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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战争明显没有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进行，而且一些新的分队以及部分军官和将军是从俄罗斯各地赶赴战场的，但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整体军事机制的运转。在各兵种之间、军队和内务部队之间没有产生明显的矛盾。10月和11月，俄军有生力量和军事装备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点，过去那场（车臣）战争的损失与之相比简直就无法相提并论。有一段时期，军队甚至实现了“无伤亡”向前推进。
俄罗斯部队并没有选择留在捷列克河一线，而是等后勤部队赶上来以后，快速强渡了这条河流屏障，开始解放位于车臣山地与捷列克河之间的人口稠密地区。从在达吉斯坦打响防御战，到解放古杰尔梅斯、阿尔贡和合围格罗兹尼，战争大致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每次战争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之前，都要总结所实施行动的经验和教训、巩固和肃清解放区的残余之敌，此外，还要认真评估俄罗斯军方自己的军事实力、敌方的兵力、车臣居民的行动和俄罗斯社会舆论环境的变化等。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讨论俄罗斯军队取胜的纯军事因素，在车臣，俄罗斯部署了一个庞大的集群：到1999年12月1日，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内务部队军人以及警察的总人数已接近15万人，而车臣武装分子只有2万，更不用说俄军在装甲车、火炮和飞机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其他优势，例如，俄罗斯军人得到了许多生活在达吉斯坦的穆斯林民众出乎意料的支持。在上次车臣战争中，位于边界地区的达吉斯坦民众对俄罗斯军人没有表现出任何好感，相反，他们还带有明显的敌意。当俄罗斯海军陆战队和一部分空降部队被空投到这里时，将军们的期望值是，当地居民能够保持中立就算不错了，但事实是，俄罗斯军队得到了他们的赞赏和帮助，其中快速组建起来的民兵也为俄军提供了战斗支援。
对于军队来说，能够得到几乎整个俄罗斯社会舆论的支持是最为重要的。人们对瓦哈比教派分子肆无忌惮地侵略达吉斯坦以及在莫斯科和伏尔加顿斯克市的居民楼制造系列爆炸事件感到极度震惊。“民主派”媒体习惯发起的、矛头直指“无能将军们”的运动也得到了压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1999年秋，那些对普京不友善的人开始慌了起来，他们没有料到事态会如此发展。在那些受某些势力资助出版的报纸版面上，互相矛盾的报道比比皆是。一会儿，这家报纸说俄军损失惨重，但（军方和当局）竭力掩藏事实真相；一会儿，另一家报纸
又讲，内务部队和空降部队的坦克、装甲运兵车塞满了从车臣平民家中掠夺来的贵重的波斯地毯，在车臣的公路上横冲直撞，那些喝得醉熏熏的士兵和军官朝车臣人胡乱扫射。
在这场编造新闻的大战中，《生意人报》、《新报》、《共同报》、《总结》杂志和《政权》杂志表现得最为起劲。在这些媒体中，人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报道，诸如“在车臣，真正的战争尚未开始”；“主要的战斗和损失还在后头”；“军队不得不强攻格罗兹尼”并进行山地战；武装分子并非简单的实力不济，而是在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制造“按压弹簧”的效果；车臣武装分子尚没有显示自己从后方打击俄军的力量，“俄罗斯士兵的士气下降”，车臣武装分子的反击能力在一步步上升，等等。
但情报显示的是，车臣南部和格罗兹尼市的领导人和战地指挥官们已成惊弓之鸟，他们相互争吵，弹药和粮食也已接近告罄。一些报纸甚至表达希望西方干预的意向，让西方领导人向叶利钦施加压力，将普京从总理的宝座上弄下来，让俄军停止在车臣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和西方的观察家们在10月写道，不付出惨重代价，俄罗斯军队休想强渡捷列克河，古杰尔梅斯也将成为一座无法攻克的堡垒。但是，实际上俄军几乎没有遭遇重大抵抗，兵不血刃地成功强渡捷列克河，而那些控制古杰尔梅斯市及周边地区的车臣领导人和大部分战斗人员也倒向俄罗斯方面，为古杰尔梅斯这座车臣第二大城市成为车臣共和国临时首府创造了条件。
