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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日，顺治皇帝与两宫皇太后起驾，由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扈驾，离开了盛京。福临和他的嫡母哲哲从此就没有再回去过了。
九月初，顺治皇帝驾过山海关；九月十二日，驾至永平府；九月十八日，驾抵通州，摄政王多尔衮率诸王、贝勒、贝子、公及文武群臣至通州迎驾。
九月十九日，顺治皇帝驾至京师，自正阳门入宫。
十月初一日，六岁的福临行定鼎登基礼，在南郊祭告天地后，即皇帝位于大内武英殿，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
十月初十日，顺治皇帝于皇极门颁发登极诏书，布告天下。全文共五十五款，对故明宗室勋臣、文武官员、进士举人、食廪生员、山林隐逸，乃至商贩车户等，在政策上作了种种优惠的规定，同时正式宣布废除明末三饷，并严禁各地官员侵渔扰害百姓。这实际上就是清政府的一篇极其完备的开国政策声明。其影响之巨大和深远，可以从后来一年中清朝统一战争的顺利发展中窥到。
此日，顺治皇帝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正式给予他独秉大政的权位，赞扬他的功业超过周公，因他定鼎燕京、征伐中原功劳最高，特地为他建碑纪绩。
这当然不止是幼小的福临自己的认识，这里面更饱含着后宫之主对多尔衮的推重赞赏与感激之情。
之后，加封郑亲王为信义辅政叔王，恢复豫郡王多铎为豫亲王，恢复豪格的肃亲王爵位，加封武英郡王阿济格为英亲王，并大封了一大批宗室的有功者为郡王、贝勒、贝子、公等爵位。
同月，授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所部，全军共两万余骑；授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所部，全军共三万余骑，西征南下，追剿农民军，开始统一全国的大规模征讨。多铎一路，从河南怀庆直攻潼关；阿济格一路，取道大同向榆林延安进兵，然后两路南北夹击，攻破西安。被击溃的李自成大顺军退往陕南，再退往商洛地区，在次年的五月里，主力损失在湖北通山，李自成也牺牲在通山县的九宫山下。
第一部分：太后下嫁之谜太后下嫁（4）
多铎原有南下江南，征讨南明的使命。在配合阿济格完成攻破李自成的任务之后，便率军掉头南下，分兵三路，出虎牢关、出龙门关、出南阳府，不到半个月，就杀到了河南安徽交界处的归德；又十天，攻陷徐州、颍州、太和等处，兵锋所至，凌厉无前，很快就逼近到了长江边！
多铎这个人，极富特色，在清初诸王中别具一格，属于历史上比较少见的那路奇人。他
本是努尔哈赤最心爱的老儿子，自幼恃宠而骄是可想而知的。父死母生殉，给当时只有十一岁的他造成心理上的重大刺激，所以一直表现得性情乖张，行为荒唐，使继承汗位的皇太极大伤脑筋。
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二十二岁的多铎并无大功，竟也得到和硕豫亲王的爵封，还让他掌管礼部。皇太极对他特殊提拔培养，他却不买账，皇太极所喜爱的有功之人，他厌恶；皇太极所深恶痛绝的背叛之人，他反加以同情，处处跟这位汗兄唱反调。到了元旦庆贺之际，多铎竟故意用疲马进献给皇太极贺节。被指责时推说是闹着玩，哈哈一笑了事。
兄弟情分的事，皇太极尚可忍耐，却不能原谅多铎在战场上表现怯懦。崇德二年皇太极征明，多铎率本部兵五百人与明将祖大寿所率八百兵相遇，祖大寿率兵进击，多铎竟不战而退，致使阵亡九名，失马三十匹。多铎又懒散贪玩，直接影响征战大事。早在天聪年间随征察哈尔的时候，他就因恋念妓女，不愿久战，着急回家。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九月，其兄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出征，皇太极率诸王大臣送行，多铎却借口避痘不去，在家中携妓女管弦欢歌，还亲自穿上优人戏衣，涂脂抹粉地演戏为乐。为了这些悖谬行为，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五月，皇太极召诸王大臣，历数多铎之罪，降亲王为贝勒，罚银万两，夺所属牛录三分之一给其兄多尔衮和阿济格。后因松锦大战，多铎有了战功，才被晋封为豫郡王。
