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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铭刻着四字篆书“文帝行玺”—一件绝世么I幻余年的镇墓之宝横空出世。
众人望着黄展岳手中那明净铮亮、金光闪闪的印玺，在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之后，接着是一阵欢呼。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为寻找南越王家族的墓葬踏破铁鞋，费尽心机，尤其是近数十年来，为寻找南越王家族墓葬，麦英豪率领考古队，更是不遗余力地四处打探，八方搜寻，他和同伴的足迹几乎踏遍广州城郊的大小岗岭，却总未取得预想中的成果。自象岗古墓发现以后，关于那位神秘的墓主究竟是谁的问题，一直困惑着大家，使众人昼思夜想，寝食不安，“文帝行玺”’的出土，无疑向大家宣告，象岗古墓的墓主极有可能就是《史记》、《汉1玲两书所记载的曾嗜称南越文帝的第二代南越王—赵佗的孙子赵胡。
据史料记载，秦代以前，印章是用金、玉、银、铜制成，称“方寸玺”，人人皆可佩带。秦后，只有皇帝印章独称玺，并专以玉制成。玉制印章造型的不同，体现了拥有者不同的身份和社会地位。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令良工用蓝田山美玉制成了一枚玉玺，玺钮雕刻犹如龙鱼凤鸟之状。垂相李斯以大篆书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刻于玺上。秦始皇和满朝文武对这枚玉玺非常看重，称为“传国玺”。自此之后，关于这枚“传国玺”就开始了它那极富传奇色彩的经历。〕
秦始皇一生曾数次出巡，相传当他有一次巡游至洞庭湖时，风浪大作，乘舟将覆，在这生死枚关的紧急关头，有臣僚献计把玉玺投入湖中可镇妖避邪，保全性命。于是秦始皇从腰中解下佩带的“传国玺”急投于湖中，湖面顿时风平浪静，秦始皇及其臣僚安然渡过了风险。8年后，秦始皇再次出行至华阴，有人拿着“传国玺”忽拦于道中，对始皇随从说：“请将此玺还给祖龙（秦始皇的代称）。”言毕便不见踪影，“传国玺”复归于秦始皇所有。
秦末天下大乱，汉高祖刘邦领兵率先攻人关中。大军压境，秦亡国之君子婴将此玺献给了刘邦。刘邦得到此玺后，经过大小百余次血战，终于击败对手西楚霸王项羽，建立起汉王朝。刘邦即皇位后，便正式佩带起“传国玺”。西汉时，“传国玺”一直存放在长乐宫内，成为皇权的象征。西汉末年，大司马王莽独揽朝政，为了篡夺皇位，就命安阳侯王舜逼迫太后王氏交出“传国玺”。王太后眼见刘氏江山将落入王莽手中，却又无奈，一气之下，将玉玺掷于地，玉玺之上雕刻的璃虎被崩落一角。王莽得到玉玺后，将摔落的一角以金镶补起来。
自王莽佩玺继皇位后，没几年功夫，就爆发了农民起义，农民军立刘玄为更始帝，更始军率先攻人都城长安。王莽见大势已去，携带“传国玺”仓皇逃窜，想不到竟被屠户杜吴追上杀死。但杜吴不知王莽佩有玉玺，有一个叫公宾的更始军将领就割下王莽头颅，取下玉玺，交给上司李松邀功，李松将玺呈送给更始帝。此时，另一支农民军赤眉军也进人长安，赤眉军立牧童刘盆子为帝。更始帝在自感不是赤眉军对手的情况下，只得奉玺投降。后来，刘盆子又献玺于刘秀，刘秀重建汉王朝，此玺又传于东汉诸帝。
东汉末年，奸臣董卓擅权作乱，天下豪强在袁绍、袁术率领下合兵讨伐董卓，洛阳城一片混乱，董卓见大势已去，便弃城逃往长安。当时在袁绍帐下任大将的孙坚率兵驻扎于洛阳城南一座宫殿中，到半夜时分，只见一口井内闪现五色光环，孙坚甚感惊奇，便命士卒点火把下并打捞，不想却捞出一具女人的尸首，颈下戴一锦囊，打开一看，内有朱红小匣，用金锁锁着，启开小匣，里面有一玉玺，上有篆文八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旁缺一角，以金镶补。孙坚马上意识到这就是被历代统治者视作权力象征的“传国玺”。在惊诧之余，便做起了登基的美梦。有些意外的是，孙坚手下有一位士兵与袁绍是同乡，将此事报告了袁绍，袁绍正有磐越帝位之心，当然想攫取“传国玺”。他令人立即扣押孙坚的妻子以要挟，孙坚被逼无奈，只得交出玉玺。后来，袁氏兄弟在与曹操争霸中败死，“传国玺”又归于汉献帝。
东汉亡后，“传国玺”归于曹魏和西晋。此后，北方陷于五胡十六国的分裂动荡局面，“传国玺”儿经辗转，又落入东晋征西将军谢尚之手，谢尚把它献给了东晋朝廷。此时，各地又出现了儿颗私制的玉玺，包括东晋朝廷自刻玺、西燕慕容永刻玺、姚秦玉玺等，还有北魏太武帝毁曹魏旧都邺城五层佛塔时，在泥像中寻得的两枚玉玺‘。南朝梁武帝时，降将侯景反叛，攻破宫城，劫得“传国玺”，不久侯景败死，其部将侯子鉴将玺投人栖霞寺井中，寺僧永行将玺捞出收存，后其弟子将玺献于陈武帝。
隋火陈后，再次拥有此玺。隋、唐两代，“传国玺”仍被统治者奉为至宝。朱温篡唐后，“传国玺”又遭厄运。后唐废帝李从坷被契丹击败，登楼自焚，玉玺也遭焚烧，下落不明。直至北宋哲宗时，咸阳人段义将其献出。金兵南侵时，又将玉玺掠走，后归人元朝廷。明灭元时，蒙古部落将玺携至漠北，自此“传国玺”不知所终。
