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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并没有如卡特所愿良好运行。自福特任内开始的复苏余荫，卡特政府只享受了一年左右。接下来，经济增长放缓，通货膨胀继续不祥地顽固攀升。这为薪资谈判和投资决策笼罩上一片持续不散的疑云。它也影响到世界其它地方，因为别的国家依赖于美元的稳定性，而美元当时正呈现疲软态势。通观1978年，通货膨胀只升不降——从年初的6。8％到6月份的7。4％，再到圣诞节的9％。接下来，1979年1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推翻伊朗国王，第二次石油危机从此开始。当年夏天建成的天然气管道受制于油价管制，经济开始螺旋形下降，坠向另一场衰退，而通胀率再度进入两位数范围，入秋时高达12％。
卡特并不是没有努力过。他的政府提请了不少于7项经济计划，但是没有一项计划可以挽回颓势。与政府内部朋友和专业人士交谈之后，我明白了问题之所在。卡特觉得一定要让全社会为此买单才好，因此，他在想尽办法减少赤字、降低失业率和通胀率的同时，提出新的社会福利计划方案。在这一切大体上相互抵触的目标之中，控制通胀本是实现长期繁荣的重中之重，但在卡特任内却从未受到过应有的重视。这就是我在1980年初交给《纽约时报》的分析。我把卡特所处的情形和福特的情形作了对比：“我们当时的总方针是：在完全控制通胀率之前，不做其它事。”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在法律上独立于白宫——似乎仅仅映衬出卡特的犹豫不决。我的老导师亚瑟·伯恩斯和他的继任者比尔·米勒一直努力寻找一个妥协方案，指望利用货币政策理顺各种互为冲突的经济需要。他们不想让信贷过于宽松，以免推动通胀进一步飙升，但他们也不想让信贷过于从紧，免得阻碍经济发展，导致再次衰退。从我所见的情况看来，他们孜孜以求的妥协方案是不存在的。
可惜我是少数派。在大多数人的眼里，给经济带来危险的东西并未明朗。华盛顿有一种共识，以为通胀率的降低必将带来更多的失业，因此误以为降低通胀率是不划算的。
左派和右派的一些人士甚至开始认为：高到一定水平的通货膨胀，比如一年6％，是完全可以容忍的——就象巴西的情况一样，我们可以制定工资指数，把通胀考虑进去。（正如优秀经济学家所预见到的那样，后来巴西的通货膨胀最终达到了5000％，经济完全崩溃）这种踌躇满志的心态甚至扩展到华尔街。这一点，在债券市场里看得再清楚不过了，虽然与其人声鼎沸的堂兄——股票市场——相比，头条新闻要少得多，但是其规模更为庞大*。10年期的国债利率，是反映投资者长期通胀预期的最好指标之一，相当稳健地一路上升，直入1979夏天，但也仅仅略高于1975年的水平。这暗示投资者们仍然把赌注押在美国经济的抗通胀性上——而且相信通胀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要不见了。
*根据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的数据，美国债券市场在1980年的总市值为2万2千400亿美元，与之相对照，股票市场为1万4千500亿美元。2006年末，这些数字分别为27万4千亿美元和21万6千亿美元。
天然气管道一声吼，把每个人都震醒了。伊朗的阿亚图拉上台掌权，随后，伊朗—伊拉克战争爆发，石油生产一天锐减数百万桶，结果，加油站缺油，形成可怕的连锁反应。减产抬高油价，足以进一步推升通货膨胀，而且，高油价迫使银行回收更多的石油美元，进而加剧不稳定性。通货膨胀暴升，终于逼得卡特总统出手了。1979年7月，他对其内阁大为光火，同时，任命保罗·沃尔克接替比尔·米勒担任美联储主席。当保罗还是新鲜出炉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时，我就认识他了，从那以后多年来，他一路迁升，成了联邦储备系统最重要的银行——美联储纽约银行——的总裁。后来有了这样一幕：直到任命沃尔克为美联储主席的时候，卡特总统都还不认识他。戴维·洛克菲勒和华尔街的银行家罗伯特·鲁萨此前曾向总统极力举荐，将他作为安定金融世界的不二人选。沃尔克在就职仪式上发言时心事重重：“我们的确面临超出我们经验的特殊经济困难，我们失去了15年前曾有过的幸福感觉，失去了管理经济的一切已知答案。”
