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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涅斯捷洛夫心中在想，“他只和季娜伊达下棋。尤其是最近一段时期……经常下到深夜，有时要下到天亮才罢手。女助教的棋艺不亚于他，尽管她相当晚才学会下棋。”
法医对侦查员大胆的分析没有给予注意，而大部分也没有注意听，包括他所说的什么“死者”和“死神”等。
“您下结论是不是匆忙了一些？”法医稍稍暗示这位年轻侦查员经验不足，“台历上的记事可能是前一天写的，而纸上写的东西是在决定自杀前就中断了……冲动型的自杀者往往是这样：喝茶、下棋、抽烟、突然自杀。”
侦查员弯下身去掰开死者的手，用放大镜检查手掌，在手指之间发现了几根头发。
“这才对！”涅斯捷洛夫差一点流露出对这一发现的兴趣，“真想知道，这几根头发是什么颜色的？”会不会是棕色的？这可要给季娜伊达带来不少麻烦的。再说我们的头发也不都是一种颜色，是有细微的区别的。
“您怎么解释，”侦查员问法医，“死者手上既无烟黑，又无火药烟灰？谁都知道，用手枪射击是会在持枪者的手上留下痕迹的。”
“正确。”涅斯捷洛夫赞同这种说法，心里慢慢地在想，“季娜伊达是能对侦查员讲很多道理的。她的关于射击积炭沉积的论文是相当优秀的著作。”
侦查员的发现引起法医的不安。他没有想到鲍里涅维奇的死是他杀。发现的头发在法医看来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可发现头发的应当是法医。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法医这种疏忽是不能原谅的。
“您注意到这点血迹了吗？”传出侦查员的问话，他正爬在地板上用放大镜观察椅子腿上的一点血迹，“这点血离尸体是不是远了一些？其实这很重要。这滴血可能不只是死者的，也可能是凶手的。”
侦查员又一次使法医感到惭愧。这滴血还很新鲜，这对侦破是会立下汗马功劳的。
侦查员为了不抹掉指纹，小心翼翼地拿起了手枪，仔细检查了一遍。在记录本上记了些什么，就用纸小心地把手枪包好。
“您忘了检查枪膛，科尔涅托夫，”法医利用了侦查员的这一疏忽，好让他晓得，疏忽的不只是法医。
“您再数一数里面还有几颗子弹。”他微微一笑，带着教训的味道补充道，“您说是他杀，可又没有开枪的罪犯在场。”
侦查员以目光对法医表示感谢，他看到枪膛里七粒子弹还剩下六粒后，用纸把枪包好。
“科尔涅托夫，您又疏忽了，”涅斯捷洛夫心中在责备他，“您没有看枪上的号码。卢茨基怎么什么也不说。应当看看枪号，侦查员同志，这样可不好。”
侦查员不知是想以自己的观察挽回面子使法医感到吃惊，还是他自认为他推断鲍里涅维奇是他杀而能使法医心服口服，他突然转向涅斯捷洛夫，对他提问道：
“请您谈谈您和邻居的关系如何？”
涅斯捷洛夫正在想自己的问题，一时没有听清他的问题。
“您是问我和鲍里涅维奇的关系吗？”
“是的。”
“他是我的朋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我的一位良师。”
“你们俩人之间有无仇恨？和他吵过架吗？邻居之间有没有不和？”
直到这时，法医才意识到侦查员吹毛求疵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意思。看来他在怀疑涅斯捷洛夫。法医迷惑不解地看了侦查员一眼，耸耸肩膀。涅斯捷洛夫立刻抓住了这一眼神，顿时警觉起来。
“我已对您说过，我们是好朋友。”涅斯捷洛夫激动地说道，“他救过我的命……世界上再没有比他对我更亲近的人了，这一点，卢茨基可以作证。”他指了指法医。
“干什么我要拉出卢茨基，”涅斯捷洛夫立刻想到，“这简直愚蠢可笑。”他对自己很不满，这样他更加不安。
侦查员在纸上写了些什么，以目示意法医做谈话的见证人。
“当您来到这里时，这件东西就在这儿吗？”他指着安放在三脚架上的照相机问道。
“没有，没有，”涅斯捷洛夫马上答道，“这是我的照相机。”
