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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个朝代再会把这种酷刑明明白白写入律书，实际执行的次数也少之又少。因而就逐渐地产生出了认识差误，有人觉得，所谓“车裂”，乃是“车裂其尸”，而并不是拿生人去用五辆车给活活地扯碎。
梁允因此就说了，咱们不管车裂本意究竟如何，就干脆车裂韦忠的尸体算了，这样既彰显国家对叛徒的重罚，也不干天和、坏仁心，岂不是好？
司马邺本人也痛恨韦忠——谁叫你昨天不拜我，不给我面子的？当即首肯。自然还会有几名臣僚站起来谏阻，但司马邺环视一圈，发现自荀组、梁芬以下，重臣们都不说话，祖约还干脆跳出来，帮忙梁允跟反对派斗嘴，他就此才端出了天子的威势，一拍桌案道“朕意已决，勿复谏也！”
尚书省当天便拟制书，核准下发，将韦忠押赴东市枭首，然后以五辆牛车，支裂其尸，陈于市上示众。洛阳士民人等，多数拍手称快，当然也有觉得如此非刑仍然过于酷烈的，只属于很小一部分，乃可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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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外，裴该还不知道韦忠竟然死得这么惨，他当日破胡之后，即在蒲津停留两日，然后率军返回大荔。郡尉使百姓洒扫街道，跪拜路旁，恭迎大司马入城，然而裴该左右瞧瞧，心说我老婆不是在城里么，她怎么不来接我哪？
直入郡署，等处理完相应事务后，裴该这才揣着满心的疑惑，到后堂来寻荀灌娘。就见荀灌娘跪拜于内室之中，俯首请罪。裴该赶紧伸手把她给拉扯起来，笑着问道“夫人何罪之有啊？”
荀灌娘垂着头道“夫君戎马于外，而妾不能安守家门，擅离长安来至大荔，且妄干军政事务，非妇人之所当为——恳请夫君责罚……”
裴该笑吟吟的，扯着荀灌娘于榻上并坐，伸手抬起她的脸来，夫妇二人四目相对，然后他才说“谁说妇人就必须安居内堂，不可擅行的？夫人忧心我之安危，乃急自长安奔来，眷恋亲爱之心，我欢喜还来不及，岂会怪罪于你？然而，说什么‘妄干军政事务’，其间发生了何事啊？”
甄随、王泽等人当然不会跑去裴该面前告荀夫人的状，而且自合兵之后，即与胡寇连番激战，他们也没闲空仔细向裴该分说大荔城中发生之事，所以裴该只是从各种渠道大致上听了一耳朵，说夫人曾经喝斥甄随等，要他们急救郃体经过究竟是怎样的呢？你详细说来我听听吧。
荀灌娘不敢也不便隐瞒，便将自离长安后诸事，逐一备悉说与裴该知道。裴该听了，捻须沉吟不语。荀灌娘偷眼观瞧丈夫，见他面上貌似并无多少怒色，心中稍定。
结缡既久，她自然熟知裴该的脾性，知道丈夫总体而言，性格还是温和的；因身份所限，在外逐渐表现得喜怒不形于色，在家中则要坦诚得多。由此想来，倘若裴该真的恼恨自己所为，应该会马上申斥，而不会假作思考之状，再别寻发火的机会。
果然裴该想了一会儿，对荀灌娘严肃地说道“夫人差矣，即我真的身陷危局，卿亦不当往赴前线，与我同死——同死何益啊？稚儿尚须夫人养护，岂可浪掷性命？”
荀灌娘心说你责备我这一点，我虚心接受——急忙俯首。可是随即就听裴该又道“且不当呵斥甄随、王泽，使坏我之统筹……”
不等荀灌娘或辩驳或致歉，裴该就继续说道“非关妇人与否，谁云妇人即不能参政事、军事？昔日若非夫人参乃父政事，我或许不能够生出宛城了。然而不在其位，不当干预，即汝父在此，亦不可插手我之军事！”
他这番说明，倒是大出荀灌娘意料之外，不过以荀灌娘打小所受到的教育，以及当时的社会思潮，她自然难以理解裴该男女平等的想法，只是以为——夫君甚爱我，乃肯放纵我也。急忙致歉道“妾一时心急，出言无状，事后也深自反省——好在甄将军等未曾因妇人之言而坏国事。唯此后使陈将军守城，事出无奈，还望夫君宽宥。”
