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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之从祀进欧阳修者，为大礼也，出于在上之私意也。进陆九渊者，为王守仁也，出于在下之私意也。与宋人之进荀、扬、韩三子，而安石封舒王配享，同一道也。
成化四年，彭时奏谓：“汉晋之时，道统无传，所幸有专门之师讲诵圣经，以诏学者，斯文赖以不坠。”此马融、范宁诸人虽学行未纯，亦不得而废。○祭礼陆道威著《思辨录》，欲于祭礼之中而寓立宗之意。谓古人最重宗子，然宗子欲统一族众，无如祭法，文公《家礼》所载祭礼虽详整有法，顾惟宗子而有官爵及富厚者方得行之，不能通诸贫士。又一岁四合族众，繁重难举，无差等隆杀之别。愚意欲仿古“族食世降一等”之意，定为宗祭法。岁始则祭始祖，凡五服之外皆与，大宗主之。仲春则祭四代，以高祖为主，曾祖以下分昭穆，居左右，合同高祖之众，继高之宗主之。仲夏则祭三代，以曾祖为主，祖考则分昭穆居左右，合同曾祖之众，继曾之宗主之。仲秋则祭二代，以祖为主，考妣居左昭位，合同祖之众，继祖之宗主之。仲冬则祭一代，以考为主，合同父昆仲弟，继称之宗主之。皆宗子主祭，而其馀子则献物以助祭。不惟爱敬各尽，而祖、考、高、曾隆杀有等，一从再从，远近有别，似于古礼初无所偌。或曰：高、曾、祖、考祭则俱祭，古人具有成法，不当随时加损。答之曰：凡礼皆以义起耳，《礼》有云“上杀，旁杀，下杀”，《中庸》言“亲亲之杀”，是古人于礼，凡事皆有等杀，况丧礼服制，父母皆服三年，而高祖则齐衰三月，是丧礼已有等杀，何独于祭礼不可行乎？此虽创举，恐不无补于风教也。
○女巫《周礼》女巫舞雩，但用之旱之时。使女巫舞旱祭者，崇阴也。《礼记？檀弓》：“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无乃已疏乎？’”此用女巫之证也。汉因秦灭学，祠祀用女巫，後魏郊天之礼，女巫升坛摇鼓，帝拜，後肃拜。杜歧公曰：“道武帝南平姑臧，东下山东，足为雄武之主。其时用事大臣崔浩、李顺、李孝伯等多是谋猷之士，少有通儒硕学，所以郊祀上帝，六宫及女巫预焉。”
《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二月乙巳，诏曰：“尼父禀达圣之姿，体生知之量，穷理尽性，道光四海。顷者淮徐未宾，庙隔非所，致令把典寝顿，礼章殄灭，遂使女巫妖觋，淫进非礼，杀牲歌舞，倡优狎，岂所以尊明神、敬圣道者也？自今以往，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妇女合杂，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大金国志》：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二月，诏曰：“囊者边场多事，南方未宾，致令孔庙颓落，礼典陵迟，女巫杂觋，淫祀违札。自今有祭孔庙，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违制论。”
《唐书？黎斡传》：“代宗时，为京兆尹。时大旱，斡造土龙，自与巫觋对舞。弥月不应，又祷孔子庙。帝笑曰：‘丘之祷久矣。’使毁土龙。”
●卷十五○陵古王者之葬，称墓而已。《左传》曰：“骰有二陵，其南陵，夏後皋之墓也。”《书》传亦言：“桐宫，汤墓。”《周官？家人》：“掌公墓之地。”并言墓不言陵。及春秋以降，乃有称丘者。楚昭王墓谓之“昭丘”，赵武灵王墓谓之“灵丘”，而吴王阖闾之墓亦名“虎丘”。盖必其因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之外无闻焉。《史记？赵世家》：“肃侯十五年，起寿陵。”《秦本纪》：“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寿陵。”始有称陵者。至汉，则无帝不称陵矣。宋施宿《会稽志》曰：“自先秦古书，帝王墓皆不称陵，而陵之名实自汉始。”非也。
○墓祭太甲之书曰：“王祖桐宫居忧。”此古人庐墓之始。他国，庶子无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请问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为坛，以时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後祭于家。’”此古人祭墓之始。《记》言古不墓祭，宗于去在他国，事之变也；将祭而为坛，礼之权也。秦兴西戎，宗庙之礼无闻，而特起寝殿于墓侧。《宋书？礼志》：“汉氏诸陵皆有园寝者，承秦所为也。说者以为古前庙後寝，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寝也。庙以藏主，四时祭祀，寝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荐新。汉之西京已崇此礼，《叔孙通传》言：“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韦玄成传》言：“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词，便殿岁四祠。”後汉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会仪，而上陵之礼始兴。曰：“昔京师在长安时，其礼不可尽得闻也。光武即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逾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复闻见此礼，乃帅公卿百寮就园陵而创焉。每正月上丁，把郊庙毕，以次上陵，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八月，饮酌礼亦如之。洛阳诸陵皆以晦朔、二十四气、伏腊及四时祠庙，日上饭，太官送用物，园令食监典省，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妆具。而十六年正月，明帝当谒原陵，夜梦先帝、太後如平生欢。既寤，悲不能寐。即案历，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甘露降于陵树，帝令百官采取以荐。