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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很强，但比起那些演说能力出众、又有平民化作风的对手们来，他们获得的支持却要少得多。因此，那时“民主派”到处拼命挤压共产党的执政空间。
1990年春天，民族民主主义者在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和外高加索已经挤走了共产党，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拥有很大的势力。接下来，在下诺夫格罗德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民主主义党派和组织取得了胜利。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经过三轮投票，鲍里斯·叶利钦被推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在莫斯科苏维埃选举中，由加弗里尔·波波夫领导的民主派阵营获胜。但是，还有更大的胜利等着民主派——在列宁格勒他们获得了70％的支持率。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并没有参加这次选举。在莫斯科的政治舞台上，他的政治前途与整个联盟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和他的顾问
几乎就在列宁格勒苏维埃选举胜利、取得了380个议席中的240个以后，列宁格勒“人民阵线”开始分裂成几个相互敌对的派别。“民主派”之所以在1990年能够团结，是由于有一个共同的对手——苏共。除此之外，几乎在所有问题上，他们的观点、纲领都不一致，而且激进程度大不相同。在这里，不能忽略个人野心——“民主派”内领导人人数众多，谁也不想服从统一的党纪。
但在1990年，列宁格勒苏维埃苏共代表既不遵守纪律，也不团结。那时，列宁格勒的共产党内部自由派与正统派同时存在，既有民主派又有不希望“放弃原则”的斯大林主义派。市和州的领导层早在几个月以前就清洗过了，但是，著名化学家、列宁奖章和其他各种奖金获得者、苏联科学院院士鲍里斯·吉达斯波夫出人意料地担任了苏共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当选，更不知道自己应当做些什么。
他入主了斯莫尔尼宫，但很快就认识到，权力已经不在苏共的官员手中了。这座拥有500万人口和巨大工业潜力的大城市开始明显失控，列宁格勒“人民阵线”的领导人也不知道该干什么。新议员们天天聚集在马林斯基宫，可他们不仅没有选出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就连会议日程问题也无法解决。
列宁格勒民主派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地质科学博士玛莉娜·萨利耶和记者、经济学家彼得·菲利波夫。在城市集会中他们两人配合默契，但却在由谁入主马林斯基宫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由于电视媒体的普及，选民们耳闻目睹了那些无聊的争吵。
由于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列宁格勒民主派决定由在1989年选举中曾非正式地帮助过他们的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出面。索布恰克不假思索地同意帮助乡亲们。通过紧急选举，索布恰克进入“自由”圈子，得到了市苏维埃议员席位。1990年5月23日，他又当选为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
在苏联时期，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是一个重要而显赫的职位；在索布恰克之前，阿列克谢·科西金在这个职位上干了52年，而更早的主席则是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不过，尽管这个位置很重要，但却并不能完全控制这座城市。除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之外，还有一个列宁格勒市执委会，此时它的负责人是工程师、军事翻译亚历山大·谢尔卡诺夫，他是由苏联人民代表选举出来的，他的支持者是列宁格勒议员。此外，党的机关、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列宁格勒军区以及克格勃、内务部派驻当地的机构也保留有不小的权力，他们只听莫
