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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景文懵懵懂懂地起立，看看考官又看看蓝其文教授十分感激地鞠了一躬。邵景文觉得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蓝教授用他那惯常的严厉表情向邵景文点了点头。邵景文知道自己被录取了。虽然蓝教授把自己批驳得体无完肤，但从他那严厉的目光中，看到了欣赏和鼓励，认同和鞭策。蓝教授的下马威就像一百个杀威棒，使邵景文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文学青年蔫了下去。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无论邵景文怎么得意，但在蓝教授面前总是夹着尾巴做人，不敢有半点的张狂。当然，邵景文并没有忘记自己的那套情理说，当他成为我们的导师后，他第一堂课就搬出了这套理论。
其实邵景文是否改变自己的观点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蓝教授的一席话基本上消灭了一个文学青年。这使邵景文把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文字功力用在了后来的律师辩护中。虽然他没能实现年轻时的梦想，成为一名作家或者诗人，但他却成了文学的真正受益者，这使他的嘴皮子和笔头子都比较硬，人称邵铁嘴。他的法庭辩护和法律文书在圈内闻名遐迩。这样，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他情理说的合理性。这也是让我们叹服的主要的原因。现在看来社会上少了一个文学青年多了一个大律师还是划算的。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文学已被挤到了社会的边缘，而法律却走到了社会的中心位置，以法治国这是现代社会的需要。
从这个方面说，我们老板从文学转向法学与其说是他导师蓝教授的影响，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变革的需要。邵先生读本科是在八十年代，那正是文学的辉煌期。为此在大学校园里有人便把文学和女人相提并论，曾流行着一句很时髦的话，说，男生要是喜欢文学就说明他喜欢女生；女生若喜欢文学说明她喜欢自己。看看这话多狠。那时候文学的重要性是和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
男人的日常生活中如果没有女人那生活就一点也不日常了。
那时候的黄昏仿佛就是为文学青年准备的。在草坪上，在竹林中，在花坛边……随处可见手捧诗集的少男少女。如果你走近一位你会发现男生总是很苦闷的样子，而女生会现出忧伤。不论是苦闷还是忧伤，都是文学的关键词和基本表情。
现在看来，在八十年代我们老板成为文学青年是十分正常的事，加之他又是中文系的，正处在文学的中心位置，在文学的风头浪尖上，年轻气盛的他不出风头才怪呢。老板不但是一位文学青年和校园诗人，而且还是诗社的负责人。更重要的是老板还是一位文艺骨干，是大学演出队的成员。老板的拿手好戏是吹箫。每当节日来临学校需要演出时，老板的“箫配诗”和“诗配箫”是两个保留节目。这两个节目的主次老板分得十分清楚，绝不混淆。箫配诗是以箫为主，而诗朗诵是为了伴箫。那往往是某一首古诗词，是为了深化箫声之主题，说穿了是为了点题用的。比方：如果邵景文要吹那首叫《寒山寺》的古曲，当洞箫声声、如泣如诉之时，便有一位叫曲霞的女生从幕后出来，朗诵那首叫《枫桥夜泊》的唐诗：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时箫声呜咽，深沉悠远，幽寂的气氛渲染使全场寂静无声。人们眼前出现了水乡多彩的景物和秋夜箫瑟的景象，一幅秋夜、孤舟、游子愁的多层次画面。这时后台会有同学敲一下钟，让钟声为箫音点缀。可惜，那钟声太清脆了，有些突兀。过分清脆、晴朗、欢快、明亮。这多少有些影响同学们的欣赏氛围。不过没关系，那时是八十年代，没有人敢去消解古典的诗意。虽然大家觉得那个，也不敢喷出笑声。
