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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兴未艾，《三国演义》研究的新学科正在形成，这就是《三国演义》的应用学。
24 义旗奋英雄泪血染水泊——《水浒传》
从宋江起义到《水浒传》《水浒传》是我国最杰出的英雄传奇小说，几百年来风行不衰，深受读者喜爱。
与《三国演义》一样，《水浒传》也不是文人独创的小说，它也是在历代民间艺人创作的大量水浒故事的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的。北宋末年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在民间有许多传说。南宋时已有说话人将其改编讲说，据《醉翁谈录》记载，当时的“水浒”话本，有“公案类石头孙立”，“朴刀类青面兽”，“杆棒类花和尚、武行者”。到宋末元初，有人将流行的水浒故事略加整理，写成《大宋宣和遗事》，其中有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怒杀阎婆惜，还有招降、打方腊、封节度使等，内容粗糙简单，但已给我们展示出《水浒传》的基本轮廓。
与说话同时，戏曲中的水浒戏也大量出现了，当时流行的水浒戏数量可能不少，现存的仍有六种，其中以李逵戏最多，也最生动。如《李逵负荆》，把李逵嫉恶如仇又幼稚单纯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
民间艺人和文人对水浒故事不断加工创作，水浒英雄由36人发展到72人，又发展到108 人。到《水浒传》，就成为36天罡、72地煞。至元末明初，我们今天所见的《水浒传》终于被整理创作出来到底谁是《水浒传》的最后写定者呢？大致有三种说法，有人说是施耐庵，有人说是罗贯中，也有人说是施耐庵、罗贯中合作。现在比较公认的最早版本《忠义水浒传一百卷》署“施耐庵底本、罗贯中编次”，早期的许多记载又只说罗贯中作。至明末清初金圣叹批评《水浒传》时，认为120 回本《水浒传》后50回为罗贯中所续，肆意诋毁，拦腰砍断，自称“古本”，于是《水浒传》尽归施耐庵所有。因为金圣叹批评本对后代影响很大，大大超过了其它版本，因此，现在一般人都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施耐庵，大约为元末明初人。其生卒年、故里及生平事迹都不太清楚。
关于他的有关情况，均属传说，有的说他35岁中进士，出仕钱塘两年，因与当权者不合，弃官回乡，闭门著书；又说他曾与元末苏州农民起义军领导人张士诚有关系，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还多次请他做官，他都辞了。
本世纪30年代以来，陆续在江苏省兴化县发现一些史料，据载，江苏兴化县的施氏始祖施彦瑞就是施耐庵，得到不少人认可。但也有人认为，这些史料，包括墓志、家谱、诗文等，都不可靠，很可能是后人伪造。其实，退一步讲，即使我们证明了施彦瑞就是施耐庵，就是《水浒传》的作者，也难以对其生平事迹有比较详细的了解，因为有关的史料并不太多。当然，这丝毫不会影响《水浒传》的价值。
一百单八将性情各异《水浒传》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只要你读过《水浒传》，就不会忘记鲁智深、武松、林冲、李逵，甚至不会忘记潘金莲、王婆、阎婆惜……。
前人曾这样评论：“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水浒传》所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相识。”
这些评论虽不无夸张之处，但说《水浒传》真正写活了一二十个形象，并不过分。尤其值得惊异的是，这些形象几乎全是英雄豪杰，性格却各有不同。
如果说，将身份、地位、修养、性格等迥然不同的形象写得鲜明生动还比较容易的话，要写活十几个乃至几十个英雄豪杰，困难就大多了。《水浒传》却能将他们的同中之异刻画得准确突出。同是英雄，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各有特点。鲁智深是火暴性子，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丝毫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与金老父女素不相识，却主动周济他们，为他们报仇。林冲是忍辱退让，一切为了保全地位，听说有人调戏他的妻子，他义愤填膺，可一见是高衙内，便只是冲散了事。同样是逼上梁山，鲁智深是因我行我素，不为社会所容，是“自作自受”；林冲则是仇人陷害，被逼无奈。同样是豪侠，鲁智深是正气凛然，打抱不平；武松是秉性刚烈，复仇心切。同样是粗中有细，鲁智深是镇定机智，李逵是天真幼稚。鲁智深失手打死郑屠，谎称“你诈死”一走了之；李逵下井救柴进时，忽然想到别人会不会把他拉上来。
