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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发展史时，这其中的真相开始不断显露出来。
《生活》的成功依赖于电影的观念，它抛弃了杂志用文字讲述世界的方式，而选择了用形象描述世界，因此《生活》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本准意义上的“电子杂志”。彼得·德鲁克这样评价这一点：“200年后，有可能出现另一种描述历史的方式‘从鲁斯的《生活》到……’因为鲁斯的《生活》杂志不仅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个，也是新品种的第一个。”
德鲁克在做出如此评价的同时，也表明了这样一层意思：伴随着电子媒体的成熟，《生活》必将被取代。因为诸如《Time》这样以文字为主的杂志，在文字中隐藏了更多可供思考的空间。而《生活》则缺乏这样的思考空间，它更多的是提供直接的视觉刺激，这一点正是后来的电视与网络的特性。所以，《生活》是文字杂志与电视与网络之间的过渡产品。它从一开始已经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尴尬的境地。所以，尽管它在前期收到了巨大的成功。但一旦当电视普及，《生活》便开始了危机。因为更直接与连续的画面，冲击了摄影图片的魅力。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生活》在1972年停刊已经说明了它在电视时代的不合时宜。你当然可以反驳道，像《国家地哩》这样的图片杂志不是依然生气勃勃地存在下去吗？但事实是，《国家地理》是一本针对性极强的杂志，而《生活》则是一奉更类似新闻图片摄影的杂志。对于新闻画面的处理，人们当然更有理由选择ABC或者日后的CNN。穆勒把1978年《生活》的复刊理解成“更多处于怀旧而非经营的目的”，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在此之后20年间，尽管《生活》并无亏损，但始终缺乏清晰的定位，而在这20年间电视与网络等电子媒体得到了空前发展。《生活》面对这样的挑战，显然已经缺乏生气。而穆勒所说的“出于怀旧”复刊的目的，则无意中暴露了《生活》再次停刊的另一条重要原因。1978年的作为传统媒体的时代集团似乎还有怀旧的心情，他们正像鲁斯所坚持的“一本杂志就是一个生命”一样，对于其经营的产品深具感情。而《生活》所采取的用照相机记录历史的方式，也决定了这本杂志的性质是怀旧的。正如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写道的：“照片能使人们在想像中拥有缥缈的过去……匮影是挽歌式的艺术，是衰老的艺术。”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这20年以来，《生活》杂志把生气勃勃地目击世界的任务转交给了电视，而不自觉地陷入了怀旧之中。但是，怀旧却是这个网珞时代所无法容忍的一种品质。互联网强调的速度，是以忽略历史感为前提的，而如果缺乏了历史感，怀旧便不可能存在。
旧日的“生活”结束了？（2）
对于进入AOL时代的时代华纳集团来讲，它似乎已经无法容忍一本这样的杂志了。他们需要把金钱投入到更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项目中，比如即将创刊的epany。当然，在自以为是地分析了这么长之后，我可能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我像历史上不断涌现出的软弱的伤感主义者一样，把一桩简单的事件，夸张成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可能，《生活》的停刊，仅仅是一件无需宣扬的商业事件，它与我们的生活无关。而Intemet也并未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可怕的转变，而旧媒体也并未消亡，《Time》不是正要出另一个版本吗？我突然意识到，对于整桩事件惟一应该感到痛苦的只应该是亨利·鲁斯三世，因为那是他爸的杂志。但说不定，亨利·鲁斯三世也没我表现得这么大惊小怪。
