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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即死亡之意。这首诗表现了他一贯的思想：保持美好的品质，决不变心从俗，他的行动也是“受命不迁”。
关于《招魂》的作者，司马迁说是屈原，王逸说是宋玉，现在人们一般相信司马迁的话，承认《招魂》是屈原作品，但是尚没能取得一致看法。《招魂》招的是什么魂？是生魂还是死魂？是作者自招，还是招别人？这些问题都有分歧。
从作品本身看来，应该是自招生魂，但诗篇中生活的描写，当是君主的享受，而且结尾处又明确提到“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惮青兕”，又像是招楚王的魂。楚怀王曾被骗，在秦国囚禁了三年，终于悒郁而死，归葬于楚。屈原按照楚国风俗为之招魂，也是非常自然的事。
《招魂》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引子；二是招词，告诫魂不要到东、西、南、北方去，也不要登天或入地，因为那些地方存在着许多可怕的事物，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接着开始劝魂赶快回到楚国来，回到郢都来，因为这里有极奢侈的享受，极安乐的生活；三是结尾，描写与王一起打猎的情形，写到时光不驻，写到江南景色，呼唤着“魂兮归来哀江南”。诗中深蕴着报国无门而仍然热恋故国的沉痛感情。《招魂》还保存着古代一些神话传说，有宝贵的认识价值。与《九歌》《天问》一样，《招魂》的形式来自楚国民间，它是楚文化的特产，《诗经》里没有，后来的北方民歌也从未有过。《招魂》还反映了战国时期楚国高度的文化水平。
从以上作品我们可以看出，《楚辞》简直就是一部“命运交响曲”——一部抒发屈原乃至当时文人身世遭遇、激情哀怨、理想追求的“交响曲”。
其间交融着对楚国历史的回顾与楚国前途的展望，回响着战国时代的时代之音。它不仅是屈原、宋玉等个人的哀曲，更是为楚国与楚人民的命运呼唤、呐喊的绝唱。
屈原之后的“楚辞”作品，有《卜居》和《渔父》。这是与屈原时代相近的楚人创作的有关屈原的故事。这两篇作品对了解屈原的思想很有价值，艺术性又很高。都采用对话形式表达思想，体裁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而更接近于散文，是楚辞文体的一个变种。
《卜居》的内容是讲屈原被放逐，“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于是去请教太卜郑詹尹，请他卜一个卦，看看应当怎么做。篇中假托问卜决疑，从正反两方面提出八对问题。其实在提出问题的同时，已经是肯定正面，否定了反面，无所谓“疑”。作者不过是借暴露反面的东西来烘托屈原的思想，表明了强烈的爱憎感与是非观。“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数句，鲜明生动地概括了当时统治集团的是非颠倒。“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以上几句，颇有点辩证法的味道。作品文辞优美，思想也深刻。
《渔父》诗假托渔父与屈原的问答，表现屈原不肯同流合污的顽强精神。
司马迁将这首散文诗作为屈原事迹载入《屈原列传》。这首诗通过一位打渔的老头——大约是一位隐士，同屈原的几段对话，表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
渔父认为既然世界很污浊，何不多挖些烂泥弄得更混些；既然大家都喝醉了，何不也去喝个痛快。但屈原不赞成，他说，洗了头要把帽子弹弹，洗了澡要把衣衫抖抖，……我宁肯跳进江心，葬身鱼腹，也不愿让洁白的品质，蒙上世俗的污垢。
对比之下显出屈原情操的高尚。《渔父》比《卜居》更具故事性，文章末了写渔父说服不了屈原，于是微笑着敲着船帮，唱着歌而走了。形象很生动，并富有戏剧性，而这些动作表情形象，为我们生动地说明这两种人生观的不可调和。
《九辩》是楚辞的重要作品，是宋玉的代表作。“九”不是数词，“九辩”