斯科的指示。莫斯科还派专员领导在列宁格勒占有相当优势的国防企业。与莫斯科一样，列宁格勒也是个管理起来非常复杂的庞然大物，95％的问题只能、也必须不依靠政治方式解决，而是需要专家们努力工作。
无论是列宁格勒的索布恰克，还是莫斯科的加弗里尔·波波夫都没有对如何管理好这样大的城市做好准备。莫斯科难于管理之处在于城市特别大，大学教授波波夫还没有理出一个头绪就很快自动下台了。有人预测，同样是大学教授的索布恰克将重蹈波波夫的覆辙，因为索布恰克不懂得如何与列宁格勒市苏维埃、列宁格勒市执委会、苏共列宁格勒市委以及列宁格勒民主派领导人合作，他甚至还没来得及理顺与自己机关工作人员的关系。索布恰克的忠实追随者只有列宁格勒知识界和大多数市民，但是这些人没有任何“权力杠杆”。
索布恰克提出了几项颇为吸引人的措施，包括在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建立“自由经济区”，将列宁格勒重新变成世界金融中心和国际旅游中心，使半封闭的地方性城市列宁格勒变成圣彼得堡和“通向欧洲的窗口”。但是，这些都如同海市蜃楼一闪即逝。列宁格勒的工业生产开始下降，公共交通运营更加糟糕，居民生活必须的食品供应陷于停顿。
为不使城市运行下滑得过于迅速而致失控，索布恰克布置了一系列工作，安排了多场会见，其中包括和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一次重要会面。当年普京38岁，刚从德国城市德累斯顿回国不久，担任着列宁格勒大学负责国际联络的校长助理。根据惯例，苏联时期担任这一职务的官员都来自克格勃，是后备人才，他们以大学领导人和克格勃官员的双重身份工作。
有关普京和索布恰克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有许多不同版本。1990年彼得堡“民主派”内部的说法是，来自民主派阵营的索布恰克主动从“机关”要人，但索布恰克本人断然否认了这种谣传。“你们自己判断一下，”在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怎么能是我主动要人呢？！如果是我主动找普京，想邀请他来工作的话，早就这么做了。当他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我就非常了解他。那么，他是怎样成为我的助手的呢？1990年，在大学的走廊里我非常意外地碰到了他，于是详细打听了他的情况。我了解到，他在德国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是列宁格勒大学负责外事工作的校长助理。大学时期他非常优秀，尽管有过这样的‘标签’（指克格勃背景——译者注），但并不影响我对他的评价。他不是一个爱慕虚荣和贪恋权力的人。从性格来看，他具有领袖品格！”
谈到与索布恰克的会面，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说法有一些出入：“我的一位法律系朋友请我帮助阿纳托利·索布恰克，那时他刚当上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我的朋友直截了当地说，索布恰克的班子没有什么能人，他身边都是一些滑头。接着他问我能不能帮助索布恰克。——‘哪种形式？’我当时很感兴趣。——‘从大学出来，到他身边工作。’——‘你知道，这得慎重考虑一下。我是一名克格勃军官，这一点他还不知道。弄不好我可能会损害他的声誉。’——‘你同他谈一谈吧。’我的朋友建议说。
“……我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见面是在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他的办公室里。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进去后，做了一下自我介绍，然后把自己的想法都谈了。他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听了我的想法后立即对我说：‘我马上去跟斯塔尼斯拉夫·彼得洛维奇·梅尔库里耶夫打个招呼，星期一你就来上班吧。就这样。现在我们商量一下，您想干什么工作？’我不能不说清楚了：‘阿纳托利·亚历山德洛维奇，我对这一切都感到很满意，也很感兴趣。但我有一个情况需要向您说明，它很可能会影响我变换工作。’他问：‘什么情况？’我回答：‘我必须跟您说，我不是一个普通的校长助理，我同时还是一名克格勃军官。’他不做声，陷入了思考，对于他来说，这的确是没有想到的。
“他想了一会儿后，说：‘那需要……和他们谈！’当然，我没有料到他的反应会是这样，尽管这些年来我已经适应得多了。
