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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敏学抄起茶炉上一根烧得通红的火钳子，朝着那个动手动脚的兵痞的屁股就是一下子，烫得那个家伙鬼哭狼嚎，抱头鼠窜。贺子珍和贺怡把那几个醉鬼推出店门外，贺子珍心一横，把店铺的门板全上上，买卖不做了。
这一下不得了，捅了娄子，这些兵痞仗着权势，兴师动众，要捉拿贺子珍的父母问罪。多亏周围乡亲们出面调停，由他们家出一笔钱，才把这件事了结。可是从此以后，他们家的茶馆无法开下去了。
这件事给贺子珍很深的刺激。马刀队救不了穷人，那么什么人可以救穷人呢？
正在这时，一批外出到南昌等大城市求学的永新进步青年，把一些进步杂志邮寄回来。这些杂志有《向导》、《中国青年》、《红灯周刊》等，同时寄来的还有俄国的革命小说和《共产主义ABC》等政治书籍。
贺子珍读了这些书刊后，被共产主义学说深深地吸引了。她多么想知道更多关于共产主义的道理。听说永新有的青年要到南昌去求学，她顾不上什么“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主动找到他们，大胆地提出一个请求，把在南昌听到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新鲜事告诉家乡的朋友们。这些青年人答应了。
进步同学之间互相传阅这些书刊。贺子珍常常在一盏小油灯下，读到深夜。这些书刊开阔了她的眼界，在她的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共产主义的理想。她的心里像点燃了一盏明灯，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靠少数几个人的劫富济贫，消灭不了所有的地主土豪、贪官污吏。只有天下劳苦大众齐心协力才能推翻剥削制度，穷苦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大革命时代的欧阳洛。暑假到了，到省城读书的学生回到了永新。贺子珍找到了他们，听他们讲外面的情况，和他们交流学习心得。已经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欧阳洛，是永新县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个人。他详细地给大家讲了革命的形势，介绍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意义。贺子珍听得入了迷。
当时，贺子珍以为了解这些革命道理，共产主义社会马上就能实现。听完了欧阳洛的介绍，她按捺不住，挥着手，急切地说：
“从今以后，中国有希望了，穷苦的老百姓有希望了。我要做一个共产主义者！”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消息传到永新，革命左派为失去这位革命家而惋惜，更为革命的前途担心。永新县几个学校的左派学生，互相串联，决定第二天在龙家祠门前举行一次孙中山追悼会，表达他们对这位革命前辈的敬仰，同时也是一次对左派力量的检阅。贺子珍所在班里的左派学生，决定参加这个集会。
第一卷 “永新一枝花”走上革命路（2）
第二天，她们身穿白色的素服，正在学校集合，准备出发。这时，一个女教士赶来，声色俱厉地说：“学生的本分是读书，谁让你们参加什么会？不许去，一律不准请假！”她站在学校的门前，用她那肥胖的身子堵住了学生的去路。
贺子珍看到传教士这副样子，从队列中走出来，浓眉紧蹙，双眼怒视着，质问道：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人民爱戴的领袖，是民国的总理。他逝世了，难道我们中国人都不能开个追悼会来悼念他吗？”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爱自己的中国，我们追悼孙总理，难道有错吗？我们一定要去参加追悼会！”
说罢，她一摆手，同学们一齐拥向门口。女教士看看阻拦不住，只得闪到一边，眼睁睁地看着她们走了。
她们列队来到龙家祠，在龙家祠的广场上，已经有许多学生了。贺子珍同他们一交谈，才知道他们也是冲破学校的阻挠，才参加大会的。
追悼会开得庄严肃穆，很多学校的学生的代表讲了话，表示要继承孙中山的遗愿，把革命进行下去。
第二天，贺子珍和同学们来到学校，女教士铁青着脸在等她们了。她把参加追悼会的同学，统统叫到前边来，命令她们跪下，向上帝认罪。她厉声威胁着：
“哪个不请求主的宽恕，就开除谁！”
看到左派学生要作难了，班上一些右派学生撇着嘴，得意地发出嗤嗤的笑声。
左派同学早有思想准备，没有一个人跪下。
贺子珍说话了，声音不高，却很有力量：“我们没有罪；爱国没有罪，我们用不着请求谁的宽恕。”
说罢，她带头把写着“爱国英雄”的木牌挂封胸前。同学们也把做好的木牌挂到胸前。她们又转过身来，面对着全班同学，昂然地站立着，让所有同学都看到“爱国英雄”这四个光灿灿的大字。
班上的同学吃了一惊，女教士也愣住了。宽大的教室一片寂静。女教士完全没有料到这批女娃娃竟然如此有心计，显然是事前准备好的。她看惩罚进行不下去，事情只好就此作罢。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贺子珍和左派学生经常挂着这块牌子去上学，不仅在学校里挂，上学的路上也挂。她们故意招摇过市，用这种方法宣传革命，让县里的人们都看到她们向往革命的决心。
学校的这场风波刚平，家里的风波又发生了。
原来，不仅贺子珍，她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在学校里都没有“安安分分”读书，也都去闹学潮搞斗争。贺敏学因此被学校开除。
这个消息传到一向安分守己的父母亲的耳朵里，可把贺焕文夫妇吓坏了。一气之下，贺焕文把他们三兄妹反锁在楼上，不许出去。
