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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读论语-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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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少者出兵在前、收兵在后,以演习威仪。如果鸟兽的肉不是摆在祭祀的器皿中作为贡奉,如果皮革、齿牙、骨角、羽毛等不在兵器和祭器中使用,那么君主在演习中就不会射杀有关的动物。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至于那些山林川泽中的产品,作为器用的材料,也是归贱役经营、属于特定官吏的管理范围,并不是君主所应该介入的事情。”隐公说:“我是去巡视边境呀。”于是,他以此为借口执意前往观看捕鱼。臧僖伯则称病不去。《春秋》则记载道:“隐公到棠地看捕鱼。”因为这不合礼法,而且去的地方太远。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从儒家的财政观看“隐公观渔”(3)

    这一段,许多读者看完译文,怕是也摸不着头脑。首先,君主出去看捕鱼,听起来像是个小小的旅游活动,谈不上过分,臧僖伯何以把事情看得这样严重,乃至隐公不得不打着巡视边界的借口去看捕鱼?第二,杨伯峻在注释中评论说,臧僖伯在这里所讲的道理是“国君一举一动,必与国家大事有关,非盘游戏乐,而观鱼者乃戏乐之事”,也难以服人。即使国君不该看捕鱼,那就讲不去看捕鱼的道理、讲君主为什么不能戏乐。可是臧僖伯所讲的是一大堆关于军事和祭祀以及相关的物资供应问题,这岂不是有些文不对题?

    理解这一问题,必须明了当时的时代和制度。隐公观捕鱼,恐怕不是个观捕鱼的戏乐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财政行为。此举改变了当时君主与百姓、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所以臧僖伯拼命反对。当反对无效时,自己则称病不与隐公前往,不愿意与此事有任何关系。

    隐公去观捕鱼,是个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要把捕鱼业也归于自己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扩大国君自己的财政收入。《国语…周语上》中讲“昔尧临民以五”,即尧五年一巡狩,说的大概是五年去要一次贡赋,反映的是国家结构尚未形成时的原始状态。上古帝王巡狩,说好听的是看望百姓,其实都是有求而往。隐公这次跑这么远,也类似于巡狩。他绝非仅有看捕鱼的爱好,而是看到了此业的油水。或者如许多人解释的,这里的“观”有些古本或作“矢”,“矢鱼”是“射鱼”(见前注),大概是庄公自己从事渔猎之事了。也正是因为如此,臧僖伯马上反对说:自古以来国君只征收和祭祀、军务有关的物资,除此而外一概不收。四季的田猎,也是在农闲时进行。田猎一方面是军事演习,一方面也是经济行为,即在耕种的淡季从田猎中获得些收入,所以才有“以数军实”(即清点所获)的程序。不过,臧僖伯据理力争说,国君按古制不会在祭祀、军务的物资需要以外射杀动物。最后他落实到“山林川泽之实”是不该君主直接经营的结论。可见,这里所谓“皆于农隙以讲事”的“使民以时”的哲学,是要限制君主的财政权力。

    增渊龙夫对这个问题,提出了经典的分析。他认为,君主逐渐把氏族共同体公用的“山林川泽”置于自己的直接掌握之下,是确立君主专制体制的财政基础。根据加藤繁的研究,到西汉武帝以前,国家财政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来自通过郡县所收的田租、算赋,归大司农;另一部分则是山泽池园、市井之税、公田收入、献物酬金等等,归少府和水衡都尉。在理论上,前者是政府收入,后者是帝室收入。两相比较,后者的收入和前者相当,甚至可能更多。包括巨额的盐铁收入,在武帝以前都归少府(其实就是皇帝的私家金库)管辖。(加藤繁:294…388。)可见早期帝国财政对“山林川泽”之入的依赖之深。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法家的财政理念与秦国的土地开发(1)