在古杰尔梅斯和其他车臣山区，车臣穆夫提艾哈迈德·卡德罗夫和格罗兹尼前市长比斯朗·甘捷米洛夫召集了成百上千的车臣人。他们主张，作为一个联邦主体留在俄罗斯大家庭当中的车臣共和国，准备对瓦哈比教派分子和外国雇佣军、实际控制车臣政权的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宣战。早在1999年秋天，普京总理就在白宫会见了穆夫提艾哈迈德·卡德罗夫和其他一些有威望的、移居外地的车臣族活动家，宣布将采取军事、政治相结合的手段来解决车臣问题。在车臣共和国已经解放的地区，基本上都是由当地人领导刚刚组建的地方政权。1995～1996年间担任过扎夫加耶夫政府副总理的铁道兵将军尼古拉·科什曼被普京任命为全车臣临时行政当局的领导人。
简单推翻1999年前俄罗斯在车臣所采取的所有政策以及否定那些参与实施这些政策的人都是不可能，也是不应当的。与此相反，能够恰如其分地运用上次战争特别是结束阶段的所有经验，成为了新的军事行动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正是基于这一原因，那些1994～1996年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表现优异的军官在1999年首批被任命为各个部队和分队的长官。
俄罗斯在1998年8月对车臣叛军做出的“事实投降”决定，是武装力量最为痛苦的时刻，当时甚至有军官选择了自杀。的确，在车臣他们遭受了巨大损失，但也正像许多将军和军官认为的那样，那时他们正接近取得胜利的边缘。然而，车臣战争的失利也刺激了俄罗斯上层着手推动实施军事改革，还推动了指挥官的更新。
在各个军区、兵种中建立起常备作战部队和分队，这是改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既然国家财力暂时无法保证满足全军所必需的资源，那么就应当至少优先充分保障部分军队的必要资源。恰恰是这些常备作战分队和训练精良的合同兵们，而不是那些刚入伍的、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新兵们构成了车臣攻势的主力部队。这成为了车臣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也促进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例如，俄罗斯吸取了北约针对南斯拉夫的科索沃战争的经验；从根本上提高军人津贴措施的施行让每一位参加军事行动的人员都从中受益，大大提高了俄罗斯士兵的战斗士气。而俄罗斯军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无论将军还是士兵，大家都理解、也感受到或是猜测到，这场战争的结果将决定俄罗斯的命运。
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巨大功勋恰恰在于，他特别注意认真阐释在车臣和北高加索地区动武的原因和必要性，而不只是夸夸其谈地称坚决“在车臣恢复俄罗斯宪法秩序”。
当然，因为车臣战争，普京又增加了不少反对者。
战争爆发的原因
曾经有不少观察家和分析家认为，车臣战争是争夺里海石油的战争。还有许多对俄罗斯、对新总理和老总统怀有恶意的人则称车臣战争是“普京总理的战争”。根据这些人的看法，一场小规模战争的胜利能够帮助失去威信的现政权体制从政治死胡同中走出来；只有在北高加索战争中取得胜利，才能够帮助叶利钦安然地离开克里姆林宫，实质性地提高普京登上总统宝座的几率……
另外一些人认为，新的车臣战争是按照自身的复仇逻辑展开的，而这场战争的性质是由俄罗斯将领们的利益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官方的说法是俄罗斯在镇压叛乱，反击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和瓦哈比匪帮的侵略，后者试图在俄罗斯南部从里海到黑海的广大区域内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学说为基础的新穆斯林国家。
毋庸置疑，所有这些原因和动机都是客观存在的，并对战争进程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但是，还有更为深层的冲突原因和动机，其根源见于全俄罗斯、整个高加索、北高加索和车臣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的历史。