与“九歌”一样，都是古代神话里的乐曲名，取题“九辩”是为了借重它的盛名。
宋玉的历史我们不清楚，相传是楚襄王的小臣，有才而不得重用，也是一个宦途失意的人。王逸《楚辞章句》说宋玉是屈原的弟子，颇有文人习气，所作《九辩》，模拟屈原，但又有他自己的独创。还有《招魂》一篇，也有说宋玉作。此外还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篇，这些赋已开汉赋先声。赋里反映出宋玉在楚王左右的“词臣”生活，其中也有些委婉的讽喻。
《九辩》是一首长篇抒情诗，其内容甚至字句都有许多同《离骚》《九章》相似的地方，其主旨则是“贫士失职而志不平”。这首诗文采优美，开头一段写秋，已成为千古传颂的佳句：“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意为悲伤呀，寥落的秋天气氛，草木凋残而变得枯萎。凄怆呀，远行的游子登山临水，送别将要返回故乡的远客。用草木凋零的秋与失意游子的感触交织在一起，就把悲怆的情绪刻画得淋漓尽致。接着诗人用两段文字写江河水落，鸟虫之音，尽力渲染秋天的萧瑟气氛，抒发了寄居异地的游子孤寂、空虚迷惘的心情。
情景相生，历来被称为《九辩》中最精彩的部分。因此，宋玉的名字就和“悲秋”相联，也许正是在宋玉的影响下，“秋”成了历代诗人常研习的题目，从而创造了数不清的写秋佳句，以秋景写凄凉意已成了诗人的惯用伎俩。《九辩》在内容的容量上不能与屈原相比，鲁迅说《九辩》“凄怨之音，实为独绝”，道出了《九辩》的主要特色。
除宋玉之外，司马迁提到的唐勒、景差都没有作品流传下来，在《楚辞章句》中，还收了一批汉初作家写作的“楚辞”，内容大都是摹仿屈原的作品，吟咏屈原事迹，成就不大。但是从这些作品却可以看出楚辞向汉赋的过渡，又可以了解汉初人对屈原的认识，所以还有相当的价值。
寄情草木美人驱使日月风云《楚辞》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辉煌的诗集，这辉煌是由屈原所创造的。
在诗集中，诗人展现的美善而痛苦的灵魂，深深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而作为文学艺术，更重要的是它以缤纷多姿的表现手法，给中华文化艺术的宝库留下了取之不尽的源泉。《离骚》被称为最动人的抒情长诗，《天问》被称为奇特的诗，《九歌》被认为是文学史上有着永久魅力之作，等等。这些评说，不仅仅在于作品对个人经历和悲愤之情的抒泻，而更在于这些作品显示了惊人的艺术力量。
诗人以超现实的手法，表现现实世界中的情与事，为我们展现的是一幅幅奇妙的幻境。读者在这艳丽的虚幻世界中，把握形象特征，理解精神气质。画面是宏伟的，想象的空间是广阔的，魅力是永存的。《楚辞》的艺术特征主要有两大特色，下面我们以《离骚》等篇为例，简单评述。
第一，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离骚》的前半篇，表现诗人勤勉自修，以期求合于楚王，为国出力，诗写道：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这些诗句在衬托屈原形象的同时，使人感到草木的芬芳，把人带进了一片幽美的境界。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经过这种艺术手段的升华，就能供人咀嚼而回味不尽。在上半段诗中，诗人用了很多芳草的名称，如“秋兰”“江离”
“蕙”“留夷”“揭车”“木兰”“薛荔”等等，并拿它们充当“自我”的佩饰，其意义就是在暗喻自身品性的芳洁。这种比兴手法，在屈原笔下用得自然，并有很强的表现力。为了表现诗人的希望，诗写道：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
这一小节以芳草喻贤才，以培植贤才表现诗人自身遭黜后，虽被茫茫的绝望所包围，但他在黑暗中依然闪射出希望的火花，表现了一种不屈服的精神。
他企图自己培植贤才，给楚国带来新生，谁知希望之苗早被黑暗的现实无情地剪断。像这类诗句在《离骚》中很多。总体来看，屈原的作品对芳草意象的驭使，不是一种随文设喻，而是反复出现，与诗情交融在一起，有着一种系统的象征义。本诗从诗人佩饰芳草写起，到培植芳草，又写道以“芰荷”
