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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政治经济学里，教条主义众所周知。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法律上，前苏联都不允许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雇佣劳动和其他所有与私有制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和经营形式的存在。此外，诸如我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剥削和利润的本质、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对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对大生产和小生产的认识和理解也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潭。今天，在俄罗斯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中仍然存在着对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许多教条主义认识。在公正地批评现代俄罗斯真实情况的同时，俄共的刊物不仅将20世纪70年代、而且还将30年代的苏联现实做了一番美化。
但是，目前还没有出现任何可以取代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在分析后苏联时期现实基础之上的俄罗斯新经济学说。作为苏联前辈的继承人，对1992～1998年俄罗斯政府决策产生最大影响的改革派经济学家也证明自己是一些教条主义者。作为国民经济活动的实践者，他们也很不成功。
通过这些理论家和实践工作者的艰苦努力，俄罗斯形成了混杂着各种各样原则、还无法认知其科学性的经济和经营体制。无论是改革派经济学家们本身，还是法律专家、寡头和西方专家们，都无法理解俄罗斯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一些自发过程。最近几年里在托木斯克市、沃尔库塔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克麦罗沃市、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州以及下诺夫戈罗德市等地所发生的诉讼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只法律专家，而且还有各种股票、债券、票据和其他有价证券的持有者本身也难以理解，哪一些财产属于他们所有？怎样支配它们以及对它们有何种期望：是赢利还是亏损？是公正的执法者还是找上门来的杀手？
开始于2000年底、围绕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欺诈案的司法诉讼，就在这两位前寡头的股票及财产性质和数量问题上混乱不清。从法律上来说，今天的一些俄罗斯大公司、集团和矿藏属于境外某一个太平洋小岛上注册的公司。可能，人们只能在荷兰和塞浦路斯的法律事物所才找得到一些大公司或集团的真正所有者。但是，也有一些工厂、矿山、中介事物所，它们的法人地址也让人摸不着头脑。在这里，我不想谈及那几千家经过这样或那样的商业运作之后，在注册了不到两三天就消失的公司。从正式出具的收入申报单上，人们不仅根本无法弄清楚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拥有和管理着哪些资产，而且也很难了解罗曼·阿布拉莫维奇、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弗拉基米尔·波塔宁拥有哪些资产……
西方专家对于一些公司的运作也是一头雾水，它们从来没有全额支付过电费和天然气费、欠付数额较大的税费和职工工资、货物已经发走却无法收回货款，但却成年累月地运转而没有破产。各种易货交易和价值几亿卢布的变相货币也是俄罗斯经济生活中的咄咄怪事，这里我们还不想说在经过乌克兰国境向西方国家输送天然气的途中损失了几十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的事情。事实上，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列昂尼德·阿巴尔金将所有这些令西方惊诧的记账贸易形式称为“俄罗斯经济致力于自我保护的灵活性和牢固性指标”。
普京将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吸收进了总统办公厅和政府，尽管他们在2000～2003年间的新职位上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但也没有被社会舆论列入自由主义的教条者的行列。显而易见，这些任命是政治妥协或者称是选择性较窄的结果。在这些年里我们看到，俄罗斯经济根本无法靠马克思主义或者货币主义的建议走出当前的困境。无论是总统、政府，还是国家杜马立法者们，都应该从事物的现实状况、而非从某种教条经济学说出发。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2）
对我们来说，健康理念应该是优先的立足点。曾经担任过法国内务部长，同时也是一位数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法国著名学者皮埃尔·西蒙·拉普腊斯（1749～1827）曾说过，许多科学上的重要原理都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中对健康理念的总结之上。
在很大程度上，苏联共产党在1991年选举的失败是激进共产主义的失败，尽管激进主义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曾逐步缓和，但却依旧保持了对国家基本制度、
对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内经济的绝对影响力。但在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的右倾激进主义建设者取代了社会主义的左倾激进主义建设者，其标志是他们开始破坏、扭曲和改造以前曾经创造的一切。
