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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第二部分人口统计学
“人人都是集体的影子。”
保罗·艾吕雅保罗·艾吕雅（PaulEluard，1895～1952），法国诗人。 ——译注
您曾经是国立人口统计学研究所人类遗传处的负责人，您还参加了对非洲孤立民族的研究。您在多贡人多贡人：黑非洲民族，多居住在马里（Mali）、尼日尔河湾及班迪亚加腊（Bandiagara）山崖地区。——译注、图阿雷格人图阿雷格人：南撒哈拉地区的游牧民族。——译注居住的地区呆过吗？通过跟他们的接触，您有什么想法？您的结论是什么？
我在国立人口统计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主要从事人类孤立群体遗传进化方面的研究。该研究在最初一段时间里是纯理论性的。它涉及到确立一些方程，来说明一个自我封闭群体遗传上日益耗竭的状况。在研究过程中，我渐渐致力于确定描述这种孤立状态以及遗传所处环境条件的参量。这就关系到测算、分析种群的人数，总结他们配偶选择的特点。因此，由人口统计学家整理出的概念和方法是非常宝贵的。
不过，这样只是构建了理论模型，必须将理论成果与现实对照起来。我有幸能够加入到研究队伍之中，那儿聚集着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像人种学家、医学家、血液学家……大家深入到地理或者文化上处于孤立状态的种群内部展开研究工作。这些孤立种群就等于实验室，在实验室里，理论模型所研究的过程正自然地进行着。
理论与现实对照最明白不过的结论，便是应该重新构建理论模型，在其中加入新的参量。逐渐，模型变成了更为有效的观察工具。
但是，孤立民族的文化与我们的文化是那么的远远相隔，当我接触到它们时，个人经受了极大的震动，面对这种震动，“科学”的进步实在是无足轻重。东塞内加尔的巴萨里人和贝迪克人、在马里与尼日尔边境地区过着游牧生活的图阿雷格人、格陵兰东部昂马沙利克昂马沙利克（Angmassalik）：格陵兰东南部居民点，在昂马沙利克岛南岸。——译注
的爱斯基摩人，还有尼日尔河湾洪博里洪博里（Hombori）：马里地名。——译注的多贡人，他们都启发我在琢磨漂亮的公式之外思索更加深入、更加关键的问题。这些男男女女，有着跟我们不一样的烦恼、牵挂和欢乐，他们使我不得不对这些概念的含义感到疑惑。
人口统计学家的工作是什么？他有哪些工作方法？
人口统计学是一门能够描述一个人类群体并分析其衍变过程的科学。在描述中，主要考虑两个个人特征：性别与年龄。人口统计学家使用的材料可以来自身份登记、人口普查、抽样调查或者其他带有特定目的的调查。人口统计学家从这些基本材料出发，确定一系列的商数和比率，这些数据确切地描述了对群体的未来和群体的死亡率、繁殖力高低都非常重要的种种特征。
特别是，上述方法还使人们能够通过假设对群体将来的情况作出预测。为了表明并不是宣布要发生的事实，而只是由假设推出结论，人口统计学家更喜欢说“预计”，而不说“预见”或者“预言”。
预计涉及的人口越多——最多是地球的全部人口——预计也就越准确。诚然，可能会出些差错，但差错往往可以相互抵消。当人们回头再看时，会发现过去的预计较好地道出了实际发生的变化。在1958年，联合国人口组织就相当成功地预测了20世纪最后数十年人口的数量：（单位：百万）
年份19601970198019902000
1958年的预计29103480422051406280
现实30143683445352016130
今天，仍然是这一机构，宣布到2025年人口的数量约计82亿，并且在21世纪后半叶将超过100亿。因此，有必要认真对待人口问题。