    增渊龙夫把国家财政对“山林川泽”的依赖追溯到春秋战国之际。特别是战国时代激烈的兼并过程中,“山林川泽”成为国家生存的根本。比如,秦孝公十二年迁都咸阳后,商鞅把畿内小都乡邑合而为县,凡三十一县,建立了直属国家的税收制度,使君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政权力。但是即使如此,秦国仍面临着军事对财政的巨大挑战,需要从开发“山林川泽”寻求出路。以下是《商君书…俫民》中的论述:

    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其山陵、薮泽、溪谷,可以给其材;都邑、蹊道,足以处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

    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溪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货宝,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也。秦之所与邻者,三晋也;所欲用兵者,韩、魏也。彼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处;其寡萌贾息,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人之复阴阳泽水者过半。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过秦民之不足以实其土也。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晋之无有也信,秦之有余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三晋不胜秦,四世矣。自魏襄以来,野战不胜,守城必拔,小大之战,三晋之所亡于秦者,不可胜数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夺其民也。

    今王发明惠,诸侯之士来归义者,今使复之三世,无知军事;秦四竟之内,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者于律也,足以造作夫百万。曩者臣言曰:“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晋之无有也信,秦之有余也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此必与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恶也。然则山东之民,无不西者矣。

    ……夫秦之所患者,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此王所不能两成也。故三世战胜,而天下不服。今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作本。兵虽百宿于外,竟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臣之所谓兵者,非谓悉兴尽起也,论竟内所能给军卒车骑。令故秦兵,新民给刍食。天下有不服之国,则王以此春围其农,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陈其宝,以大武摇其本,以广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内,诸侯将无异民……

    周军之胜,华军之胜,秦斩首而东之。东之无益,亦明矣。而吏犹以为大功,为其损敌也。今以草茅之地,徕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损敌也,与战胜同实,而秦得之以为粟,此反行两登之计也。且周军之胜、华军之胜、长平之胜,秦所亡民者几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几何?臣窃以为不可数矣。假使王之群臣,有能用之,费此之半,弱晋强秦。若三战之胜者,王必加大赏焉。今臣之所言,民无一日之繇,官无数钱之费,其弱晋强秦,有过三战之胜,而王犹以为不可,则臣愚不能知已。

    我将此段试译如下:

    一百平方里的土地,山岭占十分之一,湖泊占十分之一,河流占十分之一,城邑道路占十分之一,瘠田占十分之二,良田占十分之四。用这些田地,可以养活五万农夫。山岭湖泊可以供应他们所必须的财物,城邑道路可以安顿他们的起居。这是古代君王管理土地、分派老百姓的原则。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法家的财政理念与秦国的土地开发(2)

    现在秦国的土地,总数达到五千平方里,但种粮食的土地不足十分之二,农田数目不足百万亩,湖泊、河涧、名山、大川的资源又没有充分利用。这就叫作人力不足以胜任土地的开发。秦国所相邻的国家是赵、魏、韩这些“三晋”之国。秦国所要攻打的是韩国和魏国。在这些国家里,土地狭小、人口众多、房屋拥挤,老百姓经营商业,在国家那里没有户籍登记,也没有自己的房屋土地,只能机关算尽地不务正业,勉强维生;在山的两侧和水边掘洞而居的超过人口的一半。这些国家土地不足以供养其人民的情况,比秦国劳动力短缺而不足以开发土地的状态要更为严重。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老百姓的天性:他们所要的,不过是住宅和土地而已。这些资源三晋肯定是没有的,而秦国肯定是有的。既然如此,老百姓还不向西移民到秦国来,是因为秦国士人忧郁、庶民辛苦。……三晋与秦国打仗,经过孝公、惠王、武王、昭王四世也没有打胜过。自从魏襄王以来,野战不能胜秦,据守的城池也被秦国攻克。大大小小的战役,三晋败给秦国不计其数。如果这样他们还是不屈服,原因在于秦国能够兼并他们的土地,却不能获得他们的人民。

