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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当地教育的财政拨款方式和中国不太一样。在中国，学校多属公办，各级政府用公共资金开办学校，老百姓去公立学校上学，因为学费低，等于间接享受了政府的教育补贴。但在加州，却是另一种体制：对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一视同仁，公共财政中的教育补贴不是拨给学校，而是通过教育券直接发到学生手中。”
比如说，加州公共财政中的教育经费平摊到每个学生头上，一年有3000美元，那就直接给每个学生发放3000美元的教育券；学生拿着教育券自由选择学校，学校收了教育券，再去政府领钱。除此之外，公立学校不再从公共财政获得其他资金。
熊全龙眼前一亮。“加州和长兴都是财政出钱办教育，但拨款体制的差异，带来的激励效应却大不一样：加州通过把教育经费折合成教育券，承担了义务教育的责任；同时，消费者有权择校，这样一来，各校之间的竞争就很直接了，不论公立私立，哪个学校提高的教育服务好，招收的学生就多，拿到的教育券也多，从政府获得的资金就越多。”
回头看看长兴这两年的经济发展迅速，当地人的教育需求随之高涨，外来资金开始投资教育。但是，民办和公办学校平等竞争的环境还未形成。那么，加州教育券能否“拿来”为此助一臂之力呢？
但“拿来”还须改良，明摆着，国情不一样呀。长兴的问题必须“对症下药”，可以先在处于弱势地位的民办学校和职高中发放教育券，只要有学生选，就有钱拿，办学的积极性不是一下子就提高了吗？学生负担少了，恐怕也会做选择的考虑。
加州之旅带回了鲜活的思想，还有熊全龙一颗激荡的心。试验意味着什么？可能成功，可能失败。成了，长兴教育这盘棋就走活了；败了，败了又有什么呢？“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熊全龙深谙每一步改革意味着什么，这使得长兴教育券的运作从一开始就有了投石问路的意味。
2001年夏天，《长兴县教育局关于教育券使用办法的通知》正式出台。《通知》规定：教育券主要面向民办学校和职业类学校的学生，2001年9月起，凡就读民办学校的义务阶段新生，可获得一张面额为500元的教育券；报名就读职业学校的新生可获得一张面额为300元的教育券。开学后，学校把教育券交到教育局，在审核确有此生到该校入学后，教育局根据教育券数额拨给该校相应的款额。
2002年，《长兴县贫困学生档案》建立，县教育局向贫困学生发放贫困助学教育券。
2003年4月的一天，我在长兴县教育局办公室看到了后来引发了众多关注和争议的教育券。谁也无法想象，正是这一张张印制精美、有着不同面值标识的纸券，竟掀起了长兴内外的教育革命，被称为“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探索事件”。
冲破体制之枷四两拨千金？
这些孩子着一色的红衫、功夫裤，最小的不过六七岁，最大的有十四五岁了。在空旷的广场上一字排开，音乐声起，立马蹬腿、跨步、腾跃、翻滚，一招一式，有板有眼。
“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乐声激越，观者亦心动。
这是清泉武校的孩子们为欢迎前来参观的客人所做的例行表演。这里面朝太湖，背倚兰香山，清风徐来，波澜不兴。中国武术里除了功夫的操练，更讲究“精”“气”“神”的涵养。我心下暗想，温州人周清泉算是选对了地方。
周清泉，自幼习武，师出名门。留一个大背头，唇上一丛浓须，极其醒目。静坐时双腿盘膝，像如来打坐；行动时敏捷如猴，想是职业作风。他谈办学理念，比如“文韬武略，以文为重”，“一张一弛，有文有武”，全是来自中华武术的精髓。
选择武校的孩子大都迷恋功夫片里的不凡身手，纹身的、工读学校不要的学生都有，所以；在武校你会经常听到一个词：转化。转化者，成功教育也。
清泉探索的是使每一个孩子都成为成功者的教育。在承继武术传统的同时，更注重人格的养成、人文精神的传承，六七年的时间打出了自己的特色牌。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侯靖方称其是“长兴的品牌，湖州的窗口，省里的重点”。
周清泉向我谈起了学校的办学成绩，言语间多了几许轻快：自1994年创办以来，武校的初、高中学生毕业率均达100％。职高毕业生有700名，就业率100％。其中400多人走上了公安和企事业单位保安岗位，200多人入伍，30人走进了大学校园。
但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只因姓“民”而不姓“公”，几年来的招生总是进展缓慢。在长兴教育界，流传着一个关于清泉武校招生的“经典案例”：有一年为了招生花了10万元打广告，结果来了一个学生。“说实话，你学校办得再好，总是民办的，家长把孩子送过来总不如公办的踏实。社会上对民办学校的认识还没到那一步。”
1994年创办时只招收了70多名学生，2001年学生数量达到600多人。但囿于社会上对民办学校认识的观念偏差，招生遭遇困境。
2001年5月10日，100多名就读清泉武校的义务教育阶段的长兴籍学生拿到了政府发放的500元教育券，凭此冲抵学杂费。
2002年，武校招生迅速上升到1000人。以前，清泉武校每年只能招40余名长兴籍学生，发放教育券后，该校已招收290名长兴籍学生，招生增加250人，增幅较大。
“教育券带来的资金并不大，但它表明了政府的导向性，大家看到这所学校政府这么重视，观念慢慢就变了。”周清泉说，为办学他先后已投入3000多万元，到目前为止，清泉武校已拿到教育券的有200多名学生，这部分资金总计不到10万元，但这笔钱比给他几百万还管用！
这就是后来让经济学家周其仁感叹不已的“四两拨千斤”的力量：“这个信号大着哪！”在2003年4月的全国教育券理论与政策研讨会上，这位为教育券实践热烈鼓呼的北大教授在发言中依然难抑激动。
