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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时按节，只备一个炉，到日随便焚香，一心诚虔就可感格了。……即值仓皇流离之日，虽连香亦无，随便有土有草，只以洁净便可为祭……’”按：藕、药、蕊实为宝、黛、钗写影。本来，一个戏班中死了小旦，小生没有人搭配，再补一个是很平常的，谈不上什么“得新弃旧”。而现在偏要以真的丧妻续弦相比，说出一番“大道理”来，让宝玉听了觉得很合他的心意，这自然是有目的的。对此，俞平伯先生提出过很有道理的看法。大意是：有的人会想，宝玉将来以何等心情来娶宝钗，另娶宝钗是否“得新弃旧”。作者在这里已明白地回答了我们，另娶有时是必要的，也不必一定不娶，只要不忘记死者就是了。这就说明了宝玉为什么肯娶宝钗，又为什么始终不忘黛玉（见《读〈红楼梦〉随笔》）。此外，宝玉强调对死者不必拘习俗礼教，只要“一心诚虔”。他祭金钏儿、诔晴雯是如此，悼颦儿想必也如此。其中“即值仓皇流离之日”一语，触目惊心，简直就像在对我们宣告后事。
小说中的诗词带谶语性质的更多。除已提到的外，如《代别离·秋窗风雨夕》是在“仓皇流离”后，黛玉“枉自嗟呀”的诗谶；《桃花行》是黛玉夭亡的象征。《唐多令·咏柳絮》也是黛玉自叹薄命：“嫁与东风春不管（用李贺《南园》诗‘可怜日暮嫣香落，嫁与春风不用媒’意），凭尔去，忍淹留！”这岂不等于写出了黛玉临终前对知己的内心独白：“我的生命行将结束了！时到如今，你忍心不回来看看我，我也只好任你去了！”《大观园中秋联句》中的“冷月葬花魂”（有抄本中“花”形讹为“死”，后人误以为音讹而改作“诗”）是用明代叶小鸾的诗意作谶的，叶年十七未嫁而卒，著有诗词集《返生香》，是著名才女，如此等等。
小说中也还有为宝黛悲剧作引的有关情节。如第二十五回，宝黛相配事刚被凤姐说出，仿佛好事可望，便乐极生悲，凤姐、宝玉同遭魇魔，险些丧命。第三十三回，宝玉大承笞挞，黛玉怜惜痛哭。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第七十七回，晴雯夭折。第七十八回，宝玉作诔。直至第七十九回，迎春已去，宝玉“见其轩窗寂寞，屏帐然”，一片“寥落凄惨之景”，脂评明点出“先为《对景悼颦儿》作引”。种种暗示越来越多，造成了一场暴风雨已渐渐迫近了的感觉。脂评提到“狱神庙”事说：“哀哉伤哉！此后文字，不忍卒读！”（靖藏本第五十二回批）看来，后半部确是大故迭起，黛玉死后，不久就有“抄没、狱神庙”等事，贾府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盛，瞬息间皆熏歇烬灭，光沉响绝，景况是写得很惨的。
总之，只要我们潜心细读，谨慎探究，曹雪芹本来的艺术构思和原稿的情节线索是不难窥见的。
十一、换个角度看《红楼梦》
我们讨论的问题，大概会与《红楼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发生关系的。比如小说的主题思想问题、情节的主线问题、人物的评价问题、艺术表现方法问题等等，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有人说，续书所写的宝黛爱情悲剧，使小说有了更深一层的暴露婚姻不自由的反封建的意义。其实，这层意义原来就有，典型人物是迎春，她的遭遇足以暴露封建包办婚姻的罪恶（丫鬟司棋是另一种婚姻不自由的受害者，此外，还有英莲、全哥、智能儿等等）。《红楼梦》不是《西厢记》、《牡丹亭》或《梁祝》，它所包含的思想意义要深广得多。续书将宝黛悲剧也写成包办婚姻的悲剧，反而影响了小说主题的统一。因为宝黛不同于迎春，他们是小说中的主角，主角的命运是与主题分不开的。这样，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就各自有了不同的中心：前八十回反复强调的是“盛宴必散”，将来贾府“树倒猢狲散”，“一败涂地”，而后四十回则突出了封建家长包办婚姻所造成的不幸。婚姻不自由与大家庭的败落是两回事，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将它们凑合在一起，我看不出究竟有多大好处。
