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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非常虚弱了，无法承受这种压力。很遗憾，索布恰克不想接受医生的忠告。当然，在巴黎他感到很平静，身体状况也恢复得不错。但他不仅想返回俄罗斯，而且还希望重新站在政治舞台上。他在巴黎出版了一本名为《一打尖刀射向后背》的书，主要讲的是1996~1998年的一系列事件。索布恰克还曾几次接受俄罗斯电视台的采访。不过，俄罗斯媒体对他的评价仍然是负面的：“索布恰克在巴黎市中心购买了一栋房子”，“索布恰克在巴黎购置了一套豪华寓所”等等。而事实上，索布恰克在巴黎的生活非常简朴，开始是住在一家价格不贵的饭店，后来搬进了从一位圣彼得堡商人手里租来的一套公寓中。
当然，索布恰克不是穷人，但也绝不是亿万富翁。他的主要收入来源不是市长工资，也不是经商所得，而是国内外出版著作的稿费以及讲课费。他的书在法国的行情不错，他在这里有不少政治家和商人朋友。几乎所有俄罗斯移民都认为生活在法国要比在其他欧洲国家感觉好。从“新俄罗斯”来的移民还很少，索布恰克是最大的人物。
1998年9月，俄联邦总检察院宣布撤消有关针对索布恰克收受贿赂和滥用公职的诉讼。谈及这一问题，尤·斯库拉托夫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在调查索布恰克案件中所掌握的材料让每一位正常的人都感到震惊和紧张，但他却“基于调查目的”无法公布这些材料……在那时，俄罗斯整个国家由于其他事件——严重的金融恐慌、金融和政治危机而处于震荡和紧张当中。又过了几个月，俄罗斯人经历的已经不仅仅是惊恐不安，还有为针对总检察长本人的“裸体女人照片”事件而感到的羞愧。在报纸版面和电视荧幕上，“斯库拉托夫案”替代了“索布恰克案”。
索布恰克的归来和去世
索布恰克出院以后，每天的生活只是在巴黎街道上散步、上课并展开“课堂讨论”、到移民档案中查找资料准备出版自己的新书《从列宁格勒到圣彼得堡：时空之旅》。在这本书中索布恰克将按照自己的顺序来叙述俄罗斯发生的历史事件。这时，弗拉基米尔·普京当上了联邦安全局局长和国家安全会议秘书；谢尔盖·斯捷帕申成为副总理，然后出任俄罗斯总理；内务部长库利科夫下台了；尤里·斯库拉托夫只是在名义上勉强保住了自己的职位，他甚至被禁止进入总检察长办公室：有关斯库拉托夫案件的调查已经由军事总检察院负责。而调查机关已经停止了对“索布恰克案”的调查。现在，索布恰克重归俄罗斯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了。
1999年7月12日，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回到圣彼得堡，欢迎仪式在普尔科沃机场举行。索布恰克朗诵了 ．曼德尔斯塔姆的诗句：“我眼含热泪，回到了我的城市……”他又补充了一句：“我永远回来了。”那一天晚上，索布恰克安排了一场大范围的新闻发布会，做出了一系列政治声明。他宣布自己将参加国家杜马选举，他将代表“正义力量”竞选联盟，参加圣彼得堡一个单选区的角逐。
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为，也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依我的了解，索布恰克那时并没有会见弗拉基米尔·普京。当年8月，他开始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次竞选活动。但是，索布恰克再也无法重现1989年的辉煌了，应当说他这次行动非常迅速、强硬。结果，在索布恰克那个选区，他输了，这对于他这样一位勇敢的，但却又闲不住的、虚荣心极强、贪图名利的政治家来说，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正当索布恰克遭受巨大挫折的时候，弗拉基米尔·普京当上了俄罗斯总理，并且还拥有令人称奇的高支持率。1999年12月31日中午12时，普京成为俄罗斯联邦代总统。
总统提前选举定在了2000年的3月26日，作为普京的代表和自愿鼓动者，阿纳托利·索布恰克自告奋勇地在俄罗斯西北地区为普京竞选拉票。
那几个月里，许多报纸都毫不留情地攻击索布恰克。在莫斯科，亚·科尔扎科夫办的《纵梁报》继续散布一些道听途说来的有关圣彼得堡市政府和索布恰克市长本人的消息。这家报纸认定，索布恰克不仅向西方出售了波罗的海舰队已经完全修复好的潜艇，而且还将圣彼得堡孤儿院的孤儿卖掉。该报《宫廷秘密》月刊在第一个月的刊物上写道：“索布恰克家族生意由于马耳他骑士团的分裂和世界犹太教主要流派之间的冲突而垮塌了。”