侦查员意味深长地看了法医一眼：“证据越来越多，您想都不会想到要注意这一点。……还是请您注意一点，并好好学习学习吧。”
“为什么您要拍照？”他好奇地，同时又以宽宏大量的口气问道，而这种口气本身就充满了严峻的怀疑。
由于对方没有回答，他生气地重复了一次：“请问照相机干吗要拿到这里来！”
涅斯捷洛夫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他要画房间的平面图和对尸体照相。看来这是一名法医面对死亡不能袖手旁观的习惯势力作祟。他只好摊开两手，除了下面的话外，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我是想搞清楚这里出了什么事。这些照片，卢茨基，”他转身向法医说道，“对你可能有用处。”
侦查员认为涅斯捷洛夫在取笑他，但一个有经验的法医不能不懂，在侦查员末到现场之前，任何人不得进入出事的房间和触模任何物品的。
“案件的证人不能做法医鉴定人。”侦查员毫不掩饰自己的怒气，生硬地说道，“这一点您懂得并不比我差。对您的观察我们不感兴趣。”
侦查员错了。涅斯捷洛夫并不想取代法医，他的材料和其他不管是什么人手中的材料对案件的侦破都是有用处的。这些材料有无价值，这要取决于侦查员和法庭。
“您对我的指责是徒劳的。”涅斯捷洛夫带着自尊感反驳道，“作为一个医生，我有责任对自杀者给予帮助。当我发现鲍里涅维奇已死，我不允许我干多余的事，我只是在远距离拍了几张照片。”
“您确信这是自杀吗？”侦查员问道，“自杀与他杀不是容易区别的，您也不必坚持自己并不能站得住脚的设想……您好象还要让别人也相信这一点似的。”
侦查员没有能保持不偏不倚：他怀疑涅斯捷洛夫在鲍里涅维奇一案中有牵连，所以马上对他产生了反感。涅斯捷洛夫宽大的秃顶他也很不喜欢，好象他是第一次见到他似的。涅斯捷洛夫抚摸自己几乎盖住太阳穴的头发的姿势，在侦查员看来，也觉得滑稽可笑。涅斯捷洛夫的整个形象在侦查员看来都失去了正常的比例。一个低矮身材的人，干么要有发达的胸脯、宽肩膀和一双长臂呢？他的这副尊容也不配有腼腆的微笑，胆怯的嗓音，更没有必要遇到一点点小事就局促不安，脸色发白。侦查员自己可不是这个样的，他的个头令人羡慕，运动员的体型，一头深色的未鬈发。能控制自己的神经，思想藏而不露。他和涅斯捷洛夫同年，都年近四十。侦查员想到命运对自己很慷慨而自鸣得意，他微微一笑，朝一直卧在主人身旁的小狗走过去，想抚摸一下。狗叫了几声，但仍卧着不动。
“顺便再问一下，”侦查员好象是无意想起了什么，说道，“难道您没有听到狗叫吗？狗是不会让主人遭难的呀。”
“没，没有听见……再说这儿也没有生人……”涅斯捷洛夫停了一会儿，这一停顿侦查员也没有放过。“狗对熟人是不会叫的。”涅斯捷洛夫比较有把握地把话说完。
“当然啰，”侦查员意味深长地同意道，“狗对熟人是不会叫的。请原谅，涅斯捷洛夫，我想打扰您一下，检查检查您的衣服和手。我有责任考虑全面一些。”
涅斯捷洛夫感到一阵头晕，紧靠桌子站在那里。他脸色发黄，额上渗出了汗珠。
“卢茨基，”他几乎说不出话来，“请你到我这儿来……我觉得不舒服。”
法医走近他，摸摸脉，给他搬过一把椅子。
“安静一下，”侦查员说着，一边仔细检查他的手和衣服，“请坚待一下，谈谈您知道的有关案件的情况。”
这句话对涅斯捷洛夫来说是很熟悉的。他不只一次在预审和法庭上听到过，但现在听起来心里感到很沉重。
法医拍了拍涅斯捷洛夫的肩膀，对侦查员说道：
“涅斯捷洛夫在前线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您是不是把审问推迟到明天？”
他的话中包含着责备和人性的召唤。
侦查员似乎感到了什么，连忙表示同意，就坐下来写记录。
这时法医打电话叫车，然后坐下来伸出五指梳弄头发，梳弄了好半天。这表明他思绪纷乱，但应作出严肃的决定。他放下手开始翻动书柜中的书籍，随便拿起一本歌集，突然想说什么，但马上又止住了。
法医卢茨基早年与乐团的一位歌唱家结了婚。他喜欢妻子唱的歌，早已是她的崇拜者。无论是在家，还是走在大街上，甚至在解剖台前都在想着歌曲。朋友们知道他的这一毛病，经常开他的玩笑。他们一说他妻子的音乐会——这音乐会是相当成功的——演唱的一首歌很好，可是没有学会，卢茨基就会把他妻子在音乐会上演唱的歌曲重复唱一次，直到大家学会为止。
