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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辅政大臣的安排上咸丰费尽了心思，而伴随着皇太子载淳的即位，载淳的生母必然要同皇后并列为皇太后，他真怕钮祜禄氏将来挟制不住叶赫那拉氏，肃顺曾劝自己效仿汉武帝立昭帝赐死赵钩弋的做法，但赵钩弋死后出现的则是霍光专权……留下叶赫那拉氏，或许对八大臣是个挟制……在这个世界上咸丰最信任的是皇后，最牵挂的是载淳，必须最终处置叶赫那拉氏的权力交给钮祜禄氏，只有这样载淳才能真正登上皇帝的宝座……他终于理出一个自认为万全的安排：把刻有“御赏”的印颁给钮祜禄氏；把刻有“同道堂”的印颁给载淳，“同道堂”暂由载淳生母叶赫那拉氏代管，待小皇帝亲政归还。
凡八大臣所拟谕旨必须要上面盖有“御赏”、下面盖有“同道堂”之印才能生效……八大臣襄赞政务，但又不能越过两宫……单独颁给钮祜禄氏“御赏”之印则体现出皇后钮祜禄氏的地位永远在母以子贵的叶赫那拉氏之上，也就是说以两宫牵制八大臣，再以皇后钮祜禄氏制约叶赫那拉氏……一眨眼的工夫已经到了十七日凌晨，生命留给咸丰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子时三刻侍从把候在烟波致爽外面从驾的王公大臣带进殿里，由皇帝口授遗诏。
自雍正创建秘密立储以来这是第一次破例，此后直到清朝灭亡再也没能恢复秘密立储，以后的皇帝连儿子都没有，根本就谈不上秘密立储了。
咸丰已经连笔都拿不动了，只得以微弱的语气宣布：“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稍歇片刻又接着说道：“皇长子载淳现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
以上谕令，是大臣根据皇帝的口述记录下来、再请咸丰最后审定而通过的。
咸丰召见的最后一个人就是皇后钮祜禄氏，国事、家事他都要拜托这位母仪天下已经１５年的皇后了。在跟皇后交代完毕后，已经是寅刻，咸丰突然觉得心里有些空，御膳房连忙去准备冰糖燕窝汤，然而当冰糖燕窝汤送到御榻前的时候，皇帝再次昏迷。到卯时，咸丰一命归天，把一份风雨飘摇、金瓯不全的江山社稷留给了冲龄即位的载淳。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推翻遗诏
皇太子载淳即位柩前，尊嫡母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生母叶赫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
在给钮祜禄氏所上的尊号中的头两个字是“慈安”，亦称母后皇太后为慈安皇太后；因钮祜禄氏居住的钟粹宫在紫禁城的东路，民间又称慈安为东太后。
而在给叶赫那拉氏所上的尊号中的头两个字是“慈禧”，亦称圣母皇太后为慈禧皇太后；因慈禧居住的储秀宫在紫禁城的西路，故民间又称慈禧为西太后。
而八大臣给新皇帝拟的年号是“祺祥”。
咸丰遗诏所安排的八位顾命大臣有两位是亲王（怡王载垣——郑王端华）、一位是额驸（景寿——咸丰的妹夫）、一位是宗室成员（肃顺——郑王端华的弟弟，时任御前大臣），至于从驾到热河的穆荫时任兵部尚书、匡源时任吏部侍郎、杜翰时任礼部侍郎、焦佑瀛时任太仆寺少卿。
在八大臣中，最有能力的是肃顺。
在太平天国起事后，肃顺不止一次毫不客气地斥责沉溺于享乐的八旗子弟“混蛋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极力建议在“国家遇有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并一再向咸丰推荐曾国藩的胆识、胡林翼的才干、郭松焘的学识、左宗棠的韬略。
而清王朝之所以能在江南与太平天国抗衡靠的也就是曾、胡、左等人。
先皇帝以两宫皇太后牵制八大臣的安排已经让一些政治嗅觉敏锐的人琢磨出其中含而不宣的意图——两宫垂帘的味道。
最先对太后垂帘听政产生念头的就是小皇帝的生母叶赫那拉氏。
但清朝从开国以来从无太后垂帘听政的惯例，要改变祖制单凭她个人是不行的，首先需要说服慈安同意太后垂帘听政。
而慈安是个贤妻良母类型的人，她对处理政务无甚兴趣。
但叶赫那拉氏很清楚，要打动慈安就得拿小皇帝作说辞。
