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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地说就是做到身如枯木，不觉痛痒，心如死灰，无情无欲，对一切都无所谓。你喊我是马，我就是马；你喊我是牛，我就是牛。不计较生死、利害、是非、功过，把一切被仁、义、善、美、利、禄、权、势所奴役、所支配的“假我”、“非我”统统抛弃掉，才能取得或达到真我、真人。这好比穿鞋子，如果忘记脚的要求，完全顺应鞋子，那么不管什么鞋，穿上总是适意的。
如果连适意的想法也没有，那便彻底而永远地适意了。这实质上不过是一种纯粹心理的追求和绝对精神的幻象而已。
在生活上，尤其是思想上，麻木不仁，摆脱烦恼，求得个人心灵的宁谧和健康长寿，这就是《庄子》人生哲学的全部内涵。它既可以教人忘怀得失，摆脱利害，超越种种庸俗无聊的现实计较和生活束缚，或高举远慕，或怡然自得，与活泼流动盎然生意的大自然打成一片，心中获得生活的力量和生命的意趣，替代宗教来作为心灵创伤、生活苦难的某种慰藉，为后来的傲世、避世之士找到了一块忘却失意痛苦的广阔天地；也给玩世不恭、随俗沉浮、蔑视道德、放荡不羁的处世态度提供了遁词；还对培植逆来顺受、自欺欺人、得过且过、滑头主义的奴隶性格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历代的唯心主义者更是对《庄子》垂青备至。魏晋玄学把它奉为祖师；佛教把它说成释迦的同调；道教则把庄周尊为南华真人，捧上道教第二把交椅，《庄子》便又成了《南华真经》。
汪洋恣肆的文风《庄子》是一部哲学著作，但却与先秦时代一般的哲理散文不同，它不用论述性的语言、严密的逻辑推理去阐述哲理说服人，而主要是通过生动的形象、巧妙的比喻和强烈的感情去感染人、打动人，让读者自己去领会其中的哲理。
漫步《庄子》，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为了表达一种见解或抒发一种情感，常常大量吸收神话、传说材料，或者虚构杜撰，凭借想象、联想、幻想，利用夸张、渲染、对照，创造了众多波诡云谲、光怪陆离的场景和形象。书中编写了大大小小一百多个寓言，通过这些纯属虚构的故事和里面色彩斑斓、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隐秘曲折地表现了作者的各种哲学思想和人生见解。
如《逍遥游》一篇就是由五个寓言故事组成的，它的主旨是阐述不受时空限制的绝对自由。文章开头描绘了一个神奇无比的大鹏的形象。在北方不毛之地，有一个广漠无涯的大海，那儿有一条大鱼，宽有几千里，无人知道它多长，名字叫作鲲，化而为鸟，名叫大鹏。鹏的背像泰山，翅膀像天边的云，乘着旋风扶摇直上九万里，超绝云气，背负青天，飞往南海，水花激起三千里。但就连鲲鹏这样的神鸟也还要有所依赖，仍未达到绝对自由，那么蝉、麻雀之类就更不用说了。
于是归结出只有无功、无名、无己、无用才能达到无所依赖的最高境界。接着又通过三个寓言故事，进一步说明什么是无功、无名、无己、无用。尧让天下给许由，许由说：“你治理天下，天下已经安定了，我还来代替你，我为着求名吗？
名是实的宾位，我为了求宾位吗？小鸟在深林里筑巢，所需不过一枝；鼹鼠到河里饮水，所需不过饱腹；我要天下干什么呢？厨子即使不下厨，祭祀的人也用不着替他烹调。“这就是无功、无名。肩吾问连叔，说在遥远的姑射山上，住了个神人，肌肤像冰雪一样洁白，容貌似处女一般柔美，不吃五谷，吸清风饮露水，乘着云气，骑飞龙遨游于四海之外，这就是无己。宋国人到越国去卖帽子，越国人都剪光头发，身刺花纹，用不着帽子，这就是无用。最后通过庄子和惠子的对话，说明只有把无用变成大用，才能做到无功、无名、无己。这是达到无所依赖这一最高境界的唯一手段和途径。全篇虽没有用论述性的语言去阐述什么是绝对自由，但通过神奇的大鹏、夜郎自大的蝉和麻雀，敝屣功名的许由、绰约如处女的神人等几个鲜明生动的形象，使人受到深深感染，赋予读者仔细回味、展开联想的余地，更准确地体会作者的真实意蕴。
整个《庄子》洋溢着浪漫主义的独特风格，那奇幻诡异的虚构，自由联翩的联想，丰富瑰丽的形象，曲折离奇的情节，回翔起伏、变化多端的行文布局，奔放驰骋、毫无拘谨的飘逸情思，文势雄奇浩荡，汹涌澎湃；辞采峭拔飞动，诙谐洒脱；时如风行水上，自然天成；时如万斛泉源，随地涌出；任意挥洒，跌宕变幻，机趣横生，摇曳多姿。一路看去，犹入九曲迷宫，眼花缭乱而应接不暇。
