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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国语》所注重的倒不是这方面。《周语》中仲山父所强调的是，国王在田猎和籍田中，与民共处、面对面地了解民情，并为老百姓树立一个直接的道德典范，这样才能国泰民安。远古共同体中国王的权威，如果用韦伯的话来说，既是传统的，也是奇里斯玛的，而不是体现在官僚制度中的理性的（此三种权威，容后再论）。国王不仅要守古制，还要时时在共同体成员面前展示自己个人的德操和魅力。或者用恩格斯的归纳，在原始共产主义的部落中，公共权力并没有从一般百姓的权利中区分出来，更无法用来对抗老百姓的意志。万事都由部族的大会决定，每个成员都有发言权。部族的首领是在人民中间的一分子，是个众望所归的人物，而不是在人民之上的统治者——那时没有所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别。在《荷马》史诗所描述的古代希腊，我们找不到人民被强迫做一些他们不情愿的事情的例证。（FrederickEngels：167；230。）西周早期，大概还有这种氏族民主的强大传统。王与民共处是基本的社会规范。这也是为什么前面提到的虢文公劝谏宣王“籍田”，强调通过这样与民共处，“和协辑睦于是乎兴，……敦庬纯固于是乎成”。相反，“料民”则是以国王脱离民众为前提、建立一个在民众之上的权力，使国王不必面对面地和百姓共处，只是高高在上地按帐目收税而已。这样像操纵机器一样管理国家，岂不使大家都离心离德？所以，仲山父教训宣王：“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恶事也。临政示少，诸侯避之。”我这里把“少”翻译成“很少参加籍田、田猎等共同体的活动”，并进一步引申为“少德”、或“对政事和人民漠不关心”，也是从这一脉落中而来。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专制君主为什么成为胜者？（5）
尽管《周语》对“料民”大力谴责，而且指出这是西周灭亡的原因之一，但这一方法，恐怕正是西周有别于商的地方。《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中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籍也。”杨伯峻运用郑玄对《论语·颜渊》中“盍彻乎？”的解释：“周法什一而税谓之彻；彻，通也。为天下之通法。”我们至少可以判断，周代恐怕已经通过“料民”而采取了赋税制度。孟子接下来对“彻”没有评论，只是借龙子的话说：“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表示对籍田的赞许。而在《公孙丑章句上》中，他则直截了当地说：“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这一立场，拥护籍田而反对“料民”收税，和《国语》的观点是近似的。有学者指出，孟子的说法简化了古代的田制。周代因袭了夏商的贡、助之制，这从《周语》对籍田的赞颂，并将之称为先王之制中可以得到证明。但“彻”似乎为周代特有之制。《诗·大雅·公刘》中的“彻田为粮”，可视为“彻”之始，实行于周人内部；后来则对被征服民众施行“彻”法。（周自强：978…979。）这一解说，甚合情理。周代崛起的原因之一，也许正在于其先进的农业和建立在农业之上的财政。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铁器的普遍应用，农业技术突飞猛进，耕地面积扩大，农业的税源则成为越来越靠得住的财政收入。在这个阶段的开始，君主权力受国人和贵族的制约，对国人进行“料民”，恐怕会为人所恶，有所顾忌。但是，一旦有战事，就有借口垄断一些公共资源应付紧急的财政需求。同时，对被征服的民众，进行“料民”、推行“彻田”之法、令其提供固定的赋税，并不直接和国人、贵族的利益冲撞。只是不知不觉中，君主因为有了这些额外的经济来源，相对于国人和贵族的财政能力增大了，这当然也导致了其权力的增大。吉本道雅根据《左传》把春秋中期以来举行的军事演习列表显示：虽然“使民以时”仍然被尊重，但那已经是古制而已。在农忙季节春夏秋三季特别是夏季的演习，其时已经占了几乎大半。长达数月的军事行动也时有发生。（吉本道雅：94…100。）到了战国时代，战争更频繁，君主权力更大，对山泽的垄断更普遍普遍起来，所以孟子在这个问题上比孔子谈得多得多。
这一过程，为我们从农业和财政的角度思考专制国家的形成提供了许多启发。韦伯比较欧亚的早期历史，得出一个结论：欧洲从游牧社会过度到耕种与畜牧混合型的农业，亚洲则从游动的农业转向为精耕细作。这样，在欧洲非常普遍的公有牧场，在亚洲就消失了。（MaxWeber：LI。）
