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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教育资源投入大大不足，占GDP的比重不但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比不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外学者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原因就是教育的落后。这个说法有充分的根据，一个文盲和低教育水平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只能靠拼体力，赚一个低微的苦力工资，是不可能有高收入的。即使一切其他条件都十分理想，达到了充分就业，
如果教育上不去，增长也就到此为止了；而且得到教育、具备知识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应该享受的权利。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享受人生，懂得人生的意义，选择人生的道路。这要求人人都能受到教育；教育是人权的一部分。
教育资源的投入不足；怎么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干什么都要花钱，没有钱什么也干不成。现在国家预算一时拿不出足够的钱，惟一的出路就是开发其他资金来源，主要是从社会上吸收资源，特别是从得到教育服务的家庭来钱。恰好他们也愿意付这笔钱，只要教育的质量良好，有相当多的家庭经济上也有能力付这笔钱，那么吸引这笔资金进入教育行业就是解决当前教育困境的主要出路。可是这个观点一直到去年年底才正式被教育当局所采纳，发布了《民办教育促进法》。但是这个法还留下不少尾巴，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其原因大概是对究竟从哪儿去补充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没有想清楚，所以未能大开教育收费之门。最近反而大张旗鼓地禁止教育乱收费。当然反对乱收费是对的，但是首先要承认教育可以而且应当收费，其次才是反对乱收费。
如果不是因为有公平的问题和教育有正的外部性（它使得受教育者和教育提供者之外的第三者得益），普通教育就和一般的服务业，如健身、美容、教钢琴等没有区别。政府不必考虑要不要给教钢琴的老师定标准，定职称，通过考试定工资等级；也不用考虑钢琴教师够不够用，要不要专门培养；也不必顾虑钢琴够不够用，要拨多少钱用于购置设备；这一切统统都可以通过市场自动得到解决。但是普通教育不同于美容、弹钢琴等，它有公平问题和外部性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是要让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也能得到起码的教育，要让教育行业得到比市场本身所达到的规模更大。
义务教育一般是由政府提供的。现实情况是许多贫困地区的政府没有足够的钱投入于义务教育，结果是穷人享受不到规定的义务教育，还得自己掏钱上学。为了保证义务教育的真正公平性，这笔经费必须由中央政府统一支付，否则起码的义务教育只能是一句空话。但是中央政府统一出钱未必能使义务教育都能做到完全一样，因为有钱的地区，家长仍然愿意再多出点钱，把教育办得更好。这种现象我们不但不应该制止，而且是应该鼓励的，因为这样能够把社会资源引导入教育行业。不过代价是教育的公平性受损，好在这种公平性的破坏是有些学校办得更好了，而不是某些学校办得更坏了。
公立学校有政府的拨款，而民办学校没有，所以有人说公立和民办学校是不平等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民办学校总处于不利地位。其实不然，因为公立学校有一系列公有制单位的共同毛病，人浮于事，吃大锅饭，行政人员对教学人员的比例高，养着一批知识老化的教授，他们的课不受欢迎，但是又无法解雇。这些毛病因受制度的约束而无法改变。民办学校则不然，他们花每分钱都会斤斤计较，绝不会养太多的行政人员和教不了书的教授。比较公立和民办学校的生均教学成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特点。现在有了民办学校，对公立学校也是一种竞争压力，有利于公立学校的制度革新。再有，民办学校设立的政治宣传性课程必定比较少，因为学生家长不会愿意花钱购买政治宣传。何况纳税人已经为此支付过一次成本，这将有助于公立学校教育课程的改革。
为了适应教育有正外部性的特点，应该扩大教育行业，使其达到比市场均衡所达到的规模更大。这需要注入更多外部资金，或者减少税务负担。现在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只规定非营利性学校才可以享受免税待遇，显然这是不够的。有人担心，对民办学校免税，会增加办学者的利润，有些不公平。但如果民办学校能够以低成本办出高质量的学校，拿超额利润来奖励他们是公平的。要知道，民办学校的开设减少了政府办教育的财政负担，而且他们没有政府预算的支持，给他们免税是很公平的。对《民办教育促进法》争论最大的是有关合理利润的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为什么对其他行业没有利润的限制，而偏偏对最需要发展的教育业要加以限制？确实，对义务教育不可追求利润，这是显然的，但是对于民办教育，它不是义务教育，有什么理由对利润加以限制呢？我们对有很高负外部性的烟草行业（它引起火灾，增加公费医疗的财政负担和第三者的被动吸烟）只是加了税，也没有对利润加以限制，烟草成为利润最大的行业之一。如果教育能够成为高利润行业，像烟草那样，这倒好了，社会资金大量拥进教育业，中国的教育问题就解决了。可是我们却惟恐它发展得太大，想要加以限制。