《庄子》的世界，大至浑沌宇宙，小至杯水芥舟，宏观微观，上天入地，广漠无垠。在那里面，不仅鸟兽虫鱼会思考，会答辩，充满了人情味，即使无生命的物体也活立纸上，栩栩如生，令人读来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蝉与麻雀可以自白，车辙中的鲫鱼可以向人求援，东海之鳖能够与井底之蛙侃侃而谈，蛇和风能够对话，栎树也会发表议论，甚至两个抽象的概念名词都可以争辩一番，影子和影子能够讨论问题，髑髅也能探讨人生。看似荒诞不经，实则充满了作者的深厚感情，表达着强烈的爱憎，反映了深邃的哲理。
《庄子》的另一个特点是善用譬喻。几乎任何情况、任何事物都可以用作譬喻。以喻明理，这在先秦诸子著作中最为突出。如庖丁解牛，循自然之道游刃有余，比喻养生之理；用佝偻承蝉（一个驼背老头粘知了，像拾捡一样容易），比喻专心致志，聚精会神之理。另如“井底之蛙”、“望洋兴叹”、“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等人们熟知的典故，无不委婉妙致、深入浅出地把深奥的思想表达得完整、清楚、易懂，增添了说理的奇特色彩，具有余味无穷的艺术魅力。
《庄子》这部古典文献的出现，标志着在战国时期，我国的语言文学已发展到了非常玄远、高深的水平。它的文学造诣可以与屈原的骚赋分庭抗礼，对我国的思想、文学、艺术产生了深刻巨大的影响。它的浪漫主义培育出了无数或奇崛或优美或气势磅礴或意韵深永的不朽佳作。它的语言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和成语。
“文理孕奇梦，秀句镌春心。《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清人龚自珍的这首诗，就是对《庄子》在我国文学史上显赫地位和深远影响的高度概括。
8 真经实论成就霸主业——《管子》
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鲁之邦，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在这块沃土上成长起来的齐学和鲁学，都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在历史上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如果说弘扬王道、平治天下是鲁学的最高理想，那么力兴霸业、一匡天下则是齐学的现实追求。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对于政治模式的选择，有所谓王道、霸道的辩论，久讼不息，其思想渊源便是出于齐学与鲁学的分野。就典籍而言，久负盛名的《论语》和《孟子》是鲁学的代表，而内容宏富的《管子》则是齐学的结晶。但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把儒家定为正宗之后，齐学日益抑居下风，长期受到冷落，弄到最后，连《管子》之书到底是不是真书都成了问题，人们只能在辨伪的书目中才能找到它的位置。
现存的《管子》共有76篇，分为《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轻重》、《管子解》八类。它虽托名管仲，实际并非完全是那位先与鲍叔牙有莫逆之交、后被齐桓公任命为齐国相国、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的管仲所著。据有关专家考证，书中一部分确为管仲的遗作，多数内容则是战国时代的一些尊崇管仲的学者，打着管仲旗号，追述管仲思想，阐发自己的主张，前后相传，累积而成的。还有一些内容属于秦汉时才掺进去的。《管子》总体上可以说是一部齐学学派的著作总集。
正由于《管子》的成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因而它的内容体系也十分庞杂，不少地方甚至自相矛盾。如：有的主张严刑重赏，有的却过分强调礼义教化；有的强调重视人的作用，主张凡事有为；有的则强调清静超脱，消极被动，等。
但这同时也使《管子》驳杂纷呈，包容了极为丰富的思想，大凡哲学、经济、社会政治、法制、伦理、军事、教育、自然科学等无所不有，道家、儒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农家、兵家、轻重家的学说兼容并蓄，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在诸子百家中居于特殊的地位。凡是研究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及思想史的人，《管子》是一部非读不可的参考书。
