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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8月后，针对叶利钦和家族的集中批评主要来自那些最有声望的西方报纸和杂志。过去，俄罗斯首任总统对此没有进行有效的辩解。可以说，针对叶利钦制度的大多数指责都是公正的，符合客观实际的。但是，谁又能够真正取代叶利钦？譬如说在1993年，是哈斯布拉托夫？鲁兹科伊？布尔布利斯？马卡绍夫？还是盖达尔？
而在1997年谁又能成为国家元首呢？涅姆佐夫？切尔诺梅尔金？丘拜斯？难道还有其他
选择？在1996年，久加诺夫能否承担起所有责任，并且避免震荡？或者可能是列别德将军？对于叶利钦来说，那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只是随着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入主白宫以后才开始显现出来。但是，普里马科夫所依靠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并没能顺利建立某种新的体系，以承受俄罗斯国家问题的巨大压力。
叶利钦的体系也不是清一色的：在其体制中，民主与独裁相伴而生。新的俄罗斯资本主义中不仅蕴藏着犯罪因素，而且先前社会主义的关系也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不同的管理部门中，这种体系带有不同的色彩，应用着不同的原则。甚至就连俄罗斯各地的地图迄今为止还都由政治学家借助各种颜料来涂色，其中包括红色、玫瑰色、白色、绿色以及天蓝色。这种政治色彩混杂的程度，不知道目前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能够得到。
对于如何评价自己国家历史上一位领导人的意义和作用，历史学家有一个几乎是绝对的标准。他们采用的方法是，比较这位领导人接手政权和由于他死亡或其他原因卸任时国家的状况。
将叶利钦列入像邓小平、富兰克林·罗斯福、康拉德·阿登纳、纳尔逊·曼德拉这些20世纪最伟大改革家的名册是没有任何根据的。1991年他接管俄罗斯时，国家状况很糟糕，到1999年12月他卸任时，情况就更差了。据所有的基本指标显示：8年间大多数俄罗斯民众的生活水平几乎下降了40％～50％；俄罗斯一半的居民生活极度贫困；国家的死亡率远远超过出生率，这导致国家人口锐减300万；犯罪率上升，教育、卫生和文化体系明显恶化；失业人口数量几乎达到了1000万；人均年酒精消费量明显上升，而肉类消费量却明显下降。
公民储蓄冻结；坦克的炮膛朝最高苏维埃射击；车臣战争；石油工业、银行、电视频道、有色金属工厂抛售，或者说简直就是赠送……需不需要举出相似的事实和数字，来证明那个时代不是上升而是下降和骚乱呢？当然，可以用其他的量化系统来评价叶利钦时代。1990年，当鲍里斯·叶利钦被选举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最高苏维埃主席时，俄罗斯没有自己的俄罗斯国家。作为一个国家，一个联盟的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只是一个虚构体，而非现实存在。而恰恰是叶利钦将俄罗斯联邦建立成一个新的、同时也是相对民主的国家，尽管他该为苏联和苏共的崩溃负责。许多人认为这种变化是一次革命，但是就连同意这一观点的人恐怕也难将叶利钦列入20世纪伟大的改革者之列：他没有新的意识形态理论，尽管他会砸碎旧的教条和制度。
毋庸置疑，叶利钦不是一个独裁者，也不是暴君。他容忍批评，甚至是来自报纸、杂志和电视方面的羞辱。他没有听从右翼激进分子的要求而禁止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活动和“反共”。他维护了出版、言论和新闻自由，人员往来自由和组建政党的自由，今天的俄罗斯已经有了许多政治党派。民主不应当是人为建立起来的，而应该是自己成长起来的。叶利钦为民主的成长创造了起码的条件。
叶利钦不仅签署了别洛韦日协议，而且也与白俄罗斯签署了事实上的联盟条约。如果有人认为叶利钦已经变成身边人或寡头的傀儡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所有重要决定都是由他本人亲自做出的，而且他也完全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几乎所有的俄罗斯政治家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尊重他，正如叶利钦在北京所说的那样，这不仅仅是因为俄罗斯拥有所有种类的核武器。