我和沃尔克没有什么私交。他是6英尺7英寸的大个子，永远叼着雪茄烟，给人的印象鲜明生动，但是在交谈中，我却总是觉得他相当内向和孤僻。他不打网球和高尔夫球——而是喜欢一个人独处，用假蝇钓鱼。他对我来说有点神秘兮兮。当然了，懂得运筹帏幄守口如瓶是一位中央银行家的强项，在那副古怪的外表下，毫无疑问，保罗拥有极其巨大的人格力量。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光里他只是名公务员，并没有积下多少钱财。在他身为美联储主席期间，他一直让家人生活在纽约郊区的房子里。他在华盛顿只有一套极小的公寓——1980年代初，他曾约我去谈谈墨西哥债务危机，那里堆满旧报纸和一个单身公寓里所能见到的其它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沃尔克从宣誓就职的那一刻起，就知道他的工作是他后来所说的“斩首通胀龙”。没有太多的时间容他作好准备，他就任美联储主席仅仅两个月就爆发了一场危机：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们开始抛售长期债券。10年期国债利率在10月23日大跌近11％。猛然间，投资者们脑海里浮现出一条由石油短缺所引起的通胀螺旋上升线，担心由此导致贸易崩溃、全球衰退，乃至出现更加不堪的情形。当时，沃尔克正在贝尔格莱德参加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议，他本来要在会上发言的，这一切骤然爆发。他只好提早结束了行程——多年后的1987年，股票市场崩盘，我在那个黑色星期一也作如是反应——匆匆赶回来，在周六早上召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
那个周六，他主导了堪称50年来最重大的经济政策变化。委员会在他力促之下，决定不再主要依赖短期利率调整经济，而代之以控制投放给经济的货币总量。
那时的货币供给量由一个叫M1的统计数字来衡量，主要由流通货币和活期存款构成，比如支票帐户。当货币供给过快，超出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总量——换句话说，太多货币对应着太少货物——之时，每个人的钱就要开始贬值了，就是说，物价要上涨了。美联储可以通过控制以通货和银行储备为主的货币基础，来间接控制货币供给量。象闻名遐迩的弥尔顿·弗里德曼这样的货币学家曾经长期认为——除非限制货币供给量，否则就无法驯服通货膨胀。但是，忠言逆耳，人们很难听得进去。在通货膨胀降下来之前，没有人知道贷币基础上的缰绳该勒多紧，或者说，没有人知道相应的短期利率该上升多少。限制货币供应量几乎意味着更多失业，很可能带来深度经济衰退，乃至社会骚乱大爆发。1980年春，卡特总统支持沃尔克，声称通货膨胀是全国人民的头号敌人。当时正在和卡特角逐总统之位的参议员泰德·肯尼特灵机一动，借此抱怨政府当局对穷人不够关心，无意减税措施。到了10月份，随着大选日的逼近，卡特自已出尔反尔。他也开始谈论起减税措施，并批评美联储在货币紧缩政策上过于孤注一掷。
沃尔克的所作所为真的需要异乎寻常的勇气——我当时这么想，而当我自已成为美联储主席之后更是对此深信不疑。尽管他和我都极少讨论他在这件事上的遭遇，但我想象得到：对他来说，把美国推入1980年代初的残酷衰退，多么难受！
沃尔克政策，后果之严重远远超出他本人预计。1980年4月，美国公开市场的利率上升幅度超过20％。车子卖不出去，房子未完工，数百万人失去工作——1980年中失业率高达近9％，冲向1982年后期的近11％。早在1980年，失业者的来信就大量涌进沃尔克的办公室。建筑商向他和其他官员送上2英寸厚4英寸宽的木材切片，代表他们无力建造的房子。汽车经销商则送上钥匙，代表卖不出去的车子。不过，到了这年年中，通胀率高达近15％之后，开始慢慢下降。长期利率也缓缓下跌。再过三年，通货膨胀才达到完全受控水平。经济灾难伴随着伊朗人质危机，葬送了卡特的1980年竞选。