最接近真相的观点，可以认为俄军（采取军事行动）是为了维护俄罗斯联邦的统一和完整。因为作为国家，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不仅生活着俄罗斯人民，还有其他民族的人民。无论是作为一个社会，还是作为一个国家，俄罗斯历史上不仅是俄罗斯人的、斯拉夫人的和东正教的构成体，而且还是多民族的、多种族的和多宗教信仰的国家和社会。苏联的解体和作为新的主权国家而建立的俄罗斯联邦都没有改变俄罗斯的这一主要特征。对于俄罗斯领导人来说，这一主要特征不仅带来许多有利条件，同时也给他们出了许多难题。
当人们说俄罗斯是一个保持东正教价值观的欧洲国家时，弗拉基米尔·普京曾不止一次地回应：这可以被用来表示和界定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俄罗斯，但只是其特点、本质的一个方面。在俄罗斯，持有如此观点的人大多分布在俄罗斯的西部、北部和中央区，但是对于北高加索地区、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则就不太适用了。在俄罗斯联邦南部和东部的广袤地区，生生不息地生活着其他一些民族，尽管他们也积极地应用俄罗斯语言和文化，但却信仰其他宗教，有其自身的传统和文化。客观地说，今天的俄罗斯汇聚了许多地区以及没有俄罗斯国家的保护就很难保障自身富足安康、生活繁衍的众多民族。达吉斯坦居民在1999年秋天曾说过：“过去，有人靠武力让我们归顺俄罗斯；但现在，只有用武力才能将我们从这里分离出去。”
主张将俄罗斯建成一个单纯的东正教国家，拒绝接纳不是东正教信徒、而是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地区的首先是车臣（而这也正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曾不止一次地提出的 “自我限定”的观点）。然而，这也就意味着将破坏历史上形成的、俄罗斯作为多民族和多宗教信仰所构成的形象和实质。在90年代，许多俄罗斯思想家、政论家和政治家都在探寻民族国家的主要思想，但问题的提出未必真正有效。因为“俄罗斯民族思想”和“俄罗斯国家思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方案，两者之间不存在一种解决方法。
俄罗斯不再是社会主义的苏联也不再是一个帝国，但它也不是俄罗斯民族的国家，犹如法国是法兰西民族的国家、德国是德意志民族的国家、日本是日本人的国家那样。作为一个国家，现今的俄罗斯联邦要维护各民族的正常生活；帮助各族人民在联邦内进行文化财富交流和经济合作，享受、掌握世界经济和世界文明的成果。俄罗斯文化的成就并不能够给予作为民族存在的俄罗斯人以任何优越地位。无论是多民族的达吉斯坦还是奥塞梯，无论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还是巴什基尔和鞑靼，无论是卡尔梅克还是布里亚特，今天都没有想过要独立于俄罗斯之外，去拥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和经济生活。
但是，许多车臣分离主义思想家却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发展了车臣人是特殊人的神话，认为车臣人不了解国家制度，既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现代文明的成果，甚至想像捣毁腐化堕落的巢穴一样摧垮自己的城市，消灭种族混杂和同化现象，遵照古老的规章制度和刻板的宗教习俗去生活。霍什…阿赫迈特·努哈耶夫认为：“……只有那些不承认国家和国际法权威，拒绝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的拜金规则的虔诚伊斯兰教徒，才是一个纯粹的车臣人。这就是哈尼夫思想，它遵循一种基本的、天然的、所有一神教阐释者们传输的遵循生命的基础、血统关系和姻亲关系、自古相沿的惩罚准则，遵循村社生活的氏族部落法规和一神教的其他清规戒律。为了成为哈尼夫主义者，就必须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应当是这个词初始神圣意义上的野蛮之人。”