在情节主线的讨论中，已见到好几种不同意见。在这方面，我是一个调和主义者。在我看来，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衰败，与宝黛悲剧的发生是同一回事，而宝玉愤俗弃世、偏僻乖张的思想性格或者说叛逆性格的发展，也是与他经历这样重大的变故、翻了大筋斗分不开的。同样，《红楼梦》是反映政治斗争还是写爱情悲剧的问题，研究者也有不同意见。在我看来，两者几乎是不可分的。贾府之获罪、抄没，大观园繁华消歇，当然是封建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结果，但宝黛爱情悲剧的发生也正与此密切相关。
在人物评价上，诸如宝钗、袭人、凤姐、贾母、王夫人、薛姨妈等人，多被认为是作者所讽刺、揭露的反面人物。是否都是讽刺、揭露，我很怀疑。《红楼梦》中是找不到一个完人的。作者常常有褒有贬，当然，褒贬的程度有不同，倾向性也有明显不明显。曹雪芹的创作思想与今天有些理论不同，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形象很难简单地划归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再说，对这些人物的客观评价是一回事，而作者对他们的主观态度又是一回事，两者是有距离的，有时简直相反。加之更麻烦的是，如果我们不了解作者的完整构思，不知道这些人物后来怎样，而囫囵读一百二十回书，那么，续作者的构思、描写，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发生影响，使我们很难作出符合原意的评价，从而也就不能很科学地来总结《红楼梦》这部伟大的古典小说的艺术经验。从悲剧的性质，到人物的精神境界，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之死与续书中所写有如此大的差异，就不难想见构成故事情节的其他各式各样人物的描写，原作与续作又有多么大的不同。所以，我觉得光是对《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及其社会意义，要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分析评价，我们就还得做许多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
第十章 嘲李景柱
1992年，河北通县张家湾农民李景柱献其自凿“曹公讳墓壬午”字样阶石一方，玄其说，京城内外轰动，新闻媒介纷纷披露。知李之为人者及上过当者，则起而揭其惯以诳语骗人之伎俩，因作小诗以嘲之。
绿学羡红楼，潮来献石头。
吹嘘多假话，穿凿少深谋。
友约仲春日，儿殇癸未秋。
西山文字在，焉得葬通州？
人谓李曾见胡适、俞平伯文章，故知雪芹名，死于“壬午除夕”（实际上是误解）。李则辩曰：我非红学家，只种田，是“绿学家”。其所述掘到石头情况，似纯属编造，如言某年某月大队平整土地，其实当时大队正整风学习，不出工；某某与他一道掘到石头、用车运回，其实所指之人还是念书的学生，不参加劳动；掘到的雪芹尸骨是裸葬的，其实是有棺木的（敦诚挽诗言其有棺木前的“铭旌”可证）；给人的印象是雪芹因故岁末赶到张家湾来而暴卒的，其实是“数月前，伊子殇，因感伤成疾”，在西山“一病无医”的（见敦诚的挽诗及原注），如此等等。至于在此之前李所提供的曹石碑、曹家墓地、“被改为食堂”的曹家旧宅等等假情况，曾使一些热心人劳命丧财、大上其当。1992年9月前后的《北京日报》周末版上连续有刊出，后来贵州省的《红楼》杂志上也续有刊出。当初，我听说石头上凿有“壬午”二字，便断定其是伪造无疑。因为“壬午”的下一年癸未的仲春，友人敦敏尚以诗代简寄雪芹，约其来家饮酒赏春，同年的秋冬间，其爱子殇于痘症，雪芹才“感伤成疾”，在北京西山一病不起，死于再次年甲申春天的。这一切都有无可置疑的文字记载。故知其为穿凿附会“壬午”说而添此二字，反弄巧成拙，露出了有意作伪的马脚。
第十一章 后四十回没有曹雪芹一个字