抒情的陷阱（1）
心灵的枯燥掩盖在感情洋溢的风格背后。
——卡夫卡
很长时间以来，我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的阴影中。诗歌的断片、音乐的断片还有他人回忆的断片，经常让我陷入对80年代大学校园的无限冥想之中。“那是个白衣飘飘的年代。”80年代的过来人这样无限地感慨道。对于诗歌的热爱、对于艺术的热爱、对于理想的执着、对于世界的广泛热情、对于爱情与酒的激情……这些提炼出的80年代精髓曾经让90年代后期进人大学的我们神往不已。我们在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与《北大往事》的陪伴下，不断地试图在幻想中重温那个年代……
毕业这一年，在我重新检讨大学生活时，开始隐隐地感觉到对于80年代的一厢情愿的向往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让我混淆了激情与矫情、无知与单纯、激情与偏狭之间的界线。紧接着，我在社会上不断遭遇到的80年代毕业生的顾影自怜、滥情与狭隘让最初的隐隐之感逐渐鲜明起来。让人愈来愈无法容忍的是，这些已近中年的人，不断对当下环境进行着无休止的批判，他们不断地通过回忆隐藏到历史的空间之中，并不断地愤怒与哭泣。
当我在阅读米兰·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时，无意中捕捉到的卡夫卡评价狄更斯的一句话“心灵的枯燥掩盖在感情洋溢的风格背后”时，我的感觉终于在瞬间变得清晰起来。昆德拉在引用了这句话之后继续写道：“对‘感情化的这种批评’所针对的不仅是狄更斯，而且也是广泛指向浪漫主义，指向它的继承人们……并且，它指向崇尚心灵的神圣教会……”
80年代是一个感情化的年代，校园里与大街上充斥了各式各样的抒情诗人。这也是那一代人最引以为傲的一点。他们在回忆中不断地强调着，他们如何将生活浪漫化、激情化、诗歌化，他们在泪水与笑中歌唱。
但是在重新检点80年代的诗作时，我们发现了可怕的苍白。除了极少数的精品外，滥情作品构成了主流。在那个年代，诗歌被当成了一种通向名声、爱情与自我怜悯的最直接手段。（在此，我无意否定青年人将诗歌视作抒发情感的行为，我所否定的只是，这些当年的青年在多年之后依旧沉溺于此的状态。）
当然，我需要将时间推回至20年前的中国社会。那是人们情感极度荒芜的年代，连《班主任》与《伤痕》这样的蹩脚小说也可以走红的年代。这样的小说其实也为80年代的精神生活定下了某种基调——情感大于理智。如果我们看得再远一点，这种情感型的诉求也正是中国文化核心所在。中国文人的一切文化表现莫不在于对情、对景、对物的无原则抒情。而在50年代之后，抒情被推向了极致，并深深地刻人了中国人思维的DNA之中。也就是说，在面对一种事物说，我们已经忘记了用理智来分析，而习惯性地用情感进行抒发。而80年代不过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延续，只不过是青年们寻找到一件看起来更光鲜的武器——诗歌。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年轻的面孔在诗歌中呐喊，哭泣，精神失常……这些看起来惊天动地的行为背后的驱动因素是如此简单——自怜与爱情，或者渴望成名。
尽管80年代并非只有诗歌，但80年代一切让今天的人们无比怀念的情感都带有一位业余的情感诗人所必有的素质——抒情乃至煽情。就像我在文章最初提到的，80年代的标志性符号让今天的我们唏嘘不已。不管是罗大佑、崔健，或者《山坳中的中国》与《河殇》，还是胸前配带校徽的满口民族未来的青年才俊们，他们给人的印象都是激情大于理性。他们很容易让人陷入暂时性的晕眩状态之中，在其中我们忘记了如何认真地思考。
我并非在否定激情，我所努力在强调的是，仅有激情是不够的，甚至是危险的。在如此不满地对80年代完成片断式的叙述之后，我终于搞清楚自己到底要表达怎样的观点。我所坚持的是：作为具有成熟思考能力的人，我们必须对复杂的世界具有更全面的了解，我们必须努力让我们眼前的事物清晰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富建设性的意见。而80年代所代表的气质与这种愿望有着清晰的裂痕，对于情感的过分强调往往会掩盖事实的真相。在一种过度的抒情之中，世界变得更加模糊，局部遮住了整体。