皇太极去世、福临即位以后，身为皇叔的多铎仍不见有多大长进。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十月，多铎因谋夺大学士范文程之妻，被罚银千两。次年三月，即他受命随摄政王出师南定中原的前一个月，多铎又因游猎于山林禁地而被议罪。
是形势的突变，给他建功立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使他成为开国诸王中战功最著的一个。所谓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十年不飞，一飞冲天！多铎就以这样的雄姿，驰骋在中原大地，席卷了整个江南！
在多铎身上，具备了父兄的所有特点。
当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四月里，他挥师南下，强渡淮河，势如迅雷猛电，只用了十二天时间，就兵临扬州城下。围城七日，他数次派人招降明军统帅史可法，均遭拒绝。四月二十五日，他下令用红衣大炮攻城，摧毁了城内军民的顽强抵抗，俘获史可法，多铎再次劝降遭拒后，便斩史可法、下屠城令。十日屠城，数以十万计的百姓死于清军屠刀之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扬州十日”。
对比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后大杀汉人的历史，可以看到，在镇压反抗的时候，多铎和他的父亲一样，凶暴野蛮，带有浓重的原始兽性。
多铎挟着血洗扬州的威焰，乘势渡过长江，五月初八日占领镇江，南明的武装力量尽都投靠清朝，二十三万守卫南京的军队也很快放下武器，他没有受到任何阻挡。五月十四日，多铎的前锋抵达南京城下；五月十五日，多铎率大军开进南京城，宣告南明弘光小朝廷的覆灭。由于事先将招降安民告示遍挂通衢，也由于扬州屠城的威胁所至，多铎进入南京时，南明的大批官僚，冒着滂沱大雨跪在道边迎降。次日，南明的文武各官，争趋朝贺，相当于今天的名片的职名红帖堆了十数堆，每堆高达五尺。
多铎占领南京后，却又如皇太极一样，实行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他亲自去拜谒了明孝陵（朱元璋墓），对被弘光帝囚禁的所谓崇祯“太子”，奉若上宾。他命南明大小官员每日照旧入内办事，一概予以留用。他下令建史可法祠，优恤其家属，以示崇敬。他下令将八名抢劫百姓的八旗兵斩首。另外还郑重出告示于各城门，说：“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头来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
第一部分：太后下嫁之谜太后下嫁（5）
这些举措，安定了民心，也颇得士心。也由于江南百姓饱受南明暴政之苦，对新统治者存有希望和幻想，使得多铎的大军从南京到杭州，一路长驱直入，节节胜利，兵锋所向，如摧枯拉朽。许多地方，可说是传檄而定，杭州的明潞王、绍兴的明淮王都投降了清朝。清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全国最富庶的江浙全境，多铎的胜利，可谓空前。
从多铎占领南京后的策略行动中，不是又能看到他的汗兄的某些影子吗？
七日，摄政王多尔衮以大兵日久劳苦，命多罗贝勒勒克德浑及洪承畴前往替代驻守江南。十月十五日，多铎班师还京。顺治皇帝亲率诸王贝勒、文武群臣到南郊迎接，并赐金五千两、银五万两，又加封多铎为和硕德豫亲王。
从清军入关后，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打垮了李自成数十万大军，推翻了腐朽的南明政权，统一了整个北方和江南地区，进展神速如霆击飚举，战功显赫令人心惊目眩，在中国历代统一战争中可谓罕有其匹！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摄政王多尔衮的善于审时度势、博采众议，能在关键时刻作出明智果断的决策，是主要原因。对清王朝而言，多尔衮居功至伟。
可惜这位具有杰出政治和军事才能的摄政王，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竟在胜利之际，不听任何劝阻，悍然发布了剃发令！这本来是由他因认识到不顺民情而自责、而下令停止推行的法令，却又由他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酷形式布告天下：凡“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