面对蜂拥而来的媒体记者，熊全龙算的是另一本账：清泉武校已投资3000多万元，如果政府办，政府没有钱，武校实际上承担了一部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义务，为政府解忧啊！政府该不该扶持？
此种视角，此种胸怀，在为政者中恰恰稀缺得很。我想起了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陶西平的一番感叹：新建了一所民办学校，有些人会习惯地想，举办人又从这所学校里赚了多少钱；但还有另一种视角，有一些人会想，这所民办学校会给政府的公共教育经费节约多少钱。
诚然，不同的思考会带来不同的政策，自然结出不同的果子。
走进长兴，我意外地发现这里最漂亮的房子不是县府大院，而是学校；不是公立学校，而是民办的、股份制的、国有民营的。宽敞的广场、新式教学楼、令人神往的跑道，空气中飘荡着清新、活泼的气息。而在一个僻静的路口，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县政府的门牌，陈旧的两座小楼里弥漫着经年失修的灰扑扑的气息——说实话，我有些惊异：这是我见过的最简陋的县政府大楼。
这种强烈的对照，或许能够昭示些什么。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我们并不缺少现代化的政府大楼，缺少的正是现代化的思维，一种在流动中发散的、多元的生命气息。
华盛虹溪中学是一所很年轻的学校。2001年浙江华盛建设有限公司投入资金4500万元，县教育局出资500万元联合新建，成为长兴县第一所股份制中学。与此同时，就在县城的另一端，规划投入1。5亿元的长兴金陵高级中学项目正在洽谈中。2003年底将建成，占地300亩，计划设置60个班。届时，将与华盛虹溪、长兴中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那时民办和公办的赛跑才真正开始，新“三国演义”才真正拉开帷幕。
客观来看，两年来，参与教育券计划的学生达到5046人。然而这其中，处于义务教育阶段而选择民办教育的学生总数，加起来只有51人。换句话说，只有1。1％的受益者来自义务教育阶段的自主择校。但就在这两年，已经有3亿县以外的资金到长兴投资办学，民办学校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且投资规模远远超过了长兴县自身的财政能力。当然很难说这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可以肯定，教育券制必将刺激、动员更多的资源流入教育。
1。1％带来的是3亿民间投资。与其说制度的变化让投资者看到了希望，毋宁说制度带来的信号向人们昭示着，“主事者开始用一种平等的眼光看待民办教育，民办学校开始享受‘国民待遇’。”有媒体发出感叹：“对投资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回报呢！长此下去，民办教育的繁荣不就指日可待了吗？”更重要的是，教育券的象征意义已远远大于其经济意义，它表明政府正从教育的微观领域悄然身退，正从统治者走向管理者，甚至服务者。在此过程中，不要忽视制度创新带来的破坏性，教育券托举的并非仅仅是民间资金进入教育的信心，更是向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举起了改革之剑。
长兴的教育券实验已经开始风生水起，但在熊全龙取得“真经”的地方——美国加州罗斯密学区，就在他离开4天后的全民投票中，教育券被否决，支持比例还不到30％。其实，在美国选举史中，教育券提案至少已被提出过10次，都以极大差距被否决了；时至今日，全美只有零星的几个地方实行了这一制度。
作为一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一生中提出了众多的政策建议，对美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惟独他提出的教育券（school voucher）理论，多年来却一直处于众多的争议之中，至今也只在美国的局部地区得到试验。
其中最根本的障碍在于由此引发的违宪之争。争论的焦点是能否把纳税人的钱交给教会学校，从而涉嫌背离美国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强大阻力，就是来自公立教师工会的抗议。像所有的变革必须以摧毁既得利益的堡垒为代价一样，教育券的制度安排也面临着同样的“冰山”。
但长兴走通了，乃是一种基于国情的“来自民间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需要本土知识的。“花开了，果子结了，但吃还要等等。”在长兴，一位年轻的私立中学老师对当地教育的发展如此展望。此时，所有的预言都显得空洞而渺茫，但有一点是真实的：果子结出来了——尽管是一枚青涩的果子。
冲破体制之枷教育券风暴
周其仁，国内第一个到长兴考察的经济学家。他的热情来自对现行公立教育垄断弊端的种种洞悉，亦来自对民营生命力的深刻体察。“为什么要用统一的标准制造那么多一样的人？”他的反复诘问让人不由想到弗氏同样犀利的省思，“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使人们一致，而是我们受到过多的一致性的威胁。我们的问题是扶植多样化，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另一种代替的制度会比公立学校制度更为有效得多。”