抒情的陷阱（2）
我并非否认情感的重要性。我想再次声明的是，80年代与其一脉相传的中国文人式情感与博大的情感之间的区别。前者是一种绝对的以个人喜好为中心的，它带有强烈的偏狭色彩；而后者更多的是一种悲悯情怀，它覆盖着更广阔的范围。
那么，我用卡夫卡评价狄更斯的这句话来形容80年代是有其恰当之处了。而80年代青年在今天的表现又不断做着验证与补充。这是前所未有的号称“怀旧”的一代人。在他们成长的历程中，除了几百年前的只言片语外，他们对于现代西方世界缺乏基本的了解。而文人式的情怀，让他们对于现代技术与商业规则心生厌恶。那么，在这个全球化与互联网成为主宰的时候，当他们真正与世界体系进行接轨时，他们表现出了强烈的不适应。所以，他们高举着“怀旧”乃至“人文精神”这样的旗帜。
显然，首先他们误读了“人文精神”，他们将一种软弱自怜与敢于哭泣叫喊的勇气视作人文精神，将自己的无能视作一种不合时宜的高风亮节。在高晓松的纪念集的文案上，这位80年代末的代表人物不断重复着“流泪”、“白衣飘飘”乃至鼓足最后的勇气不过是将录音机的声音放得大一些……
高晓松有效地挑逗起两代人最脆弱之处。80年代的年轻人在自己愈发苍老时，而且在青年时的知识结构与个人情怀愈发被置于时代边缘时，只能通过怀旧来让自己回到青春而强大的年代。而90年代的年轻人，他们的“强说愁”的年纪决定了他们对此不可抑制的亲和力。在我们为高晓松及他所代表的80年代情结感动时，却忘记了这种情感的幼稚与偏狭。
当然，你可以反驳说，只要感动就足够了，感动本身也是一种勇气。如果你始终把自己看作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也始终拒绝体验更深刻与广阔的情感，你当然可以这样说。无知的感动与有知的感动是有区别的，就像幼稚与单纯有区别一样。尽管有些残忍，但我依然将80年代情结中充斥了相当的无知与幼稚。
我已经说了太多80年代的坏话。像每一个曾经深陷80年代情结人一样，我与长大了的80年代青年一起误读了那个时代。我们用夸张的情感来掩饰其实枯燥而干燥的内心世界。现在，是到了走出这个误区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学会狭隘的自我情感，转而来拥抱更广阔的空间。我们需要了解更多，体验更多，毕竟，我们无法永远生活于无知而快乐之中。
写作的第三条道路（1）
倘若我们认定人类的智慧现在应该停滞，不再发展，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才应该使用大众的语言。否则情况理应相反：大众应该用文学的语言说话。
——约瑟夫·布罗茨基
叔本华在一篇论及如何写作的文章中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像伟人一样思考，像普通人一样说话。”这句话促成了我对于媒体写作的初步理解。长期以来，我们目睹文字被两种倾向支配着：一种是经院式写作，他们摒弃了语言本身的美感，用一种缺乏弹性与韵味的术语进行科学式描述，这种写作是封闭的，拒绝门外人参与的；另一种是完全民间式的写作，或者滥情，或者用粗暴的论断将语言与思想彻底稀释，这种写作很容易挑起我们的激动，但是这种激动是如此廉价与短暂。
叔本华的话为我指出了写作的第三条道路。这种写作方式是开放的、鲜活的，同时又有着其核心所在。它既清晰地传达自己意见，又尽量避免这种意见的粗暴与随意性。像伟人一样思考，保证了写作者对事件本身的超然与旁观者的立场；而像普通人一样说话，则拒绝让写作成为少数人的私密游戏。这两点正是媒体写作的原则所在。
首先需要澄清媒体写作长期所遭受的玷污。媒体是现代社会的核心所在，在世界变得如此纷乱与庞杂的今天，在一个被尼采称作“读报取代了每日祈祷”的现代社会，媒体成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惟一方式。不管你如何唾弃大众媒体给你带来的“表象的世界”，你必须承认你已经生存于一个媒体渲染出的社会氛围当中。