左倾和右倾激进主义的表现惊人地相似，而有时这种相似性被人有意识地加以强调。看来是有意而为，叶戈尔·盖达尔将自己的一本重要著作取名为《国家与进化》——很显然，这是在“克隆”弗·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1998年，盖达尔发表了自己的纲领性文章——《旁观者们的建议》，而在十月革命前的1917年10月21日，列宁在《真理报》上曾发表了一篇与此完全同名的重要文章。许多人谈论、也写过关于丘拜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这种说法并非无稽之谈。丘拜斯曾经宣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在俄罗斯建成资本主义，并且经过几年时间的突击，达到其他国家用了几百年所达到的水平。” 比较而言，斯大林则要谦虚得多，他曾号召苏联劳动者用1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在100年间所走过的道路。
在1998年8月那场让俄罗斯金融体系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危机中，许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感到了恐慌。不过，一部分更为激进的货币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波波夫、塔季扬娜·瓦洛瓦娅、阿列克谢·乌柳卡耶夫、叶莲娜·维什涅夫斯卡娅和康斯坦丁·博罗沃伊等人则主张继续进行“宏观经济试验”，缩减社会保障，强硬性确保稳定，甚至恢复国家短期债券市场。“市场为我们安排了这场试验。我们是在学习如何建成资本主义，谁也无法保证，这次学习将是免费进行的。” 归纳起来看，形形色色的有关国家经济快速、强劲发展的承诺在1991～1992年和1997年两个时间段内最多，但也正如1998年所证明的那样，这些承诺都不过是在虚张声势。就连曾经连续几年出任总统经济顾问的亚历山大·利夫希茨也请求这些激进主义者保持冷静，因为“自由主义改革的商店正关门盘点货品”。一位较为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曾公开承认，“与战时共产主义相比，硬挺着的货币主义好不了多少”。
自从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以来，激进主义者的左右两派都重新申明了自己的立场。《明日报》和《苏维埃俄罗斯报》开始不时地向总统发出呼吁，要求尽早通过动员经济纲领，对财产进行根本性的重新分配，并通过扩大对大笔财产征税、没收充公等办法偿还俄罗斯所欠付西方国家的债务。与此相反，格尔曼·格列夫也公布了自己的纲领，其中包括建议通过减少国家预算支出和国家的社会保障来解决国家的财政问题。
经济学家米哈伊尔·杰利亚金写道：“制订这个危害性极大的纲领的人根本就不了解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实质。在有计划地减少收入低于生活贫困线的居民比重这一最重要的优先任务上，格列夫的纲领存在不足。” 经济学家纳塔莉娅·利马舍夫斯卡娅认为，格列夫所推行的纲领目的在于“帮助富人”，这“会加快大部分俄罗斯居民贫困化的速度并摧毁国家的人力资源”。《独立报》在一篇题为《这个纲领比盖达尔的休克疗法还过分》的文章中，对格列夫的纲领做出了详细的分析和批评。 《独立报》作者、教授弗拉基米尔·拉祖瓦耶夫坚信，弗拉基米尔·普京将会听从格尔曼·格列夫和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的建议：“盖达尔改革的翻版即将来临。这一回——它们有更好的政治保障，所以实施起来会更有成效。而那个几乎让所有俄罗斯人都讨厌的叶戈尔（即盖达尔—译者注）将会笑得合不拢嘴了。”
拉祖瓦耶夫教授这一次错了，他是在用愿望来取代现实。自由主义改革并没有在2002～2003年偃旗息鼓，只不过是在详细研究并将这些改革措施运用到生活中去的方法上有了一些改变。完全自由主义的税收改革已经开始并在逐渐拓展范围；土地法典、民法典、劳动法典以及刑事诉讼法典已经认真制订完成，并经议会通过、总统签署；住宅公共事业和自然垄断领域的改革也在分阶段地准备或已经进行；旨在提高而不是减少对退休者、残疾人、低收入者、儿童和老战士的社会保障领域内的“退休改革”也正在进行。
“自由主义”的概念是从“自由”一词衍生出来的。经济学需要自由。它不仅属于政治范畴，而且也属于经济范畴，是我们应当在几乎所有生活领域必须坚持、并且是必须理智坚持的伟大价值观。众所周知，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将社会主义看成是自由的王国，而资本主义则是压迫和奴役的世界。在自己党的代表大会上，鲍里斯·涅姆佐夫和叶戈尔·盖达尔不止一次地谈到，普京总统有80％的可能性会完成他们的自由主义纲领。但是，与俄罗斯那些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自由派改革者相比，著名人物的头脑更容易诞生自由的口号，其中包括经济活动中首创的自由口号。在很大程度上，盖达尔、涅姆佐夫、丘拜斯及其志同道合者只是在败坏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声誉，在相当多的俄罗斯民众的意识里这些概念简直就成了骂人的词汇。作为政府组成人员，这些人所从事的工作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带有强烈犯罪特征的无政府主义。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3）
在今天，经济无法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积蓄所有力量，旨在对其必须存在的所有领域和部门施加影响。这应当是一种新的、脱离了教条的自由主义，其基本流派尚需加以认真研究。
巩固国家和市场的作用
普京2000年7月在联邦委员会上所做国情咨文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求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家在俄罗斯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普京说道：“我们的立场极为明确，即只有一个能够保证公民、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强大国家，一个运转有效的国家，才能够为人民创建适宜的优越条件，促进我们俄罗斯的繁荣。”