然而，一把锁怎么锁得住他们向往革命的心呢？贺敏学首先从屋顶的天窗爬了出去，接着，贺子珍和妹妹也逃了出来。
这时，贺子珍下了决心要干革命了。不论父母亲来硬的还是来软的，拿棍棒也好，流眼泪也好，都不能使她回头了。她对父母亲说：
“我已经选择好自己要走的路了，就是要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去奋斗，你们再说也没有用了。”
她那时还没有参加共产党，但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同党联系在一起了。她当然知道，按照父母亲为她安排的路去走，读几年书后，拿着毕业文凭，找个有钱人家出嫁，当个贵夫人，生活会平静舒适得多。而她自己选择的道路，连她一时也说不清会有多么的坎坷不平。可是，她甘愿走这条艰苦的路。她这个决心已经下定，就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去。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到了1926年的春天。
贺子珍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春天，是一个特别美丽的春天。
这时，永新县的第一批共产党员欧阳洛、刘珍、王怀等，奉党的命令，回到永新建团、建党。他们一致同意，首先吸收贺子珍这个热心革命的姑娘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她是他们家三兄妹中最早参加革命组织的一个。
参加了共青团的贺子珍，已经转到另一所学校读书。她把学校作为活动的舞台，积极开展学生运动，宣传革命的意义，那时候，她能够收集到的进步书刊数量很有限，有的还是从别的学校借来的，怎么能把这些书刊都介绍给学校的同学呢？ 贺子珍为这件事想了很多招。经过一番努力，在她和积极分子的周围，团结了一批进步的同学。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各地共产党组织和进步群众动员起来，为北伐军进军做准备，大革命的浪潮进一步高涨。
贺子珍就是在这个革命高潮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
入党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永新党组织开办的政治夜校。永新的党组织认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首先要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共产党员，让他们懂得巩固国共合作的重要，自觉地拥护和支援北伐战争。入党比较早的欧阳洛、刘珍等，轮流给大家讲课。政治夜校是男女合校的，既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参加，又有一些拥护大革命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来听课。这是永新第一个男女合校的学校。夜校一共办了几个。
这时，贺子珍更忙碌了。她白天在修水女学上学，晚上到政治夜校听课，还要抽时间做同学的工作。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她的妹妹贺怡，总像影子一样跟着她。姐姐到哪里，她就跟到那里；姐姐做什么工作，她总是最得力的助手。贺子珍每天老晚才回家，她也从来没有早过。
第一卷 “永新一枝花”走上革命路（3）
两个闺女整天不着家，越来越引起贺焕文夫妇俩的担心：她们是不是投奔革命去了？当革命党可是要杀头的呀！
这天晚上，贺焕文夫妇一直在灯光下等着两个女儿归来。他们决定同女儿摊牌了。当姊妹俩有说有笑地推开家门的时候，迎面见到双亲端坐在堂屋，板着面孔。父亲劈头就问：
“你们又疯到哪里去了？ 这么晚才回家！”
平时最柔顺的妈妈这时也拉下了脸：“一个女孩子家，整天在外面疯疯癫癫，东奔西跑，也不怕别人说闲话！”
贺怡性格泼辣，心直口快，一句话就把做父母的顶回去：“我们又没干见不得人的事，怕什么说闲话，谁愿意说什么就说去！”
贺子珍则慢声细语地讲道理：“妈，您知道，我们做的都是正经事，要打倒土豪军阀……”
贺子珍的话还没说完，父亲就厉声说：“这就更糟糕！造反是要杀头的， 连我们这两条老命都要搭上！你们还要这个家不要？”
母亲赌气地说：“你们要再这样下去，趁早出嫁算了。”
老人把他们最后一招也拿出来了。
贺子珍感到，整天不着家，也该跟父母好好说一说了。她和妹妹坐到父母旁边，耐心地同他们讲起国民革命的重要来。土豪军阀欺压百姓，还用得着贺子珍多说？ 他们见到的、听到的比贺子珍了解来的多得多；他们自己不也是身受其害吗？从这点上说，他们也赞成革命、同情革命。他们顾虑的是：革命能成功吗？ 这些军阀、土豪能打倒吗？ 万一打不倒，家里反受其害。
贺子珍动情地说：“国民革命是一定会成功的！ 你们看，就我们县里，有多少人都行动起来了，全国也是这样，只要全国老百姓人人心齐，土豪军阀还有打不倒的？到那时候，我们就要过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好日子啦！”
贺子珍说得那么肯定、那么自信。是啊，当时革命形势是那样蓬勃，势不可挡，她哪里想得到以后会有失败和挫折呢？ 她给父母亲所描绘的未来，也就是她梦寐以求的理想；她以为经过北伐以后，中国老百姓就可以过上幸福生活了。
她是父母亲最宠爱的女儿，她的为人父母心里是有数的，她的话在父母心目中是有分量的。贺子珍今天把她能言善辩的特长发挥来了，直把父母亲说得连连点头。
贺子珍又进一步说：“支援国民革命，人人都有份，你们也应该想想，拿什么行动来支持革命。”
父母亲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了。
