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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就已经很能够堵住大臣们的嘴了，李治好歹还等到了三十多岁。莫非这是遗传？嗯，如果是的话，那么算是一个广义的遗传了，虽然每朝每代皇位不一定是禅让的，可是不听劝的毛病却一代代地传承了下来。
李治是有缺点，但不能说昏庸，毕竟高宗的政绩还是很值得一提的，无论如何总比后来的唐懿宗强。之所以备遭谴责，多半是因为他的那位夫人——武则天，生时受她制约，死后大唐江山又险些断送在她手里，因此人们在钦佩武则天却又狠骂她的同时，也骂着李治。因此李治把武则天弄进宫来倍受非议，一方面武则天是太宗的才人，确实于礼不合，另一方面，只怕就难免是后人以结果推原因了。关于第一方面，唐代宫闱之事有时的确比较混乱，有北方少数民族习气的痕迹，比如李世民就曾把齐王妃收入宫中，而后世李隆基是娶了儿媳，李治则是娶了庶母。但是在正妻的问题上却并不乱，并不像突厥那样可以一个可敦经历几个可汗。武则天进宫的阻力没有当皇后时的阻力大，因为皇帝无非是纳一个妾而已，但要是把她立为正妻，便受到了坚决的抵制。因之，武则天立为皇后不见得是长孙无忌他们有什么先见之明，知道她将来会取代李氏做皇帝，而是因为她的身份问题。李世NFDD0在这紧要关头显得软弱，有人说是他圆滑，柏杨先生更是称之为“漂亮的报复”。如果李世NFDD0知道武则天后来做了女皇，只怕也未必会如此表现。李治冲破重重阻拦，终于立武氏为后，这份“魄力”倒也难得，只是如果他用这份魄力来治家平天下就好了……
其实李治是有点儿怕老婆，但还不至于一开始就把政事交给她。显庆五年，高宗闹眼疾，只好让武后来处理一些事情，委以政事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可是后来，李治的进取心也有所减退，武后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因此终于发展到“二圣”的地步。但这种情形历史上也并非没有过，隋文帝杨坚就是和独孤皇后一起并称“二圣”的。说起来，隋文帝杨坚也是很怕老婆的，有一次就是被皇后气得一个人跑了出去，宁可自己生闷气，也拿她没办法。李治也不是一味地心甘情愿，他想做什么，往往被武后制约，于是“上不胜其忿”。李治也挣扎了一次，找上官仪来起草废后诏书，不知怎么就被武后知道了——左右奔告于后，李治这个皇帝当得也够可怜的，由此可见，武后自然是废不得的。最后此事告吹，但比较令人失望的是，在武则天面前，李治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上官仪从中得到的最大教训。也许就是“疏不间亲”这句话的确是至理名言，但可惜再无实践的机会，因为这件事已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另外，说句不相关的话，上官仪之死从文学史角度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言，这是强制性地收住了江左余风。只是杀他的时候，李治和武则天可都是没想到这点的。二圣之称，也是在这件事之后，以后更是发展到了“天皇”与“天后”的地步——李治大概是中国唯一的一位“天皇”了。
第二部分唐朝平定高丽的大将军薛仁贵像（2）
感觉高宗夫妇总能弄出很多花样来，如上面提到的天皇天后——这种称法中国还真不习惯，因此看电视上两人“天皇”、“天后”地这么称呼，有点滑稽。再比如年号，武则天是年号最多的皇帝，共十七个，李治则是十四个。而李治用了这么多年号，估计和武则天有关，总之是一开始还能坚持几年，越到最后换得越勤，一年一个，直到他去世。这些年号常搞得我晕头转向，其实历史上也不乏爱换年号的皇帝，比如汉武帝，但汉武帝的年号比较有规律，除去建元，后面是“光”字带着另一个字，只要记住那几个字就可以了，“光”字年号各六年，然后虽然用字不大规律了，但保持四年一个年号。高宗武后的年号则是什么规律都没有，要多难记有多难记，相信他们自己也都未必记得清楚。相形而言，还是高祖太宗的时间比较清楚，就一个年号，也许他们懒得再想年号名了，但这既方便了自己更方便了别人。起年号最有学问的当属玄宗，不是说他年号起得有多深刻有多好听，而是说年号起到的作用，开元和天宝基本上（所谓基本上，是说开元末期已经初露端倪）就是变化的转折分界。
