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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与上述猜测完全不同的判断，认为普京会很快打击腐败，并控制寡头们的权力，这并“不令人费解，就像杯茶水一样”，他就是“第二个安德罗波夫”。最为理智的判断来自于美国《波士顿环球报》，该报写道：“在令人瞠目结舌的竞选中，普京成功地向每一个选民团体展示了一面魔镜，让他们从这面镜子当中照到一位隐藏着的、符合自己需要的人选。从哲学角度来看，普京具有超出其他人的三种品质：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和爱国主义。在他之前的所有领导人都从来没有如此开诚布公地与自己国家的公民谈话。所有这一切，都为西方的决策者们提供了与之合作的可能性，克林顿总统也不能放过这样一个机会，尽管他领导的政府只剩下最后一年的工作了。”
俄罗斯对外政策新构想
在正式宣誓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以后，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对外政策方面开始表现得更加活跃。2000年5月，普京几乎与所有独联体国家领导人举行了会见或会谈。克里姆林宫还为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访问莫斯科做了认真的准备，同时还积极筹备俄罗斯总统对西欧各国的重要访问，此外，还在加紧制订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的新构想。
这时，俄罗斯不再为自己制定超级大国应当承担的全球性任务，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任务。新构想反映了当今世界多样性及其利益多元性这一现状，是一个有关对国际关系多极化体系的构想。不过，新构想不仅仅将俄罗斯定位于一个欧洲大国，而且还赋予她维护全球及地区各方面安全的重任。文件认为：“俄罗斯联邦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所有活动领域都拥有相当大的潜力和资源，同世界重要国家发展紧密关系，俄罗斯对建立新的世界格局可以施加实质性的影响。”
普京亲自领导制定了外交政策新构想，并且进一步强调了它对于进攻性而非防御性捍卫俄罗斯国家利益工作的必要性。无论是西欧国家、亚洲各国、日本、还是独联体国家，对于俄罗斯新领导层的这一方针几乎都没有表达任何的反对意见。有影响的西班牙《世界报》在5月底写道：“俄罗斯这个日不落的广袤国家，在世界秩序中继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其自身困难重重，但她拥有居于世界第二的核潜力和世界上最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她的国民素质非常高。只有那些愚蠢和短视的政治家才不去看这显而易见的真实情况。”
非常遗憾，在美国就有很多这样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与其说他们无知，不如说是在演戏。当普京以俄罗斯领导人的形象出现时，很多美国人公开表示了恼怒。还是在2000年4月，在一次地缘政治问题国际会议上发言时，兹毕戈列夫·布热津斯基就将普京与安德罗波夫做了一番比较：“有一个共同的不足体现在这两个人物身上。与安德罗波夫一样，普京显然也坚信自己的伟大国家，并奉行大国外交政策。而这是不应当的。俄罗斯不应将戴高乐的法国当做自己的榜样。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一无所有，没有民主，没有改革，甚至也没有一个运转正常的国家，还失去了军队和外交。对于俄罗斯来说，现在它们应当效仿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接受西方的领导。” 2000年5月底，不久前曾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的威廉·约·奥多姆用同一个腔调在美国国会作证说：“应当消除‘俄罗斯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这一冷战思维的惯性。俄罗斯目前处于艰难的时期，她已经跌入了‘弱国’状态当中，并且具备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所有典型特征。她不可能在近十年或几十年中得到复苏。对此，我们想帮也帮不上。美国应当退到一边并且谦虚地承认，俄罗斯问题纷繁复杂，只有俄罗斯人自己才能解决它们。这就是我们能做到的事情。不过，我们也应该对俄罗斯人说，他们应该停止对车臣的大规模干预。同时，他们也不应当干涉前苏联共和国的内部事务。”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重点（3）
这些言论均出自那些长期敌视苏联和俄罗斯的政治家之口，这对谁来说都不是秘密。苏联和他那个著名的对外政策构想和野心，招至大多数西方政治领导人的恼怒、不满，甚至还有恐惧。而正是这些西方政治家将恐惧、不满和恼怒转嫁给了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尽管在最近10年里，俄罗斯遭受了许多失败和损失，但总体上还不是那种衰弱的、涣散的国家——像苏联不久前的对手所希望的那样。一个强大的、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俄罗斯的确令许多人感到害怕，不仅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西乌克兰或者东欧，而且还有其他国家。人们可
以把这当成一个政治目光短浅的例子来讲，但却是俄罗斯政治家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过去，苏联在西方有不少朋友，不只是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而且在左翼知识分子圈子中，在争取和平、反对越南战争和种族歧视以及其他一些运动当中。在今天，这个左翼的政治光谱事实上已经黯淡下来，而且还出现了不少针对俄罗斯的批评声音，俄罗斯也给这些左翼的批评提供了理由。