这些预计，既不应该看做是乐观的，也不应该看做是悲观的。它们纯粹而清楚，需要放到所有长远的计划中去考虑。因为，预计给出了变化的度，而如果我们还希望我们的子孙享有真正的人类的命运的话，这个度，我们是应当赋予人类社会建设的。我不认为这些数字应该像爱因斯坦提议的那样被视作一颗“炸弹”。威胁到人类的，并不是它们，而是我们无法从现在起就得出必然的、使人承认的结论：我们仅有一个世纪的时间来理清人口与可以妥善接纳大量人口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我责怪所有“决策者”，尤其是那些搞政治的人，他们的视线就只盯着下一次的选举，而我们生存环境的一场真正的革命正在酝酿之中。
人口爆炸是什么造成的？要采取哪些措施来避免超高出生率，缓解人类的繁殖？
我们人口数量的爆炸（20世纪初至20世纪末增加了三倍，最近40年间又增加了一倍）其实都归因于降低儿童死亡率的斗争所取得的进步。这些进步不需要高尖端的医术，它们主要是卫生条件改善和疫苗接种运动的成果。从前，婴儿出生率与死亡率保持平衡，而今天，我们因为在阻止儿童死亡方面取得越来越大的胜利，渐渐打破了这种平衡。要重新建立平衡，惟一的可能在于限制繁殖，这就意味着我们对生育的态度必须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生育在过去是一项义务，从今以后，它是一项有限的权利。
一个世纪略多的时间里，态度的转变在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现在，发展中国家需要完成同样的思想转变。转变越快，人口增长所带来问题的悲剧性越小。尽可能快速地达成平衡，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这个目标只有通过教育的普及才能实现，其中包括对年轻女子的教育。然而，贫穷的国家，由于贫穷，无力发展自己的教育体制，于是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贫穷助长人口爆炸，人口爆炸又助长贫穷。惟一的出路是富裕国家的援助。这些富国为什么就不能承担一部分发展穷国教育体制的费用呢？
下个世纪人类社会发生的变化，总的来说，将由人口失衡的状况决定。根据人们能够作出的有关预测，领导者应该从现在起就确定他们政策的方向。因而，人口统计学家要起的是一个决定性的政治作用。可惜，他们的意见不大被听取。
举其中一个例子。医学的进步在人的整个一生中起着种种作用。我们国家，人的平均寿命接近80岁，而在18世纪只有30岁。结果，在我们国家以及具有同等医疗水平的国家，老年人口的比例显著增大。我们将这称为人口的“老年化”。但是，如果不用人们已经活的年数，而用人们还要活的年数即“寿命期望值”来说明年龄，上述观点便可以颠倒过来。我们会发现，今天全人类寿命期望值的平均数约为40岁，而在两个世纪之前只有17岁。正是这种期望值衡量人们在实施计划，把未来看做一个需要建设的时期，而不再消极等待结局等方面的能力。因此，倘若我们考虑到中间的活力的话，由年龄所测定的老年化同时也伴随着年轻化。
地球人口的极限是怎样的？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上，有哪些东西应该改变？
人们最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是：地球能养活很快就要塞满地球的100亿或者110亿人口吗？万幸，答案是肯定的。当然，资源供求之间的平衡将非常需要各地资源进行转移（非洲更有面临资源短缺的危险），但总的来看，人类拥有足够的资源，可以用来养活全部的人口。
然而关键的问题是：地球究竟能够承受多少人呢？这就必须先回答另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若是只向地球索取食物的人，那么回答是：肯定多于100亿、110亿，但若是同今天的西方人一样苛求的人，他们能毫不犹豫地破坏不可再生的资源，比如石油，或者再生缓慢的资源，比如木材，那么回答是：肯定少于10亿。
如果我们不迅速终止富有国家的过度消费的话，单单这些数字就显示了我们正在走向的悲剧。可是，这些国家不仅没有意识到应该来个态度上的彻底转变，反而企图随着消费的增长寻求应付困难的办法。它们怎么就看不到这种把自己引向灾难的行为的盲目性呢？
第二部分时空