“道”与“因”
《管子》从《老子》那里吸收了许多观点，加以改造，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管子》也把“道”看成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和普遍规律。
“道”又叫作“精”，而“精”又是一种最精细的物质性的“气”。精气是和“形气”（一种较粗糙的气）相比较而言的。它认为，人的产生就是由精气和形气相结合而成，但两者相合时，比例必须适当，否则就生不成人。同样的道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也无一不是由精气构成。
“道”、“精气”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管子》也认为它是无形无声的，但又与《老子》那种恍惚不可捉摸的“道”有根本的不同。《管子》说“道”存在于天地之间，大到无所不包，小到不可再分，既不能说离得很远，也很难说达到了它的极点。它无处不有，普遍存在于人们中间，只不过大家不知道罢了。因此，“道”虽然寂寞而听不到它的声音，但最终就在你心中；虽然暗沉沉看不见它的形象，但不断与我一起生长。可见“道”就其终极来讲还是可以摸索到的。
《管子》认为，人的精神、智慧，也是由“道”或“精气”构成的，它居住到人的形体中，更确切地说居住到人的“心中”，就产生了人的精神、智慧。这里，《管子》一方面否定了《老子》把精神与物质对立起来，把精神作为万物根源的观点，具有一定进步意义；另一方面又把精神看作一种物质，从而在理论上造成了很大的漏洞，滑向了精神不灭的神秘主义。
在天的问题上，《管子》明确提出，天是没有意志的自然界，是由“精气”和“水”等物质构成的，天不变其常规，地不改其定则，日夜的更替，寒暑的变化，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能决定人事，更不会施福降祸。
幸福不会自动送上门来，灾祸也不会随意跑到身上。人的生命来源于饮食，祸福决定于行为，国家的治乱安危取决于人事，生命、祸福、治乱这一切都与天命根本没有关系。只要人们掌握规则，循“道”而行，就能够主宰天地。这一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当时唯心主义天命论是针锋相对的。
《管子》还在我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比较完整地阐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它反对《老子》否定知识、绝对排斥与外物接触，只讲内心直观的唯心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既要具备认识对象又要具备认识主体。它写道：人人都想有知识，但怎样才能获得知识呢？我们认识的是那个对象，而去认识的是这个主体，不把这个主体修养好，就不可能认识那个对象。《管子》所讲的认识主体，分为思维器官（心）和感觉器官耳、目、鼻、舌、身。认为心是统帅耳目的，在人体内处于君主的地位，耳目则是各有专职的百官。
如果心能够把握总的规律，耳目就能按照一定规律行动。心如果被各种欲望充塞住，那么外物经过你面前，眼睛也看不见；声音到你耳边，耳朵也听不见。
可见，《管子》所说的主体修养，主要是讲心的修养。
怎样才能修养心呢？《管子》说，最重要的是坚持“因”的原则，就是没有主观成见，像镜子一样根据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做到“因”，必须“虚”。
这个“虚”不是绝对空虚。它与《老子》讲的无知、无欲不同，是指实现“因”的重要条件。因为心是智慧居住的地方，只有把心打扫干净，没有了先入为主的好恶，智慧才能居住进来。同时心如果能保持“虚”，才不会自满，才不会与将要接受的事物发生抵触。做到“因”还必须“一”。