2000年2月10日，《独立报》集中刊登了鲍·维什涅夫斯基和 ．拉博特诺娃的系列文章，总题为“索布恰克的绞索”。文章内容完全是凭空想像，而且都是一些荒诞的谣言。两位作者写道：“像索布恰克这样的政治家一去不复返了！”他们认为：索布恰克1997年那次出国没有接受海关检查，因此是非法的。在这篇文章中可以读到这样的内容：“普尔科沃机场的边防军人惊讶于索布恰克精力充沛的步伐，他似乎根本就不需要担架和救护车。上述一切让人们不得不怀疑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诊断的正确性，而尤·舍甫琴科不仅是首席心脏外科专家，还是前市长一家的好朋友。”
2000年2月15日，索布恰克作为普京的代表去了加里宁格勒州，他非常活跃，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接受记者采访。
2000年2月17日，普京在回答《生意人报》记者提问时说：“您知道，我完全信任他，索布恰克百分之百是一个正派人。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也知道对于他来说什么有价值、什么没有。他是一个拥有无可指责声望的、品行端正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出色的、天才的和坦率直爽的人。在这一点上，我和他完全是两类人，我对他充满好感。我真诚地欣赏像他这样的人。他很真实。很少有人知道，我和索布恰克之间保持着如此亲近、同志式的关系，他非常值得信赖。我想，我能够称他为‘老同志’。”
2000年2月19日深夜，因心脏病再一次发作，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猝然去世。这一幕发生在斯韦特洛戈尔斯克市的一家宾馆里。索布恰克住在一个单人房间里，被人们发现时他已经离去了几个小时。在自己最后一部著作的最后一节中，索布恰克这样写道：“我该离开了……”他到底走了，到了死亡的彼岸。
得知索布恰克的死讯后，弗拉基米尔·普京往加里宁格勒市派出一架专机。从克里姆林宫拍给索布恰克妻子和女儿的吊唁电报中普京写道：“因他的离去我们无法平静。阿纳托利·亚历山德洛维奇是我的亲人和老师。他不仅启蒙了我，而且将永远是我做一个品行端正和信念坚定者的榜样！”
2000年2月24日，公民追悼和与索布恰克遗体告别仪式在圣彼得堡塔夫利切宫举行。弗拉基米尔·普京是首批参加吊唁者之一。来到这里的还有阿纳托利·丘拜斯、鲍里斯·涅姆佐夫等政治人物以及奥列格·巴西拉什维利、基里尔·拉夫罗夫、柳德米拉·韦尔比茨卡娅等知识界代表和加里宁格勒州州长列昂尼德·戈尔边科。索布恰克的遗孀纳鲁索娃不允许圣彼得堡市行政长官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出现在葬礼上。
尽管天气严寒，但来与索布恰克做最后告别的队伍仍然排得非常长：从萨尔特科夫…谢德林娜街一直排到塔夫利切宫。在队伍中站了好几个小时的还有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对索布恰克最不友好的《独立报》的老板。
曾经非常猛烈地批评过索布恰克的《消息报》此时也表达了自身的歉意：“索布恰克有过辉煌的过去。当像他这样的人走向政坛的时候，我们曾开始期待出现奇迹。奇迹没有等来，于是我们还在他们走向政坛的最初阶段就开始失望了。在选举中，他们的声望扫地，惹得对手借助于总检察长和检察官们的力量‘纵狗捕狼’。也好，他们教会我们批判性地重新审视过去和不崇拜偶像。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可以用全新的思路来评价一些事情，比如发生在索布恰克身上的。”
索布恰克的遗体被安葬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的尼古拉墓地。“Tempora mutantur；et nos mutantur in illis——时代在变，我们应当与时俱进。”索布恰克经常将这句罗马谚语挂在嘴边，但他自己却没有尊奉它。他还有另外一句罗马谚语：Pereat mundus et fiat justitia——即便整个世界毁灭，真理仍旧会存在。不，受到俄罗斯政治不公正对待的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死后，世界也没有毁灭。