时间走到了弘道元年，当了三十四年皇帝的李治去世了。临死之时，李治“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而后来的唐朝则为此而差点付出了三代而亡的代价。
公元684年，年号的混乱达到了极致，这一年真是大唐历史上非常有趣的一年。这一年轮流上台了三个执政者，两个皇帝，一个太后；这一年本应该有三个称呼，嗣圣、文明、光宅……最后，人们便取最后一个年号为这一年的标记。问题来了。嗣圣是中宗李显的年号，但是他二月就被废了，随后李旦登基，是为睿宗，改元文明。但是睿宗已经是傀儡皇帝，实质上的执政者是武后。既然如此，武后为什么要于九月改元光宅呢？为了标记什么事呢？九月，徐敬业造反，或许与这次改元透露出来的信息有关，按逻辑当是李旦明确将权力交给太后。然而似乎又不是这样。六年后也就是公元690年，武后称帝，将皇帝改为皇嗣——也就是说，皇帝此前仍是皇帝，当然，是名义上的。可是他自从当皇帝以来，权力并不在他的手中，九月的改元真的有些令人费解。同样令人费解的还有史家。既然那六年时间内唐朝还是有名义上的皇帝，但这六年却归属到了武后的名下。与此类似的还有汉的吕后时期，但是形似而神不似。惠帝执政期间，权力主要也是在吕后手中，但是却不曾将这几年说成是吕后某某年。而惠帝死后，汉朝实际上是处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至少是没有一个成年的皇帝，因此吕后控制了政权，这时史书上才记“吕后某某年”。相似吗？可是，这位可怜的皇帝，汉朝从来就没认他是自己的皇帝，因为他来迹可疑，并非是惠帝的亲子。唐睿宗不一样，他不但成年了，而且也是唐代的正统皇帝，即使权力不在他的手中，但名义上仍是皇帝——于是暗笑，难道史家也是如此势利吗？
中宗李显即位之后，将自己的岳父提拔为豫州刺史，此后又想升为侍中，这件事成了他被废的导火线。这件事得到了裴炎的反对，中宗一气之下说就是把天下交给韦玄贞，又有何不可？然后他为这句不冷静的话付出的代价便是十四年的流放。每当朝廷有使者到来，李显总是吓得要自杀——他有两个榜样在前，这样的担心很正常，但是既然敢自杀的话，死都不怕，又何必怕什么呢？如果不是韦氏劝止，李显真的等不到十四年后做太子了。又过了六年，苦尽甘来的李显终于得以复位，两次登基，前后一共二十年。
中宗在位之时政绩的确是不好，但对外却还有几件事值得一提。一是突骑施娑葛在西域作乱，唐出兵征讨，经过两次战斗取得了“贼徒因而退败”的胜利，于是突骑施娑葛被迫投降。二是突厥从河套南下侵扰，中宗派张仁愿征讨，收复了漠南地区，最后又在黄河之北筑了三座受降城，巩固了既得胜利。至于受降城，应该比较有名吧——“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中便写到了受降城。三是继文成公主之后，金城公主嫁入吐蕃和亲。这几件事中，金城公主的和亲是初中课本上就有的，现在还记得当时书上用黑体字写着：和同为一家。不过金城公主比文成公主可怜多了，她命运多舛，连孩子都曾被人抢过。
第二部分姚崇像
中宗之所以后世评价不好，是为韦后和安乐公主所累。李显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丈夫和父亲，想当年艰苦生活中，是韦氏跟着他一起度过的，他怀着这份感恩之心，实践了当初“异时幸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禁御”的承诺。但是他对妻女的放纵，却为国家朝廷带来了灾祸，也使他自己提前去世了若干年。我不认为李显是真的糊涂到了家，他并未答应安乐公主求为皇太女的过分要求，当他微笑着给安乐公主的“诏敕”签字时，可能想到更多的是对妻女的愧疚——他曾让她们受了那么多的苦。但是这本应该非常感人的一家，尤其是这对患难夫妇，最后的结局实在令人心痛。韦后毒死了亲夫，不久和女儿一起被杀，以完全的悲剧告终。