“人类没有港湾，时间没有边岸；时间流逝，我们走过！”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AlphonsedeLamartine，1790～1869），法国诗人、政治家。
——译注
您如何给空间下定义？一块地方，一个场地，即什么具体的东西，或者一种抽象的表示？
首先有必要区分“空间”一词的双重含义，它们与你的提法并不完全对应：一方面，空间指我们活动的地方和我们确认事件发生的地方；另一方面，空间指一事件的确定体系。
我们看到，事物并不都是在同一个地方，所有可能的场地构成了我们所定义空间的第一层含义。空间不是一个事物本身，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使我们能够描述事物的运动，说明事物之间的距离。正如对事件连续性的认识是时间概念的起源一样，对事物之间距离的认识是空间概念的起源。这距离，可以测量，是一个具体的数据，它推导出一个抽象的概念：空间。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将空间视为有限或无限的。
几何学就是从空间的抽象定义总结出来的科学。某一图形，比如说一个三角形，根据人们所接受的这个或者那个基本公理，其性质各不相同。按照欧几里得欧几里得（Euclide，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3世纪），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几何学（欧氏几何学）的创始人。——译注公理，三角形内角之和为180度。而按照黎曼伯纳德·黎曼（BernhardRiemann，1826～1866）：德国数学家。他发展了几何学理论，根据他的理论，过一点根本不可能引一条直线的平行线。是俄国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NikolaIvanovitchLobatchevski，1792～1856年）第一个阐述了非欧几何学（又称作“虚构”几何学或“泛几何学”）的思想。——原注公理，三角形内角之和随情况不同大于或小于这一数目。
您是指非欧几何学？
欧几里得认为，从一条直线外的一点，可以引一条，并且只能引一条该直线的平行线。黎曼不接受这个公理，发展了人们通称的非欧几何学。黎曼的理论一点都不神秘，符合某些非常真实的情况：依据一个球面的二维存在，可以在球面上画出三角形，三角形是二维的，三角形的边就是球面上画出的圆弧，对我们来说，这些圆弧起的正是直线的作用，在圆弧围成的三角形里，三角形内角之和总是大于180度。
在科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空间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变化是在哪里呢？
科学家们渐渐使用这个概念的第二层含义，即一事件的确定体系。经验告诉我们，在地理空间里，三个数字就足以完成事件的确定，因此，地理空间是三维的。可是，如果我们想将这种确定扩展到事件发生的时刻，就必须有第四个数字，从而构成了一个“四维空间”。这一空间，与科学幻想小说中的奇谈相反，没有任何神秘的：一个山里人，从某条道路在某个时刻登上了某座山峰，即是在一个四维空间里描述他的攀登。
您已经引出了另外一个概念：时间。
确实如此。时间概念与确认以一定顺序发生的事件紧密相连。两个事实，不可能绝对同时发生，只能是一个发生在另一个之前，我们关于时间的思考正起源于对这种连续性的认识。我们本可以就此止步，不继续去引出一个概念，该概念是关于在被考虑的两个事件间隙中流逝的一种奇特东西，我们将其命名为“时间”。对时间的一切测定都归结为计算一类型的事件（例如日夜的更替）在另一类型的两个事件（例如两个夏至）之间发生的次数。于是，人们推断出一年持续365天。接着，人们可以测定一天持续的时间，用钟摆摆击的次数来表示它，或者说用石英晶体振动的次数来表示这种摆击持续的时间。推此约定，一天持续86400秒，而一秒与铯原子人工变态现象的9192631770个周期持续同等的时间。
