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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必须“走过一段弯路”才能改变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时，鲍里斯·叶利钦尝试走一条违背合理的社会发展逻辑的道路。但要知道，早在1918年冬春列宁也曾想向落后的俄国立即输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结果却爆发了内战和红色恐怖。当时，只是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国家才得以被拯救出来，但时间并没有持续很长。
在历史上，这种类似事例并不鲜见。
普京正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
早在2000年1月底，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期间，《费城问讯报》的一位女记者向俄罗斯代表团提出一个著名问题：“普京先生是位怎样的人物？”回应她提问的是俄罗斯代表们令人难堪的沉默和大厅里的哄堂大笑。又过了一年，2001年1月底，同样是这位女记者，她用另外一种方式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普京先生要将俄罗斯建设成一个怎样的国家？”当时担任副总理的阿列克谢·库德林对此解释说：普京是位法律专家和民主派人士，他不会损害俄罗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这一答案很难让人感到满意，因为这只是保证遵守法律，而非帮助确定国家性质。
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亚历山大·伊万琴科和阿列克谢·萨尔明在《独立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国家当中？向前走老路或者向后退回未来？”的长篇文章。这篇文章对弗拉基米尔·普京多有指责和警告，作者们认为，普京过度迷恋建立莫名其妙的“政权机器，但却放过进行必要改革的时机”。 但几位作者却没有对自己的观点做一个正面的阐述。在高等经济学院的一次有关2000年年终总结讨论会上，一些政治学家认为这一年是“消失了的一年”或是“丧失很多次机会的一年”，而另外一些人却称之为“伟大转折的一年”。但是，后者没有说明这种转折从哪里开始、奔向何方。
《独立报》为瓦列里·费奥多罗夫、维亚切斯拉夫·伊格鲁诺夫、列昂尼德·约宁、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西蒙·科尔东斯基、康斯坦丁·特鲁耶夫采夫等人的发言加上了下面这些没有任何乐观主义情绪的标题：“普京将俄罗斯冻结了”、“普京——国家机关的人质”、“普京执政——这是革命的末日”、“精英们不理解普京的纲领”、“真相大白那一刻尚未到来”、“专家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世界缺乏全面了解” 。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也对弗拉基米尔·普京2000年的政策和工作深表不满，但他并没能列举出任何事实和证据，只是一味地向自己的读者和听众灌输普京是想同时保存“犯罪寡头体制”和建立“警察国家”的思想。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6）
国家资本主义——相对来讲这是人们很熟悉的经济、社会政治现象，对这一制度进行研究的有马克思主义的和通常被人们称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毫无疑问，自1933年起到“二战”结束这段时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活动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今天，国家调控仍在法国和日本的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在西欧各国当中，其经济的国有经济成分非常强大。而在更为弱小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由国家来保证对民族资本家的支持，帮助民族资本家能在与更为强大、更加富有的对手进行竞争中得以生存，甚至继
续发展。韩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是在国家的支持下制定的。在近20年时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理智而小心翼翼地将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则与经济发展制度结合起来。邓小平对此的论述非常精辟：“不管黑猫还是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归根结底，“国家资本主义”是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而第一位开始使用它的人是弗·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多次写过：“开始让资本主义生产实现国有化，将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与国家的巨大力量联合成一部机器，使千百万人处于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组织之中。”
在西方政治经济学里，对于经济中的国有成分使用的是其他概念。在西欧国家中，通常将那些国有企业归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认为其主要是社会民主党政府的产物和二战结束以后的初期左派政府的遗产。
在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也曾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过讨论。在前苏联的斯大林时期，那些主要靠古拉格（集中营）囚犯们的劳动建造起来的生产核武器的各种大型工厂，应该属于哪种形式的所有制呢？在这里，使用18世纪的“官营”企业这个称谓更为贴近实际。那么，如今的俄罗斯国家资本主义是哪一种形式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未来的几年中就会看清楚了。