当一切都崩溃了，甚至俄罗斯联邦也崩溃了的时候，鲍里斯·叶利钦还稳坐克里姆林宫。当然，俄罗斯一定会崛起，但会很晚，并将付出巨大代价。好在90年代的混乱没有按照科伦斯基政府的例子演变。
要想在历史的法庭上得到绝对积极的评价，叶利钦所做的事情还远远不够，而且还可能很糟！
从1990年1月1日到2000年1月1日，总共有10人领导了俄罗斯和苏联。他们中的一些人多年领导国家，也有一些人在领导位置上加起来也不过几个月，他们在冬宫、克里姆林宫一个个轮换。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做出最主要决定的有尼古拉二世、亚历山大·科伦斯基、弗拉基米尔·列宁、约瑟夫·斯大林、尼基塔·赫鲁晓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尤里·安德罗波夫、康斯坦丁·切尔年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鲍里斯·叶利钦。这是见解不同、性格各异、智慧和工作风格迥然不同的一群人。他们中只有一个人为自己、为国家选择了接班人；其他人的接班或是通过革命、党的决议、宫廷阴谋或者是其他一般性的倾轧而完成的。
所有这些领导人都不是因为自己前任的意志而登上宝座的。他们经常批评前任的统治，并宣传自己将在国家中建立起一种新的、更好的秩序。也就是说，科伦斯基不打算继续尼古拉二世事业的构想，而列宁也同样不想继承科伦斯基的；列宁也并非无缘无故地担心斯大林执政的危害，后者只是在口头上过分颂扬列宁，实际上却坚决拒绝执行20世纪初列宁的观点和探索；赫鲁晓夫将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而勃列日涅夫则宣布批判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安德罗波夫不希望看到切尔年科成为自己的接班人，而切尔年科也不愿意由那个积极与“停滞时代”的秩序斗争的戈尔巴乔夫来继承他。至于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争斗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记忆更深刻。
俄罗斯和苏联在20世纪没有任何自然和正常的政权交替体系，这也正是俄罗斯人民经历困难和失利的最重要原因。
上面列举的领导人中，有5位在生命的最后一天还领导着国家，有3位由于革命而被迫离开政权，1位是由于宫廷政变下台。只有叶利钦是提前并自愿离开的，他将权力交给了自己亲自选定的接班人。
这是一种进步。人们期望，这种政权交接今后在俄罗斯能成为正常的、按照宪法平稳过渡的程序。今天，俄罗斯已经出现了建立民主的权力接班体系的现实可能，我们没有权力使之丧失。
总统选举
从1999年秋天开始，俄罗斯政治舞台上的聚光灯下出现了一个焦点人物——弗拉基米尔·普京。最初，普京以总理的身份出现在我们面前，然后是代理总统，2000年3月26日开始，他出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仅仅是在总统大选的前一年，我们对这个人还几乎一无所知，可在这次大选中，他却相当轻松，在第一轮选举中就以压倒性优势战胜了自己的竞争对手们：根
纳季·久加诺夫、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阿曼·图列耶夫、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等等。
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并没有超出观察家的意料。但是他在俄罗斯政坛出现的本身、他“火箭式”窜至权力顶峰的过程、他对俄罗斯局势的影响、他所拥有的威望和得到的认可以及作为新领袖所唤起的全国人民的兴趣，从1999年9月起就成为俄罗斯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意外，也是媒体的主要话题。
今天我们在俄罗斯所看到的、一位政治领袖如此迅速地产生并在短时间内得到全国的认同，不仅在20世纪的俄罗斯不曾有过，而且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历史上也没有发生过——如果不算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话。通常，在所有国家里，一位国家的政治领袖的横空出世是一系列长期的、复杂的政治斗争的结果，如果在集权制度下还常常伴随有流血发生。
