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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毙不得，赶快把他带到我这儿来。”
毛泽东亲自询问了那个自卫军战士。他一听是袁文才队伍的人，马上把捆绑他的绳子解下来，说：
“我们是一家人哟！ 我们这次来，正要找你们。你回去报告袁文才，就说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到井冈山来是同你们一起搞革命的。”
毛泽东把那个战士让到凳子上坐下，接着说，“我们正奇怪呢，为什么头天贴的标语，到第二天早上都没有了？ 莫不是山上的共产党拿去研究了？ 我们说，他们拿去有好处，这样我们就相互了解了。”
原来毛泽东也正派人寻找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他把那个自卫军战士送走后，马上派人到茅坪同袁文才、王佐联系，双方很快决定派出代表进行谈判。
第一次谈判主要是革命军代表介绍毛泽东领导的这支队伍是革命的队伍，到井冈山来是同这里的革命武装一起搞革命的。革命军代表主动提出，为了支援袁文才、王佐的革命武装，打算送给他们一部分枪支，同时希望袁文才为革命军安置一批伤病员，解决军粮和队伍的驻扎问题。袁文才、王佐的代表则主要了解这支军队来砻市的意图及对自卫军的态度。
第二卷 井冈之恋毛泽东上井冈山（3）
第一次谈判以后，袁文才知道了这是党中央委员毛泽东领导的队伍，非常高兴。他在大革命时，就听到过毛泽东的名字。这时，永新的共产党员又给他介绍说，毛委员在湖南搞农民运动搞得很红火，还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登在刊物上。袁文才听了，对毛委员很敬佩。
王佐虽然对毛泽东没有多少了解，但他很相信袁文才，看到袁文才这样欢迎革命军，他
也表示赞同。
第二次谈判时，革命军代表把送给袁文才、王佐的一百多枝枪带来了。袁文才也吩咐自卫军到老百姓家里买粮、买菜，同时请砻市的店家开店营业。他让传话给店家老板，毛委员的队伍要买什么，先赊上账，由自卫军来还。自卫军又把从老百姓那里买来的米和盐，送到革命军那里，并帮助他们弄来铁锅，生火做饭。
经过两次谈判，袁文才、王佐决定请毛泽东上山，共商大计，并约定会见的地点在步云山那座像庙宇一样大的房子里。
那天，永新、莲花、遂川的党员和袁文才，王佐一早就来到步云山迎接毛泽东。贺子珍打摆子还没有完全好，也跟去了。毛泽东只带了五六个革命军主要领导干部朝步云山走来。他们穿的衣服很不整齐，有穿国民党军服的，有穿中山服的，但每人的脖子上都结着一条一寸多宽的红领带，这是识别带。因为革命军没有统一的军服，结上这根领带，可以比较容易与老百姓区别开来。
参加秋收起义部队人员合影
毛泽东穿的是一身灰布中山服，也很破旧了，他同大家一样，脖子上系了一条红色识别带。毛泽东个头很高，十分消瘦，颧骨都突出来了。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比较长，但并没有拖到肩上。皮肤晒得很黑，神色上还留有经过激战后没有恢复的疲劳，但是一双眼睛很有神，显示出他的睿智、温和与毅力。他的脚走起来有点不得劲，那是因为长途行军磨伤脚，化脓了。
几个人沿一条山间小路排着单行朝山上走，毛泽东走在最前面。他看到山上迎候他的人群，快步走了过去，首先同袁文才、王佐握手。然后，转过身来，把同他一起上山的战友，逐个介绍给袁文才和王佐。袁文才和王佐也把山上的同志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同见面的每一个人握手问好。
第二卷 井冈之恋毛泽东上井冈山（4）
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贺子珍，顿生疑团，怎么井冈山上还有年轻女子呢？袁文才释疑，毛泽东爽朗地笑起来，说：“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呢！”毛泽东握住贺子珍的手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当袁文才领着毛泽东来到贺子珍面前时，毛泽东有些惊讶。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一个年轻姑娘。袁文才介绍说：
“她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
毛泽东的疑团顿释，爽朗地笑起来，说：“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呢！”
毛泽东握住贺子珍的手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接着，大家坐下来商谈事情。
从毛泽东的介绍中，贺子珍才知道，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为什么带着队伍不去别的地方，却来到井冈山，原来是王新亚起的作用。
王新亚离开永新后，带着安福的农民自卫军活动到湖南浏阳一带，在那里同毛泽东会合了。他向毛泽东介绍了大革命时期井冈山附近的永新、宁冈、安福、莲花等几个县革命斗争的情况，讲了几个党组织的力量和工农自卫军发展的规模，永新暴动的结果，以及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自卫军至今仍在井冈山坚持斗争的情况。