会毕，帝从席前伏御床，视太後镜奁中物，感动悲涕，令易脂泽妆具，左右皆位，莫能仰视焉。此特士庶人之孝，而史传之以为盛节。故陵之崇，庙之杀也；礼之滨，敬之衰也。蔡邕以为天子事亡如存之意，礼有烦而不可省者，殆曲为之说也，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黄初三年，乃诏曰：“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继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屋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终制》，又曰：“寿陵无立寝殿造园邑。”晋宣王遗令子弟群臣，并不得谒陵。犹为近古。梁武帝後，周明帝始，皆谒陵。唐太宗、玄宗亦并行之。开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宜编人五礼，永为恒式，而陵寝亦有衣冠嫔御之制。韩退之《丰陵行》曰：“臣闻神道尚：清静，三代旧制存诸书。墓藏庙祭不可乱，欲言非职知何如。”盖深非之也，若明代之制，无车马，无宫人，不起居，不进奉，亦庶几得礼之中者与？
古人于墓之礼，但有奔丧、去国二事。《记》曰：“奔丧者，不及殡，先之墓，北面坐哭尽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于墓左，妇人墓右，成踊尽哀。”又曰：“若除丧而後归，则之墓哭，成踊。束括发，袒，拜宾成踊，送宾反位，又哭尽哀，遂除于家，不哭。”又曰：“奔兄弟之丧，先之墓而径之家，为位而哭。所知之丧则哭于宫，而後之墓。”又曰：“去国则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鲁昭公之孙于齐也，与臧孙如墓谋遂行。吴延州来、季子之于王僚也，复命哭墓。是则古人之至于墓，皆有哭泣哀伤之事。而祭者，吉礼也，无舍庙而之墓者也。
孟子言：“孔子没，子贡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後归曲沃。”卫嵩曰：“古人为庙以依神，无庐墓之事。门人既不得奉其庙祀，而但庐于冢上，以尽其情，此亡于礼者之礼也。汉以来，乃有父母终而庐墓者，不知其置神主何地，其奉之墓次欤？是野祭之也；其空置之词堂欤？是视其体魄反过其神也。而悫者以此悸先王之礼，伪者以此博孝子之名，至于今而此风犹未已也。且孝如曾子，未尝庐墓；孔子封防既反，而弟子後至。古人岂有庐墓之事哉。”
《史记？孔子世家》：“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祀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後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夫礼教出于圣人之门，岂有就冢而祭？至乡饮、大射尤不可于冢上行之。盖孔子教于诛泗之间，所葬之家在讲堂之後，孔子既殁，弟子即讲堂而祀之，且行饮射之礼。太史公不达，以为祭于冢也。汉人以宗庙之礼移于陵墓，有人臣而告事于陵者，苏武自匈奴还，诏奉一大牢谒武帝园庙是也。有上家而会宗族故人及郡邑之官者，楼护为谏大夫使郡国，过齐，上书求上先人冢，因会宗族故人；班伯上书，愿过故郡上父祖冢，有诏大守、都尉以下会是也。有上冢而太官为之供具者，董贤为侍中、驸马都尉，上冢有会，辄大官为供是也。有赠溢而赐之于墓者，阴兴夫人卒，肃宗使五官中郎将持节即墓赐策，追溢兴日翼侯是也。有人主而临人臣之墓者，光武至湖阳，幸樊重墓；霍峻葬成都，先主率群僚临会吊祭，因留宿墓上是也。有庶民而祭古贤人之墓者，曹昭《东征赋》：“速氏在城之东南兮，民亦飨其丘坟”是也。人情所趋，遂成习俗。其流之弊，有如杨伦行丧于恭陵者矣，有如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徐年者矣。至乃市贾小民相聚为宣陵孝子者数十人，皆除太子舍人，而礼教于斯大坏矣。
招魂之葬，于古未闻。《三辅黄图》言：“汉太上皇陵在栋阳北原，在东者太上皇，在西者昭灵後”，则疑其始于此矣。晋东海王越柩为石勒所焚，妃裴氏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诏有司详议，博士傅纯曰：“圣人制礼，以事缘情。设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庙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还。此墓庙之大分，形神之异制也。至于宗庙、寝庙，仿祭非一处，所以广求神之道而独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处也。今乱形神之别，错庙墓之宜，违礼失义，莫大于此。”于是下诏不许。
唐高宗显庆三年十一月，伊丽道行军副总管萧嗣业擒阿史那贺鲁至京师。甲午，献于昭陵，总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勋破高丽，俘高藏、男建、男产等至京师，献于昭陵。许敬宗言：“古者军凯旋则饮至于庙，未闻献馘于陵者。然陛下奉园寝与宗庙等，可行不疑。”此亦所谓自我作古者矣。
唐时陵寝尝有鹰犬之奉，玄宗开元二年四月辛未，诏曰：“园陵之地，衣冠所游。凡厥有司，罔不祗事。顷者别致鹰狗，供奉山陵，至于料度，极多费损。昔戒禽荒，既非寻常所用；远惟龙驭，每以仁爱为心。彼耕象与耘鸟，且增哀慕；岂飞苍而走黄，更备畋猎；有乖仪式，无益崇严，诸陵所有供奉鹰狗等，并宜即停。”
天宝二年八月，制曰：“祀者，所以展诚敬之心；荐新者，所以申霜露之思。自流火届期，商风改律，载深追远，感物增怀。且《诗》著授衣，令存休烷。在于臣子，犹及恩私。恭事园陵，未标典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荐衣于陵寝，贻范千载，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无典实，传之浅俗，遂乃移风。况乎以孝道人，因亲设教，感游衣于汉纪，成献报于礼文。宣示庶僚，令知朕意。”今关中之俗，有所谓送寒衣者，其遗教也。