应当指出的是，俄罗斯的大型私有资本将会保存下来，但它将被置于国家一定程度的监控之下。得以保存下来的还有国有经济，特别是在国防生产领域以及某些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型公司。但是，不应当为各领域中的中小企业发展制造障碍，而应支持其各种形式的自我管理。对此，作为著名的医生和政治家的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表现得最为积极。所有主要的社会保障形式都将保留下来。
实际上，俄罗斯今天所拥有的国家资本主义公司与法国、日本、韩国或者中国的公司和模式有本质的区别，有很多需要非常认真地从科学、经济、社会、政治学、社会心理以及法律的角度加以研究。所有工作只是刚刚开始。
在俄罗斯获得很好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之一就是“市政资本主义”，圣彼得堡市、萨马拉州、鞑靼斯坦和巴什基尔地区都实行了调控机制。国家资本主义实行得较为顺利的是“莫斯科模式”，这是在市长尤里·卢日科夫的领导下于10年前开始的。在这些市政资本主义模式中，我们看到其中既有许多优势，也有不少危险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承认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俄罗斯在21世纪初不仅拥有了一位新领导人，而且还确定了新的发展方向，并且很有可能延续几十年。
健全意义上的经济学
登上权力顶峰之初，弗拉基米尔·普京既没有组建好自己的班子，也缺乏明确的经济和政治纲领，因此，他拒绝发表声势浩大的宣言，直到其经济纲领伴随着大量具体问题的解决而逐步形成。早在1999年秋季，当弗拉基米尔·普京还是联邦政府总理的时候，他就不得不讨论和解决众多的具体问题和事务。很显然，当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理在同时履行总统职责的时候，由他做最后决定的问题数量显著增加。
就连在总统竞选期间，普京也没有能够制订和公布详尽的经济纲领。对于许多问题，普京都不拒绝回答，他没有选择沉默。不过，他显然在刻意回避匆忙做出决定，我们可以将他循序渐进制订的经济纲领看作是健全意义上的经济学。
1999年12月，普京在互联网上发表了长文《千年之交的俄罗斯》，比较宏观地公布了自己的某些经济纲领。《生意人报》和《独立报》对此做了转载。2000年2月、3月，普京用不同的形式公布了许多材料，以帮助人们了解他作为总统候选人施政的目的和任务。这些材料还见于普京在对支持者发表的演讲以及致俄罗斯选民的公开信当中。大多数拥有健康思维的人并没有反对这些文件。在《首脑人物谈话录》一书中，普京详尽阐述了有关俄罗斯国家建设领域的最为重要的思想，其中大量篇幅和整个章节已经在俄罗斯的许多家报纸上刊登了。
当然，也有针对普京纲领性材料的批评。例如，长期以来就积极支持亚夫林斯基的《共同报》及某些其他报刊称普京的纲领是为“头脑简单者”而制订的。我不想参加到这种辩论中去。归根到底，俄罗斯的经济纲领是为全体人民制订的，而不单单是为在亚夫林斯基身边、自以为是地将自己看成是“精英”人物的知识分子们制订的。
普京的文章和讲话与“温和的自由主义”、“自由保守主义”、“国家主义者”、“文明的爱国者”等定义完全相符。普京谈到了社会伙伴关系，对儿童、退休者、病人以及低收入者权利的保护。他支持市场经济，但不是简单地谈论原则，而是真真正正地认为它更加高效。普京的意识形态并不是非常刻板、一成不变。显然，他既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是亚夫林斯基那样夸夸其谈的人，与盖达尔、丘拜斯这样的激进人物也相去甚远，与久加诺夫这种顽固落后分子更是格格不入。当然，普京也非狂热者和蒙昧主义者，这两种人今天在俄罗斯还为数不少。恰恰是这一点，帮助弗拉基米尔·普京在2000年3月26日的总统大选中赢得了胜利。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7）
在发表总统就职演说之后，各种政党、流派或一些专家团体向弗拉基米尔·普京提出的形形色色的建议和提议有了实质性的增加。右翼阵营的经济学家们也制订了几个诸如此类的纲领。早在1999年12月初，右翼力量联盟领导人谢尔盖·基里延科就曾往位于白宫的普京办公室递送了一份宏大的俄罗斯经济发展纲领。从自己家里的电视屏幕上，我们看到了这份厚厚的纲领。而一些极端自由主义阵营的经济学家则提议，“一切从头开始”。
认真完成了一份右翼激进自由主义纲领的是“自由主义使命”基金会，其领导人包括叶戈尔·盖达尔和叶夫根尼·亚辛这两位“自由主义革命”的思想家。“高等经济学院”、“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研究所”等机构参与了这一纲领的起草工作，而这份纲领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颇为欣赏。2000年4月，该组织的一位领导人斯坦利·费希尔曾经来到莫斯科，亲自了解俄罗斯局势和这个国家的新总统。
激进自由主义者明白，俄罗斯老百姓再也无法承受类似“休克疗法”的任何新的尝试。因此，一些激进自由主义者建议弗拉基米尔·普京不仅要利用自己的声望，而且还应当采取极权手段来完成新一轮激进经济改革。阿尔法银行总裁彼得·阿文还曾向普京提出建议，希望他借鉴智利皮诺切特将军的经验（“里根经济学”、“撒切尔主义”与独裁的混合体）。这位银行家称，他曾几次与弗拉基米尔·普京谈起过这个话题。
有证据显示，普京曾认真研究过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建议。能证明这一点的是，普京任命了经济学家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作为自己的经济顾问，后者以前曾公开承认自己属于右翼自由主义阵营。但是，普京也明确宣布，他拒绝接受任何专制独裁、暴力压制、“休克疗法”和“新革命”的思想，他将致力于以建立“可控市场经济”和保持社会稳定为前提的改革。
起草特别宏大的右翼自由主义纲领的还有亚夫林斯基领导的“亚博卢”集团的专家们。德米特里·利沃夫和列昂尼德·阿巴尔金院士领导的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提出了未来10～15年的经济发展纲要。非政府科研机构“俄罗斯管理学院集团”领导人阿列克谢·波德博利斯基也主持起草了“俄罗斯发展战略”文件。
有影响的独立机构“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出版了一本有名的著作，其中发表了类似的纲领。在谢尔盖·卡拉加诺夫领导下，40多位专家用了14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俄罗斯战略：2000年总统日程表》这本著作。自然，俄罗斯共产党也有自己宏大的经济纲领，它由谢尔盖·格拉兹耶夫领导的一批非常专业的经济学家共同制订，前苏联计委领导人尤里·马斯柳科夫也参与了该纲领的起草工作。
