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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点点头，说：“好吧，行动要特别小心，快去快回。”
贺子珍同这个班的战士，悄悄摸到城门口，突然打出一排枪，撂倒了站岗的哨兵。接着又甩出了几颗手榴弹，炸死了一些守城的敌兵，城门也炸坏了。守城的敌人不知道红军的虚实，以为红军主力来攻城了，吓得慌忙逃跑。红军战士乘机进了城。
他们一进城，便直奔邮局而来。邮局里的人听到城门口的枪声，不知出了什么事，丢下工作都跑了。红军战士大模大样地走进邮局，只见柜台上、墙根上堆满了全国各地的报纸。
贺子珍见有这么多报纸，高兴坏了。她赶忙从每一摞报纸里，各抽出两三张来。战士们也帮她挑挑拣拣，想尽量把各种报纸搜罗齐全。有人还特别注意出报的日期。看看有没有把哪天的报纸落掉了。
他们的工作太细致，在邮局耽搁的时间太长，竟发生了意外。原来逃跑的守城敌军并没有走远，他们发现入城的红军只有一个班，并没有后续部队，一知道上了当，立即反扑回来。当贺子珍他们背包里塞满了报纸，又各自手里抱了一大捆报纸走出邮局时，敌人已经包围过来。红军战士一面开枪，抵挡敌人，一面向城门口撤退。
守城的敌军虽然比这个班红军多，但大都是怕死鬼，谁也不敢往上冲。这个班的战士很快来到城门口。
不料，刚一出城门，却同正往这里开来的一支敌军碰了个正对面。战士们不知道敌军的底细。不敢恋战，采取先发制人，向敌人一阵射击，夺路冲出城外，脱了险。
原来来的是刘士毅的侦察部队。他们正在附近寻找红四军，枪声把他们引到瑞金城来。这个班的红军战士虽然脱险了，但红四军的行踪却暴露给了敌人。敌人立刻抄小路，向驻扎在城外的红四军包抄过来，企图在瑞金城外消灭红四军。
红四军又面临一场新的激战。这一仗，打还是不打？前委的领导召开了紧急会议。
毛泽东说：“红四军下山后，接连几次失利，现在比较被动。这一仗如果要打，一定要打好、打胜，才能鼓舞士气。如果觉得不成熟，准备不足，不一定能打赢，那就先不打，撤出去。”
他说：“刘士毅那些兵的老底，我们都知道。去年红四军从湖南回师井冈山，路经遂川时，曾同他们较量过，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我们一定要打败他们，但是要选择一个有利的地形和时机。”
前委的同志都同意这个意见，决定在敌人的包围圈没有形成之前，马上跳出去，向大柏地方向转移。
紧急会议一开完，毛泽东马上走到贺子珍的跟前，说：“军委决定不打这一仗，立即撤到大柏地。我这就要去作部署，你身体不便，先走一步吧，不要等我了。”
贺子珍有些犹豫，毛泽东又催了一句：“你快走吧！”说完，转身匆匆地走了。
贺子珍不愿增加毛泽东的忧虑，把手枪往腰间一插，翻身上了马。由于情况来得突然，她来不及套上马鞍，用双腿紧紧夹住马肚子，向大柏地方向奔去。
正在城外运动的敌军，远远看见一匹马飞奔而过，知是有人突围，就喊叫起来。一股敌人撒开腿追过来，他们一面跑，一面喊，一面打枪。有两个敌人也上了马，追踪而来。
子弹嗖嗖地从贺子珍的耳边、身边飞过。她把头低低地贴在马背上，用双腿紧紧地夹住马肚，策马飞奔。
走出一段路，她听得后面的马蹄声越来越响，回头一看，两个骑马的敌人已经跟了上来。
贺子珍拔出了手枪，打开了保险，从左边转过身去，举起枪，瞄准，扣动扳机。
随着一声枪响，跑在前面的敌人从马背上栽了下去。
接着，她又从右边转过身去，反着手，瞄准后面的敌人放了一枪。这个敌人又滚下了马。
跟在后面跑的敌人惊慌了，不由得停住了脚步。贺子珍的马撒开蹄子跑出了老远，敌人再也追不上了。
贺子珍骑着马，一口气跑出了四十多里路，到达大柏地时，全身都湿透了。她看到，军部已经有人先期到达，在这里接应转移出来的同志。
第四卷 患难相随平安突围（2）
当天，红四军全部安全转移出来，当毛泽东跟着殿后的队伍来到大柏地时，看到贺子珍平安无事，打趣地说：“你没有死呀！”
贺子珍笑着回答：“死不了，可肚子真饿了。没吃饭就跑，路上一直没停过呢！”
大柏地在瑞金的北边，东西两边峰岭连绵，树木茂盛，中间是一片凹形的狭长地带，很
像一个口袋，只有一条石阶小路通往外面。这是一个打埋伏的天然好战场。毛泽东决定利用这里有利的地形，给刘士毅的军队一个歼灭性的打击。
红军队伍悄悄地在这里驻扎下来，以逸待劳地等待敌人。
这天是农历的大年三十。刘士毅的两个团果然钻到大柏地的口袋里来了。红四军早做好了准备，分别埋伏在东西两边的山顶上。
脱离根据地的流动作战是艰难的，国民党军轮番穷追，红军连战失利。1929年2月10日，毛泽东、朱德抓住国民党“追剿”军刘士毅部孤军冒进的机会，指挥取得大柏地战斗的胜利，改变了被动局面。图为毛泽东词《菩萨蛮·大柏地》和大柏地战斗旧址。为了打好这一仗，毛泽东亲自作了战前动员。全军上下不论男女老少，能扛枪的全都扛枪上阵。贺子珍和战友们一起，修筑了工事，严阵以待。毛泽东自己也背着一支枪，参加了战斗。
这场战斗进行了一天。最后红军战士高呼着“消灭刘士毅，杀敌贺新年”的口号，像猛虎下山，扑向刘士毅的阵地，全歼了敌人。
这是红四军下山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活捉了八百多敌人，缴获了八百多枝枪，战果辉煌。这次胜利，使红四军转危为安，从此扭转了下山以来的被动局面，打出了红四军的军威，为开辟赣南新的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红四军大获全胜，又适逢佳节，全军上下，喜气洋洋，大柏地的乡亲们，也欢天喜地，他们拿出准备过年的年货，慰劳红军。