谈到民办教育，张立勤记者的这本书应该是全国第一本以记者的视角记录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现状的新闻纪实作品，不可不读。作者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和精力，实地采访考察了中国民办教育的现实处境，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当代民办学校发展的生动画卷。在这些故事里，既有民办教育创办者筚路蓝缕、为获得生存权而抗争的动人事迹；又有教育行政部门滥用职权，对民办教育压制、干预乃至掠夺的不良行径；既有民办高校异军突起、逐鹿中原的磅礴气象，又有打工子弟学校流离失所、朝不保夕的辛酸场景；既有对民办学校学生心灵磨难的忠实纪录，又有对民办学校老师酸甜苦辣的深度体察；既披露了打着教育旗号圈钱、坑人的黑幕，又礼赞了献身教育、不计回报的高尚情操。总之，在这部以现实为题材的作品里，处处闪烁着一位新闻记者的良知和正气。
作者用大量的典型案例来对民办教育前沿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探索，字里行间不乏作者自身的思考。比如，在办学模式方面，以南洋集团、信孚集团、英豪学校、新东方、万里集团等为案例，探索了教育储备金、连锁经营、教育股份制、教育券等办学体制或管理模式的意义。这些案例，无论成功与失败，其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代民办教育的发展都有着良好的借鉴作用。
作者同时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一系列中国民办教育的领军人物，如丁祖诒的激情与自负、胡大白的倔强自强、于果的“润物无声”、陈忠联的胆识魄力、贾维茵老人的孤愤，一个个跃然纸上，具有较强的感染力。他们能成为中国民办教育的拓荒者、领跑者，主要在于他们身上都有一种百折不挠、敢作敢为的精神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不但对于民办教育界，而且对于整个教育界，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同时，许多对民办学校尚缺乏深入了解的家长以及其他社会人士，如果在给自己的孩子作入学选择之时，有机会能够通读全书，相信也会从中得到有益的提示和建议。
我坚信，随着民办教育日渐受到社会关注，中国民办学校的处境和社会地位也会日渐改善，规模和实力将不断壮大，终将跻身中国教育领域的主流。
是为序。
序言不可抗拒的力量
在我的居所附近，有一处静谧的所在。那是走在喧嚣的闹市中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屏息静气的地方：瀑布从巨石的高处跌落，日夜不息地奔流着；水声与市声交织的背景中，鲁迅先生的塑像肃然而立。
街市霓虹的流转传递着生活的拥挤和繁嚣，从古朴的石壁上却隐隐传来一个低沉、冷峻的声音：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做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旁边的怪石上刻着一行字：老调子已经唱完……
几丛野草从石壁上方静静垂落，蓊蓊郁郁。
在许多个枯闷、烦乱的黄昏和夜晚，我喜欢逗留于此。我直觉地相信，穿越时光的隧道，先生的文字和声音依然是这个迷乱的、欣欣向荣的时代最清醒的力量，洞穿一切，无朽不摧。
野草，以其“韧”的战斗和生命力，曾给我少年的阅读时代以强烈震撼。
而2003年岁末的我，坐在这一片流水声中，很自然地想到野草之于我正深入的领域的象征意义。
我是不经意中走进了这个领域——快速生长却依然弱小、边缘的中国民办教育。出现在我的视野中的是，荒芜的土地，粗砺的岩石，即便有生机盎然的绿色奔突出地表，也是被厚厚的沙砾和石头所包围。空间小，因而它呼吸得很艰难。
就像野草，坚韧构造成长的意义；就像野草，抗争成为生存的姿态。
但是，并非所有人能够认同它的象征意义。
在北京的一家民办教育集团总部，一位年轻的副总裁听了我的解读，表示出明显的保留意见：我觉得民办教育不是野草，它是一种新的强势声音。现在不论政府也罢，公办学校也罢，海外的资本都来关注它，因为都认识到它是一种必然产物，是新的生命力象征。
诚然。我遂想起曾经采访的那些民办学校董事长、校长，他们创业的路途无一例外地遭遇过被误解、被压抑甚至被封杀的磨难，但当回忆起当初的凶险种种，总能看到他们浸染了风霜的脸上无一例外漾起的幸福微笑。从那样的笑容里，我能强烈感受到的是活力，不可抑制的生命活力。这种活力来自于哪里？
也许来自于“学在民间” 的传统文化渊源。先秦儒学就诞生在孔子的私学中，其后的巨大变革很快又找到了新的学术载体，活跃的民间书院成了宋代理学的摇篮。“一个民族如果面临巨大文化变革需求的时候，必须要发展它的民间教育机构和学术机构，通过它们来承担重大的文化任务”（盛洪语）。就在官学因行政的僵化陷入模式化窠臼的地方，来自民间的创新力自觉自愿地负起文化承担的使命，在一块厚重的天幕上敲开了一扇灵性的窗子。
