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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的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它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
那一次，达赖的确产生了留在印度不归的念头，共产主义和他的佛国不可能共处，稍有一点清醒的头脑都不难做出这种判断。但是在犹豫了四个月之后，他最终还是返回了西藏。原因之一是中共许诺六年之内不搞触及西藏传统制度的改革（周恩来甚至对达赖允诺，如果六年后还没有准备好，可以把这个时间再延长五十年 ），另外也是因为印度总理尼赫鲁不想惹麻烦，不愿意给年轻的达赖提供流亡条件。当时的中国已经开始陷入集体性的共产主义狂热。相比之下，实行“一国两制”的西藏反差极大。那时被派进西藏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军人、干部或国家职工，即所谓“革命队伍”的成员。他们被灌输的意识形态使他们对西藏社会处处看不惯。他们把西藏归纳为“三多”──穷人多、压迫多、神灵鬼怪多。在他们眼里，西藏在经济上是封建农奴制，在政治上是神权至上的政教合一制，上层社会骄奢淫逸，底层人民生活困苦。他们认为革命的目的就是让穷人翻身做主人，也是他们之所以投身革命的理想。但是，中国内地早已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在西藏仍然高高在上，他们作为革命者，却被要求对那些“剥削者”表示尊敬，对此他们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抵触。即使在中共高层，也有对这种“混淆阶级阵线”的“统战”表示不耐烦的。西藏军区作家吉柚权采访当年西藏工委联络部长徐淡庐后，记录了这样一段故事：
一九五五年五月，达赖一行回到四川成都，正值朱德、聂荣臻、郭沫若等川籍中央领导在成都。另外，周恩来和陈毅参加亚非会议回国，也要到成都停留，四川省的接待任务很重，省市委领导都非常繁忙，再加上要接待达赖这一行一百多人，任务就更加繁重。……李井泉由于接待几位四川籍中央领导的任务重，不愿见达赖，只由四川省省委书记、省长负责接送和设宴招待达赖。徐淡庐知道这个情况后对负责接待的人一再讲明，达赖在其他省市参观，各省、市都是第一书记出面接待，希望转告省委，请第一书记李井泉为了大局如无特殊情况还是出面接待达赖为妥。但四川省委负责接待的负责人说这是省委的决定，不能更改，不论徐淡庐怎么解释都不答应。徐淡庐一看对方的态度，知道再说也是徒劳，但考虑达赖知道第一书记李井泉不愿见他而引起矛盾导致不团结，便与该负责人约定，如果达赖问起李井泉时，就说李井泉病了。省委负责接待的人同意统一口径回答达赖。……第二天正好是列宁诞辰纪念日，中央要求各省市要召开隆重的庆祝大会，并要求省市第一书记必须在纪念会上讲话。李井泉理所当然地参加大会并在会上讲了活。李井泉的讲话第二天由四川日报刊登后，达赖知道李井泉没有病，而是在骗他，心里顿时有一种李井泉看不起人的气愤。敏锐的徐淡庐从达赖得知李井泉未病时脸上的表情知道事情砸锅了……于是借四川省委统战部请他吃饭的机会，向统战部几位领导讲了达赖知道李井泉没有生病的反应，建议他们转告四川省委，为了团结达赖，能不能变通一下，请省委第一书记出面给达赖送行，作一次弥补，并解释为达赖设宴接风的当天的确病了，列宁纪念日的讲话是带病参加的。徐淡庐的这一建议经省委统战部转达给李井泉时，李井泉勃然大怒，下令当天晚上在招待所摆开战场，召开对徐淡庐的批斗会，指责徐淡庐为什么对达赖喇嘛这样一个封建、宗教集于一身的活佛如此捧抬、奉承，陪他们进馆子，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是不是有什么用心？是不是借这个机会靠近达赖而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当时达赖已经在北京参加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中共的官职序列上，已属“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名义上的地位高于一个省委书记。然而在中共的省委书记眼里，他不过是一个不值一提的代表封建和宗教势力的头子而已。后来这事是由周恩来命令李井泉向达赖道歉得到解决。