不久，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也参加了革命活动。兄妹三人回到家里，都要给父母亲讲讲国民革命军已经挺进到哪里，有什么好消息。
迎接国民革命军的活动，在永新党组织的领导下正在加紧进行。
第一卷 “永新一枝花”初次当“官”（1）
贺子珍虽然年轻幼嫩，一下子当了两个“官”，只觉得身上的担子沉甸甸的。她做的第一件事是，剪掉自己那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成为永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926年7月的一天，贺子珍三兄妹参加了永新县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会议讨论怎样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推动永新县革命形势的发展。
会议决定，派欧阳洛、王怀等人到湖南迎接北伐军，其他党员分头到东乡、西乡、南乡等地发动群众，在工人、农民中宣传北伐的意义，并建立党的组织。
贺子珍被留在县城，进行迎接北伐军的宣传工作。她带领一伙女孩子在大街小巷粉刷标语。
很快，永新县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标语：“打倒军阀！”“消灭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拥护新三民主义！””欢迎北伐军来永新！”……到处充满了一派革命的气氛。
这时，盘踞在永新的军阀陈修觉害怕北伐军来了。他自知在永新作恶太多，绝不会有好结果，就趁国民革命军没有到来之机，向县里的商会、士绅勒索了两万块大洋，逃到吉安去了。商会的老财们哪里愿意自己掏腰包，他们马上向全县群众强行摊派，要从人民身上刮回这笔钱来。
老百姓对此议论纷纷，县里的共产党组织坚决反对这种摊派。他们领导群众闹风潮、打商会，进行抵制。
贺子珍与学生委员会的同志一起，组织了一个反征派的群众大会，有几百名工人、农民和学生参加。在这个会上．各界的左派力量都上台讲话，贺子珍也讲了话。
她说： “我们打倒一切祸国殃民的军阀，欢迎国民革命军到永新，光复永新。商会过去同陈修觉一个鼻孔出气，帮他欺压老百姓。他们送钱给大军阀陈修觉，帮助他逃跑，还要全县人民分摊这笔钱，岂有此理，我们能答应吗？”
全场群众发出了怒吼：“我们不答应！”
会后，群众又举行了反征派的示威游行，贺子珍走在队伍的前面。一路上，许多群众自动参加了游行的行列，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他们来到商会的门前，包围了商会，高呼口号，抗议摊派，声震县城。
商会的财主们又惊又怕，但他们拼命进行反抗，让团丁把枪扛出来，装上子弹，对着示威的群众瞄准，以武装进行威胁。
群众更加愤怒了，下乡发动群众的共产党员贺敏学等正好回到县城，目睹这一切，立即领导群众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知是谁喊了一句：“缴掉商会的枪！”群众立即像潮水一样拥进商会，徒手同团丁搏斗起来。
贺子珍虽是个女孩子，但她一点也不害怕，也跟着冲进了商会，参加了缴枪的活动。
商会团丁的三十枝枪全部被群众缴掉，摊派活动被迫停止了。财主们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又没有其他办法。这是永新县的左派第一次显示了革命的威力，也是永新县的人民，第一次尝到革命的甜头。他们还没有见到北伐军，就已经为国民革命军的入城打下了群众基础。
贺子珍第一次经受了革命风雨的锻炼。
8月，国民革命军一部到达湖南茶陵，欧阳洛等人赶到茶陵，同北伐军接上头，请北伐军开进永新。9月份，北伐军从茶陵经莲花来到永新。
北伐军来的那天，永新热闹极了。革命军穿着一身灰布军衣，队列整齐，威武雄壮地开进城来。全城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出来迎接，真是万人空巷，他们争着要看看革命军的军威。
贺子珍一夜没有睡，和同学们赶制了一把把彩色小旗，发给欢迎的队伍。她自己也是站在欢迎的行列里，手里拿着一面小旗，不断地摇晃着，领着群众高呼口号。
在欢迎的人群里，有贺子珍的父母。他们举着小旗，带着弟弟妹妹，兴奋得热泪盈眶。
北伐军开进永新的第二天，在校场坪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正式宣告永新光复。永新县还成立了以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为领导的民主政权；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永新县党部和永新县行政临时委员会等领导机关。
党组织派贺子珍加入国民党，以跨党分子的身份参加了县党部的领导工作。她是县党部的委员。担任妇女部部长和共青团县委副书记的职务。这是永新县第一任的妇女部长。
那一年，她才17岁。
贺子珍热情很高，但年轻幼稚，一下子当了两个“官”，只觉得身上的担子很沉很重，对如何开展工作，心里没有底。她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剪辫子。
她刚到县党部任职时，仍继续在学校念书，既要学习，又要工作，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她从上学时起，就留了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黑油油的，谁见了都夸她头发好。她也很爱这条美丽的辫子，闲来无事，或者看书，或者谈天，都爱轻轻抚弄它。可是现在，她觉得那条辫子特碍事，每天都得花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