媒体成了这个时代的教堂，媒体写作者是这个时代的牧师。媒体写作者肩负起构造现代人精神殿堂的重任。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指望大众通过阅读《红与黑》来获得人性感悟，通过阅读《古罗马英雄传》来获得崇高感，通过阅读《国富论》来了解经济学的基础……媒体写作成了连接人类文化中最崇高的情感、最令人惊叹的智慧与现实大众的惟一纽带，他们可能正在努力阐述现代社会的定义与意义。
让我们重新回到写作方式的问题。我承认学院化写作有其存在的充分理由，这种深受题材及背景知识结构限制的写作注定是冷漠与孤僻的，要求其体现“介入”精神不但不合情理，也缺乏可行性。因此，这种写作基本上可以排除在媒体写作之外。在这里，我需要着重评述的是后一种民间式的写作。因为它比“学院化”更深广地介人大众意识，因此对于大众的智力状态与情感所造成的危害也极大。
首先，我反对武断、以快感为主导的写作。这样的作者常会高举争取自由、民主、人权这样的伟大旗帜，把乔治·奥威尔、索尔仁尼琴等视为同道。他们攻击的是那些早已竖立在那里、人人皆知的标靶，不厌其烦地用各种例证准确无误地击中靶心，然后为整个行动贴上“常识性写作”的美丽标签。
当我们仔细分析他们所攻击的对象时，比如“专制”，我们会发现隐藏在这个正确词语背后的，是作者对于世界的简单与粗暴的理解。就像奥威尔在《1984》中描述的那种情形，极权制度所做的一切努力，在于缩减词汇，减少人的智力活动，用单调的宣传口号取代一切。而当我们仔细观察奥威尔及其忠诚的追随者时，我们一样会看到，出于急于争取受众的心态，他们采取了和批判对象同样的方式。他们的写作充斥着清晰却单调的、简明却重复的、刺激却粗暴的词汇，这样的载体已经决定了思想的平面与肤浅。写作在他们手中变成了另一种宣传。我们反对“专制”、“极权”、“宣传”的原因，是我们渴望更丰富的思想方式与生活方式，而非为了反对而反对。
与这种宣道式写作往往并肩战斗、相辅相成的是滥情式写作。这种写作者常常让自己与读者陷入一种感动的状态，希望感受所谓的“灵魂的荡涤”。他们习惯列举一些惨痛的场景，希望读者因此而感受到写作者悲悯的情怀。但是，他们或许忘记了这一点，真正的悲悯常常带着笑容出现的。当写作不能够超越苦难本身，而仅仅成为一种苦难的状态与细节呈现，这种所谓的感动，不可能有更多的价值。面对不幸而产生感动是一种自然情感，但是当你把这种个人化的感动无限制地夸大，甚至固定成一种抒情式的写作模式，这种感动的目的无法不令人怀疑。这种抒情，可能正危险地滑向滥情。
写作的第三条道路（2）
除了苦难式的滥情，我们最常遭遇的还有小资产阶式的滥情。这些因为生活过于安逸，而渴望感动的家伙们，人为地制造了那么多符号。当他们遭遇到这些符号时，他们强行地让自己陷入某种渴望让外人看到的情绪当中，就像在上海8万人体育场人头攒动的罗大佑演唱会。这种抒情和前者一样，因为过于强烈的表演性而可悲地贬值。
在刻薄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我终于回到写作这篇文章的初衷——谈一谈对《书城》的感受。我喜欢这本杂志，是因为它最接近于第三条道路。那些正值青春期，或者青春期过长的家伙们将这本杂志视作他们重要的精神生活来源。他们在这里看到了比一般杂志更宽阔的文化、艺术视野，也比较喜欢它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它成了生活于90年代末的中国青年的一本重要启蒙性杂志。我的写作风格也伴随着这本杂志的成长而变化。
今天，这本杂志终于完成目前这种形态上的使命。我为很多即将来到的孩子惋惜，因为他们可能错过了一些美妙的东西。但我更希望，这本杂志的转型能够为那些正在招惹滥情的小资读者们提供某种警示。因为，今天的《书城》正在缓慢地滑向一个温柔但危险的陷阱。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它上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随意性的文字与浅薄的情感，它好像已经有些抵挡不住柔软的诱惑，它最初的智力性正在被情感淹没，它很可能变成一代年轻人的情感寄生地——一种自怜自艾的情感。
这里，我必须再次强调第三条道路的重要性，并将这条道路的开辟寄望于中国日渐成熟的媒体。当中国最终出现了《大西洋月刊》、《纽约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