入关之初，多尔衮为了安置大批满洲贵族官兵，发布过圈地令，发布过强迫汉人投充旗
下的投充法以及防止投充汉人逃跑的严酷的逃人法，历史上称之为清初三大弊政。平心而论，前者对于征服者的满洲贵族而言，势在必行，后两法也是满族当时所处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的必然产物。而且跑马圈地主要在京畿地区，波及山东等邻省，投充为奴的汉人在全国范围内终究是少数，所以这三大弊政还是局部性的弊。剃发令就不同了，它关系着长城内外、大河上下整个汉民族的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家庭！这道侮辱人格、损害民族感情的法令，理所当然地要激起广大汉民百姓的反抗。
事实正是如此，随着剃发令的下达，本来已经帖然归附的江南，顿时斩木揭竿，纷然四起，杀官披甲，奋起反抗，安徽、山东、江西、湖北、陕西、甘肃等地，都因此而掀起了抗清斗争的汹涌怒潮。这在客观上促成了大顺、大西等农民军与南明永历朝廷联合抗清，形成了以南方为主的全国性的抗清高潮。
入关初，只用了短短一年完成的统一大业、大好形势，就这样毁于一旦，再次统一全国，又花了整整十七年！这十七年间，清朝劳师糜饷，战事连年，给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多尔衮，失却了他素来的明睿，不但不能预见这些弊政的严重后患，也收起了入关之初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风度，一意孤行，坚持他的民族高压政策，竟然在朝廷下令说：“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奏本不许封进！”
在封建君主制社会，权力集中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必然趋势。勋劳日著、地位日崇、威望日高的多尔衮也不出此例。由于入关大战，他和他的同胞兄弟阿济格、多铎，已掌握了两白和正蓝三旗，又对两黄旗进行分化拉拢，以致两黄旗大臣纷纷投靠多尔衮。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八月，他借故罢济尔哈朗辅政，封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他又以微罪为口实，将平定山东、四川，镇压大西军，射杀张献忠有大功劳的肃亲王豪格监禁致死，最终除去了自己的最大政敌。
从努尔哈赤起兵，为帝业东征西杀开始，爱新觉罗氏家族同中国历史上无数皇族一样，在奋斗的过程中，充满了骨肉相残的血腥气。多尔衮借刀杀豪格，不是第一件，也决不是最后一件。政治斗争本身所具有的残酷性，也是客观规律。
第一部分：太后下嫁之谜太后下嫁（6）
顺治帝福临即位的最初几年，还是个幼童，再聪明也无法过问朝政。接受群臣朝拜，举行各种大典，他都只不过是个傀儡，是个象征。一切军国大事，由摄政王掌管。摄政王自然也须向小皇帝奏事，表示对皇帝至尊的承认，其实也是在向小皇帝的母亲两宫皇太后奏事。这时的摄政王对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可说是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亲。摄政王凡有所请，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无不允准。一些朝廷大臣的尊崇摄政王的提议奏疏，无论是出于他们自己想巴结多尔衮，还是他们受多尔衮暗示所托，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也都一概同意，并以皇帝的名义发出诏书，不断给多尔衮加尊号，为多尔衮歌功颂德。
宫中的这些举措，在开始的时候，是出于真心的感激之情，所谓心甘情愿；后来就成为不得已了。因为宫中的母子们只有富贵而没有权势，他们的存在，只能仰仗摄政王。好在多尔衮与布木布泰的情分一直不薄，以他们两人的特殊身份，彼此支持、互相配合，使得顺治初年的清朝统治集团能够基本上维持稳定团结和进取精神。
入关之前，多尔衮与布木布泰或许已经有了娶嫁之约。但入主中原以后，战事频繁，国政丛集，一时难以顾及；而且布木布泰作为天下之母，出嫁不能不格外慎重；而多尔衮因君臣之分的限制，也不能不有所顾虑。自然，他们因国事、因皇帝的教养、因自己的私情经常来往，当时也不会在满蒙八旗中引起什么非议。因为就亲族关系而言，布木布泰是寡嫂，多尔衮是小叔，按满蒙习俗原有婚姻之分。此时满洲是新来的统治者，威焰正盛，处于奴才地位的汉臣汉人，谁敢议论皇族的家事，谁敢对满洲的习俗说半个不字！