所谓“一”有两重意思，一是说不偏不倚，对万物平等看待，没有偏好；一是指专心一意地集中在一个事物上。如果耳目不乱听乱看，心不想这想那，无论事物如何千变万化，都能准确地把握住，即使远在天边，也像在眼前一样。除“虚”、“一”外，还要求“静”，即情绪要安定，不能心烦意乱，只有心静了，才能保持发挥智慧的最佳心境。《管子》的认识论总体上是唯物主义的，但也有很大缺陷，那就是过分强调了“因”的原则，以至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使认识陷入了被动的地位。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现存的《管子》76篇中，约有三分之二涉及经济问题，约有三分之一专谈经济问题，这在先秦各学派的著作中是极其特殊的情况。
《管子》认为，社会的治乱，政治的得失，战争的胜负等，无不取决于人们物质生活的状况。治国必须先从经济入手，把富国富民放在首位。民众有财产就眷恋故土家园，敬畏统治者，遵守各项法和社会秩序，不会轻易犯罪，国家就可大治。相反，如果民众贫困，就不会安定，从而犯上作乱，铤
而走险，社会就要大乱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构成社会生活的基础，对此《管子》阐述得十分明确，开篇第一句就说：凡拥有国土、治理人民的君主，要注意四时农事，保证粮食储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会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人民就能安心留住。紧接着便提出了一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维持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国家经济力量的强弱，百姓生活状况的好坏，主要标志乃是粮食的多寡。粮食又来源于土地。
《管子》中至少有五篇文章专门研究土地及与土地利用有关的问题，认为土地乃为政之本，所以治国必先“正地”，使土地长短大小都整齐划一，燥湿相宜，肥瘠适中，因地制宜地种植作物，使地力充分得到利用。土地不会自动长出庄稼来，还必须靠农夫勤耕熟耨努力生产。在粮食生产问题上，把土地与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结合起来考察，是《管子》经济思想的特点之一。
《管子》认为，贫富过于悬殊对国家是不利的。法令之所以不能实行，万民之所以难于治理，根源在于贫富不均。一方面，百姓过于贫穷就会不知廉耻，不好调教；另方面，过于富足又不便驱使。因此，《管子》并不反对不显著的贫富不均现象，而是主张国家进行干预和调控，把贫富限定在一个比较适当的范围之内。为了防止富者过富，贫者过贫，缓和贫富间的对立，《管子》提出了很多措施，概括说来，有以下几点：1。国家掌握一部分农业生产资料，在农忙季节赊售或出租给农民使用。2。注意农忙时节的物价动态，运用价格政策防止物价暴涨，杜绝富豪兼并的机会。3。运用预购制度先行付给农民资金，使农民不受高利贷者的盘剥。4。利用财政方式调剂各地民食，以丰收地区的赋税收入赈济歉收地区。5。运用行政命令让富豪之家以现金或实物贷给农民，只收或不收利息，甚至劝其不索还本钱。此外，还可将盐铁之利及森林山泽收归国有。总之，主张通过国家对生产过程和商品流通的控制，遏制豪强兼并势力，从而缩小贫富悬殊的差距。
《管子》的消费观念也是很特殊的，同时，也是它的杰出观点之一。它既与同时代的思想家一样宣扬节俭，又主张在某种情况下鼓励奢侈。在它看来，节俭是适用于正常经济条件下的原则，而奢侈则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采取的权宜之计。
它认识到消费是与生产密切联系着的，不适当的节俭或奢侈都会对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关于过分节俭容易造成财富的积压，最终导致谷贱伤农的道理是容易理解的。为什么在一定情况下鼓励奢侈还可能推动生产发展呢？《管子》说，在遭受严重旱涝灾害的时候，农民往往大量破产失业，这时如果统治者大兴土木，广建宫室，就可以扩大人民的就业机会，使他们不致颠沛流离，从而有助于此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繁荣。如果在生产不振之时还要厉行节约，那么生产将更难于振兴。
循着这一思路，《管子》认为，厚葬时开掘巨大的坟墓，制作豪华的丧服，打造大型的棺椁都可以给贫苦的农夫、妇女、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