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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达赖公开与我们摊牌，是在班禅转世工作关键阶段企图孤注一掷，拼死与我们争夺班禅转世工作的领导权和灵童最终认定权，最终达到与我们争夺人心，争夺群众，争夺寺庙领导权，以此来搞乱西藏，分裂祖国，这是这场斗争的焦点。我们与达赖集团围绕班禅转世问题进行的这场斗争，决不是什么宗教问题，而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长期以来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继续，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是随着反分裂斗争的不断深入，我们与达赖集团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一场白刃战……
热地的最终结论是：
达赖及其追随者由于其阶级本性所决定，他们妄图分裂祖国的政治图谋永远不会改变，我们不能对他抱任何幻想。
这个结论意味着，从此以后中共将改变以往对达赖“留有余地”的态度，不再考虑与达赖交往或谈判。这应该被视为“灵童”事件导致的中共西藏政策一个转折性变化。对中共来讲，虽然强行另立了一个班禅，但在藏人心目中其宗教合法性十分可疑。不少藏人宁愿对着“达赖的班禅”──根敦·却吉尼玛的照片进行膜拜，也不愿意去拜能看见真人的“汉班禅”；当局为“汉班禅”的产生在拉萨七大寺庙举行布施──即给所有僧人发钱，一多半僧人拒绝领取，同时那些僧人还拒绝为“汉班禅”坐床举行佛事活动；西藏各寺庙几乎全部拒绝摆放“汉班禅”的画像或照片，当局到处发行的“汉班禅”像没有人买，而根敦·却吉尼玛的照片却通过各种渠道从国外走私进西藏，受到藏人广泛欢迎。原本属班禅喇嘛管辖的后藏地区，历史上一直有“亲汉”倾向，这次也与北京对立。后藏首府日喀则因为社会不稳定甚至导致宵禁，札什伦布寺也因发生了僧人抗议闹事而被当局关闭了好几个月，一些僧人遭到拘捕。反抗中共的恐怖活动开始在西藏出现。尽管达赖喇嘛一直劝告他的追随者以非暴力方式进行斗争，还是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爆炸事件。拉萨的进藏公路通车纪念碑最先被炸，炸弹威力不大，只破坏了纪念碑表面，但影响很大。随后被炸的有自治区人大副主任的住宅和藏北一个与中共关系密切的活佛的住宅，还有商店，甚至炸了中共西藏党委会的大门和昌都县党委的大门。一时西藏风声鹤唳，气氛紧张。据说中共安全机关还阻止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破坏计划，其中包括在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年典礼之际，炸掉北京代表团必经之路的隧洞和桥梁，并且在拉萨煽动抗议示威。在国际上，北京也因为干涉班禅转世遭到广泛批评。中国总理李鹏被画成戴着喇嘛鸡冠帽骑着牦牛在西藏高原上寻找灵童的漫画形象。欧洲议会、澳大利亚议院、法国议会两院都通过决议支持达赖喇嘛认定的班禅，把六岁的根敦·却吉尼玛列为世界年龄最小的“政治犯”。北京以多疑的眼光看待世界，西藏问题似乎已经成为西方遏制中国棋盘上的一个重要棋子。它不相信西方挂在口头上的“人权”之说，因为即使在西藏人权状态更糟的时候，西方也曾与中国有过最好的蜜月期，那时西方并没有把西藏当回事。可是现在，仅1994年一年，西方就有五个国家的议会形成了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十国的议会讨论了西藏问题，还有五国议会成立了支持西藏流亡者的组织 。