驳斥这些奇谈怪论毫无意义，某些狂热者曾尝试过并正在尝试将这些奇谈怪论强加于所有车臣人民。高加索山区各民族的历史非常复杂，与其相关联的许多问题和事件都无法用片面的含义去解决或评价。尽管如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确认，那种认为一个独立、和平、繁荣、内涵丰富的车臣只能遵照古兰经的规定和自然法则去生活的观点，完全是神话。车臣人民和他的邻居北高加索、外高加索地区各民族之间那段充满战争与悲剧的关系史也证明，车臣民族和车臣社会脱离各民族的互相交往、脱离俄罗斯都是完全不可能的。有事实证明，就连那些生活在格鲁吉亚的车臣难民，也开始成立学校，使用俄罗斯教材和俄语给孩子们上课，教他们背诵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歌。
如果取消车臣的俄罗斯联邦成员资格，或是允许车臣从俄联邦脱离，车臣将不具备一个独立国家存在（况且他们信仰的是无国家论）所必须的实力、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以及历史经验和传统，特别是车臣位于高加索这片不寻常的土地上。在这里，几种古老文化和宗教交织在一起，车臣不仅仅是处于孤立状态，甚至还处于被半敌视的包围圈之中。关于这一点，1996～1999年的经验已经得到了清晰的证明，车臣不仅开始变成一个极端的伊斯兰教国家（甚至是虚假的国家），而且也成了国际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组织手中的“木偶”、让所有邻居都深感恐惧的富有侵略性的组织。在那里，他们主要靠扣押人质、敲诈勒索、走私货物、买卖毒品等勾当让自己存活下去。在90年代，不仅仅是达吉斯坦和斯塔夫罗波尔的居民深受其害，而且其他一些地区，包括奥塞梯和格鲁吉亚也未能幸免。
车臣所走的这一发展道路不仅与其相邻的各州和共和国的利益大相径庭，而且也与车臣人民本身的利益相去甚远。那时，车臣人民已经被那些鼓吹消灭统一中心、拒绝统一领导、不要统一政策的各个武装集团所控制，宗教狂们和许多雇佣军组建了车臣大部分武装组织，其成员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国家如巴基斯坦、阿富汗、埃及、科索沃以及西乌克兰、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等。同样，车臣首领所选择的道路也不符合旅居俄罗斯的车臣人的利益。要知道，目前生活在俄罗斯各地的车臣族人数已经接近留在车臣境内的居民人数。现有的
各种不同派别、各个集团以及那些有声望的活动家，如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萨让娅·乌马拉多娃等旅居俄罗斯内地的车臣族人历来都反对由瓦哈比教派狂热分子和分离主义武装分子共同控制的车臣政权。
对于旅居海外的车臣人来说，经济利益是优先考虑因素，这一点促使他们服从俄罗斯的领导。当然，那些从事毒品买卖、军火交易和人质绑架的犯罪团伙，对于车臣当局的态度例外。
上面所陈列的事实丝毫不意味着俄罗斯同车臣这个叛乱省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从前发生过的所有冲突和难题，其中包括斯大林的种族清洗、莫斯科与车臣间关系所出现的问题等，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使用非战争方式解决的可能性，只不过由于俄罗斯政治家们和车臣首领们的错误而丧失了机会。于是，在车臣的新的军事行动变得不可避免，巴萨耶夫和哈塔卜的军队迷恋于莫斯科的无能为力并自信会轻易获胜，结果他们的进攻最终只是导致了第二次车臣战争提速。
俄罗斯政治力量新的分化组合
1999年8月，已经开始站在竞选运动和政治斗争起跑线上的俄罗斯政治家们，没有哪个人能够预料到8月底和9月国内社会情绪会发生如此急剧的变化。很显然这种社会情绪受到了发生在达吉斯坦的战争、特别是莫斯科市和伏尔加顿斯克市居民楼爆炸的影响。
对于这些恐怖事件的爆发，大部分俄罗斯民众不仅表现得无比愤怒，而且也感到非常恐慌。社会学家非常清楚，民众的恐慌对于社会和政治领域具有巨大意义。“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90年代在俄罗斯民众感到恐慌的要素中，名列前茅的是亲人生病、犯罪活动、自己生病、贫困和滥用职权等。但是到了9月，上述所有因素都暂时让位于一个新因素，那就是车臣恐怖主义。这种恐慌既能涣散人心，也能够激发斗志。
普京总理的决断和强硬性格以及他那句“国家将把各个角落里的恐怖分子都‘浸在水里’，如果需要的话，就把他们弄到‘茅坑里浸死’”的名言，令俄罗斯居民和强力部门人员斗志昂扬。令反对派们感到异常惊讶的是，正是由于1999年10～11月在车臣采取的军事行动获得了毋庸置疑的胜利，普京的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