法医常说他妻子不喜欢谈论法医这个职业，一谈起它就倒胃口，但他很爱她，她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从陈尸所回到家从不谈使她感到难过的事，而总是和她淡音乐大师们的艺术，唱起妻子演唱的歌曲。但是他想总有一天要把妻子领到这里，迫使她对这个揭示生与死的秘密的科学产生尊敬。
涅斯捷洛夫这时一直未恢复常态。他脸色阴沉，心情抑郁地垂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浑身不住地发颤。
侦查员已写完记录，他问法医道：
“您回去值班，还是和我一起走？车就在下面大门口。”
他的问题使法医感到奇怪，护送尸体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
“您是不是怕司机把货拉回自己家去，”他严肃地问道，“或者不相信他熟悉市内的道路？”
“我要参加解剖。”他没理会法医不加考虑而说的话，侦查员带着自尊心说道。
自以为获得成绩而冲昏了头脑的侦查员作出了轻率、同时也是令人不愉快的决定，但他也预感到将有不愉快的结果。
“我回去值班。”法医也很严肃地说道，“我建议让我的朋友涅斯捷洛夫和您一起走。您和他也认识，希望以后你们能成为朋友。”
当涅斯捷洛夫上车时，法医对他泼了不少冷水。
“您还想当福尔摩斯！什么平面图啊，拍照啊，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我对您说过，傻瓜，这不会有你的好，我知道，”他尽量模仿他的话，而不让涅斯捷洛夫回答，“一个优秀的法医应当善于分析情况。他不仅仅是一个咨询者，而应当是侦查员的好助手。”
车上，侦查员和涅斯捷洛夫俩都沉默不语。他俩并排坐着，一言不发，好象两人完全陌生，但两个人都感到不安和尴尬。都为想到刚才他们之间审问和受审般的谈话而难过。如果卢茨基自认为需要介入，但他也由于自己表现出软弱无能而惭愧。
转自中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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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季娜伊达呯的一声把门关好，就飞快地跑下楼。她没有象往常一样走大街、穿小胡同向电车站方向奔，而是转向另一个方向。她一反常态没有顺路在面包房买夹馅油煎包。她一直沿楼边行走匆匆，不时回头看看。她本来个子高，平时走路昂首挺胸，而今天却勾腰缩背，低垂着有一头蓬松浓密的棕色美发的脑袋，缩进高高翻起来的大衣领子里，两手伸进皮袖口里。她头戴一顶很象古罗马军人头盔的细毡帽，一直压到眼睛上面，使人认不出她是谁。平时不论是早晨，还是忙碌一天之后，不论在教研室，还是在大街上，在家里，或是在朋友中间，她总是迈着坚定而自信的步伐。凡见过她一次的人今天都不敢把这个从头到脚里得严严实实、步伐慌乱的女人认作是季娜伊达。她一向讲究梳妆打扮，注意整洁；她总是及时把大衣腰带结好，把稍稍往下滑的长笛丝袜提好，鞋带一松，她急忙系上。如果在外省小城市里，每个人的特点，举止和衣着都很显眼，只要对自己的外表稍不注意，就会引起人们的奇怪。但是在几百万人口的莫斯科，大街上很难遇到熟人的，所以，不修边幅，衣着马虎，还是可以的。
在一个广场上，季娜伊达排队等公共汽车，但不一会儿她叫住一辆过路的出租汽车，立即打开车门要求送她到小皮罗戈夫大街。
早晨空气清新而寒冷。夜里下了一场大雪，整个城市好象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白罩。