为了更鲜明准确地区别人物性格，作家经常进行对比刻画，通过人物对同一事情的不同反应，显示人物的性格。如鲁智深听到林冲妻子被调戏，领了一帮泼皮，便要大打出手，“教他吃酒家三百禅杖”，反而是林冲劝鲁智深。鲁智深的豪侠仗义，林冲的委曲求全，顿时显露无遗。
《水浒传》特别善于通过曲折的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情节表现人物，性格引发情节。鲁智深的性格是通过一系列情节表现的，离开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火烧瓦罐寺、倒拔垂杨柳等故事，鲁智深的性格便无法表现。离开了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道、棒打洪教头、风雪山神庙，林冲的性格亦无以表现。说到武松的性格，我们也不会忘记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这些情节本身，又曲折惊险，极富传奇性，特具艺术魅力。在具体的情节描写中，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闪转腾挪，变幻无穷，真如古诗所说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熟知的“景阳冈武松打虎”，先写酒店招旗上写着“三碗不过冈”，伏下一笔。再写武松不顾店主解释，一遍遍要酒，前后吃了18碗，提了哨棒就走。层层推进，悬念迭生。又写武松看到两处告示，方才相信真正有虎，心有点怯，想回去，又怕被店主耻笑，只好上山，而酒却涌上来了。经过这一番回环往复的点缀渲染，造成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情势。最后写武松赤手空拳打死老虎，把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写得惊心动魄。又如林冲棒打洪教头，只是写一次比武，一般作者可能单刀直入，三言两语就打发掉了。《水浒传》却写得曲曲折折，引人入胜。要比武，却先不写比武，先写吃酒。既比武，又不真比，一会儿又停下，给林冲开枷，柴进拿银子做利物，最后才真比武。用笔曲折，扣人心弦。同时又在情节的进展中，一步步刻画出人物的性格。
《水浒传》的结构也是以人物刻画为中心，它创造性地运用了史书纪传体形式，为集中刻画人物服务。尤其是前半部分，正如前人指出的，《水浒传》一个人出来便是一篇列传。前半部集中写了几个英雄人物，如史进、鲁智深、林冲、杨志、宋江、武松等，各个人物基本上单独立传，又环环相扣，彼此牵引。如史进引出鲁智深、鲁智深引出林冲、林冲引出杨志……，每位英雄的故事既能独立成篇，又有相互联系。各个人物又在逼上梁山的大主题下统一起来。这样就把人物刻画与作品的统一结构结合起来了。
《水浒传》也是我国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它不用书面的文言，而用当时生动活泼的民间口语，加以提炼，叙事、写景，简练传神，尤其是人物对话，口吻毕肖，如出其口，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梁山好汉的悲剧《水浒传》的主题比较复杂，有人认为是宣扬忠义，也有人认为是为草寇强盗张目；有人认为是歌颂农民起义，也有人认为是鼓吹投降……，至今争论不休。实际上，一部巨著的主题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很难用几句话说清。
从具体描写看，《水浒传》的确是一部为“草寇强盗”树碑立传的小说。它第一次反映了农民起义的整个过程，揭示出农民起义的真实原因。小说把高俅发迹、迫害忠良放在作品开端，以表明朝政不纲，乱自上作。高俅原是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只因踢得一脚好气球，便受皇帝赏识，“没半年之间，直抬举他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从此，他便勾结权贵，迫害忠良。