对于索布恰克自己来说，他的“走向政坛”是充满矛盾、冲突和非常不顺利的。由他帮助和提携的许多人今天管理着俄罗斯国家事务。对他们中的很多人，其中包括普京而言，索布恰克的确是一位老师，一位才能卓越的老师，但他自身也充满矛盾。
他不仅为身居高位的人提供了正面的，也提供了反面行为的范例。
鲍里斯·叶利钦和弗拉基米尔·普京
一些报纸援引“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证实，叶利钦和普京个人之间的关系最早开始于90年代初。鲍里斯·叶利钦的回忆录《总统马拉松》对这个问题做了彻底地澄清：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总统与自己继承人之间的相识只是在1997年3月才开始的。那时，普京担任克里姆林宫办公厅监察总局局长，不久以后普京成为了瓦连京·尤马舍夫领导的总统办公厅的一位副主
任（主管地区事务）。
有时普京会留下来听候“老人”的调遣。叶利钦写道：“那时我们不得不经常见面。普京的报告清晰、明了，堪称典范。他努力不想‘套近乎’，有意不想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搀杂个人因素。但正因为这样我反而更想和他交谈！他敏锐的反应能力让我惊奇不已。有时我的问题——甚至是一些最简单的问题也让一些人感到紧张，要去搜肠刮肚地寻找恰当的词，而普京回答问题则比较平静。这让我觉得这个人很沉稳，尽管他很年轻。在我看来，这个人完全能够应付生活中的所有事情，可以干净利落地完成任何重任。开始时我对他的人品还有点保持警惕，但是后来我明白了他就是这样的性格。”
在这一阶段，克里姆林宫、白宫以及地方的一些高级官员也发现了普京这个人非同寻常，但是，一些政治观察家却没有注意到他。没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政治家。同样也没有人说他是叶利钦圈子里的成员。这个圈子在我们的媒体中更多地被称为“家族集团”。当然，普京非常了解这个圈子里的所有成员，并与他们保持着一种不远不近的关系，他没有进入家族集团圈子，也并不想进入。1998年夏，在国内政治和社会危机加剧的情况下，鲍里斯·叶利钦决定更换联邦安全局领导人，包括解除局长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科瓦廖夫将军的职务——从1974年开始，他就是一名国家安全人员。叶利钦对科瓦廖夫没有任何指责，但是却不满意科瓦廖夫在联邦安全局享有比较高的威望以及不止一次表现出的判断问题时的独立性。
叶利钦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认真想过，由谁来接替科瓦廖夫呢？答案在刹那间就出来了：普京！首先，他在安全机关工作过多年；第二，他进过宏观管理大学校。但最主要的是，他非常值得信任：这个人可以忠于民主、市场经济观念，并且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就这个问题征求了总理基里延科、而不是普京本人的同意后，叶利钦任命普京担任联邦安全局局长。任命通过后，普京没有表现出过度的兴奋，与科瓦廖夫将军的交接工作都是程序性的。到了8月底，也就是金融危机和基里延科政府被解散以后，叶利钦邀请普京到克里姆林宫并与他做了一番长谈。叶利钦建议普京重新回到军人编制，取得将军的军衔。普京的回答出人意料：“为什么呢？我1991年8月20日就离开了国家安全机关。现在我是一个平民，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强力机关应当由文人来领导。如果您允许的话，我还是保留预备役上校的军衔为好。”
1998年秋天，普京对联邦安全局机关总部进行了机构调整。这一调整并没有引起媒体的过分关注。在这次调整中，许多军官被强令退休，但这些人并不完全是年纪大的人：在联邦安全局机关内，有许多人有优待任职期——工作一年算两年。普京任命了谢尔盖·伊万诺夫、维克多·切尔克索夫和尼古拉·帕特鲁舍夫三人为副局长，他们都是普京早在情报机构或是列宁格勒工作时就认识的。同样来自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格里高利耶夫被任命为联邦安全总局一个直属部门的领导。普里马科夫对这些任命明显表现出不满，但叶利钦认可了联邦安全总局的这些人事变动。总统对普京的工作非常满意。