○厚葬《晋书？索传》：“建兴中，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帝问曰：‘汉陵中物，何乃多邪！’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武帝享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耳，亦百世之诫。”按《史、己？孝文纪》言：“治霸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而刘向《谏昌陵疏》，亦以孝文薄葬，足为後王之则。然考之《张汤传》，则武帝之世己有盗发孝文园瘗钱者矣。盖自春秋列国以来，厚葬之俗，虽以孝文之明达俭约，且犹不能尽除，而史策所书，未必皆为实录也。《左传？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重器备，椁有四阿，棺有翰桧。君子谓华元、乐举：于是乎不臣。臣，治烦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争。今二子者，君生则纵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于恶也，何臣之为！”
《吕氏春秋？节丧篇》曰：“审知生，圣人之要也；审知死，圣人之极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养生之谓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谓也。此二者，圣人之所独决也。凡生于天地之间，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亲也，慈亲之爱其子也，痛于肌骨，性也，所重所爱，死而弃之沟壑，人之情不忍为也。故有葬死之义，葬也者，藏也，慈亲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虑。以生人之心为死者虑也，莫如无动，莫如无发，无发无动，莫如无有可利，则此之谓重闭。古之人有藏于广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国宝之谓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浅则狐狸扣扣之，深则及于水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淹。此则善矣，而忘奸邪盗贼寇乱之难，。岂不惑哉！譬之若瞽师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触弋也，狐狸、水泉、奸邪、盗贼、寇乱之患，此弋之大者也。慈亲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椁，所以避缕蚁蛇虫也，今世俗大乱之主，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节俭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务，此非慈奈孝子之心也。民之于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势肝以求之。野人之无闻者，忍亲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无此之危，无此之丑。其为利甚厚，乘车食肉，泽及子孙，虽圣人犹不能禁，而况于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题凑之室，棺淳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好人闻之，传以相告。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以止。且死者弥久，生者弥疏；生者弥疏，则守者弥怠；守者弥怠，而葬器如故，其势固不安矣。”《安死篇》曰：“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以此观世示富则可矣，以此为死则不可也，夫死，其视万岁犹一寅也。人之寿久之不过百，中寿不过六十，以百与六十为无穷者之虑，其情必不相当矣，以无穷为死者之虑则得之矣。今有人于此、为石铭，置之垄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好玩、财物宝器甚多，不可不们，们之必大富，世世乘车食肉。’人必相与笑之，以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于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是无不们之墓也。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自此以上者，亡国不可胜数。是故大墓无不扌日也，而世皆争为之，岂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乡里之所釜者而逐之。惮耕稼采薪之劳，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乐，智巧穷屈，无以为之。于是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广泽林豪朴击遏夺，又视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扌日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与分之。夫有所爱所重，而令奸邪盗贼寇乱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亲父、交友之大事。尧葬于林，通树之；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禹葬于会稽，不变人徒。是故先王以俭节葬死也，非爱其费也，非恶其劳也，以为死者虑也。先王之所恶，惟死者之辱也。发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