在“传国玺”流传的1 OC〔多年间，它一直被历代统治者视为守国镇疆之宝，正所谓“得宝者得天下，失宝者失天下”。但得玺者不一定都能交上好运。后唐庄宗得魏州僧献“传国玺”，仅三年便死于兵乱之中。宋哲宗得玺改年号为元符，仅两年而驾崩。宋徽宗即位后，天下大乱，同玉玺一道被金兵掳至北国。元世祖忽必烈得玺之年即死于元大都。这颗小小的玉玺，反映的是一幅幅朝代更迭、祸福交替的历史画面。
尽管自元末明初之后，世人再难见到这枚极具传奇色彩的“传国玺”，但研究者还是从历史典籍以及部分出土实物中窥探到原物的形制和风貌。
就秦始皇所建立的秦帝国面一言，虽然仅存在了短短的巧年就宣告灭亡了，但这个帝国所建立的统治制度和模式却对后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西汉早期，“汉承秦制”的特点格外明显。而这个时期拥有和使用玺的制度也儿乎和秦制完全相同。《晋书·舆服志》曾云：i4舆六玺，秦制也。曰‘皇帝行玺s、‘皇帝之玺’、。皇帝信玺Z、‘大子行玺’、‘大子之玺’、‘天子信玺’，汉遵秦不改。”从区条记载中可以知道，当年的秦始皇不但拥有一枚‘’传国玺”，而且还开创了“六玺”制度，这个制度到汉朝建立后没有改变并沿袭下来。据东汉卫宏《汉旧仪·上》载：汉朝“皇帝六玺，皆白玉姨虎钮，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以‘皇帝行玺’为凡封之玺，以‘皇帝之玺’赐诸侯王书，以‘皇帝信玺’发兵；其征大臣以‘天子行玺’，策封外国事以‘天子之玺’，事天地鬼神以‘天子信玺”，。而（汉书·霍光传·注》则提出了一个三玺说。两说如图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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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帝有六玺说 │ 汉帝有三玺说 │
│（据《汉旧仪·上》） │（据《汉书·霍光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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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文 │用途 │备注│印文 │用途│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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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行玺│封国 │ │天子之玺│ │自己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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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之玺│赐诸侯王 │ │天子行玺│ │在符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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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信玺│发兵 │ │天子信玺│ │在符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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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行玺│召大臣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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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之玺│策封外国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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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信玺│事天地鬼神│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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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秦始皇刻制的那枚“传国玺”一样，汉朝皇帝的玉玺也早已失传，后人仅从清代吴式芬辑录的（封泥考略》中见到一枚“皇帝行玺”的封泥，既然有封泥，就应有原物存在过。至于此原物的形制，从本世纪6O年代在陕西咸阳发现的一枚“皇后之玺”中可以得到启示。