中宗之后，是睿宗。和哥哥相比，睿宗这一生可谓平安多了。他没有过被流放的痛苦，最后也非常识时务地退位做了太上皇。睿宗当政比中宗也强不到哪里去，而且在对外上也是比不过中宗的，但是历史的评价似乎睿宗更好一些。这也情有可原，因为唐代后来的皇帝，都是睿宗这一支的后人。两人相似的地方是，中宗为夫人韦后所制，睿宗却是为妹妹太平公主所制。
不过睿宗在立嗣问题上倒的确是“睿智”的，和他一样睿智的还有他的长子宋王成器。父子二人一起吸取了开国之初那次玄武门之变的教训，非常正确地立李隆基为太子，避免了又一次的太子之争。只是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的关系并不像《大明宫词》里演的那样亲密，而是如仇敌一般，太平公主几次想要害李隆基。有一次，李旦召见韦安石，问他是否“朝廷倾心东宫”，这样问等于是有些怀疑李隆基了，幸好韦安石没有被太平收买，不然一旦加以挑拨，也是件麻烦的事。这说明太平公主的离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姚崇和宋璟劝睿宗把宋王及太平公主等人全部弄出长安，为太平公主得知，于是责备李隆基。李隆基此时的表现初看也是很让人失望的，“太子惧，奏元之（姚崇字元之）、璟（宋璟）离间姑、兄，请从极法”。但想想玄宗皇帝好像也不应该是这样的人，这样的奏请一来是被迫的，二来或许也出于对他们的保护。比如有一次北齐高洋怀疑他弟弟常山王高演受了大臣王晞的教唆，然后高演就对王晞说：“我明天要做一件事，为了救你，也为了自保，你千万别怪我。”第二天，便把那个人痛打了一顿，结果果然两人平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姚宋真应知足了，至少没挨那顿打。
最后，太平公主弄巧成拙，想用天象加害于太子，但她完全没有猜到睿宗会有的反应——他竟然因此而下决心让位了。和中宗同样二次复位的睿宗，第二次只短短当了两三年皇帝，便光荣地成为太上皇。可以说他的退位，是和立太子时一样的睿智，或许睿宗的庙号就是这么来的。
第二部分从郡王到皇帝·李隆基（1）
从郡王到皇帝——李隆基
提起玄武门之变，大家首先想到的便是发生在唐代武德九年的那次宫廷政变。当时还是秦王的李世民伏兵于宫中，一举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从而奠定了自己皇位继承人的地位。两个月后，在皇帝宝座上枯坐无味的李渊识趣地把它让了出来，于是，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取得了从头到尾彻底的胜利。
【第四次“玄武门之变”】
既然太宗皇帝开了个头，那么后世子孙学一学先祖的做法，似乎也无可厚非。于是，几乎随着每一任新皇帝的“诞生”，都大大小小地出过一些事情。高宗即位平安吗？他是在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鹬蚌相争两败俱伤后取得的渔人之利，而且他这位懒渔人还没亲自动手，就好像有一颗炸弹飞到鹬和蚌的中间，把它们全都炸飞起来，落到了李治的手中。
当中宗李显好容易从武则天手中夺过皇帝的宝座，天下终于又由周改叫唐了——对了，这次也算是一次玄武门之变，是第二次。之后李重俊发动了第三次，不过他这一次没成功。中宗其实是位非常苦命的皇帝，之前十几年的流放不说了，之后的被韦后等人害死也不提了。唐朝一共就四次玄武门之变（也有说是五次，反正唐朝政变极多，但前四次，即截止到玄宗即位前的四次基本上可以确定下来），他这一朝就碰上了三次。当然了，最后一次他无法亲眼目睹，因为那次是李隆基发动政变杀掉害死中宗的韦后和安乐公主……
一
历史最令人烦恼的是什么？
也许你会说：杀人、放火、战争、皇帝的更替……不然，其实最烦人的是年号，赶上在年号上“无为而治”的皇帝还好说，要是赶上一个专门在年号上勤政的皇帝，那么，你会有一种强烈的发怒愿望。也许有点夸张，但有时的确是这样的心情。