不过，2000年冬、春季的总统竞选活动较国家杜马的竞选活动进行得更为平静。久加诺夫和亚夫林斯基并没有对普京构成严重威胁，而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早在1月就已经退出了对总统职位的角逐，因为他不想徒劳地浪费时间和精力。在此，普里马科夫向普京表达了自己最真诚的尊重，而普京也表示了自己对一位长者和政治家的由衷敬意。这是很好理解的，归根结底他们两人都是爱国者、国务活动家和中派主义者，是正直而又负有使命感的人。
令人感到似乎有些奇怪的是，普京登上权力顶峰靠的不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党派支持。1999年秋季成立的“统一”竞选联盟只不过刚刚组建起机构、制订纲领性文件并形成思想体系，它根本无法为普京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倒是它本身还需要普京的帮助和支持。
选举前，几十个颇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政治运动和不同派别的政党各自发表声明，宣布支持普京。俄罗斯几乎所有联邦主体的领导人也都支持普京。临近选举，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领导的“祖国”运动也宣布支持普京。普京接受了这一支持，但却没有做出任何承诺来捆绑自己。
在第一轮选举中，普京就获得了53％的选票，这不仅赋予了普京国家政权，而且还有选择同盟者和合作伙伴的权利，使之可以进行重大的政治经济改革。
奇迹、幸运之星还是阴谋？
对于许多政治观察家来说，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总统选举中所取得的不容置疑却又出人意料的成绩非同寻常，甚至可以说是难以理解的。“值得认真审视的并不是竞争到总统宝座的那个人，而是伴随着他走向政坛峰巅的那种社会环境，” 《消息报》编辑亚历山大·阿尔汉格尔斯基向我们建议说，“坦率地说，这种社会环境是令人忧伤的。他孤身一人，如履深渊；没有任何靠山，没有即使失利也仍能对他保持忠贞的真正力量，没有财政基础，没有可靠的圈子（即使是不可避免地进行贿赂）。他不是公共政治家，而只是一位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战士，其惟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自己的力量，清醒而冷静的头脑，运气以及至今还没有、也许将来也不会让他上当受骗的幸运之星。”
作家米哈伊尔·丘拉基将普京的异军突起比作一个神话。他写道：“我们怎么没有发现，在我们的眼前正上演着‘灰姑娘’的故事——不过这是个‘男性版本’，这实在是很少见。故事中的美妙和神话色彩是：许多年以来，总统权力让许多人趋之若骛，却一无所获；而那位甚至就连昨天还没有认为总统的角色会由自己来扮演的人，却得到了权力。历史如此神奇地转折，不能不令整个国家感到迷惑不解。当我们的英雄出现之时，再从饱受权力折磨的政治家中选出一位别的什么人，就意味着刚刚出笼的神话故事彻底破灭了。”
长期以来、特别是在1999年8月后，弗拉基米尔·普京所走过的仕途非同寻常。这样的仕途要是在10年以前是根本不可想像的，因为在苏维埃政权的官位等级中，一个人不可能上升得太快，当然也不排除存在着“安德罗波夫现象”。但是，这种升迁通常不仅通过国家机关体系，而且要经过党的系统。在苏联，任何一个人如果觊觎最高权位，那么他必定应当是苏共中央委员，或者是政治局委员，并且能够从党的最高领导班子那里取得委任状。
在苏维埃政治领导体系中，没有为出人意料者安排位子。在苏共系统的升迁与军队系统的晋级一样，必须一步一步地获得一系列军衔，没有人会因为拥有卓越的领导能力而穿上将军制服或通过竞争得到它（当然，在战争年代军队的晋升可能更快一些，但也应当立一定数量的功劳）。在这样的一党制和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权体系下，叶利钦之所以能够挑战戈尔巴乔夫，是因为他在20多年时间里一直处于党的最高名册之列。在这些年中，他通往上层之路是：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书记到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再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否则，没有人会对叶利钦的针砭时弊及其作为反对派的立场给予更多的关注。