“芙蓉”制作衣裳；诗中出现“党人”之后，芬芳世界出现了一片衰景：“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对比中可以看出芳草一方面表现“我”品性的芳洁，以及对这种芳洁修治的执著不变；另一方面表现着贵族党人的毫无操守和贱俗可鄙。把这些意象流动起来看，它们之间发生着冲突，芳洁被诋毁，贱俗被赞美。这种冲突，便是诗人所要表现在现实中的情感。诗人有着“美”
的理想，所以他在幻化般的境界中展示了一个与浑浊腐烂的现实社会相反的美的芳香世界，这就是宋人朱熹所概括的“寓情草木”。在《桔颂》中，诗人以桔树的形象来象征“我”美好和坚贞的品质，精神是美的，字面也是美的。在《九歌》中，这种手法也运用得较多。诗中凡写到居室、用具、赠品，无一不是香草香花。为了迎接湘夫人而筑成的水中居室，竟全是用香木香草盖成的。这些写法绝非仅仅构成境界、创造诗情的氛围。在屈原诗中，它们是美的使者。这种写法虽非真实，但是通过幻化的逼真性，给读者留下广阔联想的空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第二，驱使日月风云，运用神话传说。先看《离骚》的后半部分。诗人借助想象，从现实世界腾飞而至天界，风雷云霓和日月都为所驱使，叩天阍，求仙女，饮马咸池，表现了诗人那颗忠诚、正直的爱国之心，他在一再受到打击、挫折的情况下仍激情冲荡。诗人所展现的虚幻世界，又是对现实世界的一个补充。诗人借此抒泻他的求索和哀愤。诗中写他对理想求索的一段，气势壮盛，景物宏丽。
诗曰：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在天界的行途中又是：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
诗人驱月神为向导，令风神作随从，羲和为之驾车，凤凰飞腾为之开道，云霓飘渺前来恭迎，整个天空奇丽多姿，烘托着诗人惊动天地的求索气势，反衬出下文受到的冷遇，使得“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的叹息更加痛切。诗人转而向下界寻求古神话传说中的几个女子，……他上下求索，但是天上人间一样无理想可寻。在叩神问卜中，他听从了神的旨意，决定远离。
朝发天河渡口，夕至西天尽头，凤凰承旗，蛟龙搭桥，八龙婉婉，云旗委蛇，屯车千乘，去周游天宇。在光明的天空中，忽然下视望见故乡，仆夫悲伤，又停了脚步。幻境结束，诗人回到现实世界，又跌进无路可走的苦恼之中。
“国无人莫我知”，“莫足与为美政”，感情激荡，达到顶点，最终因不堪去国而尽命。《离骚》中这些神奇的幻想境界，系统地表现诗人追求、绝望、彷徨、眷恋等种种感情衍变流程。展现幻境，利用美女和神话故事，象征情感，也是屈原作品的一个总的特色。《九歌》是一支支恋爱之歌。这些诗歌写人神恋爱，终归失望，这与《离骚》中求女屡次失败的情节是一致的。这些悲剧，象征着诗人在现实中遭谗被疏后的矛盾、痛苦的心情。《天问》中每一个问句都包含着色彩斑斓的神话和历史传说。在一百七十多问中，不仅仅有知识之问，还有生命困惑之问。诗人以地问、天问、人问结成完整的系列。他企图在一系列的追问之中寻找到一个终极的价值，使得生命得以支撑起来。屈原没有能够澄清他生命的困惑，所以他不得不以死来保持他完善的人格。
屈原作品中的比兴手法，体现着它与代表中原文化的《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关系，而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屈原作品中，这种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表现方法，成为我国诗词创作的主要手法之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直接哺育着后世文人的创作，如唐代伟大诗人李白、杜甫，宋代著名词人苏轼、辛弃疾等。诗词中寄托手法的运用，正是由此而来。值得单独一提的是《离骚》中屈原独特地首创了一些有美的气质的女子，并以女性自比。