也许来自禁锢后的开放，拨乱后的“反正”。研究中国私立教育的人翻到1949年后，就像激越的琴声突然戛然而止，私学突然间被拔出了教育体制之外。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根弦才渐渐续上，代之以“社会力量办学”的新名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给民办教育也带来了福音，大发展中出台的“十六字方针”（积极发展、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成为许多办学者“护身符”的同时，更成为教育行政部门说不清是“管理”还是“修理”民办学校的“尚方宝剑”。其间上演的一幕幕可悲可叹的故事一直延续至今，《民办教育促进法》取代《社会力量办学条例》，高速发展的同时却伴之以法制的迷惑、政策的反差以及由此衍生开去的种种纷争……
专家学者们喜欢拿数字说事儿。到2001年底全国各种民办机构一共有5。6万所，但其中绝大部分是幼儿园，占4。4万所，小学和中学占将近1万所，各种类型高等教育机构占1300多所。其中全国各种民办教育机构在校生566万人，仅占教育总规模的2。5％。
纵向看，不由你不忧虑：在取消私立教育之前的1952年，我国私立小学和中学的在校生占在校生总数比例为3％和26％，1949年私立高校数占高校总数的29。8％。而现在，民办小学、中学和民办高校分别占在校生总数比例是1。5％、3％和9％。
国际数据的比较让人发热的头脑很容易降温。1996年，美国、韩国、法国私立小学在校生人数占总数的比例为12％、1％、15％；私立中学在校生人数分别占10％、38％、20％。1999年，这三个国家专业技术型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数占该类高校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为7。4％、86。0％和26。3％，学术研究型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数分别占34。5％、76。5％和9。8％。（据《人力资源报告》）
无论纵向还是横向比，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水平都是非常低的。这是一个不可否认但又不得不直面的事实。
还有一些数字让许多民办教育的先行者们寝食难安。
中国教育资源稀缺是很严重的。比如教育投入不足，国际上教育投入占财政比例平均是4。9％，发展中国家是4。1％，发达国家是6％，而中国是3。19％，并且近年来还在不断下降；第二是学校严重不足，一些地方学校非常少，而且很差。小学入学率是99％，毕业能升上初中的只有86％，初中毕业能升上高中的只剩下48％，高中毕业能读大学的，把成人教育、自考、夜大等都算上也只有15。3％。
穷国办大教育，这就是全部的现实，谈论任何的教育改革总也绕不开的“结”。
其实，就在这些冰冷、理性的统计学数据后面，先行者们充满热情的探索已经开始破冰而行，带了那么点小心翼翼，那么点冒险的激动不安，类似于当年的民营企业，从家庭私塾开始，从高考补习班开始，怀着些“教育报国”的豪情，走出这一步就走出了一个天！他们的小打小闹渐渐激活了沉寂的市场，催生了崭新的理念，打破了原有的秩序，因而被喝彩也被责难。
有足够的理由为他们喝彩。盘点20年中国民办教育发展史，这个从规模到实力至今仍行走在边缘的“弱势教育”，一直就没有停止探索的足音。两年前，当我慕名走进万里学院的大门，穿越在校园美丽的旋梯上，不能不惊讶，这所生气勃勃的大学就脱胎于曾经几近颓败的公办专科院校上，民间力量所焕发出的创造力让人们刮目相看；就在这一年，我来到了浙东的一座小城——台州，那里的人们将闯荡市场经济的原创力延伸到教育领域，在静悄悄的革命中进行着“教育股份制”的实验，行走在这个被称之为“教师的香格里拉”的海滨小城，我难以想象，那些全新的制度、模式设计竟是在当地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完成的，“现代学校制度”的雏形也由此生发……
当然，也有理由承受外界的责难。虚假的招生广告、不负责任的空头承诺甚至以圈钱为目的的坑蒙拐骗，都在腐蚀着民办学校的声誉。但是人们忘了，“初生之物，其行必丑，其神也旺。”就像80年代初的民企，一度成为公众谴责的假冒伪劣产品的“大本营”，但是现在，市场的成熟、民企的发展业已形成一套自我纠错和规范的机制了。
还有一种责难，来自一些说不清道不白的东西，天然排拒、怀疑的眼光，莫名歧视的态度，最通行的做法是以规范为名行打压之实。一位民办教育集团董事长在大会上一语中的：一些人的观念和逻辑就是，非公即私，私立就是赚钱，赚钱就是自私，自私就是诈骗，诈骗当然非公益性啦！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则犀利发问：现在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是公益性，用公益性名目进行各种干预，最后使得我们整个教育得不到发展。现在一个非常根本性、非常彻底的问题是，为什么国家要统管高等教育？！
管与不管，永远是个伪问题。正如谈论该不该“合理回报”，对于生存和发展中的民办学校来说，也是一个伪问题。2003年对于中国的民办教育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转折意义。如果说这之前人们还在混沌中摸索，欣欣然地期待着，那么9月1日起，终于尘埃落定。
在《促进法》的推动下，一直在混沌中发展的“名校办民校”有了清晰的政策导向。
在江西赣南地区采访时，我发现，以“公有民办”或“民办公助”为名目的改制风在这里越刮越猛。这种公私混合型的“杂交品种”为公立学校校长所看好，跃跃欲试的不在少数。就地翻牌、异地翻牌，蜂拥而上，好不热闹。而在当地，纯民办学校越来越岌岌可危了。“我们等待着这场劫难的降临！”一位民办学校校长忧虑、悲壮地“宣告”。
就在这个秋天，我又听到新的消息：2003年，全国的民办高校招生遭遇“滑铁卢”。排除不可抗力的因素如“非典”的影响，“就是因为政策方面综合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