索布恰克从圣彼得堡出走这段历史并没有使叶利钦和普京之间产生隔阂。普京本人在索布恰克抵达巴黎之后向叶利钦做了粗略的汇报，叶利钦在回忆录中也写了这段“小事”：“普京比任何人都了解索布恰克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他是普京的前上司和政治导师。普京很快去了圣彼得堡，会见了医生小组成员，包括现任卫生部长舍甫琴科，他说想让生病的索布恰克去国外治疗。由于恰逢十月革命节，圣彼得堡的形势比较平静。普京动用了自己的关系网，联络了一家私人飞机公司，将索布恰克送到了芬兰。从那里，索布恰克转机到了巴黎。而当时的一些调查人员警告索布恰克说，他应当留在圣彼得堡，哪儿也不能去。但是调查人员警惕性不高，他们认为没有人能在5分钟的时间内帮助被捕者。但是这个人出现了。晚些时候，我知道了普京的行动。我深深尊敬和感谢这个人。”
在该书的100页后，叶利钦重述了索布恰克出走的这段历史。虽然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但两者有很大的关联：“普京不急于觊觎权力顶峰，但他比其他人更能感觉到处在顶峰位置上的危险，他总是这样提醒我。当我知道普京把索布恰克‘偷运’出境后，我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反应。普京不止是自己在冒险。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这种行为让我感到了深深的敬意……我明白让普里马科夫下台的必要性后，便经常痛苦地反问自己：谁会支持我呢？谁真正能站在我的身后呢？突然，我茅塞顿开——普京。” 1999年3月29日，弗拉基米尔·普京被任命兼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在叶利钦和总检察长尤里·斯库拉托夫之间的冲突中，普京无条件地、二话没说地站在了叶利钦一边。在1999年4月2日的一次特别新闻发布会上，他坚定地指责总检察长的行为让这一职务的诚信和尊严遭到了玷污。《总结》杂志编辑谢尔盖·帕尔霍缅科在自己的文章《迷惘时刻》中认为，正是在这一天，总统在电视上看到新闻发布会。他将食指指向空中：“喔！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命运就从此改写了。”
但事实上，普京的命运在4个月中并没有什么变化。1999年5月12日，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被解职，叶利钦任命内务部长谢尔盖·斯捷帕申为新总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鲍里斯·叶利钦承认普里马科夫作为一名政治家、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总理的能力和优点。但可以想像得出，叶利钦很不喜欢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独立性和日益升高的支持率。叶利钦这次选中了斯捷帕申，后者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位政治家，都是软弱的。但正如叶利钦认为的那样，所有的这些任命和辞职都不过是他深思熟虑计谋的一部分，而这一计谋他不
想向任何人公开，包括自己身边人。
普京——总理
根据叶利钦的叙述，向弗拉基米尔·普京移交政权的决定早在1999年4月底或5月初时就做出了。按照他的想法，公布普京为继承人应当完全是出人意料的，时机最好选在俄罗斯选举前斗争最激烈时，因为普京的果断性格和强硬作风在那时肯定非常有用。叶利钦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不仅是出于政治分析，还因为普京领导联邦安全会议和联邦安全总局，我不能同他进行最后的、开诚布公的交谈。他对我的计划一无所知，对此我表示遗憾。我不仅仅打算给他提供‘在官职上更上一层楼’的机会，我还想把皇冠给他戴上。我把自己的政治遗产交给他：历经多次选举的胜利，通过他所不喜欢的公开化政治，国家保持了民主、自由和正常的经济，这些都是留给他的政治遗产。到2000年，这些担子将非常沉重。甚至就连他这样坚强的人也会感到如此。”
弗拉基米尔·普京事先的确不知道叶利钦有这样的计划。尽管普里马科夫总理和联邦安全局局长普京之间的关系远远不能说很好，并且在1999年春天，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