正好路过成都的周恩来专门把李井泉召到住地，批评他在中共高层尽一切努力“统战”达赖的时候，不识时务地挑起矛盾和制造冲突。中共上层从治国角度，处理西藏问题时把主权置于意识形态之上。然而只有少数最高领导人心里明白这一点。中共从整体上已经变成一个日益意识形态化的组织，所以其下级党员干部时刻都有自觉发动革命的倾向。中共的西藏工委在1956年全国掀起“社会主义高潮”形势之下，也不安于仅停留在“统战”阶段，急于在西藏开始进行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方面的变革，并做了相应的舆论宣传和“试点”，还为此从中国内地调进西藏二千多名汉族干部 。达赖喇嘛去印度参加庆祝释迦牟尼涅磐2500周年纪念活动时产生流亡不归的念头，正是因为看到了即将来临的暴风雨。面对西藏出现的惶恐和动荡，中共高层制止了西藏工委的“冒进”，于1956年9月4日电示西藏工委，指示停止进行改革准备工作，电报说：
从西藏当前的工作基础、干部条件、上层态度以及昌都地区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实看出，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还没有成熟，而且我们的准备工作也绝不是一、两年内能够作好的，因此实行民主改革，肯定不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也可能不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甚至还可能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去。……应该说这是对西藏民族上层分子的一种让步，我们认为这种让步是必要的，正确的。因为西藏民族至今对汉族、对中央也就是说对我们还是不太信任的，而采取一切必要的和适当的办法，来消除西藏民族的这种不信任的心理，仍是我们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如果我们在改革问题上，作了适当的让步和等待，就能够大大的增加西藏民族对我们的信任，有利于西藏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改革后的各项工作。这样慢一些、稳一些，就会好一些，从实际效果上看反而会快一些。如果我们不让步、不等待，或者认为过去让步了，等待了，现在不应该再让步，再等待，因而勉强地去进行改革，就必然大大影响西藏对我们的信任，甚至发生叛乱。
对西藏政策比较稳重的张经武当时已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又重被派回西藏稳定局面。中共向西藏宣布了“六年不改”的允诺。允诺似乎是真诚的。在中共中央书记处1957年3月召开的西藏工作会议上，决定西藏工作大收缩，人员、机构、财政都要大精简，大下马，而且越快越好 。随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下属的九个处合并为二个处；已经在西藏六十个宗开设的办事处，除昌都地区以外，一律撤消；驻藏部队从五万人减少到一万八千人，在西藏的军事据点也大大削减；工作人员从四万五千人压缩到三千七百人，其中汉族工作人员精简了92％。中共为安抚自己那些急于在西藏发动革命的党员干部，花了不少口舌进行说服。当时中共主管“统战”事务的头头李维汉（中共统战部长兼中央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曾有这样一段论述：
汉族对于少数民族的发展给予的发展影响不管多么大，可能给予的帮助不管多么大，却只能通过少数民族内部的矛盾，通过少数民族人民的意志才能发生作用。……就是出于最好愿望的帮助，在没有得到西藏民众和上层乐于接受的时候，也不能发生积极的作用。所以说，就是帮助，也不能强加于人。
可以把李维汉四十年前说的这段话与当今西方人的观点比较一下。下面一段话摘自一个美国人九十年代写给住在西藏的汉人作家马丽华的信：
干预和帮助之间的区别在于对方是否在寻求。在西藏人寻求帮助以达到进步时，也只是在此时，如果你想要并能够帮助，你的帮助才会被理解为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受到欢迎。然后你才能成为帮助者，成为身穿铮亮盔甲的骑士，成为救星。而如果他们没有接受能力，你希望给予的所有帮助，你所有的良好动机，都会浪费在敌意的环境中。因此帮助必须是他们所寻求的，希望的，已经提出来的。