汽车穿过医学城。这里有很多医院、医学院、实验室等。在一条胡同里她让汽车停住。季娜伊达和司机算完帐后，就拐上了小皮罗戈夫大街。这时她又恢复了原来人们所熟悉的样子。化妆、衣着打扮丝毫不马虎，腰带结得恰到好处，鞋带也没有露在脚面上，长筒丝袜缩得紧紧的，大衣领子也翻了下来。帽子戴得很俏皮，一绺棕色的鬈发露在帽子下面。现在走起路来昂首挺胸，似乎恢复了常态，但看得出不是那样自信。
她看上去三十五岁左右，但实际上要老得多。白净的圆脸上没有一丝皱纹，高高的鼻梁也很俊美，灰蓝色眼睛老是睁得很大，一双鲜红的嘴唇线条分明。但她面部表情呆板，嘴唇紧闭犹如一块令人不快的伤疤。相面专家从她的外表会发现她的性格严酷，甚至专横。
在电车到达终点绕过一个大街心花园的地方，季娜伊达拐进一条胡同，朝医学院高大的楼房走去。
一个首次来到这里的人，对这座医学城会留下某种难以捉摸的印象。现代化的宽广街道，优美的建筑、古寺院、雕像，从公共汽车和电车上下来的一群群大学生充满了宽阔的人行道。这一切都好象被某种令人产生忧伤情绪的东西笼罩着，这可能因为来来往往的总是带着不样之物的急救车，也可能因为，所见所闻都是疾病和痛苦之故。
季娜伊达穿过砖石围墙的门，走进了学院宽广的院子里。有个人轻轻挽住她的臂膀，带着责怪的口吻说道：
“小鸽子，您急着上哪儿去呀！”
面前站着的是科洛科洛夫教授。他身穿多年来人们已熟悉的皮大衣，头戴圆形贴边皮帽。岁月催人，老教授背已微驼，头发和小山羊胡都已斑白，但宽大而白净的前额和曾经使一些女大学生为之倾倒的慈祥而聪慧的眼睛却依然是当年的风采。
季娜伊达象男人似地紧紧握着伸过来的手，摇摇头撒娇地以稍带责怪的口吻说道：
“您看，又来了，老这样……我都跟您说过多次了，求您别再叫我小鸽子了。”
“这有什么法子呢，小鸽子？”他想改口，结果还是没有成功，“记性已不如从前了。年轻时什么都可以忘记，但漂亮女人的要求总忘不了。”
两人咯咯大笑起来，都对相见和开的玩笑感到高兴。他俩一起走了一会儿。后来教授停住脚深深吸了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
“您上哪去，小鸽子？您怎么不给老头子一点面子，不到我那里呆一会儿吗？”
教授六十五岁，但身患重病。由于长期辛勤工作，心脏不好。只好常常卧床养病。学院里已传说他要退休了。
“请原谅，”她抱歉地说道，“今天我要迟到啦。坐车瞎跑了半天。现在几点啦？”
她显得很焦急，看来她非常心疼失去的时间。
教授掏出装在黑缎表套里的银怀表，拿到近视眼前一看，耸耸肩膀。
“差一刻九点……您看，这怎么能说迟到呢。”
“不可能。”女助教自信地反驳道，“您的表不准。那我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呀？”
她心中计算了一会儿，不对，重新又想，直到教授提醒她：
“应当说您是在八点刚过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离开家的……绝不会再晚……您怎么坐车坐了这么半天？”
季娜伊达值得去为这点小事冥思苦想吗？她就不厌其烦地说道：
“我没有买车票，后来补了票……看我把月票忘在家里了。当售票员走到我跟前查票时，我才想起来。结果还被罚了钱。我惭愧地坐了一站就下车了。慌忙中又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因着急也就不看车往哪儿开。接着又换了电车。走了一会儿街上交通堵塞车开不动了，只好步行来上班。本来只要十五分钟，结果光坐车就浪费了近一个小时。”
她讲得那样自然和轻松，好象自己也觉得真是这么回事。脸上出现了窘态和难为情，教授也不能不为之同情。他说世界上就是有一些人不会生活，责备地摇摇头，对她微微一笑表示安慰。她也以今后要注意的表情回报教授。然后她开门请教授走在前面，走进了大楼。
法医教研室的楼在院子的左角，楼的一面对着一条胡同。涂有红十字的汽车驶入铁栅栏的大门后绕过大楼停在院墙和大楼之间的后门口，卸下车上的尸体。楼的正门口老是拥挤着心情不安、泪流满面的人群。车身上涂着黑红条的汽车和卡车就停在这里。楼上是各专业科室、陈列室、教授办公室和教室。楼下解剖室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