从载淳一出生，慈安就把这个并无血缘关系的儿子看成命根子，惟恐有一点闪咸丰陵寝定陵失，以至自己生的儿子总把慈安当亲妈……粗通国史的慈禧想来想去只能以大臣辅政不可靠来作为突破点：想当年顺治爷安排大臣辅政，可等到康熙爷该亲政的时候，恋栈的鳌拜就是不愿交权……太后毕竟是皇帝的母亲，到时候一撤帘就全解决了……眼下比不了开国，内忧外患太多了，辅政大臣要是再闹出点事来，岂不是雪上加霜……更何况，自从逃到行宫，所有供应除了皇帝其他人一律从简……慈安虽然不说什么，心里也有点别扭——当然她最担心的还是大权旁落、小皇帝受挟制，慈禧这套说辞还真把慈安给说服了。
而朝廷大臣中也有人在揣摩垂帘听政的可行性，大学士周祖培等人已经窥测到慈禧有垂帘之意，便嘱托关系密切的李慈铭搜集历代太后临朝听政的事例，编辑《临朝备考录》一书准备呈上，为太后垂帘听政造舆论、做准备。
还有比周祖培等人行动更快的，此人就是御史董元醇，他利用御史有上书言事的权力，直接吁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明确提出“现值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冲龄践祚……臣以为宜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不能干预”。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董元醇竟直接提出变更清朝祖制以及咸丰遗诏的奏请：“虽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而审时度势，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襄赞政务，虽有王大臣军机大臣诸人，臣以为当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辅弼一切事务”。
所谓“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显然是指在咸丰遗诏中有意排除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六爷恭亲王的奕以及七爷醇亲王奕。
董元醇的奏请已经发出推翻咸丰遗诏的信号，但以肃顺为代表的八大臣并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们手中的法宝就是大行皇帝的遗诏以及清朝几百年的祖制。
孰不知，当咸丰在联军的逼迫下匆忙出逃的时候、当皇家园林被洋人付之一炬的时候，大清皇帝的威信已经一落千丈；而当继南京条约之后又被迫相继签订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人们所奉若神明的祖制也已经被无情的现实碾得粉碎，朝廷官员最看重的是权变……慈禧虽然对垂帘听政孜孜以求，但她深知“欲速则不达”，在她的建议下董元醇的奏折给“留中”了。
然而以肃顺为代表的八大臣却不依不饶，以小皇帝的名义草拟了一份严厉斥责董元醇的上谕：“我朝圣圣相承。
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体，朕以冲龄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御极之初，何敢更易祖宗旧制……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以上两端，关系甚重，非臣下所得妄奏……”慈禧、慈安不同意发布批驳董元醇的所谓上谕，为此两宫皇太后与小皇帝召见顾命八大臣，由于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词语激昂，以至把小皇帝吓得都尿了裤子……慈安只能宣布“明日再说”。
鉴于两宫皇太后不肯用“御赏”与“同道堂”的印，斥责董元醇的上谕也就发不出去。
为了向两宫施加压力，八大臣来了个集体撂挑子——用当时的话就是“搁车”。
八大臣的强硬态度，愈发坚定了慈安支持慈禧实行两宫垂帘听政的决心。
就凭慈禧、慈安绝斗不过八大臣，她们必须联合在京城的六爷。
在咸丰十年底（１８６１年１月２０日）坐镇北京同联军交涉的奕，就已经成为新建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负责人，要垂帘必须得到奕以及与其有密切交往的洋人的认可。
为此，慈禧撺掇慈安派侍卫恒起携带密信回京，来探听恭亲王的意图。