王新亚还介绍了井冈山在罗霄山脉中段的地理条件。这一切都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后来，王新亚率领的安福农民自卫军同安源的矿工组成了起义的第二团，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起义失利，第二团被打散，王新亚牺牲了。秋收起义的余部向何处去？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毛泽东觉得，王新亚讲述过的井冈山，从党的力量、群众的基础到地理条件，都是革命军落脚的理想地方。于是带着起义队伍的余部，向井冈山方向前进，途中，队伍经过三湾时，对队伍进行了整顿和改编，打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的番号，向砻市开来。
交谈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袁文才、王佐的自卫军，在革命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革命，为党保存了一支革命武装。他提出，“以后革命军要同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协同作战，共同在井冈山立住脚跟。”
这一次商谈，气氛融洽。双方都没有什么保留和顾虑。袁文才和王佐都很高兴。袁文才早就盼望能同上级党取得联系，为革命做点工作，因此，在这次会上，他当场表示，欢迎毛委员的队伍上井冈山领导他们干革命，安置伤病员和队伍驻扎的问题，他都答应安排。他知道毛委员的队伍需要用钱，事先把埋在地下的银元挖了出来，约有一千块，装了十二个竹筒，带到步云山来。在这次会面中，袁文才亲自把银元交给毛泽东。
这次会面后，贺子珍同袁文才一起回到茅坪。袁文才原是个沉默寡言、感情不外露的人，这天回到家里后，异常兴奋，话也多起来。他用客家话给妻子谢梅香讲述了这次会面的情形，一面讲一面笑。接着，他又对贺子珍说：“我看革命高潮要来了，有了毛委员的领导，我们今后可以有很多的事干了。”
贺子珍和谢梅香受他的情绪感染，也很高兴，大家兴奋地议论将要到来的革命高潮会是个什么样子。
自从毛泽东率领队伍来到井冈山以后，井冈山变样了，沸腾了！
革命军第一团的伤病员首先上山。开始时，还没有红军医院，袁文才和王佐把伤病员分散安置在老百姓家里。
第一团的官兵并没有立即上山。他们先开到莲花、湖南的攸县和茶陵去打土豪和筹款。毛泽东因为脚伤，没有随部队出发，留在茅坪养伤了。脚伤痊愈以后，也才下山追赶部队。
在养脚伤的这段日子。毛泽东充分利用这个机会，熟悉这里的地形、环境和人员的情况。他同袁文才、王佐亲密切交往，经常同他们促膝倾谈，对他们的身世、为人和思想，了解得比较透彻。
毛泽东还与在井冈山上避难的永新的共产党员刘珍、王怀、贺敏学等人多次详谈，了解永新党建立的经过和斗争的情况。连生病刚愈的贺子珍，他也找过几次，听取她对怎样开展井冈山地区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还由袁文才、王佐和永新党的同志陪同，察看了井冈山的山势地形。
毛泽东开始住在步云山。步云山离茅坪不远，步行半小时就到了。
袁文才同毛泽东熟悉以后，非常敬佩他，觉得毛泽东住得离自己太远了，商谈工作不方便，主动请毛委员住到茅坪来。永新和莲花的共产党员，原来住在茅坪的八角楼，为了迎接毛泽东到茅坪居住，他们把房子腾了出来。后来毛泽东在八角楼住的那间房子，就是原先贺敏学住过的。
毛泽东旧居——宁冈茅坪的八角楼八角楼离袁文才的家只有几步之遥，毛泽东出出进进，晚上到茅坪河边散步，或者坐在枫树旁边找人谈话，经常要经过袁文才的家。那时贺子珍疟疾初愈，身子虚弱，有时坐在袁文才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经过，见到了，都要走过来，同她讲几句话，问她身体恢复得怎样，态度非常和蔼亲切。有时候，毛泽东不忙，就坐下来，同贺子珍聊天。
有一次，毛泽东对贺子珍说：“井冈山的地理环境好得很。可以讲，现在我们搞革命有了落脚点，井冈山就是我们的落脚点。这里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回旋余地大得很哩！”
第二卷 井冈之恋初见贺子珍（2）
贺子珍告诉他，井冈山附近几个县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的组织，群众发动比较深入广泛。
毛泽东听了贺子珍的介绍，满意地说：
“井冈山这几个县都是好的，你们永新更好。永新的地理条件很重要，党的组织和群众
基础也比较好。你们永新的同志应该回永新去，重新建立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
贺子珍还同毛泽东谈起了袁文才和王佐，毛泽东兴奋而肯定地说：“袁文才是个好同志，是要革命的；他领导的队伍，是革命的队伍。王佐也是好的，要革命的；他领导的队伍，也是革命的队伍嘛！”
的确，毛泽东上山以后，王佐参加革命的思想稳定了，一条心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半年后，1928年上半年，红军第二次去湘南作战前，王佐在茅坪的一个庙里入了党。他入党后，非常高兴，逢人就爱说：“我现在也成了挂牌子。”意思是自己也是党员了。
对王佐的入党，毛泽东也很高兴。有一次他对王佐说：“我们现在更加是同志了。”
以后，毛泽东把袁文才、王佐的队伍改编为红二团，团长是袁文才，副团长是王佐，团党委书记是贺敏学，党代表是何长工。党代表与后来的政委一样，要服从党委集体领导，但行政上团党委书记要服从党代表领导。当时为了搞好团结，多安排几个职务。
几十年后，贺子珍回忆起袁文才、王佐的死，还是那样愤愤不平：
“1930年，袁文才被错杀，王佐不幸牺牲。事后，毛泽东听到这消息，心里很难过，多次批评这种错误的做法。他说：‘不应该把他们当土匪对待，不应该这样对待这两位同志，他们都是要革命的。”