公元710年，和公元684年的情况相似，也是有三个年号。这一年当中的半年时间是中宗的景龙年号，可是后面却发生了一连串的宫廷斗争，导致了后半年换了两次年号。
五月，继定州人郎岌上告韦后与宗楚客将为逆乱而被打死之后，许州的燕钦也如此上书中宗，这一次中宗亲自召见了他。在中宗面前，燕钦一阵慷慨陈词，中宗听罢默然。但随后宗楚客即矫诏命人骑马飞奔把燕钦凌空扔起来撞在堂前的石头上，结果把燕钦的脖子摔断了。想来当时的情景一定相当恐怖，而宗楚客的大声叫好更增添了这种恐怖的气氛。如今《全唐诗》中还存有宗楚客的六首诗，基本上都是应制之类的，没什么价值，不过文字还是很不错。但看看那文绉绉的诗，再对照一下眼前这个看到别人脖子折断而欢呼的人，就会对他产生极其厌恶的感觉。
中宗对此没有深究，但仍然怏怏不乐——谁知这竟成了韦后和安乐公主谋害丈夫、父亲的起因！
事实上，中宗对韦后和安乐公主一直是十分放纵的。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说过，我不认为中宗放纵妻女，是因为真正的糊涂——当然，中宗其实也是够糊涂的，比如他曾让三品以上的官员们拔河，结果有几位老大人摔在地上动弹不得，中宗却哈哈大笑（也挺可气的）。还有一次，他和韦后在元宵节出去散心，估计是想起祖父两次放宫女出宫和释放死囚回家省亲的事情来，所以他也发起慈悲，让数千宫女出宫游玩，最后很多人没有再回来。其实太宗根本就是放走宫女，没指望她们再回来，而释放囚犯倒是有一定的冒险性，不过要是有内幕的话就不好说了。但宫女们不是囚犯，中宗又远没有太宗那样的号召力，所以闹出这样的笑话也实属自取。感觉这样的中宗颇有些像不懂事的小孩子，但总比西晋那位有名的白痴皇帝要强了很多。惠帝在大臣奏报说今年收成不好，百姓们没东西吃后，百思不得其解地问：“没米吃，为什么不吃肉粥呢？”这几乎成了流传千古的大笑话。而中宗有一年也赶上了收成不好，很多大臣便劝中宗去洛阳。唐代洛阳为东都，很多皇帝都喜欢到这里来，尤其要是关中收成不好养活不了这么一大帮人的时候，由皇帝带领着百官去洛阳倒也算是个解决办法。不过韦后不想去，就鼓动一些人劝中宗不要听从那些大臣的劝告。估计中宗自己也不想去吧，最后一次对着劝他去洛阳的大臣发起火来，说：“岂有逐粮天子邪！”就是说，哪里有到处追着粮食跑的皇帝呢？不管怎么样，中宗这句话说的还是不错的，如果一个皇帝真的成了丐帮帮主（还是净衣帮）的话，那他的子民的确会产生怨恨情绪，尽管他也不大可能与收成不好的百姓一起挨饿，但起码他没有一走了之。而由对外政策来看，中宗虽然不能称为雄才大略之主，但处理这些事情还是胜任的，比后来的睿宗要稍强。无疑，历史给他的定位并不十分公平，原因就出在对内了。中宗十几年的苦难流放生涯，是他的妻女陪着他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正如元稹的诗“贫贱夫妻百事哀”，他们那个时候是连“贫贱夫妻”都不如的，因为他们随时会有杀身之祸。他是皇子，无论在父亲的唐还是母亲的周，他都本应该是万人之上富贵无比的皇子，何况他自己还曾一度当过皇帝，尽管下野的时间太快了一点。他本应该可以给他的妻子儿女们一个幸福的生活，但由于种种原因，不但没能让她们享受这一切，反而跟着他担惊受怕，安乐公主就是在迁到房陵的途中生下的，“解衣以褓之，名曰裹儿”。可以想像，李显对她们是很愧疚的，而当他终于重登帝位的时候，他可以报答她们了。这便是放纵妻女的由来。
第二部分从郡王到皇帝·李隆基（2）
中宗自己其实也知道她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太平、安乐公主各树朋党，更相谮毁，上患之”，但他又不能管，不是真的不能，可能多半是不忍。一边是自己的妻女，一边是自己的妹妹。他希望他与她们能够平安地渡过后半生，不想弄出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但事情越发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了，也许最初他只以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