但是，恰恰在90年代初，俄罗斯联邦所有先前的意识形态和干部体系都遭到破坏，所有原则都变得模糊不清，其结果是为那些最出人意料和最不寻常的仕途升迁创造了可能。众所周知，1990年底叶利钦的头号“宠臣”和俄罗斯联邦权力等级序列中的第二号人物是根纳季·布尔布利斯。这个乌拉尔有色金属工程师干部培训学院极其平庸的、教授马列主义的教师能有什么经验和政治资本可言？但是，正是布尔布利斯组建了第一个“改革者”政府，确立了新的“改革”意识形态。而在1991年初，叶戈尔·盖达尔又是一个什么人呢？
那时，在权力走廊、银行管理层以及警察局长办公室中，到处都是鲜为人知的办公室小职员、实验室主任、小小的副博士和助理研究员、共青团积极分子、“个体户”、记者和飞行员。
亚历山大·赫尔岑早就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在混乱纷争的年代，进入政坛的往往是那些“自尊心很强但能力欠缺，野心不小但工作耐心和力量不足的人”。从1991年开始，退役军官弗拉基米尔·普京进入到这些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人当中，直到有一天被推到权力顶峰。这一方面是鲍里斯·叶利钦的意志，另一方面是人民的要求。
但为什么偏偏是普京呢？对此，2000年时曾经有许多种说法。例如，关于普京的成功，人民爱国者的主要报纸《明日报》及其主编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就认为那不是“幸运之星”或是某种“魅力”，而是魔鬼的阴谋，因为只有超然的力量才能将“外地的一个省级官员变成独裁者”。 在解释普京成功的原因时，甚至连普京的一些拥护者和崇拜者也认为是神秘力量的影响。
正如亚历山大·戈洛夫科夫所写的那样：“在普京许多重要的人生阶段里，包含有各种生活方案，而实现其中某种生活方案的概率可以说远远小于实现不了的概率。借用形而上学的理论术语，这是在沿着预先确定好的轨迹前进，在某个先知的引领之下。在普京的人生履历中，平淡的生活道路表层与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状况几乎是神秘地融合在了一起。”
尽管有关鲍里斯·叶利钦似乎是被迫将总统宝座让给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阴谋说”可信度很小，但那些来自国外的奇谈怪论的可能性也不大。《明日报》报道了美国纽约影响巨大的共济会分会的阴谋串通。许多西方分析家和新闻记者试图证明，“普京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以令人晕眩的速度急速攀升至政治权力的顶峰，这一切都是军队和安全力量的将军们合谋指挥的结果”。 甚至就连朱利叶拓·基耶萨这样的资深记者也以西方阴谋家的语气写道：“当然，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如果不是军队给普京开辟通往权力之路的话，普京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当不上总统。确切地说，如果说有人想通过谋划这场战争来让军人恢复元气，同时使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的话，这一切似乎完全可信。”
不过，另外一些西方报纸则认为，并非军队的将军和安全部门的人、而是俄罗斯富有的金融家们或者“寡头”们将普京送上了权力顶峰。在俄罗斯，这些人不仅实质性地控制着大部分财富，而且还控制着社会舆论。2000年2月，一家德国报纸甚至认定，普京只是张“白纸”，他真正的合作伙伴和保护人别列佐夫斯基和丘拜斯可以任意在上面涂写描画。要知道，正是似乎彼此之间已达成协议的这两个人策划了在1999/ 2000年秋、冬季的所有主要事件。
德米特里·平斯克尔是《总结》杂志的总编辑，他也从别列佐夫斯基与丘拜斯争斗的角度，分析了1999年底和2000年初俄罗斯所发生的所有主要政治事件，他认为这两人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恰恰相反，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的敌意已经越来越厉害。所以，按照德·平斯克尔的观点，普京可选择的砝码并不多，因为“目前摆在弗拉基米尔·普京面前的是原则性的、非此即彼的抉择：要么他屈服于叶利钦身边人，即声名狼藉的‘家族’的压力，偿付对叶利钦的欠账，变成那些自认为创作了‘俄罗斯第二任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人手中的一个傀儡；或者，他与以前的监护人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