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并非他人续作，而仍是曹雪芹原著，或者说其中有相当多的章回、文字都是雪芹写的，这样的人虽不算多，但是有，周绍良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但认为后四十回中多多少少还留有些雪芹的残稿或者至少有像回目、提纲之类文字的人，恐怕就要多得多了。记得我在大学教书时的同事，对戏曲颇有研究的徐朔方先生就曾这样说过。
后一种想法，最早说出来的还是裕瑞，他说自己在程、高刻书前，见过一部抄本，“八十回书后，惟有目录，未有书文”，且目录与刻本目录“迥然不同”。我已说过，这些话是为加强其论后四十回书非雪芹原作的说服力而编造的。非雪芹原作说是有见地的，但有目无文说就编得离谱了，不足凭信。
我还在以前的拙作中多次说过，在后四十回续书中，不论其文字优劣是非，都没有曹雪芹自己写的一个字，无论是回目或提纲都没有，现在仍坚信如此。因为这是可以举出许多理由来的。
一、后人看不到雪芹八十回后的书稿
曹雪芹本已写完此书，八十回后之所以成了残稿，也是因为在开始誊清阶段有五、六稿被借阅者弄丢了，无法继续抄出才致残的。而那部分未抄出的残稿一直保存在畸笏叟手中，他再也不肯拿出来示人，所以后来也未见有谁再读到过或者提起过畸笏所保存的八十回后的文字。
我根据畸笏所加的批语，查考其以往的经历、遭遇与雪芹的关系，认定他便是雪芹的生父曹。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难道我们能知道曹后来的事历？不能。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内务府奏折称奉旨准予包衣佐领人等“凡应追取之侵贪挪移款项，倘本人确实家产已尽，着查明宽免”，开列了一批人的名单，其中有曹的名字，说：
雍正六年六月内，江宁织造、员外郎曹等骚扰驿站案内，原任员外郎曹名下分赔银四百四十三两二钱，交过银一百四十一两，尚未完银三百二两二钱。
这就是说，从雍正六年到十三年，这七年多时间内，倾家荡产的曹连四百多两银子都赔不出，不得不被“枷号”追催（雍正谕旨：须得赔补完后方得脱枷），结果仍有三分之二以上的银两须朝廷宽免，曹家一贫如洗的境况不难想见。这是雍正皇帝崩逝、乾隆皇帝嗣位才两个月内的事，也是曹的名字在清档案中最后一次出现。自乾隆元年始，便不再有这个革职为贱民者的音信了。
所以，如果那位自称“朽物”、“老朽”、“废人”的雪芹书稿保管者兼批书人畸笏叟就是曹的话，那也同样查不出他后来的踪迹。
从此书其他圈内人那里，有没有可能将八十回后的残稿流传出去呢？
不可能。因为他们死得比畸笏还早，在雪芹逝世三年后的丁亥年（1767），畸笏就说：
前批知者寥寥。不数年，芹溪、脂砚、杏斋诸子皆相继别去。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杀！
虽然，这条完整的批，仅见于靖藏本，有人对曾有过靖藏本并不承认，那也不要紧，因为庚辰本中有此批，只是缺了中间“不数年”那句提及三个名字的话罢了，“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这十个字还是有的，一字也不缺。畸笏说只剩自己一个，当然是特指知道作此书内情或参加了批阅整理的圈内人。当时已无这样的人了，再往后就更不必说了。
所以，在畸笏后来离世去追随雪芹的时候，如果此残稿不是与他一起毁灭，而留在了世上，旁人见了也会当作一堆废纸随便处理掉的，还有谁会知道它的价值，将它珍藏起来呢？须知那时的曹家早不是有许多文人墨客往来的往昔了。事实上，外界也没有一丝一毫这方面的消息。由此可知，残稿恰巧被正准备续写后四十回书的人拿到，这种可能性等于零。
二、续书与脂评提示无一相合
畸笏叟、脂砚斋等批书人是读过或基本上了解《红楼梦》全稿内容的，因而在他们的批语中，常常提及八十回后的故事情节、人物命运，或个别回目、字句。这些脂评与前八十回所预示的全书结局及主要人物的遭遇（如第五回中的册子判词及《红楼梦十二曲》），行文中所埋下的伏线，或通过诗词、谜语、酒令所作的谶语式暗示，都是一致的。但如果与后四十回续书所写的种种相对照，竟无一处是能完全符合的。