林冲本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身份不低。他本想安于现状，高衙内调戏他妻子，他只是冲散了事，希望以屈辱保全地位。高俅将他刺配沧州，他依然忍耐，即使被贬至草料场，他仍想苟安下来。直到高俅的刺客要杀害他时，他才被迫起而反抗，杀死刺客，奔向梁山。他的上梁山，完全是被逼出来的。
其他各个英雄，如鲁智深、武松、李逵，虽然上梁山的原因各有不同，但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被逼上去的；鲁智深打抱不平，我行我素，不为社会所容；武松因哥哥被毒死，无处伸冤，又遭人暗算；李逵因杀了人，在外逃难。
正因为他们是“逼上梁山”的，他们的行为才具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在第71回，作品淋漓尽致地描写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壮观场面，表现了封建社会中，广大人民朴素的平等思想和理想生活。
但这只是一方面。《水浒传》虽然满腔热忱地肯定了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对他们“犯上作乱”毕竟不敢毫无保留地赞扬。作品把罪恶归于奸臣，而不是皇帝，更不是制度。在作品看来，只要除掉奸臣，朝政自然会好，换句话说，皇帝本来很好，只是被奸臣蒙蔽了，梁山好汉当然应忠于皇帝。解决的办法，就是“将功补过”，接受招安。这是梁山领袖宋江的愿望，也是作者的愿望。在排座次之后不久，宋江便接受招安，并帮助朝廷打方腊、征辽、征田虎王庆，衣锦还乡。但宋江等打家劫舍，对抗官府，已犯“弥天大罪”，实属“十恶不赦”，若允许他们受招安，实际上是赦免强盗，无法警戒来者，这是封建社会绝对不允许的，因此宋江等的结局，注定是悲剧。《水浒传》作者也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在赞扬宋江等受招安的同时，也写了他们的必然悲剧。受招安的梁山好汉，继续做官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宋江、李逵、卢俊义死于鸩酒；吴用任武胜军承宣使，到任后“常常心中不乐”，后自缢于宋江坟前；花荣到应天府为官，“无一日心中得安”，后亦自缢于宋江坟前。又如关胜，操练军马回来，落马得病而死；呼延灼与金兵作战，阵亡淮西。相反，明智退隐的，都得善终：鲁智深最初不守佛门规矩，最终成为虔诚的佛教徒，在浙江坐化；武松起初最有功名心，最后心灰意懒，宁愿终老塔院；公孙胜坚决归隐，一心学道；阮小七回家打鱼；邹润登云山打猎。这实际上又反映了作家对招安的失望和否定，真正的出路在出家、退隐。
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梁山好汉的最佳出路只能是这样。正如作品最后所说：“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鸱夷泛钓船。”鸱夷就是战国时著名的功成身退的越国宰相范蠡。
英雄豪气永驻人间《水浒传》对后代的影响是巨大的，续书从古到今，绵绵不绝。清代有《后水浒传》、《荡寇志》，现代有《新水浒传》，当代仍有《新水浒传》。
狗尾续貂也罢，锦上添花也罢，都说明了《水浒传》的巨大影响。《水浒传》对一般小说创作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人情小说，一是侠义小说。《水浒传》虽以农民起义为素材，但由于作品在市民社会的勾栏中诞生，带有浓厚的市井气息。其中有对市民生活和市民形象准确传神的描写，如“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虔婆醉打唐牛儿，宋江怒杀阎婆惜”等，市井风俗世态，市民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金瓶梅》由此横生枝节，从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写出洋洋百回的《金瓶梅》，成为世情小说的代表作。《水浒传》写梁山好汉的侠义行为，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侠义小说，如《三侠五义》、《小五义》。但梁山好汉个个顶天立地、正气凛然，而后来的侠客往往依靠主子，充当保镖，欺下媚上，沦为奴才。侠的真精神逐渐沦亡了。
《水浒传》对其它艺术形式的影响也很大，京剧和地方戏中的水浒戏，几乎可以和三国戏媲美，影响甚大。80年代，电视剧蓬勃发展，古典文学名著被相继改编。《水浒传》的改编是相当成功的，其中的《武松》、《鲁智深》、《林冲》，深得观众好评。