“要知道，我同他第一次见面时，他是教授、法律科学博士和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他对我非常开诚布公。之后他说：‘我需要一位助手。说实话，我有些害怕去接待室。我不知道见的都是一些什么人。’那时，正好有关部门在调查一些困扰索布恰克的丑闻细节。”
当时，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机关有许多处和办公室，许多官员已经在这里工作多年。一些市苏维埃的新议员想正式搬到这里办公，还要设立许多委员会和小组。索布恰克不得不出席没有效率的市苏维埃会议，还要充当议长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普京表现出了自己出色的组织能力及与各种人打交道的技巧，他总能顺利完成索布恰克交代给他的工作。对于索布恰克来说普京的帮助变得越来越重要；由此，普京也很快成为索布恰克最信赖的人和不可替代的助手。当然，市苏维埃主席的反对派们也很快发现了这一点。他们轻而易举地了解到，索布恰克的新顾问是一名克格勃人员。
在一次会议上，一个议员小组公开要求将普京从市苏维埃开除出去，理由是普京在克格勃干过。但索布恰克公开批驳了这些要求，他说：“首先，普京不是‘克格勃的人’，他是我的学生。其次，普京曾从事对外情报工作，是在保卫国家利益。他没有什么可为自己的工作感到羞愧的。”可以说，索布恰克的这些告白完全发自内心，对弗拉基米尔·普京心理帮助很大。不久以后，普京决定在电视特别访谈中公开自己在克格勃中的工作，制作人是列宁格勒市著名导演伊戈尔·沙赫丹；访谈录后来在电视台播出了。同时，普京向“机关”递交
了辞职申请但是未获批准。
索布恰克身边的人尝试将普京“赶走”的努力仍在继续。1990年秋天，以玛莉娜·萨利耶和尤里·格拉德科夫为首的列宁格勒市苏维埃议员团尝试调查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活动，他们首先从发放由列宁格勒运出原料和有色金属的许可证开始。市里有过剩的有色金属，但却缺少食品。苏联国内原有的经济联系遭到迅速破坏，需要向国外购买列宁格勒所必须的食品。
依据玛莉娜·萨利耶和尤里·格拉德科夫所做调查，一些人要求索布恰克将普京解职。但是，补充调查却没有找到普京有任何非法运用权力为自己牟利的证据，尽管他的工作中有不少失误和错误（像所有人一样）。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1990年带来的是失望。但是，大部分困难和错误都被算到了“中央”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身上。一些报纸和杂志在1991年1月初评选的“1990年度人物”中，鲍里斯·叶利钦位列第一，排在第二位的是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加弗里尔·波波夫紧随其后，戈尔巴乔夫仅排在了第四位。而在公民最表失望的政治家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却居前两位。
1991年春天，全国形势继续恶化。在短短几个星期中，中央政府决定“试验性”地在两个首都（列宁格勒又被称为“北方首都”——译者注）改革管理体制，成立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市政府。以前苏维埃系统中各种职能混在一起；而现在这种管理体制可以清晰地区分行政和立法机关的职能范围。莫斯科苏维埃很快通过了新法律，没有任何争议。但是在列宁格勒，市苏维埃议员却屡次反对成立市政府，因为一旦那样的话，议员团的影响力将减弱。不过，大家都承认，恰恰是普京顺利说服了许多议员，让他们认识到成立市政府的必要性。最终，这一决定以压倒性多数的优势获表决通过。
1991年6月12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组织了市长选举，与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同时举行。在列宁格勒，尽管共产党和很多“民主派”都反对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参加竞选，但他还是得到了70％的选民支持。在就职仪式上，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宣布，现在城市只有一个经过人民选举出来的合法政权，苏共机关今后没有权利干涉和影响市政府的活动。
市政府成了新的政权机关和新机构。所有城市管理体系都进行了重新设置。从1991年6月28日起，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的列宁格勒市政府外事委员会正式开始行使权力。稍后，普京还领导了行动问题委员会，讨论并采取行动来解决许多刻不容缓的城市问题。这个委员会事实上承担了市政府的职能。由于索布恰克经常出差，普京变成了市行政机关的关键人物。索布恰克甚至留下一些自己签过字的空白纸。“你自己看着办吧。”他对普京说。