这些约定使得人们可以根据一些时间来衡量另一些时间，但它们丝毫没有说明被测时间的特点何在。
不过，它们显示了“现在”的概念是多么脆弱，多么不堪一击。一滴雨珠落到圣…戈塔尔高地，从那儿流向罗讷河和地中海，稍稍再远点就流向莱茵河和北海。两坡谷之间，一条国境线分隔相连的盆地。这条国境线没有丝毫的厚度，只是一条几何线条，人们可以确定它，但不能将它视为一个具有某种实在性的物体。同样，夹在两钳口分别为“过去”和“将来”的钳子中间，“现在”也不具有任何的实在性。有些语言就拒绝将动词“在”变位成现在时态，它们表达“我将在”、“我曾在”的意思，却不表达“我在”的意思。
然而，量子物理学可以给那些为“现在”的消失感到难过的人带去一分安慰：没有任何的时间能短于“普朗克普朗克（MaxPlanck，1858～1947），德国物理学家，创立量子论，引起了现代物理学的革命。——译注时间”，它持续4。5×10…44秒。在这段时间里，理所当然可以说“我在”，只是必须说得非常快。
依照柏格森
亨利·柏格森（HenriBergson，1859～1941）：他哲学的出发点是对“持续”的发现。他将抽象的时间与他命名为“持续”的现实的时间进行了对比。“持续”是具体的时间、质性的时间、混杂的时间，不同于抽象的、量性的、均一的、由物理学家测量和计算的时间。“持续”表现出三个主要特点：连续性、不可分性和变化性。因而“持续”是无法预见的，自由正在于此。——原注的观点，把时间与（感受到的）持续时间区分开来是不是比较合适？觉察到的持续时间，是我们个人变化的原材料，它与通过仪器测算的、用于分开我们外部两个事件的时间实际上是很不相同的。这种内部的持续时间常常与事件的客观时间没有什么密切联系：等待的分分秒秒都是漫长的，欢乐的时刻总是短暂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日子总是一年一年过得越来越快。
您说感受到的持续时间与客观时间没有密切的联系，那假如我们不存在，客观时间还会存在吗？
在我看来，宇宙肯定会一如既往地继续发展它的历史，进行不依赖于我们的一个个连续的事件。没有我们，这种连续仍然会存在，但与我们的意识不可分离的持续时间，将没有任何的实在性。
因此，只有“数学化”时间才是可以测算的。
与长度和质量一样，时间是可以确定现实世界的数学模型中其余一切量值的三个基本量度之一。它是测算出来的。但测算本身不是绝对的。根据相对论，测算依赖于观察者的运动状态和空间中一定质量的存在。时间与空间是不可分离的，它们形成一个整体：时空。
您刚刚说到“相对论”这个词，爱因斯坦给我们带来的究竟是什么？
一直到20世纪初，人们都是把时间看成一块无表情的、无法逃避的背景幕布，一个个的事件全在它前面进行着。在我们想像中，一切都在流逝，似乎宇宙之外有座钟在滴答滴答地走，一个事件持续的时间就通过事件始末之间钟发出的滴答声数来测定。
面对不管在何种参照系中测量光速结果都恒定不变这个无法解释的事实，爱因斯坦的想法使人们曾经自认为无懈可击的时间概念土崩瓦解。时间并非先于事件存在，它是由事件产生的，而事件在空间中发生，这样，空间和时间就是相互关联的。爱因斯坦在他1905年提出的狭义相对论中指出，可确定一个事件的四维不能被分成一边是空间的三维，另一边是时间的一维。如果人们希望能在不同的坐标中通过相似的关系描述同一事件，就必须考察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的四维——“时空”。改变地点坐标即导致改变时间坐标。但老实说，上述理论只是对于那些速度快得接近光速的事件才有实际的结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毫无损失地同以前一样进行思考，但不要忘记普遍意义与真实现象只是近似而已。一个著名的故事形象地说明了爱因斯坦的这个论证。一位先生问他太太：“你来陪我吗？我要去树林里遛狗。”“不，天冷，我还是呆在家里。”于是先生出去了，狗在他周围蹦跳，摇尾巴。当先生带着狗回来时，先生老得比他太太慢，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