恭亲王正因被排除在顾命大臣的行列而难以释怀，当京城、宗社不守的时候他奕受任于危命之间，到联军一撤就又给撂到一边了……他吁请咸丰回銮遭到拒绝，在得悉咸丰龙体欠安后又提出到行宫看望皇帝、恭请圣安，不料咸丰却以“相见徒增悲伤，不必前来觐见”拒绝六弟前行。
也不知咸丰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积怨，毫不念及骨肉之情……无论从国事还是从家事，咸丰在遗诏中都不该把奕排斥在外……正是因为这种排除，使得热衷于垂帘的慈禧找到了一个可以扭转局面的人。
恭亲王的愤愤不平、慈禧的勃勃权欲以及慈安对襄赞大臣心存芥蒂，这三方合在一起就足以掀起推翻遗诏的惊天之浪。
而慈禧通过自己的妹妹——醇亲王奕的福晋令七爷草拟好治罪载垣、端华、肃顺的诏书，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着两宫回銮了……由慈禧策划、慈安协助以及恭亲王运作的旨在推翻咸丰遗诏的宫廷政变，已如在弦之箭。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两宫皇太后同小皇帝回到京城，在恭亲王的导演下大学士周祖培、贾桢、驻防京畿的胜保都把吁请两宫垂帘听政“因时制宜”、“而于近支亲王中择贤而任”等内容的奏折呈上。
被蒙在鼓里的载垣、端华刚一上朝就被拿下，负责运送大行皇帝灵柩的肃顺行抵密云就被已在那里等候的睿亲王仁寿拿下，时为九月三十日，旋即下达了赐载垣、端华自尽、将肃顺正法的谕令。
至此咸丰遗诏中“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的谕令已经被推翻。
与此同时八大臣为新君所拟定的年号“祺祥”也一并被废弃。
在这场政变中，最大的赢家就是慈禧，由此而揭开的就是她左右政坛４８年的历史。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三人同治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载淳在太和殿举行登极大典，以明年为同治元年。
十一月初一，同治奉两宫皇太后到养心殿垂帘听政。
两宫皇太后当然也清楚外面的事务得靠恭亲王撑着，便以同治的名义封奕为议政王，享受双亲王的俸禄，并入主军机。
已经坐镇北京一年的恭亲王，在北京同文馆同洋人的交涉中也多少有了点资本，遂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成为清王朝外交事务的负责人。
为了培养同外国交涉所需要的翻译人才，奕在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创建“京师同文馆”，禁锢得像一块铁幕的京师，终于同外部世界有了些许接缝。
无论是恭亲王还是两宫皇太后都意识到，要把政变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尽管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都是肃顺所重用的人，但他们知道在江南半壁同太平军的战事还要依仗这些人，因而带兵打仗的人不仅未受到政变的牵连，反而依旧得到重用……至于英国方面为了早日兑现开放长江沿岸城市为通商口岸，也加入同太平军作战的行列，在李秀成进攻上海时就遭到英军、法军以及华尔所组织的洋枪队的狙击……两宫与奕所组成的三人同盟，应该有个比较长的稳定时期。
其中地位最高的是慈安，但恰恰此人的能力在三巨头中是最弱的。
据薛福成的《庸庵笔记》所载“西宫太后性警敏，锐于任事，太后（指慈安）悉以权让之，颓然若无所与者”。
在两宫太后中起作用的是慈禧，但在垂帘之初也要有个熟悉的过程，连拟份谕令慈禧都错别字连篇，从内务到外交不得不更多的依赖奕，就连宗人府、神机营也都交给恭亲王办理，甚至就连恭亲王的女儿都被封为固伦公主。
咸丰之后的政坛三巨头，在反对八大臣的问题上一拍即合；而动荡的局势，也迫使他们必须同舟共济。
但伴随着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六月十六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南京，由洪秀全所掀起的反清浪涛基本被平息，“同治中兴”就像一现的昙花在晚清的政坛上出现。
所谓“同治中兴”不过是把困扰清王朝１４年的太平军的主力给镇压了下去，至于太平军余部以及捻军依然牵制着清军的大队人马。