1968年9月的一天下午，陕西咸阳韩家湾公社小学生孔忠良故学回家，在路上行走时，偶然在狼家沟的水渠边发现了一个白色发光的东西，走近一看，有半截还埋在土里。孔忠良怀着好奇的心清把它挖了出来，待剔去上面覆盖的泥土一看，原来是一块方形的玉石，上面雕了个小动物，下面刻着四个字，好像是个大图章。回到家后，正好他父亲孔祥发要去西安办事，孔忠良就请父亲把这个大图章带到城里去刻字。孔样发问明了玉石的来由，仔细端详上面的古字，觉得儿子捡到的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普通印章，而是一件文物。第二天，他到了西安，找到陕西省博物馆，要求鉴定。经考古工作者鉴定，判断是汉代皇后之玺，鉴于这枚玉玺具有极高的文物研究价值，孔祥发就把它捐献给了陕西省博物馆。
这枚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的玉玺作四方形，高2厘米、宽2。8厘米、重33克。通体洁白晶莹，璃虎钮，四个侧面阴刻云纹，印文篆刻“皇后之玺”四字，其形制和印文与文献所载完全相同。玉玺出土地点距埋葬汉高祖刘邦的长陵仅1）米，长陵旁为吕后陵。按照汉代制度，帝、后陵园内有便殿和寝殿，放置他们生前的衣冠。根据专家们现场分析推断，这枚玉玺很可能就是吕后生前所用之印，她死后，这枚印玺便成为陵旁便殿内的供祭之物。西汉末年，赤眉军攻人长安，掘毁汉诸帝陵，吕后陵也被焚毁。玉玺所在的狼家沟是长陵山坡上的第一道深水沟。或许长陵便殿被毁时，玉玺遗落土中，后被水冲到长陵山腰的水沟里，时隔2仪刀多年才被重新发现。“皇后之玺”是目前所发现的惟一一件汉代皇后之印。按《汉旧仪·下》“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的记载推断，皇后之玺的印钮也应作璃虎形。玺钮之所以为虎形，是因为虎为百兽之长，“取其威猛以执伏”。前面提到王太后怒摔“传国玺”，崩落玉玺上所雕璃虎一角，说明“传国玺”的造型应与汉代皇帝、皇后之玺相同。在陕西咸阳发现的这枚“皇后玺”，为世人了解“传国玺”的形制提供了极好的佐证。
现在看一看象岗古墓出土金印的形制，只见这枚金印的印面有田字格界，“文帝行玺”为阴刻小篆，书体工整刚健有力，字划的文道很深，如一条直沟，沟壁垂直光滑，表明印文是铸后加工刻凿的。而沟底像鳞片一样，满布一条条等距的小横划，由此可推断这是用利器刻凿之后留下的痕迹。经测量，金印长3。1厘米、宽3厘米、高0。6厘米，通钮高1。8厘米，重148。5克。经电子探针测定，此印的含金量为98％强。
按文献记载，汉印边长该是汉尺的一寸，即现在的2。｝厘米，皇帝的印是否还要大些以示区别，由于没有发现汉代皇帝印，无从比较。但和此前在咸阳发现的皇后之玺那2；8厘米的宽度相比，还是比较接近的。
象岗古墓的这枚金印出土时，印面沟槽内及印台的四壁都有碰撞的疤痕与划伤，有些地方磨得特别光滑，这些地方正是抓印的手指经常接触的部位。由此可推断，这枚印是墓主生前的实用之物。不过有一点令人感到颇为奇怪，这就是按照史料记载，汉代皇帝在活着的时候，并没有自称为“某帝”的。那些“高帝”、“文帝”、“武帝”等等的称呼，全是在他们死后，由后代根据他生前功绩加拟的封号，叫做“溢”（音shy）。如汉朝的“景帝”，是他JL子刘彻（武帝）继位时给追溢的。由此可知，汉代皇帝生前的印，不会有什么“高祖之玺，’、“武帝之玺”之类的印文。另外，皇帝所用的印，也不是他死了便可带走的，有的帝王死后虽然也可能带印陪葬，但多是临时刻出来的，不是生前治理国家时用的那一枚。如此看来，“皇帝信玺”之类，可以从汉高祖一直用到汉哀帝。
很显然，象岗古墓这枚金印的印文并不符合汉朝的制度。汉代帝印是用“皇帝”、“天子”这类可以通用的字眼，象岗古墓的墓主为什么却用个“文帝”呢？“文帝，’是一个特定的称呼，只能指某一朝的其中一个皇帝。总不会是父亲叫文帝，儿子、孙子还自称文帝。若果真如此，这印以什么样的形式和说法能传给下代呢？
或许这正是南越国与中原不同的地方。从文献记载看，南越国的帝王，在生前就已经给自己上封号了。如开国的第一代王赵佗，自称是“武帝”。从象岗墓主人的印章可以看出，他自称为“文帝”。历史文献还说，南越国到了第三代王就不敢再称帝了。他把以前的武帝玺、文帝玺都藏起不用。其实即使他称帝，像“文帝行玺”这枚印，他也是不能用的，至于南越国是否有“传国玺”，后人尚不清楚，但像“文帝行玺”这样的金印无疑是特定属于一个帝王的印章。从形制上推断，这枚文帝印玺是南越国白铸的，它不同于汉朝皇帝的白工螃虎钮。就金印这一点来说，它与汉朝颁赐的诸侯王、列侯和外藩首领印是一致的，但钮式不同。三十多年来，中国发现的汉印不计其数，质地有铜、玉、水晶等，但金印却j‘分稀少，仅有十二枚，口本福冈也曾发现一枚汉代金印。已发现的汉代金印请见下表〔按发现时间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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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文 │年代│印面边长 │钮│出土地，l｝； │发现时间 │
│ │ │单位：厘米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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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委奴国王 │东汉│2 。35 │蛇│日本国福冈县志贺岛 │17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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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宁王太后玺│东汉│3，3 │龟│陕西阳平关 │｛一19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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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王之印 │西汉│2甲4 │蛇│云南晋宁石寨山6号墓 │19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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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东将军章 │东汉│2。4 │龟│山东峰县陶庄 │195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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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心 │东汉│1 │兽│广西贺县铺门 │｝｝ 9？f｝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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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国侯印 │东汉│2。5 │龟│山东即墨县王村公社 │197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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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侯印 │东汉│2，35 │龟│河南省泌阳县 │197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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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王玺 │东汉│2 。3 │龟│江苏扬州甘泉山二号墓│198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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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将军印 │东汉│2。4 │龟│四川重庆聚贤岩 │19x。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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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洛侯印 │汉 │ │龟│山东沂南（？） │198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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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行玺 │西汉│3，1 │龙│广东广州象岗南越王墓│198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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