这是惟一明智的立场——不仅仅对于俄罗斯。无论是在19世纪还是在20世纪的欧洲，从来就不存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从来就没有成为主要的发展因素，而国家从来不会只扮演一个“夜间瞭望哨”的角色。路德维希·艾尔哈德是战后联邦德国经济领域最有名的权威，曾被普京视为榜样，他指出：“具有现代意识、并清醒认识自己职责的国家和政府不会允许自己重新回到‘夜间瞭望哨’这一角色。” 21世纪最卓越的经济学家通常打一些其他的比方，他们把国家所发挥的作用比作方向盘和船帆。
在本章前面，我曾经写到过国家在现代俄罗斯经济中的作用，但是，问题的一些重要方面还需要做一些补充和解释。在俄罗斯，当前的局势还有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只能通过加强国家调节的手段来巩固和发展国内健康的市场机制，其中还包括个人的主动精神和私有制。这里有一种观点：国家一旦远离了经济，千百万民众经营活动的主动性就像打开了湍急的河流闸门一样，一发不可收。然而，这种观点非常荒谬，一旦这种情况变为现实，它就会露出不可行的真面目。那扇闸门是打开了，但是小河里流淌的活水和清水却混进了脏水，还会有毒液。
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那场“新经济政策”带来的奇迹并没有在90年代初重演。那时，在被国内战争摧毁的俄罗斯尚有几百万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一阶层，另外还有几千万中农和富农。按照列宁的话说，这是一股“每天和每时都在产生资本主义”的自发力量。但恰恰是在“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之后，这一小商品生产成了俄罗斯经济向前发展的促进因素。不过可惜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它也被毁掉了，再有没有恢复的可能性了。在俄罗斯，还出现了另外一种经济、另外一些劳动动机，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居民社会构成；只是在服务行业和商贸领域还保留了一些个人的主动精神，不过，它们也只是以“影子经济”的面目出现。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它的科学保障、干部培养、交通运输、供应、城市系统、电力和国防，所有这一切都不向私人生产开放，而只是为大型国有和合作生产所独有。
在苏联只有非常少的人不仅有能力，而且有愿望进行个体生产。在过去的70年时间里，俄罗斯一直都在与“私有者”展开连续不断的、严酷的斗争。这些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早期”的镇压活动，这不能不对人民的思想产生某种影响。国家机器还在经常地、严厉地打击私营生产和个人主动性。在这块土壤中，私营生产和个人主动性无法结出硕果。当然，也有非常个别的幼芽几乎是从不毛之地上顽强地窜了出来。在我居住的莫斯科郊外的新伊万诺夫斯科耶村，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有了几家私人的食品商店、两家咖啡屋、一间不大的格鲁吉亚风味餐馆。在这个小村子里，还有一家不大的木材加工车间，玻璃和花岗石作坊也经营得不错。在自己父母的自留地上，年轻的企业主尤里·克尼亚泽夫建了一个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效益却很不错的金属构件加工厂。在这里，工人们将从意大利进口的铝制半成品生产加工成20多种成品。上述所有企业为100多个来自莫斯科和那个村子里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而要知道，在那个村子里，大约有500户居民还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当然，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园子，但是饲养生猪和奶牛的尝试却很不成功，因为猪肉和牛奶的价钱都很低。不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积极因素，那就是这个村子与莫斯科这个大都市很近，村里的许多居民靠出租住房或在莫斯科及其郊区的工地上打工来维持生计。
最近10年里，我仔细地观察了曾是历史老师的马拉特·库尔马耶夫创建并领导的“霍比特公司”的发展。它从一家不大的生产和经营企业迅速成长为一个横跨各个领域的大型公司，其特色是将新技术应用到建筑工业中。这家大型工业联合体的总部和主要车间都设在莫斯科近郊的柳别尔齐市，为几乎2000名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和后勤服务人员提供了工作岗位。现在，“霍比特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汽车金属顶棚生产商；此外，它还与一家很好的德国公司合作，利用德国的设备大规模生产塑钢、木制和铝合金门窗型材以及其他许多建材。
最著名的成功案例是俄罗斯纺织康采恩“潘因特尔”，它走过了一条从一个很小的合作作坊到大型轻工企业的路。现在这家企业有2000多名工人、管理人员、工程师、设计师和销售人员。这家不仅在莫斯科闻名的企业的奠基者和领导人亚历山大·潘尼金于2000年底去世，享年只有52岁。正如他本人所说，现代“俄罗斯工商主”的处境非常艰难，其中充满了冲突和巨大的精神压力。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4）
马拉特·库尔马耶夫、亚历山大·潘尼金、尤里·克尼亚泽夫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成功完全是例外。到2001年，俄罗斯近10年来出现的新型私营工业企业还占不到工业生产企业的4％。在农村，私营公司更少，2000年和2001年，它们不到农业生产总值的2％。在这里，更多的公司不得不压缩自己的生产规模。
众所周知，私营企业部门发展最快和最有效的是在贸易和服务领域。苏联时期，这些经
济部门很不发达，而正因如此，个人积极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私营经济部门中，不需要投入过多的资金就可以快速获得回报。俄罗斯公民没有在工业和农业领域投入必需的资金，而谁也无法做到在没有资本的情况下建成资本主义。激进改革家尝试通过顺利地、而且几乎是无偿地对国有大型企业进行私有化来改变这一情势，但是却没有使这些企业的经营活动水平得到提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