胜利的喜悦使毛泽东心情豁然开朗。只有这时候，毛泽东才有闲暇陪着贺子珍在大柏地的山坡上散步。
两个人并肩而行，看着弹痕累累的山坡，不由得回忆起这一段紧张的战斗生活。毛泽东赞赏地对贺子珍说：
“我原来没想到，你是这样刚强和勇敢。”
贺子珍不好意思，谦虚地摇了摇头，淡淡地说：
“这没有什么，在那个时候，哪一个共产党员都会这样做的。”
第四卷 患难相随永别爱女
爱情的果实终于落下。19岁的贺子珍成为母亲。毛泽东很喜欢贺子珍生下的这个女孩子，说：“她倒会挑日子，找了一个好地方才出生呢！”一句话把贺子珍逗乐了。毛泽东对贺子珍说：“把孩子寄养出去，今天我们只能这样做。我们以后会回来的。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把她接到身边。”贺子珍隐忍着心中的巨大痛苦点点头。
1929年3月，转战到闽西的红四军解放了长汀县，接着回师赣南，在于都、兴国、宁都一
带，开辟了赣南革命根据地。
5月，红军又回到闽西。三次打开龙岩，歼灭了陈国辉的一个旅，在龙岩、上杭、永定、连城和长汀等地，建立起闽西革命根据地。
在红军第二次打开龙岩时，贺子珍分娩了，一个婴儿哇哇落地，生下的是一个女孩。
龙岩是福建省的一个中等县城，在龙川江的左岸，是闽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比较富裕，生意人比较多。红军入城后，在这里建立革命政权，组织工农赤卫队。这样，贺子珍就在县城住下休息。她自从跟随队伍离开井冈山后，连续作战，居无定所，能够在这样好的条件下分娩，这已经是出乎她的意料了。
毛泽东很喜欢这个女孩子，说：“她倒会挑日子，找了一个好地方才出生呢！”一句话把贺子珍逗乐了。
贺子珍太年轻了，过早地做母亲，并非她之所愿。但是，孩子生下后，看着那稚嫩的脸庞，一种怜惜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这大概就是母爱吧！
眼看着孩子一天天在变样，这种感情在她的心中更加强烈。她不由得想到，要是这个孩子能在她的怀里长大，那该有多好！
但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红军要行军打仗，无法带孩子，也不允许带孩子。这个女儿呆在她身边的日子是有限的，只要部队一开拔，她们就得分开。在那个年代，所有在红军中出生的孩子，不是送回老家，就是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等到以后环境好一些，再设法接回来。贺子珍的女儿当然也不能例外。
孩子生下后，毛泽东就托人为孩子找到一个可以寄托的人家，他对贺子珍说：
“把孩子寄养出去，今天我们只能这样做。我们以后会回来的。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把她接到身边。”
贺子珍隐忍着心中的巨大痛苦点点头，没有说什么。她是个刚强的人，不愿意让毛泽东为这些事情多操心。
红军这次打下龙岩，没停留几天，又主动撤出，为的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由于红军很快会打回来，毛泽东没让贺子珍跟着队伍走，把她们母女俩隐蔽在城外一家老百姓家里，为的是让贺子珍产后能多休息几天。
这样，贺子珍在龙岩一共休息了20天。
但是同孩子分别的一天总是要到来的。这一天，贺子珍用被子把婴儿裹好，自己把她抱到联系好的那户大嫂家里。她没有什么衣物给孩子留下，只把事先准备好的十五块银元，放到大嫂的手里，说：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麻烦你把孩子抚养大，日后我们会回来接她的。”
送走孩子以后，她心里有些难过，觉得周围零零落落，极其冷清，但她没有落泪。当时，她还有个乐观的想法，以为红军常在这一带活动，见面是不困难的。毛泽东回来后，见孩子不在了，问起这件事。贺子珍回答得很爽快：
“我送走了。”
毛泽东点了点头，拍了一下贺子珍的肩膀，没有说什么。
那时他们夫妻俩都认为，同女儿的分离也许是暂时的，不久又会见面。他们哪里想得到，那一次竟是同亲生女儿的永别。
1932年4月，红军再次打开龙岩，贺子珍回到这个县城。她忙着为军队筹粮筹款，也没忘记要去看望自己的女儿。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按照贺子珍的讲述，找到旧日寄养孩子的大嫂，打听孩子的下落。可是得到的答复是：孩子已经不在人世了。
乍一听到这个消息，贺子珍半天没有说出话来，愣愣地坐在那里。
她仅仅做了二十天的母亲，痛苦、愧疚和惆怅之情充满了她的心胸。她觉得对不起孩子，如果不是自己忙于革命，这个孩子能夭折吗？
毛泽民的爱人钱希均劝慰她说：
“不要太难过，为了革命，我们只能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
事实上，贺子珍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沉浸在儿女之情中。有多少工作等待着她去做呀，几千人的队伍的筹粮筹款工作，发动群众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这都是红军政治工作人员的任务。红军的政治工作人员不多，一个都要顶几个用。艰苦的环境，复杂的斗争，占去了她全部的精力，她无暇为女儿的事多伤感。她很快把这件事丢开了。