尽管李维汉的名字被当作中共民族政策的注解 ，其实他属于比较宽容与温和的一派。可以看出上面两段话何其相似，除了文风不同，内容几乎一样。然而，对中共来讲，在西藏搞“统战”，始终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作为权宜之计，“统战”策略是有效的，但却使中共无法得到可以真正在西藏立足的社会基础。因为不管中共如何妥协怀柔，西藏上层社会也不会相信以共产主义为目标并且信奉无神论的中共是真心尊敬和保护他们的。“统战”不过是猫玩老鼠的把戏，老鼠迟早要被吃掉。他们与中共的离心离德是必然的，并且随时都在与中共进行着明争暗斗，千方百计地不让中共在西藏立足。而同时，“统战”又不能给西藏底层社会的人民指出一个明确前景，无法动员群众，获得普通老百姓的支持。“西藏群众与现状紧紧地拴在一起，一点也不知道或一点也没有经历过其他的生活方式。他们对汉人提出来的新的生活方式迷惑不解，对汉人也很害怕，因为汉人一方面促使农奴从封建主那里‘解放’出来，但同时又与他们的主人建立了联盟，因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没有和‘解放者’站在一起” 。即使中共真心维护其对西藏的“一国两制”，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和一个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国家也是不可能调和的。共产党进入西藏社会这个事实本身，必然影响到西藏社会的方方面面。“一国”使双方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导致“两制”的边界不时被自觉不自觉地超越。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囿于传统的西藏社会都有可能产生整体震荡和深远影响。例如中国政府给修路的西藏人发工资，就是对西藏社会延续了几百年的乌拉徭役制的冲击；让西藏儿童免费上学，破坏了传统的寺庙教育体制；训练农奴出身的西藏干部，则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等级秩序……类似的情况无数。1957年，西藏山南的一个贵族殴打了他的农奴，原因是那个农奴没有提供贵族所要求的乌拉差役。在传统社会，乌拉差役是农奴无条件承担的义务，贵族对拒绝乌拉差役的农奴进行惩罚是天经地义的。然而那个被打的农奴恰好已经被中共发展为“积极分子”，还在基层担任不脱产的干部。这使中共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局面，不干涉这件事（即默认贵族对农奴的惩罚）显然更符合“统战”和“一国两制”的方针，但是会因此助长西藏上层的气焰，使其进一步阻止底层群众与中共的合作，同时也会使底层的“积极分子”心寒，疏离共产党的事业；反之，如果处置打人的贵族，无疑是对西藏传统制度的侵犯和破坏，有违“一国两制”的承诺，使西藏上层对原本就使他们疑虑重重的中共更加不信任。这件事虽然不大，却有典型意义，以至于如何处理这个事件，成为中共在西藏最终选择谁为盟友的试金石。中共最终进行了干预，下令凡是当了它的干部的西藏人，从此不再服乌拉徭役 。这个决定鼓励了西藏农奴与中共合作，进一步分化了西藏社会，孤立了西藏上层人士。然而这样的决定显然使中共的“统战”成果受到损失，但是它别无选择。它已经逐步认识到，以往的“统战”并没有换取上层的真正效忠，反倒失去了争取群众的可能。共产党从来都靠群众起家，失去群众基础等于是失去最大的“法宝”。与上层联盟，除了一时节约经营西藏的成本，结果却使它无论在上层或下层，都不能获得坚定支持，也不能将西藏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分化开来。而只要西藏社会的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依然保持固有关系，一旦有一天西藏上层与中共反目，西藏下层人民就会自然地跟随，形成全民族一致的反叛。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将因此始终无法获得稳定的保证。
3、西藏的反抗
