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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林彪就此问题向中央作了检讨，并送来综合报告后，毛泽东在二十日复电林彪：
“此种综合报告和各个具体问题的个别报告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必须有此种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对于写作此种报告的同志亦有一种好处，就是他必须在写作时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⑧
为什么毛泽东把这件事看得如此之重，紧紧抓住不放？他在二十二日以中央的名义致电东北局时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否则，“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他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在大决战前夜的现阶段有着极端的重要性：“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⑨
在大决战的准备工作中，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兵员补充和火力加强（特别是炮兵火力的加强）。毛泽东在经过审慎考虑后，分别作出了重要决策。
对前一个问题，毛泽东提出：“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此点应引起全党注意。”他说：今年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区除个别地方原定扩兵计划准予完成外，其余均不应扩兵。乡村人口已大为减少。各区扩兵（包括东北在内）均已至饱和点。支前供应和后方可能性之间发生极大矛盾，此项矛盾如不解决，则不能支持长期战争。“今后攻城野战所获俘虏可能大为增加，各区及各军应用大力组织俘虏的训练工作，原则上一个不放，大部补充我军，一部参加后方生产，不使一人不得其用。”⑩像这样大量地吸收俘虏兵，让他们在经过诉苦运动后立刻参加到人民解放军的队伍里来，在过去还很少有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突出地强调这个问题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对后一个问题，为了解炮兵的作战和建设情况，八月下旬，毛泽东和周恩来召见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华北军区炮兵旅旅长高存信，听取他们的汇报。毛泽东听后举起拳头说：解放战争好像爬这座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坳子，最吃力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今后打大仗炮兵很重要，你们一定要把炮兵搞好。后来，在战略决战中，特别是攻坚战中，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火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政治上，毛泽东想得更远。他已经在着手筹划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事宜。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提出一个重要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立刻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拥护。五月五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其他民主人士，通电拥护召开新政协。
毛泽东收到以上各电后，在八月一日复电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郭沫若等说：对诸先生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并且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⑾并就召开这次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询他们的意见。
这时，蒋介石由于军事失败，人心动摇，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发展，阻止国民党内分崩离析的趋势，正在焦虑地寻求“局势好转”的计策。国民党内一部分人认为：“不能再拖下去”了，主张停战谈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向蒋介石建议：在目前极端危急的局势下，要“产生一个联合宣言”，“与共产党成立协议，以谋求和平”，“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战争”。蒋介石表示“他要将此事再仔细考虑”。
毛泽东看透了他们在此时突然提出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他改定的一份党内指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反动派所谓和平运动，只是战争失败时求得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反动政府必须打倒，反动军队必须解除武装，人民民主政府必须在全国建立，美国侵略势力必须退出中国，中国对外必须实现完全的独立，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和平。否则所谓和平必定是假的，只是过渡到更残酷的内战的一种手段。”
“我们如果不愿意被敌人消灭，就必须把战争打到底，必须不要上反动派的当。必须向解放区军民人等指出，战争不是无止境的。依据过去两年的作战成绩，加上今后的更大努力，执行正确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项政策，大约再打三年左右，就可以从根本上消灭中国的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我们自己及全国人民就可以永远过和平自由幸福的生活了。如果我们不能忍受这大约三年左右的痛苦，接受反动派的欺骗，停战议和，让其休养生息，然后被迫再打，我们就将受程度更大、时间更长的痛苦。”⑿
这种“和平运动”确实只是一种烟幕。与此同时，蒋介石于八月三日至七日，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全面检讨两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制订了他们的应变方针。
政治方针：“动员全民积极实施总体战，发挥政治、经济、军事及一切力量之总和，全力进剿并使党政军民经济一元化，以期步调一致”。在“实施要领”中规定：“实施全面动员，确定戡乱第一”；“加强金融管制，实行银行国营、金白银国有，抑制通货膨胀，改革币制”。
军事方针：“军事上于东北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攻打匪的主力。”为此，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划为一个战区，东北、华北划为一个战区，“各置统帅一人节制之”。在西北“应迅速成立西北剿匪总部，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剿匪军事”。将整编师、旅番号恢复为军、师。加强各战略城市的守备，“责成有关总部、绥署构成强固工事”，长期坚守。同时，以精锐主力为骨干，组成若干机动兵团，加强应援力量。
这次军事检讨会议，虽然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但它的主要内容仍被一些外国通讯社记者获悉，公开加以披露和评论。这样，所谓“和平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人也看得很清楚了。
决战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为了对军事上、政治上面对的种种重大问题在党内领导层中统一认识，特别是为了筹划新中国的建设，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到会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七人，还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陈毅、贺龙、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曾山、邓颖超、滕代远、饶漱石、廖承志、陈伯达、刘澜涛十五人和李维汉、杨尚昆等中央、中央军委重要工作人员十人。这是中共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战略决战即将开始的时刻召开的。经过两年的作战，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七万人发展到二百八十万人，同国民党军总兵力的对比已从开始时的一比三点三七，变为一比一点三；由于战斗中积累的新经验和新式整军运动，人民解放军士气高涨，军政素质大为提高，武器装备得到极大改善，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了。解放区面积扩大到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解放区的城市有五百八十六座，占全国城市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人口达一点六八亿，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三；有一亿人口居住的地区已完成了土地改革，广大翻身农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高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和巩固。许多海外华侨积极声援人民解放战争。同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从原来的四百三十万人下降为三百六十五万人，而且内部派系矛盾加剧，士气低落，战斗力大为削弱；卫立煌、傅作义、刘峙、白崇禧、胡宗南五大战略集团，已处在孤立被动的困境；人民对国民党的信任已丧失殆尽；经济状况更急剧地走向全面崩溃。蒋介石承认：“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无论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情形的表现，的确是严重而危险的”，已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形势将要出现一个决定性的大变动。