    现在君王如果明智地施与恩惠,对于从各诸侯国来投奔秦国的人,从今天起免去三代的赋税,并不让他们服兵役;秦国四境之内的山岭、池塘、高地和沼泽的开发,十年内都不征收赋税,并将此政策写在法律上;那么就足以招募百万的农夫。刚才下臣曾说:“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老百姓的天性:他们所要的,不过是住宅和土地而已。这些资源三晋肯定是没有的,而秦国肯定是有的。既然如此,老百姓还不向西移民到秦国来,是因为秦国士人忧郁、庶民辛苦。”现在我们给他们住宅田地之利,免除三代的赋税。这就叫一定要投其所好,而不让他们干不他们不喜欢的事情。这样,东方各国的老百姓就没有不向西移民的了。

    ……秦国所面临的难局是:如果兴兵攻打敌国,国家就贫苦;如果安居务农,则敌国就获得了喘息之机。这是君王如今不能两全其美的。所以打了四世的胜仗,天下还是不服。现在如果用秦国原有的百姓去进攻敌国,用新来的移民从事农耕之本业,那么我们即使陈兵于境外百天之久,境内的农事也不会有须臾的耽误。这就到达了富国强兵的两全其美之效。当然,下臣所谓的兵役,也不是说全部征发。我所讲的是境内所能供应的车骑步卒的最大潜力。我们让秦国原有的百姓服兵役,让新移民供应粮草。天下若有哪国不服,那么君王就发动春季攻势扰乱其农时,夏季掠夺其食物,秋季抢占其收获,冬季攻陷其城堡,用强大的武力动摇其根本,用宽厚的文治安抚其子民。君王如果实行这样的政策,那么十年之内,各诸侯的百姓就没有不是您的臣民的了……

    秦灭了周,又曾于华下打败魏军,斩下了众多敌人的头颅,挥军东征。东征无获是明显的。但是,官吏们还以为这是大功,理由是削弱了敌人。如今我们以长满野草的荒地,招募三晋的人民,让他们投身于农耕之本业,用这样的方法削弱敌人,和在战场上打了胜仗是一样的。同时,秦国也获得了他们生产的粮食。这是务农与征战两全之策。况且,秦灭周,在华下打败魏军,在长平打败赵国。在这些胜仗中,秦国自己的伤亡人数又是多少呢?秦国本土的兵卒和从外面新招募的兵卒中,为此无法务农的人又有多少呢?下臣以为这些数目是不可胜计的。假使君王的群臣中,有人能够用这些战役所调动的资源,消耗其中的一半,削弱三晋而壮大了秦国,君王一定会大为奖赏他的。现在下臣所讲的,不增加老百姓一天的徭役,国家也不增加多少开支,在削弱三晋、壮大秦国上,都有超过前面讲的三次胜利的功效。如果君王对此还不认可,那么以臣下的愚钝,实在是不能理解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商君书》的作者混杂:小部分可能出自商鞅之手,大部分恐怕是他身后的人所添加。这些人也许是他直接或者间接的门徒,或膺服于他的思想的人,要借他的嘴说话。这就如同柏拉图的许多思想是借其作品中苏格拉底的嘴说出来一样。可以说,《商君书》代表着战国特别是战国后期主导了秦国的政治哲学,即“商鞅学派”的思想。韩非在《五蠹》中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家者有之。”可见《商君书》在战国末年已经很流行。(高亨:1;郑良树:I…XI。)这里所引的《俫民》,涉及的事件有在商鞅身后八十多年者,其时秦已灭周,进入扫平六国的“收关阶段”。所以,此篇并非突破周代秩序的变法理论,而是对商鞅变法所带来的政治现实的回应。

    从这个角度看,此篇所表达的思想就更有意义。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法家的财政理念与秦国的土地开发(3)