美国把给西藏流亡政府的津贴从每年250万美元提高到750万美元，并且在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访问美国之际，宣布设置具有官方性质的“西藏协调员”，负责与西藏流亡政府的联系。在中共心目中，达赖的活动能量完全随西方与中国的关系而变化。在西方需要利用中国牵制苏联的年代，他们对达赖的支持少，达赖就掀不起风浪，当西方以中国为遏止对象以后，达赖就猖狂起来。按一位中共安全官员的话说：“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我们跟达赖的斗争，实质上是跟美国与西方阵营的斗争。斗争将是长期的，何时结束不取决于我们，甚至也不取决于达赖，而是取决于美国和西方。”北京认为，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把下一个目标对准了中国。它们要把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搞垮，肯定不会放过中国这最后一个共产大国。就像苏联的解体首先是源于民族分裂一样，在西方颠覆中国的计划中，作为突破口的首先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目前，西藏流亡者与中国海外民主人士的联合，西藏流亡集团与海外的新疆及内蒙古独立势力的联合 ，还有达赖喇嘛1997年对访问台湾，与“台独”势力的接近 ，都被北京视为是西方这一阴谋的组成部分。要想避免美国和西方的阴谋得逞，它就必须加强稳定少数民族地区。西藏被北京视为稳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重中之重，其他民族地区虽然也有不少问题，但都不像西藏那样复杂和具有国际化的背景。而西藏之所以难办，关键就在于有个达赖喇嘛。热地在讲话中这样告诫西藏自治区的共产党干部：
我区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就在达赖集团的破坏。揭批达赖不仅是当前这场斗争胜败的关键，也是整个反分裂斗争胜败的关键，我们一定要通过揭批达赖，打消他在区内的影响，夺取他的市场，保证我区的长治久安。
所谓的“揭批”是文化大革命传下来的术语，由“揭发”和“批判”二词合并而成。灵童事件后，西藏各级中共机构派出工作组，下到农村、牧区、企业、寺庙等处，组织并要求藏人对达赖喇嘛进行“揭批”。但他们马上就发现一个尴尬的现象──几乎所有的藏人家里都供奉着达赖喇嘛画像，更别说大大小小的寺庙。藏人每天在家念经祈祷，或是到寺庙去磕头朝拜，面对的都是达赖喇嘛的面容，那如何可能让他们真心地对达赖喇嘛进行“揭批”呢？从逻辑上，这种推导没有错。但是中共竟因此就要按照这种逻辑去解决问题。它下达一个命令，要求将西藏境内──不管是寺庙还是家庭──的达赖像全部收缴和销毁。这似乎是一个只有古代社会才可能发布的命令，却在今日西藏大张旗鼓地开始实施。可想而知，对于视宗教如性命的藏民族，不可能不对这种粗暴亵渎进行反抗。1996年5月6日，当中共官员去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宣布收缴达赖像时，八分钟内受到六次起哄嘘赶，随后四百多名僧人包围了当局驻寺庙的警察机构，高喊西藏独立的口号，用石头砸毁了警察机构的所有门窗。直到当局出动了武装警察进行镇压才得以平息。拉萨的色拉寺、哲蚌寺、大昭寺则以连续多天停止佛事活动，关闭寺属学校，僧人离岗，甚至反锁寺庙大门等行动进行抗议。当局把甘丹寺僧人的抗议定为“反革命事件”，派出一个在军警保护下的庞大工作组进驻甘丹寺，开始进行“清理整顿”。不久，色拉寺和哲蚌寺也进驻工作组，同时开始了一个对西藏所有寺庙进行“清理整顿”的运动。这是中共开放宗教自由以来对西藏宗教进行的第一次全面镇压。以前虽然也提整顿寺庙，大部分只停留于口头，或是走过场，没有多少实效。