1991年8月19日，索布恰克正好在莫斯科赶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发动政变。早上，他会见了叶利钦，然后到谢列梅季沃，在下午4点左右飞抵列宁格勒。从普尔科沃机场出来后，索布恰克到了列宁格勒军区司令部。之后，索布恰克在列宁格勒市电视台发表了讲话。
市内的局势相当紧张，但军队仍然留在兵营里。在冬宫广场 大约100万人举行了大规模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示威游行。这时，普京正在波罗的海沿岸休假， 20日上午，普京赶回列宁格勒，也就在这一天，他不得不做出选择：作为克格勃军官，他应当服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而作为一名市政府官员，他应当听命于索布恰克。普京迅速写了一份退出“机关”声明。为使这份声明不再被拒绝，索布恰克立即往莫斯科给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打电话，然后又与列宁格勒市克格勃主席通了话。8月21日，辞职申请获得批准。在苏共被停止在俄罗斯领土活动后，普京拿到了自己的苏共党员登记卡，并把它和党证一并放到了书桌里。
国家以及普京、索布恰克生活的整个时代都已经成为历史。“您感到难过吗？”普京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被问到。“很可怕，”他回答道，“实际上，生活就这样‘咔嚓’一声断裂了。要知道，此前我没有能够准确预见到国家所发生一切的深远性……当然，这段时期异常困难。但选择已经做出。”
从列宁格勒到圣彼得堡
将列宁格勒改回先前的名称“圣彼得堡”的建议是由索布恰克提出的，早在1991年春天的一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就审查过。会议不支持这个建议，但是列宁格勒市苏维埃决定举行全民公决，由市民来做决定。斗争非常激烈。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请求市民投票支持保留“列宁格勒”这一名称，而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则呼吁重新以“圣徒彼得”来命名这座城市。大约有64。7％的选民参加了全民公决投票，其中55％支持更名为“圣彼得堡”。这是一次不太令人信服的胜利，但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还是于9月6日确认了全民公决结果。列宁格勒州保留了自己的名称。还有许多带有“列宁格勒”的名称被保留了下来：“列宁格勒天然气”、“列宁格勒电力”、“列宁格勒出版社”、“列宁格勒饭店”、“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等——差不多所有的东西仍然沿用苏联时代的名称。
索布恰克多次提出，应将弗·伊·列宁的遗体重新安葬在列宁格勒沃尔科夫公墓内，紧挨在他母亲墓穴旁。索布恰克引用了据说是列宁的一个遗嘱，但事实上它根本就不存在。这是索布恰克想出来的一个荒谬的主意。他甚至研究了一系列重新安葬的仪式，并设想将红场上列宁墓变为布尔什维克恐怖展览馆，在整个地下一层摆放“军事共产主义和列宁式恐怖”陈列品。
索布恰克承认，即使过了许多年，在移民法国巴黎以后他还梦到将列宁遗体从莫斯科的列宁墓移葬到圣彼得堡的细节，参加的人有东正教大牧首、鲍里斯·叶利钦、鲍里斯·涅姆佐夫本人。在索布恰克的梦里（或者是他的幻想中），叶利钦将列宁遗体从红场的列宁墓中移出来以后，就向世界宣布自己辞职，并任命涅姆佐夫为总理和俄罗斯联邦代总统。“莫扎特的《安魂曲》响起，乐队由罗斯特罗波维奇担任指挥……在圣彼得堡沃尔科夫公墓内，伴随着鼓点儿和群众愤怒的呐喊声，盛着列宁遗体的棺木放入墓坑。”
这是可怕的、病态的经历，是索布恰克后来患上严重心脏疾病的主因。拆除列宁格勒市内所有列宁纪念碑和半身雕像的建议没有获得通过，甚至连斯莫尔尼宫旁的列宁纪念碑都没有能够拆除掉。在列宁格勒，这样的建筑物总共有二百多座，其中还有一部分建在以列宁命名的南滨海公园内，成了特殊的林荫道。这是一场索布恰克同纪念碑之间的可怕战争，恰恰是它成了索布恰克在市民中支持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尽管当时可能还有其他的处理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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