《十七条协议》有一个模糊之处──其所规定的“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一个西藏，是文明覆盖意义上的大西藏呢，还是当时西藏政府实际管辖的地域（卫藏）。不过在当时情景下，事情也许是不言自明的。作为战败和弱小的一方，西藏能保住自己管辖的区域就已不错，不可能对已经被中共占领的区域提要求。当时康区和安多都在中共控制下。中共在那些藏区的活动，应该不受《十七条协议》的约束。根据这样的标准，中共认为它很好地遵守了《十七条协议》，西方学者也认为：“1950年至1959年中国人搞的一些建设项目和经济改革对西藏社会的某些方面有着明显的影响，但大部分影响是非正式的、间接的，它们只能触及西藏生活的表层，没有渗入到社会传统的深处……共产党中国法律的主体部分从未在西藏实施。”然而中共对分属于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的藏区，却按照等同于中国内地一样的方式进行统治。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样扩展到那些藏区。从法律角度看，中共在其管辖区域有贯彻其法律的权力，不过问题也就出在这，合法不一定合理。那些藏区虽然在行政上不属拉萨管辖，但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信仰、风俗、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一样，血缘密切，来往频繁，却突然有一天，让他们进入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社会制度，去过完全不同的生活，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失衡和震荡，可想而知。典型例子如位于昌都东部的德格地区，以前其境跨金沙江两岸，都归德格土司管辖。后因民国二十一年四川军阀与西藏政府争夺康区，交战的结果暂划金沙江为界休战，自此德格在行政上变成分江而治。尽管如此，两岸的民间社会是千百年形成的，仍然保持一体。签署《十七条协议》后，北京沿袭了民国的行政划分，金沙江以东地区归其管辖，进行与内地相同的改革，执行内地法律，而仅一江之隔，金沙江以西却没有任何变化，完全保留西藏原有的制度。用一位后来随达赖流亡的藏人的话说，西岸的人“可以为所欲为，包括杀了中国人也没有受到惩处。”与现在的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不同，五十年代中共统治的四省藏区与拉萨管辖的西藏有几千公里不设防的接壤地带，地理上无法实现隔绝，“两制”之间时时刻刻地相互渗透和影响，结果必然会导致“两制”的失败，并成为激发藏人进行武装反抗的重要因素。叛乱起于中共控制的藏区，首先是在康区和云南藏区开始，然后扩大到青海和甘肃藏区。藏人对汉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使得汉人即使是真做好事也往往被认为居心叵测，例如进行人口调查被认为是准备逮捕；为保护牧场消灭地鼠或派医生为藏人清除虱子，会被认为违反佛教的杀生禁令；开山修路或蓄水发电则是亵渎神山圣湖……小事尚如此猜忌，涉及到藏民族千年传统的巨大社会改革，如何可能不让他们疑虑重重呢？不过将发端于中共控制区的藏人暴动一言以蔽之地说成是“藏族人民”集体起义，似乎也失之简单。事实表明，暴动的发动者和指挥核心主要是上层人士，中共改革威胁到他们的传统特权，使他们铤而走险。同时， 毗邻的卫藏不进行改革，在对比之下产生的失衡感显然也是刺激反抗的重要因素。虽然下层藏民本是有可能在改革中得到好处的，他们之所以也大量卷进叛乱，一定程度是由于中共此前政策以“统战”为主，工作重心放在上层，下层社会没有得到动员，与上层的传统关系也没有被分化瓦解。他们世世代代生活于传统，不可能很快地理解和接受汉人给他们指出的新生活，他们肯定也惧怕背叛传统所遭到的“神谴”，尤其是西藏中心地区（西藏的神大都集中在那里）不进行改革，更会使他们对眼前变化更加迷惑不解和不敢信任。另外，藏族社会既有政教合一的传统，还有相当多的部族成分，寺院和部落都在发挥指挥作用。对于全民信教的藏民族来讲，以宗教名义向他们发出号召，一般是没有人能够拒绝的。普通农牧民世世代代服从僧侣和头人，很容易听信他们，受到裹挟。当年康区的叛乱首领之一恩珠仓后来承认，他为叛乱捐献了46名“雇工”，并且都配备了武器和马匹，再加上100匹驮物的骡马 。在这种并列中，46名雇工与武器马匹是同等的，都是属于主人可以支配的财物。另一个叛乱首领顿堆曲英在他的回忆录里也提到，当时叛军首领曾开会决定在民众中抽兵，每户一丁。以行政区划搞两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