接着便是诗配箫了。诗配箫是以诗为主，箫为诗伴奏，箫为诗烘托气氛。朗诵的诗是邵景文的作品，那首诗叫《麦田》。而朗诵者还是那位曲霞。幕布拉开，蓝色的光芒洒满舞台，那位叫曲霞的报幕员会用很舒缓的声调报幕：
“诗朗诵，作品：《麦田》，作者：邵景文，朗诵者：曲霞，箫伴奏：邵景文。”
全场鸦雀无声。这时的舞台上空无一人，只有蓝色光静静地等待着。箫声起了，从后台传来。邵景文穿长衫，方口布鞋，缓步入场，边走边吹。当邵景文步入那蓝色聚光灯之下时，全场掌声雷动。邵景文坐在那蓝色光环中心，像五十年代一位忧国忧民的“愤青”。那箫吹得呜呜咽咽像风吹过麦田。这时曲霞白衣飘飘地上场，她飘到邵景文身边，立于邵景文之后，一双柔手轻轻搭在邵景文的肩部，开始朗诵《麦田》：
是神为冬天刻意的绿化是天地赠予劳动者的草坪从脚下铺向天涯一望无际，一望无边只有阳光敢在麦田里散步只有农人有资格在那里午休有两只鸟儿误入麦田一只衔起往年的麦粒另一只却矢口否认
曲霞那声情并茂的样子，同学们在台下一看就明白了，这两个肯定有一腿。曲霞是经济学院的，她虽然学的是经济却也是一位文学青年，关键是曲霞还是一位漂亮的文学青年，一位女诗人。她是我们老板邵景文的第一个女朋友。
无论是箫配诗还是诗配箫都十分精彩，极大地丰富了同学们的业余生活，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在同学们中引起了轰动。作为校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兼记者，曲霞还为邵景文录制了节目，并且对邵景文进行了采访。以下是曲霞对邵景文的访谈。
曲霞（以下简称曲）：“你吹箫是什么时候学会的？”
邵景文（以下简称邵）：“初中的时候。”
曲：“谁是你的老师？”
邵：“我父亲。”（邵景文当时用了一句家乡话回答，说：“是俺爹。”后来这句话被重录了一遍。邵景文便改用了纯正的普通话。开始邵景文不愿改，说我从来都叫爹，没叫过父亲。曲霞说，这句话太土，在校园里应当提倡普通话，要是大家都讲家乡话，同学们就无法交流了。）
曲：“这箫的古谱是你父亲整理的吗？”
邵：“是。”
曲：“那你父亲一定像西部歌王王洛宾那样，是生活在民间的音乐家？”
邵：“我父亲大字不识一斗，是个睁眼瞎。”
曲：“那他怎么整理这散失在民间的古谱呢？”邵：“靠死记，我父亲吹箫是我爷爷教的。”
曲：“那吹箫是你家的祖传了？”
邵：“是的。”
曲：“那你们祖上肯定是有钱人，是地主吧？”
（曲霞问过这句话后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说，请原谅我用了这个名词。这个词会带给人们不好的回忆。不过，现在改革开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有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都摘掉了。）
邵：“我祖上不但不是地主，恰恰相反，是名副其实的贫农。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要饭的，一直到我父亲这一辈。就是靠吹箫要饭，不会吹箫就没有饭吃。”
曲：“噢——”
邵：“我考上大学后，父亲把箫传给我了，说咱邵家再不用靠吹箫要饭了。你把箫带上，不要忘本，好好学习……”
采访到此结束，广播里便有了箫配诗，诗配箫的录音。
每到黄昏之时，那箫声依旧。散步的同学面对着黄昏一遍又一遍地听那箫声。由于同学们知道这箫是邵景文家要饭用的，心中便增添了一些沉重。