经历福特任总统的那几年后，我理所当然地成了资深共和党经济学家——这类人都担任过高阶位公职。于是，很自然地，我被卷入了罗纳德·里根的竞选团。4年前，福特和里根角逐1976年的共和党内总统提名，这次也没啥不同。我的老朋友和同盟军马丁·安德森加入里根竞选团队——尼克松下台之后，马蒂在胡佛研究所做研究员——而我也在竞选团中发挥和以前相同的作用。马蒂是国内政策首席顾问，全职参与竞选团的工作，我则是全体幕僚的免费兼职顾问，这与1968年我和尼克松竞选团的关系很相似。
我主要在纽约工作，偶尔飞出去和竞选团呆上几天。我对罗纳德·里根竞选的最大贡献，也许正是在8月末的这样一次外出中弄拙成巧。那时他已经得到共和党提名，正加紧对卡特政府当局的批评。他在俄亥俄州的一个运输工人午餐会上演讲，声称劳动人民的生活已经被“新的萧条——卡特萧条”所拖累。当然，从专业角度来讲，这样说是不正确的——演讲的大部分内容是我写的，原文是“过去50年来几次大幅萎缩中的一次”。里根在匆忙中把原话给改了。当天下午，我和马蒂费劲地向记者解释说：州长口误了，他的本意是说“严重的经济衰退”。
里根感谢我们摆平此事。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重犯口误。民主党人开始挑他的刺，他和记者说道：“对我来说，衰退和萧条的界限是不能用严格的经济学家术语来度量的，而应该用普通人的话语来表达。我们的劳动人民——包括失业者——不得不忍受自1930年代以来最大的苦难，他们认为这是萧条时期，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他能够自如地把口误转化成政治上的优势，我对此永生难忘。
我以为此事到此为止了，但是很明显，这一幕在里根的头脑里扎下了根，触类旁通。他在下一周的政治演说里加进一句新的妙语。他开始告诉听众说，卡特总统过于咬文嚼字。“如果下面是他要的定义，那我就送给他，”里根继续说，“衰退是你的邻居失业之时，萧条是你丢了饭碗之时，复苏则是卡特下台之时！”
听众喜欢听这句话，此话成了他最常被引用的句子。你是得把这句话交给里根来处理。尽管卡特总统实际上并没有纠正过里根的经济学知识，再说，妙语的前两句只是哈里·杜鲁门的旧日笑谈，但是，里根还是把它们变成了既风趣又威力巨大的竞选故事。
从福特政府回到纽约后，我继续和1975年在华盛顿期间结识的芭芭拉·华特丝约会。我是在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举办的一个午茶舞会上和她相逢的。第二年春天，我帮助她通盘考虑了一个非常棘手而又备受瞩目的事业决定：要不要离开NBC的《今天》节目、加盟ABC的《新闻》栏目？她在前者工作了12年并成长为一个深受欢迎的联袂主持人，而后者可以让她成为电视晚间新闻的第一女主持人。为了吸引她，ABC开出了破记录的薪酬天价：年薪100万美元。正如各位所知，她最后选择跳槽
那么与这些“大部分政客”相对应的美国权力核心人物，是哪些人呢？看看小布什的上升之路吧，这决不是偶然的。再看看希拉里吧，她是做了几十年的政客，但是她差点儿成为美国第一任女总统，这决不是因为她努力了，也不决不是因为她有才华。看看历届美国内阁，也就是所谓总统幕僚的上升之路，我们也就明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或者“藤拉藤，线牵线”的情形在美国政界是相当普遍的，决不是在国会“死做几十年”就能走向权力巅峰或权力核心的。
这个就是你对美国整体的了解不足了，不单单是政界，任何其他领域，你做了几十年，只要你用心和努力，也会走向该领域的巅峰，也就是大牛级人物美国很看重一个人在各行各业中体现出来的恒心和持久。
Barbara是个很能四通八达的媒体工作人员，我记得zeta…Jones和道格拉斯结婚的时候，她就在被邀名单之一，当时她走了一下红地毯，我当时才知道她在娱乐界居然也这么有名望，之前我以为她只会对希拉里感兴趣，没想到啊。能把政界和娱乐圈同时玩弄于执掌之中的，大概就属Barbara了。
还有一个就是华裔女主播，宗毓华了，不过她是因为过于狂妄而看扁了希拉里最终导致惹祸上身的。
希拉里是我最钦佩的女子，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做女子的没有人能和她相提并论，所以，没理由看扁这样一个聪慧极品的人间尤物。
我不害怕女强人，事实上，我现在和其中的一位结了婚。我所能想到的最无聊的活动就是和头脑空空的人约会——这是我当了多年单身汉吃尽苦头后才明白的事。