贾府：原稿中写的是“将来事败”（第十七、十八、二十二回），“抄没、狱神庙诸事”（二十七），“诸子孙流散”（二十二），丫环们或死或散“日后更有各自之处也”（四十六）亦“所谓‘树倒猢狲散’是也”（五、二十二），即正文所谓“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五）。续书则写其“将来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一百二十）。
贾宝玉：被拘留于“狱神庙”，得到“茜雪、红玉”的相“慰”（二十、二十六）。他“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十九），正合其正文所说的“贫穷难耐凄凉”（三）或“展眼乞丐人皆谤”。“一别西风又一年”，待他再入大观园时，原来自己住过的“怡红快绿”院落，“展眼便红稀绿瘦矣”（二十六），黛玉住处，先前有“凤尾森森，龙吟细细”景物，此时也面目全非，惟见一片“落叶萧萧，寒烟漠漠”（二十六）的惨相。人去室空，甄士隐所说“蛛丝儿结满雕梁”句，正好用于“潇湘馆、紫（绛）芸轩等处”（一）。宝玉比迎春出嫁后，面对寂寞的紫菱洲更伤感地“对境悼颦儿”（七十九），伤悼已在“《证前缘》回”（七十九）中“泪尽夭亡，已化乌有”（二十二）的林黛玉。这些都是续书中所没有的。
续书虽写了宝玉最终出家为僧，却是《中乡魁宝玉却尘缘》，原稿是叫《悬崖撒手》（二十一、二十五），从回目就能看出不同。所以续书中的宝玉是“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被“一僧一道，夹住宝玉，说道：‘俗缘已毕，还不快走！’”（一百二十）心情是依恋的，行为是被动的。原稿中的宝玉却是态度十分决绝的，就像甄士隐抢过跛道人肩上褡裢来背着，说声“走吧”一样，所以有脂评说：“‘走吧’二字真‘悬崖撒手’，若个能行！”（一）
林黛玉：续书写贾母薄情寡恩，弃病危之外孙女于不顾而采纳“调包计”，使黛玉误会宝玉负心，在“金玉姻缘”缔结之时，含恨而殁。这实在是以怨报德，并非以其眼泪报答神瑛甘露之惠，又如何证得前缘？原稿写黛玉悲剧实与贾府择媳无关，且是宝玉娶钗之前的事。黛玉临终时，如脂评说的“绛珠之泪至死不干，万苦不怨，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三），跟续书写其抱怨毒憾恨之心于无尽，根本不是一回事。参看《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之死》。
薛宝钗：在原稿中，她没有因扮演“调包”对象、赢得宝二奶奶身份而落到尴尬的境地；从事态发展上说，她与宝玉的婚姻是“水到渠成”的，因而“后文成其夫妇时”，才能写他们的“谈旧之情”（二十）。只是宝钗并不理解宝玉，在《薛宝钗借词含讽谏》一回中，她仍想以伦理道德信条去“箴”宝玉归正，可她哪里知道宝玉“已不可箴耶”（二十一）？也许这更增加宝玉的反感，促使其产生“情极之毒，亦世人莫忍为者”，连脂砚都责怪宝玉过于“偏僻”，视其为“三大病”之一，说：“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为僧哉？玉一生偏僻处”。（二十一）这里特提“麝月之婢”是因为他们夫妻身边只有麝月一人了（二十）。这些显然也与续书所写不同。
贾元春：其册子判词称“虎兔相逢大梦归”。解说者有以为是影射康熙死于壬寅（虎）年，雍正嗣位后，明年癸卯（兔）改元的时间。又早期的己卯本及梦稿本（杨本）上，此句都作“虎兕相逢大梦归”，若是原文，则可能暗示元春死于两派政治势力的恶斗之中。其曲子《恨无常》说：“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更像她确是成了统治者内部斗争的牺牲品。脂评证实了这一点，在指出元春“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的同时，说“《长生殿》中，伏元妃之死”（十七、十八）。以杨贵妃作比，倒未必说后来有类似“安史之乱”的情节，但她属非正常死亡而且因此导致贾府势败家亡是可以肯定的。但续书写元春之死，则是因为“圣眷隆重，身体发福”，才“多痰”致疾，仿佛她的死也足以显示皇恩浩荡似的。
贾迎春：嫁给“中山狼”受苦，都是在八十回前描写的，续书除了开始时提到过外，几乎将她忘了。只到“贾母这病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