第二学期，广播里基本上听不到箫声了，取而代之的是欢快的摇滚和节奏分明的迪斯科。据说有同学向广播站提了意见，说整天箫声平添了思乡之情，弄得像断肠人在天涯似的，不利于同学们安心学习，总想往家跑，特别是大一的新生，听到箫声便暗自垂泪。这样在校园内有一段时间就没有了箫声，天天都是迪斯科。大家在校园内散步屁股都是一扭一扭的节奏分明，要不就是摇头晃脑地像吃了摇头丸似的。某一天，同学们突然听到湖边有了久违的箫声，便寻声而去。吹箫人当然是邵景文，他正立在湖边的垂柳下对着晚霞呜咽。有不少女生散步路过湖边，望着邵景文的背影如痴如醉。
可是，男生却觉得邵景文古典得矫情，浪漫得有些做作。本来邵景文在舞台上吹吹，出些风头大家还是能够忍受的。因为舞台本来就是搭来给人做戏用的。广播也一样，那毕竟和现实生活有距离，在一个电线杆子上的盒子里发音，觉得也远。可是，他却在湖边吹，引来了那么多女生的目光，就有些让男生受不了了。特别是一些校园诗人，认为邵景文用箫伴奏着自己的诗作，这就有点自吹自擂之嫌。认为邵景文那诗写得臭。不过不服也不行，因为校园诗人中会吹箫的只有邵景文一个。不服你上去吹吹试试，虽然不服也无法和邵景文争长短。
可是，他邵景文居然在湖边吹就有些过分了，有故意做戏给人看的嫌疑。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做戏给人看是虚伪的，是让人讨厌的。现实生活中的人生舞台和专为人搭建的演出舞台是有距离的。这些男生们不愿让箫声在自己现实生活中出现，散步的同学们便远远地望着邵景文的背影惟恐避之不及。散步路过时便有意大声说话，咳嗽、擤鼻涕、随地吐痰以及吹口哨和唱歌，从而消解那让人难为情的箫声。当邵景文的女朋友曲霞听说邵景文在湖边吹箫之时，便急忙向湖边奔去。曲霞的脚步匆忙而又零乱。曲霞觉得不妙，因为上周邵景文接到了电报，说家里出事了，急归。邵景文回家后便没有了消息，连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曲霞都不知道。邵景文回来了不去找分别多日的女友却躲在湖边吹箫，这其中必有隐情。曲霞曾多次要求男朋友在仲夏夜的湖畔为自己吹一曲，让箫声伴着入怀，却都被邵景文拒绝了。
邵景文说：“箫声最好不要在现实生活中吹奏，因为它和苦难连在一起的。如果你在某一个黄昏听到了我的箫声，那肯定我有了无法忍受的痛苦。”
曲霞问：“那你为什么在演出时吹？”
邵景文说：“那仅仅是演出，和现实生活无关。”
曲霞说：“有什么呀，人家都能成双成对地在湖边弹吉他、唱歌，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湖边吹箫吟诗。”
邵景文说：“因为吉他之声是欢快的，为牛仔们的狂欢伴奏；而箫声是沉郁的，是断肠人在天涯。”
曲霞说：“箫声虽然低沉，但也静谧，那声音让人安静。如果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吹箫吟诗，它不但不会勾起愁肠，而且还会平添柔情。”
“可是……”邵景文说，“我每一次吹箫之时，眼前就会浮现出我父亲，我爷爷，我家祖祖辈辈要饭的身影。你知道我吹的那所谓的《富贵调》是什么吗？那其实是我家祖传的要饭调。还有词呢！”曲霞问：“能念给我听吗？”邵景文说：“可以。”然后念道：
行行好，行行好，你家堂屋堆元宝。行行好，行行好，儿孙满堂遍地跑。行行好，行行好，牛羊成群漫山腰……
邵景文说：“这所谓的《富贵调》是念给富人听的，让人家高兴了好赏碗饭吃。”
曲霞说：“你别忆苦思甜了，一切都过去了，那都是万恶的旧社会。”
“什么旧社会，我爷爷是1959年饿死的。我爷爷临死时把箫递给我爹问，在万恶的旧社会没有饿死我，咋在新社会把我饿死了呢，我弄不明白死不瞑目。爹说，新社会不让要饭，要饭就是给人民公社抹黑。爷爷说，种粮食的饿死了，那城里人不种粮食的咋还活着。爹说，那是因为城里人识字。爷爷问，那识字能当饭吃。爹说，识字了，就可以吃商品粮了，不用种地粮食由国家发。爷爷问，那粮食谁种呢？爹说，我也不知道。爷爷说，咱祖祖辈辈受穷，靠要饭活命，我一直以为那是没有地。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这新社会地都分给穷人了咋还饿死人呢。看来光有地还不行，要识字。最后爷爷握住爹的手说，我死了啥也留不下，把这箫留给你，万一将来政府又让要饭了，靠它还能混口饭吃，最要紧的我留下两句话你要记住。爹问，哪两句话。爷爷说，农民没有地不行，有地不识字不行。你一定要让邵家后人记住，要识字。”