那时北京的西藏政策还未彻底强硬，免不了瞻前顾后，对内担心藏人不满，对外害怕国际舆论指责，对达赖想留有谈判余地，还有民族政策等意识形态教条的约束，所以总是摇摆不定，欲做又休。灵童事件之后，恼羞成怒的中共决心彻底强硬，藏人是否满意，国际舆论如何指责，以及是否符合意识形态教条，都不再作为主要考虑。这种强硬路线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不再试图去化解矛盾，而是对任何有可能构成威胁之事，一出现苗头就立刻用强硬手段将其消灭，避免其成为气候。“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中”——是中共通过“六四事件”总结的教训。他们对此“教训”是这样算计的：如果及时镇压了第一批抗议学生，就不会有后面波及全国的抗议运动，也就不至于把坦克开上长安街才能平息事端。尽管那镇压也会遭到世界舆论谴责，总比后来不得不以军队进城屠杀得到的谴责少得多。同样道理，如果1987年的拉萨骚乱刚出现就下令开枪，事态就不会继续扩大，即使死人也会比后来再开枪少得多。对这一点，中共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已明确授权西藏当局对骚乱闹事“可以边请示边行动”。所谓的边请示边行动，实际就是北京授予西藏的“尚方宝剑”──可以自行下令开枪。这种“稳定压倒一切”的强硬路线虽然能说出自己一套冠冕堂皇的道理，但是其深处却蛰伏着一个极危险的魔鬼──所谓“萌芽”是难以度量的，因此是可以无限的扩展概念。使用这种概念，当局就有权去消灭任意想象中的任何“萌芽”，实际上是滋生法西斯主义的温床，反而会给社会的长远发展酝酿与制造更大的不稳定。例如中共把寺庙和百姓供奉达赖喇嘛画像视为不稳定的“萌芽”，就要对之铲除──收缴达赖像；收缴达赖像遇到反抗，就成了“反革命骚乱闹事”，更要坚决镇压；而从西藏寺庙对收缴达赖像的普遍抵触中，又可以推导出寺庙是达赖在西藏的基地，是与达赖里应外合的“第五纵队”，为了保证西藏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对寺庙进行“清理整顿”。强硬就是这样一步步升级，对抗越来越加剧，而藏人的仇恨只能不断加深，即使一时被镇压下去，酝酿的却是将来更猛烈的爆发。中共对西藏寺庙的“清理整顿”，目的一是铲除寺庙中的达赖势力和地下组织；二是重新建立对寺庙的监督控制。达赖方面有这样的话──“控制一个寺庙就等于控制中共的一个地区”。寺庙对对藏人的影响不比政府的影响小，达赖阵营在无法掌握西藏政权时，能控制西藏的寺庙，也就等于建立了“潜政权”。西藏格鲁派的主要活佛转世，都要经过达赖喇嘛认定，因此达赖就成为那些活佛的“上师”，他的意志就是不可违抗的。邓小平时代允许西藏恢复活佛转世制度，并容忍了西藏境内宗教界与达赖喇嘛的沟通，到目前为止，西藏已有三百多名活佛是达赖喇嘛认定的。除此之外，在海外追随达赖喇嘛的活佛高僧这些年也经常返回西藏，到各寺庙讲经和主持宗教活动。中共对西藏寺庙却基本丧失了控制。它任命的寺庙管理机构──“民主管理委员会”在五六十年代是由忠于它的穷苦僧人组成，现在则已经像当年日本人在中国占领区建立的维持会，只是敷衍和糊弄 。当局因此对寺庙的情况几乎两眼一摸黑。藏人官员一般不敢跟寺庙为难，汉人官员又不懂藏语 ，深入不下去，因此大多数寺庙成了自行其是的独立王国。这次“清理整顿”采用了“过筛子”的办法──将僧人彼此隔离，逐一谈话，在他们的话中找出口径相互对不上的漏洞，然后穷追不舍，直到层层剥离出真相。那名为谈话，实为审讯。进驻寺庙的工作组有不少安全机关和警察部门的人参与其中，使审讯更有效果。一些寺庙的地下反汉组织因此败露，原来参加过骚乱闹事的漏网者这回也都落网，达赖方面派来的人亦暴露出来。由于这次当局派进寺庙的工作组人数多，级别高 ，有武警和公安配合，所以基本没遭到反抗。