内忧的问题都未彻底解决，更不要说外患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算不上中兴的局面却使得清廷“三人同治”的体制受到冲击。
本来两宫同恭亲王的联合就各有各自的动机，慈安主要是不愿小皇帝受制于八大臣，而慈禧则是为了借助奕的力量实现垂帘，至于既有能力又有雄心的奕不过是以支持垂帘的名义推翻八大臣把持朝政的局面、取而代之，因而在结盟之初就潜伏着日后龌龊的契机。
慈禧本来就是个一山不容二虎的人，更何况三虎乎！因而慈禧极力争取慈安，以恭亲王在两宫面前失礼作为借口把奕从三巨头中排挤出去。
所谓失礼实在是慈禧有意找碴。
恭亲王被两宫召见时，每次都要商议国内外的大事，一说就是一两个时辰，两宫也都预备下赏赐的茶水，谈的时间长了两宫中的一位必然会说“给六爷茶”。
然而有一次却没有预备，唇焦口燥的恭亲王下意识地从御案上拿起个茶盅，一看不是自己平时用的，赶紧又放了回去，水没喝到，反而被慈禧抓到把柄——竟敢擅自动用两宫的御用茶盅。
还有一次，跪着回答两宫问话的奕，说的时间长了就自己站了起来……这类事情在垂帘之初慈禧也未必较真，但在收复南京后她觉得削弱奕权力的机会到了，在这个问题上她必须拉着慈安一起干，这才是“嫌隙人有意声嫌隙”。
在慈禧的策划下一份弹劾奕“揽权、纳贿、徇私、骄盈”的奏折在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三月初四炮制出笼，慈禧遂利用这份“均系风闻”的弹劾，以同治的名义罢免了奕的一切职务。
令慈禧始料不及的是，不仅内阁以“此事须有实据”拒绝附和两宫的意见；在要颁布处分奕的谕旨时，内阁大学士周祖培竟以“此惟两宫圣裁，非臣等所敢知”为由而拒绝拟旨；以至慈禧不得不亲自动笔，把“事出有因”写成“是出有因”；“诸多狂傲”写成“诸多狂敖”；“倚仗爵高权重”写成“以仗爵高权重”；“诸多挟制”写成“诸多挟致”；“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政”，也许她已经忘记是以同治的口气写谕旨了，竟然写成“若不即早宣示，朕归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正”，居然把“亲政”写成“归政”。
让慈禧惊诧的是，就连近支亲王也都开始上书：“请皇太后、皇上恩施格外……”更令慈禧感到意外的是，被派往东陵祭祀的醇亲王闻讯也急忙赶回，上言道：“恭亲王感荷深恩，事烦任重，其勉图报效之心，为我臣民所共见。
至其往往有失检点，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若因此遽而罢斥，不免骇人听闻，于行政用人，殊有关系。”紧接着肃亲王隆（qin）联络诸王近支联名上疏，一再强调：“恭亲王受恩深重，勉图报效之心，为廷臣所共见……臣等以为醇郡王所言，深合用人行政之道。”至于廷臣的疏奏中更有一语破的者：“若廊庙之上，先启嫌疑，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观听，增宵旰之忧劳，于大局实有关系。”王公大臣的反对使慈禧意识到：虽然经过四年的垂帘，要甩开老六奕还为时尚早，在三月十六降旨：恭亲王“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到四月十四日才又下达“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
慈禧想把奕从权力中枢排挤出来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毕竟削掉了奕的议政王名号。
奕当然也清楚，这场风波名义上是两宫发难，实际上是慈禧一个人在筹划，缺乏主见的慈安不过是被慈禧利用。
在三巨头的同盟中，别看慈安几乎什么都不插手，可谁能把她拉过去谁就占有优势……奕不仅窥到慈禧的勃勃野心，也发现了慈安的价值，他知道在今后三人同治的道路上，这类风波依旧会出现……自从留在京城同联军交涉，奕就已经目睹了洋枪洋炮的厉害，三四百人的军队就逼得天子出狩、就把皇家园林烧成一片废墟，大清国要想不被鱼肉，只有走“自强”的路，以奕的认识也就是购买洋枪洋炮。
虽然奕的认识还相当肤浅，但同两宫相比他在洋务方面的经验就算是丰富的。
而且在他的带动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封疆大吏也都开始办起了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