这种比兴被辛弃疾《摸鱼儿》词所继承。如果不以屈原诗作注，似乎难以解通这首词。“娥眉遭妒”的比兴方式演变发展，屈原是源，辛弃疾是流，寄言之妙，成为后世词家的专长。以幻境来写现实的表现方法一直被广泛沿用。
李贺的诗歌、吴承恩的《西游记》、汤显祖的《牡丹亭》、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等，无不受到《楚辞》的影响。
另外，《楚辞》在语词中“兮”的运用，也是一个特色。这是炼句技巧的进步。这个“兮”字在句中或末尾出现，使得诗更有韵味，读时，在轻重徐疾之间，显示出更多的变化，使得声调活泼悠扬。
对《楚辞》的研究过程中，屈原的精神品质备受人们的推崇，这是评价中的主流。不过对屈原的行为方式持批评与贬低态度的，世代不乏其人。从扬雄“露才扬己”的批评开始，历经魏晋唐宋元明清直到现代，对屈原尤其他的怀石自沉，都曾有所指责。在责难中我们可以看出批评者的思想印记。
一般说来大多不否定屈原崇高的人格，这些责难的作品多是从屈原的悲剧命运中，总结政治斗争的教训，阐发个人关于仕途和人生的见解，达到借古人之杯酒浇心中之块垒的目的。人们已经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反离骚”文化现象。无论什么样的批评都不必作简单的否定，它有着复杂深厚的文化内涵，也是我们阅读与研究楚辞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21 千奇百怪神话渊薮——《山海经》
司马迁不敢言周树人最心爱《庄子。逍遥游》里有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叫接舆的人对一个叫肩吾的人说：藐姑射（y è）山里住着一种神人，他们肌肤白皙，像冰雪一般；体态柔美，如同妙龄处女。他们不须吃饭，只要吸点新鲜空气，喝点露水，就足够了。他们驾着飞龙，乘着云气，可以随意到四海之外去遨游。他们不用受劳作的辛苦，只要凝神一想，就可使万物不受灾害而五谷丰登。肩吾听了以后，根本就不相信，于是他又对一个叫连叔的人说：接舆所讲的实在是“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银河）而无极（没有边际）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我只把它当作一些疯话。这个故事，很可以拿来比况世人对《山海经》这本书的看法。今本《山海经》共18卷，三万余字，其中记载了许许多多离奇古怪的人、物和国度。当人们读到这些记载，很难不“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必然会觉得它与世事人情大相径庭。举例说吧：《山海经》的《海外南经》里记了一个“贯匈（胸）国”，这个国家里的人，从胸到背都“有窍”，就是说有个圆圆的大洞。这个大洞是怎么来的呢？《山海经》没有讲，据后来的《淮南子》等书说，原来是这样：大禹治洪水时，在会稽山大会天下群神，防风氏迟到，禹就把它杀了。后来洪水平息，从天上降下两条龙来，禹就派使臣范成光驾着这两条龙，到海外各国去巡视。走到南海，经过防风国。防风国有两个臣子，因为大禹杀了他们的君主，心怀仇恨，如今看到大禹的使臣驾着龙来摆臭架子，于是怒上心头，搭箭拉弓，没等这巡视大员的龙车降临地面，就飕地一箭射了去。但这一箭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只听得霹雳一声巨响，刹那间风雨大作，两条龙载着使臣向着天空飞腾而去，转眼间便杳无踪影了。两个臣子知道这下子不但没有报了仇，反倒惹下了大祸，与其被抓去砍头，还不如自杀。于是拔出短剑，对着自己的胸口捅了个大洞，倒地而死。
大禹知道了这事后，哀怜他们的忠义和耿直，就派人去为他们拔出了短剑，并在伤口上涂了不死药，于是他们又很快地活了过来。但是，他们胸口上那个大洞却再也不能复原，而且遗传给了他们世世代代的子孙。这便形成了贯胸国。贯胸国人胸口上的这个大洞，看上去可能不很雅观，但却有实用性：“尊者去衣，令卑者以竹木贯胸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