这一结论，使用着诸如欧洲、亚洲这类非常宽泛的空间概念，时代也异常模糊，缺乏历史学所要求的必要细节。但是，作为社会学中的“理想型”，对于解释历史则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以公共牧场所代表的公有空间，是共同体活动、培养成员彼此之间的纽带的重要场所。中国上古的田猎，就保持着这种公共性，并被纳入周礼的秩序中，颇有些原始共和主义的优美性。而“山林川泽”的开发，特别是秦国那种把荒野全变成农地的开发，则消灭了国人参与公共事务的基本场所，并把开发所得都用来加强君主的权力。君主权力压倒了国人的权利，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以后的中国历史，农民多是单一、孤立的小生产者，缺乏自我组织的能力，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在君主专制面前可谓完全缴了械。到了明清时代，中国的农业，特别是在江南一带，有了高度过密化的发展。这一过程，和帝国的财政目标也密切相关。小农提供了税源，却没有和君主专制进行讨价还价的任何制度或组织资源。
另外，农业提供了稳定的经济资源，并使大部分人口脱离了军事。稳定的经济资源，使国家财政能够建立在比较理性的预期上，促进了行政的常规化和官僚政治的发展。同时，军事文化在农业社会中的消失，也使得专制权力更缺乏约束。安史之乱后，帝国财政的原则从“量入为出”转化为“量出制入”，也就是根据国家财政的需要（多半是军事开支的需要）来决定财政收入。这一方面表明了经济资源的充沛（当时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国，根据AngusMaddison的估计，当时中国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从人均ＧＤＰ来说，都多远较欧洲为高，参见AngusMaddison：25。），一方面也显示了“财政独裁”的强制能力。
BrianM。Downing对欧洲中世纪晚期军事革命和政治变革的研究，则为我们理解专制国家的起源提供了另一个面向。他的结论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欧洲中世纪晚期发展出来的一些政治体制，是把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区别开来的关键。这一政治体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宪政体制或代议政体。第二，在十六、十七世纪的军事现代化（或者说“军事革命”）中，那些依赖国内资源来支持现代军队的王室，往往能够摆脱中世纪宪政传统的约束、建立绝对的王权。第三，那些能够在国内资源之外成功地寻求到支持战争的财政途径的国家，则没有破坏中世纪的宪政传统，为现代民主制度的生成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在他看来，中世纪欧洲的封建秩序中，蕴涵着丰富的宪政资源，其中包括贵族对王室的约束、以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支持的军事体系、耕作者的产权安排等等；当然还包括独立城市等共同体的自治。军事革命对王室的财政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些王室最终以战争为借口，克服了贵族和其他社会阶层的抵抗，建立了以直接的税收制度为基础的财政独裁，最大限度地动员国内资源，最终导致了专制王权。而英王室受到国内贵族的约束，未能突破《大宪章》以来的宪政传统，没有国会的同意不得在国内加税，为了支持战争不得不从海外贸易和国际信贷中获得资源。结果不仅保持和发展了宪政传统，而且奠定了现代世界的金融体系。（BrianM。Downing：1…83；157…186。）
应该说，春秋战国也是一个“军事革命”的时代。军事开支迫使各国不得不改变其传统的财政体系。如我反复强调的，周礼之下的政治秩序，也蕴涵着丰富的宪政因素。这些因素能否在春秋战国时代残酷的列国竞争中生存下来，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实乃有重大的意义。可惜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君主大多把“山林川泽”之利化公为私，并建立了依赖国内经济资源来支持战争的财政模式。这已经在《俫民》篇中总结得非常清楚。由此建立的财政独裁，其实就是君主的财政自立，他再不需要和国内任何其他力量讨价还价了。这种财政上的强权，当然是他政治专制的最大本钱。
孔子预感到了这种独裁的到来。他“使民以时”的原则，实际上是重申周礼的秩序。这说白了就是有限君权的财政理论，并被孟子大为发展。这派理论在当时并没有扭转现实，是中国历史的不幸。不过，这一精神传统，在今天的中国却有深刻的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