    众所周知,法家的基本政治思想和儒家对立。《汉书·食货志》载武帝时董仲舒的上疏,对商鞅谴责尤甚:“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大意是:上古帝王对老百姓的税收不超过其所得的十分之一,这样的需求很容易供应;使用老百姓的力役,一年也不超过三天,这样的劳动量也很容易满足……到了秦则不然,用商鞅制定的法规,改掉了上古帝王的制度……并且垄断了川泽的利润,把持着山林的出产……又把服兵役的时间加长了一个月,不仅把当免之赋役恢复,而且开始新的加征。一年间的兵役和力役,比古代加多了三十倍;田租和人头税,以及盐铁贸易中的加征,则增加了二十倍。富民的田地,税率超过了十分之五……

    但在《俫民》篇里,我们则看到一个“商鞅学派”自己塑造的“商鞅”。这位假托的商鞅和儒家版的商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不仅格外注重孔子提出的“使民以时”的问题,而且要求免去赋役,比一向主张轻徭薄赋的儒家还彻底。特别是在秦国军事上连连得胜,甚至灭了周,荡平六国、统一天下已经只是个时间问题的关头,《俫民》篇却口口声声:军事胜利并不是决定性的,必须用优惠的经济政策赢得民心,“以广文安其嗣”,即以宽怀的文治安抚被征服的子民。这俨然是在用儒家的口气讲话了。

    这一迥异的“商鞅”不仅说明了儒家版的“商鞅”不可尽信,恐怕也说明“商鞅学派”对商鞅变法后秦国的现实进行了反省。商鞅变法后秦国国力大增,屡战屡胜,但很快在其扩张过程中遇到了瓶颈。秦在此时期兼并土地后一般马上设郡,将新增土地置于君主的直接控制之下。因此,考查郡的设置过程,就成了理解秦国扩张进度的最好办法之一。根据江村树治的研究,秦的置郡过程,从公元前317年置巴郡到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共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元前317…271年。这一时期内,秦向南方和东南方置郡。但是在东方,自公元前290年置河东郡后,就停止了置郡。而东部正好就是三晋地区。这说明秦的扩张在此阶段形成了绕开三晋向东南方向迂回之势。《俫民》中提到的“华军之胜”就发生在这期间(公元前273年)。第二时期则是公元前271…250,秦国向三晋地区大举征伐,但许多重要城市得而复失,几度易手,难以建立稳定的统治。比如公元前269年赵将赵奢大破秦军。公元前261年赵将廉颇与秦相持于长平,次年秦用反间计于赵。赵王以赵括代廉颇,大败。赵军四十万人投降而被坑杀,秦兵死伤亦过半。公元前257年,魏信陵君大败秦兵。次年秦灭周。第三时期,是公元前249…226年,秦终于在三晋地区设置了三川郡(公元前249年)、上党郡(公元前247年)、东郡(公元前242年)、颖川郡(公元前230年)、邯郸郡(公元前228年),算是完成了对三晋的征服,加上其北方的郡共设置了八郡。最后一阶段则是公元前225…221年。在这短短五年,秦迅速完成了对齐、燕、楚征伐,设置了十六个郡。(江村树治:170…210。)

    《俫民》篇提到第一和第二阶段的重大战役,显然是针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形势所发的。江村树治的研究表明,三晋作为传统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人口密集,交通发达,特别是当时战国高速的城市化,主要在这一地区发生。这些在《俫民》中都有印证。所以,虽然秦国有强大的军力,但三晋却吃不下去。第一阶段的扩张历时46年,基本绕开三晋。第二阶段大举进攻,但双方互有胜负,牺牲惨烈,历时21年。在这60多年的苦斗中,三晋强大的经济实力表现了强大的后劲,能够屡败屡战而不屈服。秦国是边疆国家,以农业立国,人口稀少,经济相对落后;特别是在向南方扩张中,建立蜀郡,并修都江堰,徙万户秦民至蜀,更是抽走了关中地区宝贵的人口。(黄耀能:94…96。)这样经过连年征战,自然陷入“士戚而民苦”的困境。

    通过对这一局面的反省,“商鞅学派”意识到:财政才是决定列国竞争胜败之关键。没有雄厚的财政基础,秦国无力支持与经济实力最强的三晋打持久战。而对于地广人稀的秦国而言,财政之要务在于开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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