贺子珍还说：“有的人把袁文才这种深沉寡言的性格描绘成奸诈、诡秘，这是不对的。我同他们的接触较多，了解他的为人。他自己一生的行动都表明，他是热爱革命、忠于党的。他对毛委员和他率领的革命军上井冈山是真心欢迎的，对党的领导真心拥护，对革命没有两条心。袁文才很听毛泽东的话，他公开对很多人说过：‘我就听毛委员的。’
“当然，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主要的成员都是农民。他们身上带有浓厚的农民意识和散漫作风。特别是在大革命以前，他们还没有改编为农民自卫军，确实都是绿林好汉。因此，在他们身上，保留了较多的不讲原则、只重个人义气的侠客思想，这都是需要进行教育和帮助的。”
1927年10月3日，起义部队到达江西宁冈县古城。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图为会议旧址：联奎书院。1927年10月，革命军到达江西宁冈县古城。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问题。11月，革命军第一团上了井冈山。上山的那天，革命军以一面红旗为前导，列队来到步云山。事前，革命军送给自卫军的枪支，袁文才和王佐都分给士兵了，还转送了一部分给山上的老百姓。山上的群众为了自卫，许多人家里都有枪，也会打枪。战士和群众拿到了新枪，那个高兴劲没法说了。
所以，工农革命军上山，袁文才、王佐的队伍都出来迎接，老百姓也自动出来欢迎，情绪异常热烈，这是井冈山上从来没有过的新气象。
大部队上山以后，在毛泽东的安排下，一团的政治工作人员开始对袁文才、王佐的队伍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他们在老百姓的家里，办起了训练班，把袁文才、王佐这两支队伍中带兵的人请了来，轮流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
当时每个训练班二三十人，一个月学习几次，每次一两个钟头。一团的政工干部轮流给训练班讲课，毛泽东有时也亲自去讲课。一团的军事干部还帮助袁文才、王佐的队伍练兵，地点就在步云山。毛泽东曾派出政工干部到这两支队伍中去做政治工作，加强队伍中的政治思想指导。
毛泽东最早亲自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在井冈山时期，针对部分战士中的一些不良思想倾向，从正面进行教育而提出来的。
革命军党组织对袁文才、王佐队伍进行的政治教育工作，对于提高全体官兵的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袁文才对党的革命原则的认识，有了提高。他手下有两个下级军官，对红军的做法有抵触，还留恋过去自由散漫的一套，经常违反纪律，打着袁文才的旗号，下山“吊洋”搞钱。
袁文才起先想用感情打动他们，一次又一次耐心地劝说，没有效果。最后，他看到不对这件事作出处理，会影响革命军队的威望，毅然抛开私人感情，把他们逮捕，交给红军党组织处理。这件事说明，袁文才的思想觉悟有了提高。
党的领导的加强，革命军队伍的扩大，给井冈山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不仅是袁文才、王佐感到生活变了，充实了，所有在井冈山上的共产党员、战士以至老百姓，都感到有了希望，有了奔头。
在这种形势下，贺子珍也开始了一种新的战斗的生活。
她是永新县临时县委委员，出席了党所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参与了当时党的许多重要决策。她斗争经验虽然不多，但总还是经历过一些斗争；加上年轻，心里有什么想法，总想往外说，常常在一些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
第二卷 井冈之恋初见贺子珍（3）
参加会议的同志，包括毛泽东在内，总是仔细地倾听她的意见，有时还赞许地点点头，或者补充，完善她的看法。这使贺子珍受到很大的鼓舞。
从此之后，她更努力思索问题，研究问题，力求提出一些有见地的意见来。
接着，毛泽东在宁冈的象山庵召开了永新、宁冈、莲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贺子珍
也参加了。
会上，毛泽东要求永新的共产党员回永新去，恢复那里的党组织，创建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还指定刘珍为永新县委书记。
中共第一任永新县委书记刘珍会后，刘珍、王怀、刘作述等人，到三湾组织新的县委，贺敏学等人，在打开宁冈的新城后，接受毛泽东赠给的七枝枪，回永新重新组织工农赤卫队。
他们把先前埋在地下的枪支挖出来，发现其中一部分已经锈坏，便带上还能使用的枪支，上了九陇山。他们找到遣散回去的自卫军战士和隐藏起来的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组织的活动。然后通过他们，吸收新的自卫军战士，逐步建立起革命的武装。从此，九陇山成为永新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贺子珍由于疟疾不时发作，没有随永新的共产党员一起回去，她被留了下来。在这一段时期，她没有实际的职务，有什么工作需要去做，她就主动去做，从不挑肥拣瘦。
当时，在革命队伍里做工作，无所谓任命，也没有那么多等级，有什么工作需要干，大家就去干。再大的干部，工作需要，也可以去做普通战士的工作。红军上山时，带来一部分伤病员，贺子珍一有空就去帮助部队的卫生员照顾他们；部队经常要下山打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