但情况正在变化，敏锐的布木布泰感到，越来越不对头了。
不错，她支持多尔衮集中大权于一身，为的是处于复杂而又变化剧烈形势下的大清朝廷，能够迅速适应变化、迅速作出正确的反应和决策，她相信他的明智和才干。多尔衮打击豪格并监禁致死，她也不曾反对，因为皇长子豪格是对她的儿子皇九子福临帝位的潜在威胁，除去豪格也是除去一个后患。
但另一个威胁的阴影却笼罩到福临头上，更大也更现实。这威胁来自她所信赖和亲近的多尔衮。多尔衮的举动越来越出格，布木布泰的不安日益强烈。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因清军攻占南京，叙功，多尔衮由叔父摄政王加封为皇叔父摄政王。济尔哈朗于是提议说：皇叔父代天摄政，赏罚等同于朝廷，因此必须加礼，开了诸王大臣对多尔衮行跪拜礼的先例，以后便形成了制度。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五月，多尔衮借口处理紧急军情需要，竟将贮存在紫禁城宫中的皇帝专用印信兵符，取回他的睿王府贮存使用。
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年底，新年朝贺大典即将来临，多铎领受多尔衮的示意，联合济尔哈朗上奏，说多尔衮因有风疾，不胜跪拜，请免去君前行礼。十岁的顺治皇帝当然照准。但，普天之下，什么人能在天子面前不跪不拜？为什么多尔衮不愿在他已经跪拜了五年的小皇
帝面前继续跪拜了呢？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是多尔衮在朝廷里威风大发的一年。这年三月，摄政王以包庇部下冒功之名，将刚从四川凯旋而归的肃亲王豪格议罪削爵，下了大狱。随后又算老账，指责济尔哈朗当初在盛京时不举发两黄旗大臣谋立豪格的私议，将去年已经罢了辅政的郑亲王降为郡王。
这一切，表明这位皇叔父的野心正在日益膨胀，摄政王已经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了。
但是促使布木布泰下最后决心的，却是一条由她的耳目私下传递，却又是千真万确的消息：多尔衮卧病时，曾对他的心腹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以我为皇帝，以现今的小皇上为皇储，我哪里会得病呢？”
这句话的中心是“以我为皇帝”，“以现今的小皇上为皇储”不过是个陪衬。他若真的达到了做皇帝的目的，皇储未必还属于福临。
第一部分：太后下嫁之谜太后下嫁（7）
情势极其危急，母子们的前途顿时变得凶吉难卜，恐怕是凶多吉少。
布木布泰与多尔衮私会时，也探过他的口气，但这样的篡夺大事，又与布木布泰休戚相关，就是最亲密的情侣，也不可能透露一分一毫，何况多尔衮又如此精明、如此老谋深算？
布木布泰为了防止母子们坠入厄运，终于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以国母太后之尊，下嫁摄政王多尔衮！
降尊下嫁，是布木布泰主动提出来的。时间当在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十月前后。为了更有力地制约多尔衮的野心，她要把太后下嫁的婚礼办得格外隆重，格外豪华，格外引人注目！要办得天下人皆知！
首先，通过顺治皇帝表彰多尔衮治国平天下的大勋劳，尊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将皇叔改为皇父，已经表明了多尔衮与皇帝和太后关系上的质变。
其次，以顺治皇帝的名义，发布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书，布告天下。
再其次，命礼部为太后下嫁增添新的仪注，使这次婚礼成为一次国家大典礼。
最后，把婚礼定在了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的二月初八日，因为这一天是布木布泰的生日，太后诞辰称圣寿节，原是万民同庆的日子，再加上婚礼，喜上加喜，双喜临门，节庆的气氛更加热烈喜兴了。
婚礼欢欢喜喜、热热闹闹、轰轰烈烈，京师及天下百姓都沾到了喜气。诸王贝勒和满蒙贵族、八旗将士，都为此欢欣畅饮；汉官汉民尽管心里称奇，表面上一样称贺不已，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