当然，没有俄罗斯，西方也不会过得很舒服：来自于东方和南方的压力在他们心中产生了新的恐惧。这种压力俄罗斯也感觉得到。所以，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明智的选择应当是政治妥协和经济合作。不过，要彻底认清所有这些新的现实要有时间和耐心。
不能不指出，弗拉基米尔·普京外交政策的积极性在俄罗斯国内也饱受批评，而且还不止局限在极端激进派的圈子里。独立的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这样写道：“多极化的构想就是要贯彻在所有方面都积极的外交政策。总体而言，这一构想在相当大程度上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但它也有一些严重的缺陷。这一构想不是很划算，它浪费了本就非常贫乏的外交以及其他资源，它要求俄罗斯奉行全球大国的政策，而事实上，她现在还是一个衰弱的地区性大国。是否有必要将我们现有的全部资源都投入到南斯拉夫危机中去呢？”
谢·卡拉加诺夫错了。俄罗斯不是地区性大国。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离开了俄罗斯，你无法想像今天会是一幅什么情形。俄罗斯在北半球居于主导地位；她与阿拉斯加与日本都仅相隔几十海里；与中国和朝鲜陆上接壤，与印度、中亚国家、中东和近东都有着源远流长的联系。俄罗斯联邦不能放弃今天还在生效的国际义务。这些义务中有许多是从苏联那里继承下来的。在理智地奉行积极外交政策的时候，俄罗斯并不是在浪费，而是在增加自己的外交及其他资源。在当今这一困难时期，作为核大国之一，俄罗斯的地位和举动应该能够保障俄罗斯民族的、国家的和经济的利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如果他还想保留权力和影响力的话。2000年6月和7月，这种积极外交政策的优越性恰恰被普京所证明。
出访西欧
在莫斯科，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了两国峰会。其主要议题是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新计划。对于这个计划，虽然美国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却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此后不久，弗拉基米尔·普京以俄罗斯总统的身份完成了两次对西欧国家的正式访问，第一次是意大利，然后是西班牙和德国。普京会见了上述国家的领导人，与社会活动家和实业界人士见面，参加了几场文化活动，并受到了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接见。他们讨论了一些重要的倡议，例如作为对备受质疑的美国方案的回应，提出建立欧洲共同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尽管没有什么轰动性的事件发生，但是几乎所有的专家都对这次访问的成果给予积极的评价。谈到与俄罗斯总统会晤的成果时，联邦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说：“我将长期友好地与普京合作，这一点毫无疑问。会谈所取得的经济成果也相当不错。普京所出访的国家都不是核俱乐部成员，尽管他们加入了北约。但恰恰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所有人都对美国的有限国家导弹防御计划深表疑虑，而对于普京的提议表现出明显兴趣。” 正如一位职业外交官所说的那样，普京通过吸引无核国家参与讨论欧洲安全的主要问题来从侧翼迂回攻击美国的计划。
在这里，没有必要详细谈论普京西欧之行是如何快速、内容如何丰富的所有细节。欧洲国家领导人看到了一位坚定、自信和内行的政治家，无论是行为风格还是谈判个性，都与鲍里斯·叶利钦大相径庭，在他那里，没有任何故作亲热的表示和“不打领带”的会见。普京既不想表现出沙皇的气势，也不想给人们留下超人的印象；他既不表现出傲慢，也没有要让交谈者喜欢自己的廉价企图。他还不会逾越常规的礼节，正如职业外交家、苏联前外长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所言：“普京首先是一个欧洲人，是一位有些乏味的现代政治家。他做事专注，奉行实用主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对于当今的俄罗斯来说是再好不过了。” 在德国媒体上甚至出现了一篇标题为“普京——一个德国人”的文章。也的确，德国人非常喜欢他。因为俄罗斯总统可以和他们用流利的德语进行交流。
但恰恰是这一点，对于普京的伙伴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他们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有关俄罗斯领导人——从赫鲁晓夫到叶利钦的固定模式，而普京跟这个模式格格不入。隶属俄联邦总统的国家公务学院的俄罗斯专家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娃就此写道：“普京向国际社会所展现出来的一切，对于国外的政治上层人物来说都出乎意料、令人惊奇而又很不习惯。这与他们过去几十年对苏联和俄罗斯国务活动家所形成的印象有天壤之别。很显然，站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新型政治家，而其身后则是庞大的核大国，这让他们害怕和紧张，促使他们不仅要寻找政治接触，而且还要表现出相互理解和诚心实意。西方没有与这类国务活动家打交道的经验，他们所有政治的‘教学大纲’都是根据政治局委员、党的经济活动家和州委书记等人的思维习惯而修订的，就连那位尝试推行公开性和开放政策的戈尔巴乔夫也算不上是这类新派政治家。”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重点（4）
毋庸置疑，西方政治家和专家都在认真刻录弗拉基米尔·普京个性和风格的所有细节。不过，在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是，曾经在2000年1月、3月或5月给予普京相当多关注的西方报刊和电视在6月的时候，有关他的内容突然少了下来，尽管他此时离他们更近了。在报纸的头版中，几乎没有普京会见和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新闻和报道。某些观察家将西方大众传媒刻意冷淡普京与车臣战争和“古辛斯基案件”联系起来，但是车臣战争已经打了很久了，而“古辛斯基案件”在西方也没有太多人关注。从1999年南斯拉夫事件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确信，