曲霞后来再没有要求邵景文到湖边吹箫。没想到邵景文却独自在湖边吹起来了。也就是说邵景文肯定有了无法忍受的痛苦。当曲霞来到湖边时，邵景文正在吹《富贵调》。曲霞静静地走近了邵景文。也许邵景文感觉到了女友的临近，在吹箫的过程中随着箫声扭转了身体，这使曲霞只能看到他的背影。曲霞急切地转到邵景文面前，她发现邵景文正在流泪。泪水随着箫声流淌像两行低沉的音符。曲霞定定地望着邵景文不知说啥才好。一曲终了，曲霞静静地过去挽住了邵景文的胳膊问：“出什么事了？”
邵景文说：“俺爹死了。”
“得了什么病？”
“没有病。”
“那怎么死的？”
“被人逼死的。”
“什么年代了，还有这种事，谁？”
“我也有份。”
“什么？”
“要不是我上学，爹就不会为我下学期的学费发愁了，就不会铤而走险去割高压线卖钱了。我爹是被电打死的。”
“天！”曲霞睁大了眼睛，“你爹怎么这么糊涂。你下学期没学费我可以为你想办法呀。”
“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我们俩还分什么你我，是不是你写信回家要钱了。”
邵景文哭着说：“我配不上你，我也对不起俺爹。”
我们老板的确是苦出身，这些他后来都给我们说过。痛苦的经历浸泡着他，使他成为一个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老板现在基本上不承认自己是文学青年了，因为现在许多男人都不敢公开谈论文学了，说自己是文学爱好者脸上就发烧，怕得一个好色的骂名。这只说明男人不想做一个职业的文学爱好者了，因为那会像做职业的女人爱好者一样让人尴尬。从文学课堂走向法学教室，这种转移说明现代社会的女人不但自恋自爱，而且还要自强自立。于是，想成为女律师、女法官的便多起来。
我们周末去听老板的课，完全是为了给老板扎场子，面对成群的漂亮女生，你只能坐在位置上胡思乱想。这时，有位女生却让我身边的师兄起立，说位置是她占的。师兄头也没抬指着书包说，位置早已占下了。那女生却很自信地将师兄的书包移开，指着桌子上的一张白纸说：“我先占的。”我见那白纸上写了几个字：“此位有人。”
师兄低头看看，嘿嘿笑了起来。想说用一张白纸占位置太史无前例了，不算。可师兄抬起头来却咽了下口沫，改了口，师兄说：“哦，用白纸占位置挺有新意，我让你吧。”
她坐下了，有些俏皮地望着我们笑了笑。说：“不好意思呀！”
我们觉得她笑的属于天真无邪的那种，除了嘴唇涂了紫色的口红让人觉得另类外，其他方面基本上能让人接受。就如她用来占位置的白纸，有几个字，更多的却是空白。即便没有那几个字，师兄也会心甘情愿地让她的。
师兄走向讲台把为老板准备的椅子搬了下来，放在她身边，坐了。师兄知道老板授课从来不坐讲，他说提不起劲来。师兄让了座位，桌位却不能让，万一要写个什么的也好有个着落，只有和那女生共用了。
从上学期开始，作为邵先生的研究生，我们师兄弟几个不觉都换上了浅色的西装；并且在上衣袋里也装上了手机，手机露点尖尖角，像个小饰物。夏天的时候手机装在淡色的T恤口袋里也一样。当然，这不是老板要求的，这纯属自然而然地学来的。我们基本修足了获得学位所要求的学分，除了老板的课其他课不听了。于是，我们一边准备论文，一边在律师事务所实习。说是实习，其实也是打工。每个月有几千块钱的收入，干得好了还有提成。不过，我们不在老板的所里干。老板不让，说会近亲繁殖，让我们自己找所实习，开阔眼界，也不推荐。老板很自信地说：“我不相信我的研究生在外头找不到活干。”
当然，我们一找就找到了。不久，我们基本上都配上了手机。配上手机也不是为了好看，那纯属业务需要，也证明我们干得不错，这和有些同学买手机为了泡妞不同。比方师弟李雨就有这个嫌疑。师弟的女朋友蓝娜就是他靠打电话泡上的。为了对师弟打电话泡妞有一个了解，我觉得有必要对这四次电话进行一些说明或者说注释。注释的内容其中包括：1打电话前的交往。这十分重要，因为每一次电话都是以打电话前的交往为铺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