红四军创建了赣南和闽西的根据地，军队有了新的落脚地，生活安定了一点，不再过那样前无住所、后有追兵的日子。
但是，新的矛盾又发生了。
第四卷 患难相随精心陪护（1）
由于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毛泽东离开部队来到了上杭县的蛟洋。这时，病魔又向毛泽东袭来。在贺子珍精心陪护下，毛泽东恢复了健康。
红四军三打龙岩取胜后，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处于一个相当稳定的时期。此时，担任代理前委书记的陈毅主持召开了筹备红四军七大的前委扩大会。
当时，红四军内部在党的领导、政治思想工作、红军的任务等不少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解决这些问题，对28岁的陈毅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关于红四军党内的分歧，毛泽东在当时已把问题说得很清楚：“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明显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现时军部要不要的问题。”
要说明这个问题是怎样产生的，需要回顾一下红四军党的领导机构沿革的情况。
1927年4月，朱毛会师后，成立红四军时，毛泽东任军委书记。5月20日举行湘赣边界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成立湘赣特委。毛泽东当选为湘赣边特委书记，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担任。6月，恢复由湖南省委直接领导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
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10月，中央指定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朱德任军委书记。1928年11月，红四军召开第六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军委，朱德当选军委书记。陈毅改任红四军士兵委员会主席。这期间，军委在前委领导下做了不少的工作。
但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环境恶劣，军情紧急，遇事要开会商量，原来存在的前委和军委两个机构就显得有些重叠，不适于战争环境灵活机动地指挥作战。于是，前委会议讨论决定军委暂停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这样，朱德领导的军委就暂时停止了活动，当时大家并没有什么意见。
经过艰苦转战，红军向赣南、闽西的进军获得很大的成功。根据地扩大了，红军发展了，原来的前委既要负责军队，又要负责地方工作，十分繁忙。在这种情况下，前委又开会决定恢复组织军委。正好这时中央派来了曾在苏联学过军事的刘安恭，前委便让他担任了军委书记一职，同时兼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当时，大家对恢复军委和新任军委书记两决定都表示拥护。
可是，刘安恭上任后，机械地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在军委会上提出：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并作出相应的决定。很显然，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这就促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
5月底，在福建永定县湖雷村，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仍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
争论中，大家的意见没能达到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
6月8日，毛泽东在上杭县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除。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
会后，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根据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的要求，于6月14日给林彪写了回信，并送交前委。
这封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指出红四军还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