《水浒传》对一般社会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历代起义农民，往往以水浒英雄为榜样，封建官府却害怕《水浒传》流传，一次次查禁。这本身就说明了《水浒传》的影响之大。现在，《水浒传》反映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但《水浒传》依然活着，依然风行不衰。除了艺术的成功外，更重要的，恐怕是因为作品表现的梁山好汉的人格力量。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理想，无视一切礼法，不惜一切代价，他们敢爱、敢恨、敢生、敢死，他们爆发出来的生命的力量，不仅属于被压迫的农民，也属于不得志的文人；不仅属于古代，也属于现代。凡是心中充满抑郁不平之气的人，都会在《水浒传》中得到发泄，凡是孤苦无告的人，都能在《水浒传》中找到自己的知音。
25 极幻想之奇满人间之情——《西游记》
取经故事的神话化
《西游记》是我国最著名的神魔小说，是以唐玄奘西天取经为素材创作的。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僧人玄奘不顾禁令，偷越国境，费时17载，经历百余国，前往天竺取回佛经657 部。回国后，口述西行见闻，由门徒整理为《大唐西域记》。这是一部严格的实录，但其中在记录西域山川风俗时，介绍了印度的许多宗教传说，这为取经故事的神话化留下了引子。
后来，玄奘门徒撰写玄奘传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时，为了神化玄奘，插入一些神话如“口授多心经”等。同时，玄奘取经故事本身的传奇性和宗教性，也为其神话化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此后，唐僧取经的故事被进一步神话化。
今存南宋时刊刻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就是民间艺人将以前各种取经故事联缀整理而成的。《诗话》的最大创造在于猴行者。他化为白衣秀士，自动来保护三藏西行。尽管这一形象在《诗话》中还未成为主要角色，却为取经故事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本框架。据现存资料推测，到元代，肯定存在过类似平话的《西游记》，在这部作品中，取经故事的主要内容已基本具备。
与此同时，以取经故事为题材的戏曲创作也产生了，如金院本《唐三藏》和元代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等，至今仍存的是元末明初的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它创造了描写唐僧出世的江流儿的故事，后来为《西游记》吸收。
到明代中叶，吴承恩广泛吸取前人成就，加以融合创造，完成了百回本《西游记》，成为取经故事的定本。
吴承恩（约1500—约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江苏淮安人。少年即有文名，但科试不第，长期卖文为生，生活清苦，愤世狂傲。他喜爱民间文学，善谐剧，尤喜野史奇闻。他在自己的志怪小说集《禹鼎志》序言中自述道：“余幼时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史稗史，俱为父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
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并且他认为自己的志怪，”盖不专名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存焉。“《西游记》正是以这样的指导思想整理创作而成的。
兽性神性人性《西游记》运用神奇的浪漫主义想象，创造了一个奇光异彩的艺术世界，真可谓无地不奇，无人不奇、无事不奇。前人曾这样评论道：“龙宫海藏，玉阙瑶池，幽冥地府，紫竹雷音，皆奇地也；玉皇王母，如来观音，阎罗龙王，行者八戒沙僧，皆奇人也；游地府，闹龙宫，进南瓜，斩孽龙，乱蟠桃，反天宫，安天会，盂兰会，取经，皆奇事也；西天十万八千里，筋斗亦云十万八千里，往返十四年五千零四十八日，取经即五千零四十八卷，开卷以天地之数起，结尾以经藏之数终，真奇想也；诗词歌赋，学贯天人，文绝地记，左右回环，前伏后应，真奇文也；无一不奇，所以谓之奇书。”作品以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