认识芭芭拉之前，我通常是和其他经济学家共进晚餐、在探讨专业问题中度过晚上的。芭芭拉则不同，她一直和新闻、体育、媒体以及娱乐界的名人们打交道，采访形形色色的人物，从朱迪·加兰到玛米·艾森豪威尔，从理查德·尼克松到安瓦尔·萨达特。她在商业演出方面也大有来头。她的父亲卢是一家上流夜总会业主兼百老汇制片人。他在曼哈顿和迈阿密的“拉丁区”夜总会，象1950年代和1930年代的斯陶克夜总会一样大名鼎鼎，或者用当时（译者注：这里的“当时”和下文的“迪斯科时代”同指上世纪70年代末80的年代初、作者和芭芭拉约会时）的话来说，和迪斯科时代的54播音室有得一比。
格林斯潘自传 第八章 非理性繁荣 A（2009…03…05 21：17：37）转载标签：财经格林斯潘自传动荡年代非理性繁荣技术变革网景公司原创翻译 分类：财经翻译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日子里，读读格林斯潘自传《动荡年代：勇闯新世界》特别有意思。了解一下当年“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过程，看看格林斯潘在此次经济危机前夕对非理性繁荣的“招供”，我们可以感受到美国经济高层在道指6000至7800点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
1995年8月9日终将成为互联网走向繁荣的历史性日子。这一天，网景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当时，这家开发软件的硅谷小公司开业才两年，营业额几乎为零，利润更是无从谈起。事实上，网景公司放弃了它的绝大多数产品。然而，它的浏览器软件却引爆了互联网应用。互联网原本是美国政府为方便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线交流而资助的项目，得力于网景浏览器，成了世界性的数字大道。网景股票上市当天，股价从28美元窜升到71美元。从硅谷到华尔街，投资者们个个始料未及，目瞪口呆。
互联网淘金热浪持续不已。越来越多的公司刚刚创建就上市，估价极高。网景股价一路上行，到了11月，市值超过达美航空公司（译者注：Delta Airlines是美国第三大航空公司），网景公司总裁吉姆·克拉克因此成了第一位互联网亿万富翁。当年的股票市场本来就已经火爆，再加上高科技的刺激，犹如烈火喷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破4000、5000大关，结果1995年的升幅大大超过30％。以科技新股上市为主的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更胜一筹，其综合指数的增长超过40％。而且，股市锐气丝毫不减，一路高歌猛进，直入1996年。
我们在美联储一般不怎么谈论股市。事实上，在典型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STOCK这个字眼更多地是指资本库存——机床、火车车厢，以及后来的计算机和电信设备，而非股票。自从技术浪潮受到关切以来，我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芯片制造商、软件商、网络商，以及把信息技术集成到工厂和写字楼的人们。不过，我们全都清楚“财富效应”：投资者由于有了股票收益而信心满满，放胆去借更多的钱，花在房子、汽车和消费品上。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证券升值影响了厂房和设备的商业布局。1959年12月，我在美国统计协会的一次不起眼的会议上，提交了题为“股票价格和资产评估”的论文；打那时候起，我就迷上了股票价格对金融投资、进而对经济活动水平的影响*。我揭示了股票与新建厂房设备的价格比同机器订单的相关性。这其中的道理对房地产开发商来说一清二楚，他们遵循着相似之道：只要某个地段的写字楼的市值略高于建筑成本，就会有楼盘开工；反之，市值落到了建筑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