众所周知，早在1999年，与总统关系密切的经济学家格尔曼·格列夫受普京委托创建了“经济研究中心”。分属各流派的几十位经济学家参加了“俄罗斯2010年前发展战略”这一纲领起草工作。2000年4月底之前，文件就已经完成了，其各个章节在俄罗斯报刊上开始进行激烈讨论。由格列夫主持制订的发展纲领遭到左翼出版物的强烈批评，尽管格列夫本人已进入政府担任了经济部长，但他主持制订的纲领却没能成为政府活动的基础文件。
最近1～2年制订的、不带有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紧急措施纲领成了政府工作的基础。起草这份工作纲领的正是普京，这在他自己2000年7月8日致联邦会议的国情咨文中做了说明。普京在这种情况下向人们证明，他是一位实用主义政治家，他把任何一项纲领都看成是一种补充措施而非法律。在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中，卡尔·马克思批评欧洲一个主要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时指出，“我们的运动”向前迈出的任何一个实际步伐归根结底都比上千份纲领重要得多。我认为，弗拉基米尔·普京正在重复上述这些话。
从苏联那里继承下来的俄罗斯经济非常复杂，并且也各不相同。它在各种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且很不均衡，也不能在某个严密的“科学”的纲领基础上向前发展和重建。在目前条件下，很难用某种统一的纲领去要求国防工业部门和农业的发展，各部门的发展纲要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制订。就连石油和天然气部门也存在各种条件和所有制结构，这要求我们应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在俄罗斯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市场关系的条件不尽相同，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与电力能源的生产条件也各不相同。因此，应当看到，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这种不均衡性在最近10年来不仅没有得到消除，反而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遗憾的是，俄罗斯此前不久的领导人对于即将在俄罗斯建立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道路和原则知之甚少，甚至还不如斯大林或者勃列日涅夫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了解得多。国家的状况并非没有希望，但却根本不存在取得成就的简单方案和捷径。在今天的俄罗斯，尽管不是同时，但在各个不同方面都存在影响发展的几百种因素。不难看到，也确实存在一些消极因素，其中包括形式多样的犯罪和吸毒的上升，犯罪组织渗透到国家机关当中，资本的非法输出，人才流失，尖端技术和科研院所被破坏，人民饮食和健康指数下降，教育水准下滑，社会保障缺乏，贫困，剧院、博物馆和图书馆的破败，分离主义、极端主义在俄罗斯各个地区冒起——这一切都好比是船只底部的大洞，需要人们经常去修补、堵塞。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8）
不管是何种形式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选择与上述过程相妥协，就像国家无法与由于自然界的破坏性剧变所导致的毁坏相妥协一样。在俄罗斯显然也存在着一些有积极意义的因素。例如，国家拥有储量丰富的天然资源，公民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水准很高，拥有数量众多、需要复杂工艺的生产部门、世界一流的科研中心和有强劲竞争力的企业，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凝聚了数百年的民族财富和文化财富，民族觉悟的增强，进取精神、主动精神的提升，语言优势——上述所有一切都成了继续支撑俄罗斯这个国
家和民族共同体大厦的支柱和承重结构。
但是，无论是公民还是整个国家，都应当考虑其他许多因素。例如影子经济，它在俄罗斯的出现并非犯罪集团组织渗入经济领域的反映，而是国内居民和实业界对混乱和专横、对外行的虚弱政权、对腐败行为以及没有正常经济立法的自然反映。
在俄罗斯，调节经济关系和金融关系的法律还非常有限。美元在这里可以自由流通，与其他独联体国家之间的边界尚未完全划定，进口商品大量涌入，个体贸易，存在着盗版电脑软件和影视产品的非法市场，来自乌克兰、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及其他中亚国家的“打工仔”——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单单靠警察和检察机关工作人员，而且还需进行认真地研究、调节，在很多时候还需法律支持，而非简单粗暴地禁止。
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政府拒绝继续执行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和鲍里斯·费奥多罗夫在俄罗斯搞“经济专制”时所使用的各种强硬措施，而是选择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折冲樽俎、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行。为了遏制不断复杂的严峻局面，普里马科夫政府有意识地拒绝使用某些强大的政治和经济手段。政府没有选择从根本上消除痼疾，而是让矛盾缓解下来，只尝试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并且，他不能不考虑即将举行国家杜马和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的现实。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每届政府都应该感到自己是临时性的和技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