾心的，其实不是蓝天白云，而是北京秋天所特有的那种悲凉、落寞乃至颓废的感觉。在一篇题为《北国的微音》的短文中，郁达夫把“凄切的孤单”作为“我们人类从生到死味觉到的唯一的一道实味”。对这种凄冷趣味的偏好，是郁达夫所有作品共同的精神印记。
文章说，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到秋天的时候，“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这是老北京可爱之处，即使你足不出户，藏匿于皇城的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居住，都能够听得见远处青天下驯鸽子的飞哨、看得身边那很高很高的天空，这种感觉好极了。让郁达夫感慨不已的，是北京的槐树。槐树有两种，一是刺槐，一是洋槐。洋槐移植到北京，大概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是树叶子绿时开花，成球地开着，大概是在五月；刺槐则是七月开花，一串串的像紫藤，不过是白色的。那像花又不是花的落蕾，铺满一地，踏上去有一点极细微极柔软的触觉，这场景，显得如此幽闲与落寞。还有那秋风秋雨，以及秋蝉衰弱的残声，在诗人看来，颇有几分颓废的色彩，更是耐人寻味。
这座千年古都，整个城里长满树，屋子又矮，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是只见树木、只闻虫鸣，跟生活在乡野没有大的区别。中国的传统文人，喜欢居住在城市，怀想着乡村，既有丰富的物质及文化生活，又有山水田园的恬静与幽闲。这种“文人趣味”，在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中还很普遍。今天台北的年轻人，特别能欣赏蓬勃向上的现代都市上海；但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还处在一个从乡土社会向都市社会转变的过程，人们普遍对过于紧张的生活节奏、过于强大的精神压力，以及相对狭小的居住空间，很不适应。假如你喜欢的是空旷、自由、悠闲的生活，那么，北平将成为首选。那个时候的很多文人，都说到了上海之后，才特别感觉到北京的可爱。当然，今天就不会这么说了。我想，北京的都市化程度不及上海，有政治决策，有金钱制约，但不排除北京人——尤其是文人，对过分的都市化始终怀有几分恐惧，乃至不无抗拒心理。
另外，北京的“乡村”特色，与其建筑上的四合院布局有关。刚才说了，四合院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山水、自然纳入自家院内。就像郁达夫说的，秋天来了，四合院里的果树，是一大奇观。我相信，很多到过北京的人，都对四合院里的枣子树和柿子树印象极深。还记得鲁迅那篇《秋夜》吗？“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秋冬之际，叶子落尽，光秃秃的枝头，点缀着红艳艳的枣子或柿子，真漂亮。四合院灰色的围墙，屋顶上随风摇曳的茅草，偶尔掠过的鸣鸽，再衬以高挑在天际的红柿子，视觉效果上，会让很多人过目不忘。
毕竟是文人，说到秋天，怎么能拉下欧阳修的《秋声赋》与苏东坡的《赤壁赋》呢？再说，南国之秋也自有它特异的地方，比如扬州廿四桥的明月、杭州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这些秋天也都是美不胜收。不过，郁达夫还是认定，在所有美好的秋天里，北京的秋天，或者说北方的秋天，最值得怀念。因为，它把秋天特有的那种凄清与艳丽合而为一的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北平的五月》与《未名湖冰》
实验性太强的小说家，或者说关注人的灵魂的小说家，跟某个特定历史时空的关联度反而小。因此，假如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从城市生活的角度，通俗小说家很可能提供了更多精彩的细节。
谈过“北平之春”与“故都之秋”，剩下来的，关于北京的夏天与冬天，留给小说家张恨水以及学者邓云乡。
张恨水，1895年出生，1967年去世，是现代中国最负盛名的通俗小说家。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上，有两位通俗小说的大家，必须给予认真看待，一是活跃在三、四十年代的张恨水，一是活跃在六、七十年代的金庸。这两位先生，或以都市言情取胜，或以武侠小说名家，都是大才子。张恨水一辈子写了六十多部长篇，其中尤以《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等最为人称道。像《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当年在报纸上连载，很受读者追捧，结集成书，发行量更是远超新文学家的著作。五十年代以后，张因被划归鸳鸯蝴蝶派，文学史家不大谈他，或评价很低，以至几乎被人遗忘。近年来，张恨水的小说重新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热起来了。这里不谈他的文学史地位，只是关心其模仿《红楼梦》等，讲述京城里豪门贵族的家庭恩怨，将言情与都市交织在一起，构成其小说的最大看点。因此，在张恨水的小说里，有大量关于北京日常生活场景的精细描写。
这是一个窍门，假如你想了解某地的风土人情，先峰派作家不行，反而是通俗小说家更合适些。前者关注叙述技巧，表现人物内心深处的挣扎，对当下社会的日常生活不太在意；后者着重讲故事，需要很多此时此地日常生活的细节，以便构拟一个具有真实感的小说世界。所以，单就小说而言，我们可以说张恨水之于北京，有很深的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