西方的媒体报刊被控制得很好。应当说，在2000年6月时，他们是在对某种清楚的信号做出反应。
许多有关普京的材料具有令人吃惊的倾向性。例如，曾经在苏联和俄罗斯工作了20年，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关系很好的一位前共产党员、意大利记者朱利叶拓·基耶萨在谈到普京出访意大利时，写道：“马上就可以看得出，他穿的是旧式苏联风格的西服。从普京西服上衣那长长的袖子就可以发现这一点，他的上衣袖子遮住了烈日暴晒下汗津津的双手。这一点还可以从他所打的领结上看出来，这种系法甚至在俄罗斯国内也不太流行了。在年轻的改革者，如丘拜斯、阿文、别列佐夫斯基和盖达尔开始直接从伦敦、巴黎和罗马定做服装之后，领结的样式就发生了变化。我们意大利人可以从最近处来看这些对整个国家来说最不可思议、最神奇而又最无耻地操纵国家的人。众所周知，这些操纵者的计划是在短短6个月的时间里，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推上权力的顶峰。而甚至就连这个人自己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有朝一日自己能登上政治的奥林匹亚山峰。这让人们得出这样一种的印象，那就是通过计算机的帮助，筛选出一位没有过去的、平淡无奇的和没有超凡脱俗性的人，他既不是一个下流胚，但也绝不是英雄，这个人既有平常的高尚品德，也有一些恶习，还有谦逊的、局限的世界观。他们取得了成功，‘小人物’先生在3月26日成了沙皇。”
其他一些记者也曾谈到了对普京的类似看法，但这都是1999年12月或2000年1月～2月的事情（尽管没有朱利叶拓·基耶萨在有关普京的文章中所表现出的令人惊奇的高傲劲儿）。在他们的理论中，阴谋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动力。但若到2000年6月时还发表一些粗俗判断，就不合适了。当时，俄罗斯已有大量的有关普京及其通往权力顶峰道路的消息，如此一来，已经不允许人们再用“小人物”先生来称呼他，当然也不能说他是“沙皇”。
不过，普京本人很平静地对待所有有关他欧洲之行状况的评述，正像我们在7月份时所确信的那样，他做了相应的矫正。
东方之旅
2000年7月，东方成了俄罗斯总统对外政策的主要方面。其第一阶段是普京出席在杜尚别举行的“上海五国”峰会。迄今为止，加入到该组织中的国家有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很早就已经宣布自己在地区中保持完全中立，并拒绝加入任何形式的组织。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地区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一直觊觎地区领袖的位子，它试图与俄罗斯保持距离。不过，这次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拉姆·卡里莫夫却飞到了杜尚别，这其中有非同寻常的原因。
2000年夏，激进的伊斯兰运动塔利班在阿富汗北部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从而使塔利班的势力逼近前苏联中亚地区国家边界。这令藏匿在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等国险峻高山地区的原教旨主义分子感到欢欣鼓舞。在塔利班的支持下，一股力量较大的匪徒开始进攻乌兹别克斯坦。专家认为，采取这一步骤的最终目的在于在物产丰饶、居民密集的费尔干纳盆地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在中亚地区，局势比1999年的车臣更加危险。
尽管如此，没有任何一个前苏联国家，其中包括哈萨克斯坦，做好了有效回击穆斯林宗教狂热分子疯狂进攻的准备。在苏联解体的10年中，这个地区没有建立起足够运转高效的强力部门——军队、情报机构、边防军以及反恐特种部队。这一地区国家间建立良好的相互关系还只是一种愿望，对这一切表示不安的国家不仅有俄罗斯，还有存在伊斯兰问题的中国。一些雇佣兵开始试图由车臣转战中亚，由此可知，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在协调阿富汗塔利班、 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圣战者以及车臣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
杜尚别峰会再一次表明，中亚广袤地区的稳定恰恰是最大限度地依赖于俄罗斯和中国。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峰会宣布，俄罗斯不仅要保留，而且还要增强自己在塔吉克斯坦的军事存在，并向其他中亚国家提供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上海五国领导人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以及“俄罗斯在车臣共和国的合理的军事行动”。他们表达了在地区内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安全模式的愿望，其将有别于冷战时期的联盟和阵营。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少有人能对此提出异议，因为在整个国际关系体系中，这一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此外，他们还决定将上海五国改为上海论坛，吸收乌兹别克斯坦加入。
2000年7月18日北京会谈拉开了普京总统远东之行的序幕。西方报纸写道，普京访问中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还是那老一套的、普京式的“积极风格”。正如预料的那样，两国领导人不仅签署了“北京共同宣言”，而且还发表了反对美国扩大“有限的”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的特别声明。俄罗斯和中国重申了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重点（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