九月政治局会议一开始，先由毛泽东作报告。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
打倒国民党后，未来新中国的政权性质是什么？他在报告中第一次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来代替过去所提的工农民主专政。他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要打倒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的政府来代表它的。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想到了这个问题，这次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
关于新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他批评了“新资本主义”的提法，“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和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不起决定作用。所以，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他还说：“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的、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⒀
会议就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刘少奇发言说：打倒国民党，统一全中国，以前是宣传口号，现在是摆在议事日程上来计划了。邓小平插话说：真正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还没有过。刘少奇接着说：现在我们是要准备大的会战，消灭它两三个兵团，这一关也没有过。这两关过了，那就解决了。锦州、济南的会战，如果他们的援兵来，那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朱德插话说：将来在徐州会战的可能是最大的。刘少奇接着又说：这种思想要在主要将领中大大宣传，解释清楚，这就是围城打援。⒁
周恩来就军事工作作了一个系统的发言。他说：争取五年胜利是根据过去两年经验所作的谨慎的估计。如果蒋介石垮台早些，胜利来得更快。如果美国出兵，困难要大些。我们今天，自然还是争取五年胜利。
他提出第三年军事计划的要点：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战争负担加之于敌，“并且要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今后仍应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可能增多，使攻坚和野战互相结合。军队组织也要逐渐走向更加正规化、集中化。并且指出：第三年的作战，“重心在中原”，“北线重心在北宁路”。他还谈到第三年军队建设的方针：充实野战军，努力建立特种部队，加强地方武装，精简后方机关。统一全军编制的问题，也应该在这次会上确定下来。⒂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作了总结。他说：两年来还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这次会上什么都讲了，连前途问题都讲了。关于几年胜利的问题，过去所讲的只是可能性，现在战争已经有两年多了，情况更清楚些，可以带确定成分地来讲了。同时，要充分估计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可能性，这次会议也作了估计。关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两个阶段的过渡问题，少奇同志讲得很好。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至于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⒃
十月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将这次会议的基本情况和决定向全党通报。通知中强调：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并且指出：为了“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和“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应该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准备在一九四九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
一九四八年九月的政治局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为最后打倒蒋介石，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都作了重要准备。
当时，国民党全部军事力量三百六十五万人中的百分之七十集中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的第一线，其中正规军二百四十九个旅，用于北线的有九十九个旅，南线的有一百五十个旅。它的主要战略集团已处在十分孤立被动的地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正是根据这种情况，决定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的第三年中仍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要求全军歼敌正规军一百五十个旅左右，并夺取北平、天津、沈阳以外的一切城市。
实现这一战略任务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利得多：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已可集中、机动地使用；部队的素质有了极大提高，炮兵和工兵得到加强；原来被分割的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处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人民支援战争的潜力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却被包围在几个孤立的据点中，战斗力大为削弱，部分高级将领正在寻求出路，酝酿反战起义。
但是，困难还是很大的：有居民三十至七十万人的太原、济南、长春等城市，国民党守军各在十万人以上，那里的城防工事经过多年加修已达到堡垒化的程度，被他们自诩为“固若金汤”；国民党军队鉴于连遭惨败的教训，已改取重兵固守、诸兵团驰援的会战方式；人民解放军还没有海空军的配合和支援，也缺乏现代化的后勤运输保障；除东北战场外，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总兵力都没有取得优势。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反复地进行权衡。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毛泽东常常用来指导红军作战的一句名言。他恪守这个原则。对如何攻克国民党军重兵据守的大城市，如何对付国民党军几个兵团增援这两个人民解放军面对的新问题，毛泽东一直十分关注。他对徐向前部采取以坑道爆破为主的方法来攻克坚固设防的临汾的经验，极为称道。对进攻重要城市时敌军可能大举增援的问题，他也早已向林彪等指出：“你们应以敌人必然增援为自己作战计划的基础”，在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法上都要保障能阻止或歼灭援敌的胜利。“在作战实施中，依据城敌与援敌两方面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变化，你们可以酌量调节攻城与打援两方面的兵力，在某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打援方面（这是首先重要的），在另一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攻城方面。”⒄这些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作战方法，对不久发动的济南战役和以后的战略大决战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