“政府办教育，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行政垄断。我们是自上而下，规定一套大纲，一套教材，一套教法，要中国人适应未来。民营有什么好处？它是发散的，多元的，它在一切方向上的探索可能就是对的，它比整体划一的错误机会要高。它有市场限制，你这个学校办得不好，学生就不来了，你就没有出路。不是说民间办学不会出错，我们政府办学也会出错，问题是出错的概率和纠错的机制是不同的。”
周其仁是在美国从网上看到这条消息的：中国浙江长兴开始实行教育券制。其时是2002年6月，长兴实验刚刚涉入浅水区。这位头发银白的中年学者激动不已：怎么可能啊？美国50年没有干成的事，中国的一个小县城怎么就成了呢？他一回国就马不停蹄地奔赴长兴，现在算起来不下三次。
“教育券思想其实很简单，中国的大学据我所知，已经进行了这种小范围的革命。一张饭票通行全校，饭票流动，增加了选择，有了竞争，饭菜质量就上去了。食堂的管理行为就改变了。很简单吧，弗里德曼的东西都这么简单。但弗里德曼的东西简单到并非任何人都能接受，因为它触犯了既得利益。把票发给学生，食堂就被选了嘛；把票发给食堂，食堂就居垄断地位。
“要刺激私立学校发展，采用教育券有帮助。你好好办，你跟公立学校有平等的起跑线，就有学生到你这里来。没有学券制改革呢，你是争那个补充性的市场，或者争那个非常小的特殊市场。这是我们今天研究的重点：穷国办大教育，怎么更好地动员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领域？我觉得长兴这个点很要紧。”
这不由让人想起陶西平那个经典的“如果论”：如果民办教育有大的发展，那么就在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节约了公共教育经费；如果节约的教育经费用于公办教育，那么就在增加教育经费的同时改善了办学条件。将这个假设延伸开去，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如何发展民办教育？如何解决教育经费？现在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没有！教育券有没有可能成为其中的一条可行路径？可能！那么，还等什么呢？！
逻辑就是这么简单，像弗氏的思想一样简单。但是，这简单如此直接地切入核心，让人无法躲闪隐藏其后的不能承受之重。弗氏质疑：孩子的所有教育在同一幢楼里完成，这明智吗？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教育券提供更多的选择？为什么不可以让他们花一部分教育券在一个地方学习数学，在另一个地方学习英语或科学？
这种类似孩童般的天真大胆的发问，正开启了教育发展困境中的一扇门，亮光透进来了：自由选择必然会带来竞争，竞争会带来更多的好学校，不论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这个开放的市场必然要求“政府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迅速萎缩”。
扩大规模，扩大试点。长兴已经把火点燃了，一场新的竞赛开始了，这个比赛还没有结果。周其仁热情洋溢的鼓呼后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悬念。
与此同时，茅于轼先生对于教育券的中国前途，从经济学的视角作了更为审慎的判断。如果一套制度安排解决了价格问题，那它就是成功的。教育券没有解决价格问题，就永远不会解决教育资源的流动问题。这个根本缺陷决定了长兴教育券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它必将向更规范的市场制度迈进，将来教育券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会退出这个领域。
经济学上有个常识：凡是能够强化竞争的创新行为，大概总能改善行为的效率。“但教育券竞争的结果是什么？是不是好的学校拿到更多的教育券？差的学校会不会退出竞争？如果我们总的教育投入就这么多，你怎么吸引更多的投资流进来呢？如果学校的总数不改变，淘汰也是一句空话。淘汰的学校学生上哪儿上学去呢？没有好的学校扩大，学生上学的问题就不能解决。”
诚然，教育券的实施关涉到现有的教育财政投入体制、人事管理制度和工资分配制度，更有赖地方的经济基础。在这一场触及制度层面的变革进程中，长兴还会遭遇多少暗礁？那些在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中涉水的公办民办学校将如何面对这一场来自大洋彼岸的风暴呢？
现在，真的有人在仔细地算这笔账，算算教育券对于民办学校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对于国家意味着什么。一个叫陈辉的浙江省人大代表已在今年上书，提议省内扩大教育券试点。这笔账算得令人鼓舞：假设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一年要投入费用5000元，而对选择民办学校的学生补偿500元或800元，如果有1000个学生选择民办学校，那么就可以省下一大笔投入。而选择民办学校的1000个学生，则可以支撑起一个民办学校。
已经有抢先一步“拿来”的了。2001年深圳市教育局提出，对享受义务教育者提供教育券，让学生自主择校就读，以教育券代替学费，并将其明确列入未来教育发展大纲。
针对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有经济学家大胆设想：“如果全国农民都按着他的份额拿到教育券带着走，可以大范围兑现，对教育投资的城市化影响将会有多大！”与此同时，全国一些县市纷纷前往长兴取经，意欲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