经过对僧人的逐一审查，凡自行入寺者，一律遣送回乡，被当局认为不可靠的僧人也一律开除（如96年8月30日一次就宣布开除甘丹寺73名僧人）。今后入寺的僧人，需要经过政府批给名额，群众推荐，还要考察政治表现。对所有在寺的僧人进行造册登记，建立档案，今后的表现都要一一记载备查。如此，中共当局把藏人入寺为僧搞得相当于加入共产党了。当局还禁止寺庙之间进行串联，做出不是本寺僧人不许居留的规定，即使是临时留宿，也必须事先报告有关部门批准和备案。从此，每个寺庙的僧人只许老老实实呆在自己的寺庙里念经。西藏“稳定集团”中的汉人普遍为这种强硬政策叫好。自从八十年代北京在西藏实行“拨乱反正”，藏人势力坐大，多数汉人处于压抑状态，被排挤到边缘。他们把邓小平治藏路线的主要实行者──胡耀邦的名字改称为“胡乱邦”，认为胡颠倒了依靠对象，瓦解了汉人干部队伍，造成西藏民族情绪上升，酝酿了后来的社会动乱。他们对后来的赵紫阳也同样不满，赵和胡如出一辙，把八十年代末拉萨发生骚乱闹事的原因归结为中共在民族政策上长期执行“极左”路线的结果。西藏汉人官员普遍认为西藏问题愈演愈烈，就是因为这个说法。把骚乱的起因归于“左”，就等于承认责任是在中共一方，藏人怎么闹都有理，同时却束缚了镇压骚乱的手脚──既然骚乱被定为由“左”引起，谁还敢再用“左”的手段去平息？于是只能被动应付，眼看着骚乱规模越来越大。现在，邓小平时代已经过去，胡和赵执行的治藏路线被否定，骚乱闹事的原因被定性为“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的操纵”。这样一个说法的改变，从此就使镇压骚乱变得理直气壮，再不用缩手缩脚。这被称为中共治藏路线的又一次“拨乱反正”。“明确了西藏问题的实质是与达赖集团进行分裂与反分裂斗争，西藏工作的重点是稳定，稳定压倒一切，这个拨乱反正理清了思想，明确了阵线，排除了干扰，令人心情舒畅！”（此话是一汉人官员所说原话，用的是典型中共语言，仔细体会，准确且概括。）藏人却感到了极大的压抑。尤其在拉萨，无论是僧人，“稳定集团”的藏人职工和知识分子，包括藏人官员，都有同样感觉。中共如今在西藏实行的等于是恐怖政策，任何人敢在政治上有不同看法，就会面临人身安全的威胁。大多数藏人在公开场合都沉默不语，但他们处处流露强烈的对抗情绪。一位刚从西藏回来的人说，在拉萨感到的敌对情绪甚至比1989年戒严期间还强烈。生活在西藏的汉人面对周围处处可以感受到的藏人敌意，压力也很大，安全感并没有因为当局实施强硬路线而得到增强。当局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政治稳定上，社会的其他方面几乎全部放任自流。拉萨目前社会混乱，风气堕落，欺骗、偷盗、赌博、卖淫、吸毒、黑社会等坏事物纷纷从中国内地或印度、尼泊尔涌进；西藏传统中的坏毛病也沉渣泛起──懒惰、酗酒、及时行乐、两性关系混乱……八廓街三天两头发生醉酒斗殴、动刀杀人的案件，但常常是没人报案，也不见警察破案。拉萨人都说现在的世道是除了政治上别犯禁，什么坏事都可以干，也都没人管。有识的西藏人士忧心忡忡，这样下去，西藏民族会不会毁掉？他们甚至怀疑这就是中共的阴谋，一边严厉镇压政治反抗，另一边纵容藏人沉溺于物欲和享乐，从而堕落下去，忘记为自己民族的独立而斗争。在镇压下实现的稳定有如通过吸毒获得的安宁，平时看上去像好人一样，却随时可能发作。更糟的是要想保持稳定，如同吸毒的安宁需要越来越大剂量的毒品一样，镇压力度也必须不断加强。那不仅要付出越来越难承受的成本，对社会肌体的腐蚀也很严重。任何时候，镇压稍一松弛，社会就会发生动乱，如同毒品一断人就会发狂一样。中共对西藏社会实施的高压，逐渐已经进入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越镇压越反抗，越反抗就越加镇压……一旦完全陷进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