裴该说我方才沉吟，正是在考虑此事啊——“制度紊乱，统属不明，若非夫人出面，使陈安主守大荔，则恐生不忍言之事——这是夫人之功，何过之有啊？”
还幸亏荀灌娘当日身在大荔城中，可以压得住那名郡尉，否则的话，郡尉和陈安争斗起来，城中无主，难御外敌，一旦被胡军攻破了大荔，不但我老婆可能受到伤害，甚至于整体战略态势都将岌岌可危了。
根源就在于制度不明，我临时设置了包括郡尉在内的一些新职务，却因为有违旧制，还不能彻底融入到整个体系中去，太平时节还则罢了，一旦遭逢特殊事件，具体职权该如何划分，由谁主事，就成为一个大问题了。
自秦代以来，政府官僚体系就是在逐渐完善的，但汉末魏晋，直至南北朝，官制恰好处在一个重要的变革点上，即便没有裴该的新政，类似事端都有可能发生。秦汉之制，基本上是以职论品，身任何职，则你的官位就有多高，体系尚算清晰；魏晋“九品中正制”出台后，人品逐渐影响到官品，使得品官体系逐渐形成，官位的高低乃不再因职而论。
这一方面是对旧体制的调整，比如说尚书令自后汉即为中枢要职，但秩禄制下始终是千石，等同于京县之令，品官制下则为第三品，位于公、卿之间，终于名实相符。但另一方面，也使得某些清贵而不重要的职务，逐渐位居上品，实际亲民官反倒远远不如了……
拉回来说，如今是秩禄与官品两道并行，而且文武不分，混乱情况那就更加明显。即以此番大荔城中之事来论，郡尉就理论上来说，负责武事，但却并不属于大司马三军系统，所以他可以不卖陈安的账，若非荀灌娘以品位相压，他也是绝不肯退缩却步的。
裴该受到后世的影响，对于官品更为认同——此后近两千年间，从正一品到从九品下的标示官位高低的体系，早就已经深入人心啦，除非历史爱好者，谁知道什么比公、中二千石、八百石之类名词各代表了什么意思——因而就曾经考虑过彻底以官品替代秩禄。此外，军中品级更加混乱，也急需统一起来。
军队是最需要严格上下级关系的，只有明高下，才能强组织。
裴该这脑筋一转起来，就再也不安于室了，又跟荀灌娘敷衍了几句，便说政事未毕，今夜乃不宿在内寝。当即跑出去，叫来郭璞等亲信，就军中等级问题，详细研讨起来。
研讨的结果，是按照后世成法，设置军衔制度，并与官品相对应。目前此政仅施之于大司马三军，基本次序如下
一品为上大将，唯裴该本人当之。
二品为大将，暂时空缺；三品为上将——目前军中三品将军唯有护军陶侃一人而已。
四品为中将，目前军中四品将军有武卫甄随、中坚郭默、中垒刘夜堂、骁骑北宫纯、振武陆衍和奋武陆和。中将的基本职司，为一旅之帅，或可进位军帅、佐——新在营上设旅，三营为一旅，三旅为一军。
五品为少将，任旅佐或营督。六品为上尉，任营副或部督。七品为中尉，任部副或队长。八品为少尉，任队副或排长。九品为上士，任排副或伍长。伍长以下，将士卒分为少士、上兵、次兵三个级别。
这是正兵的等级体系，辅兵则同等职务，相应军衔要低上一级。此外，非止大司马三军，乃至幕府中参谋，关中地方长吏，只要其职任相关于军事，也全都授予军衔——比方说裴嶷虽无将军号，但既任大司马中军帅，也为中将；郭璞为幕府书记，给中尉衔；郡尉则如六品上尉（正好郡国守相是五品）。
凡有军衔者，即可依军法约束，且出行必配符记，以作区别，以便识认。裴该命人制作袖标，上将以上为大红，中、少将为赭红，上尉青色，中、少尉蓝色，士官黑色，无论穿戎服还是铠甲，都必须套在左大臂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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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幽冀钝槌（）
裴该不但制定了军衔制度，还重新设定文官的品级——这是因为洛阳朝廷所授官品，未必符合关中的实际情况，而大司马幕府中某些低等职务、临时差遣，也向来无品可论。
说白了，裴该是要撇开原本的品官制度，在关中地区无论文武、军政，另外再搞一套。
文官三品以上不授——开玩笑，一二品都是公、比公，不是裴该所可以自行任命的，所以目前关中就只有裴该一个一品，又何必再设呢？
三品文官名之为正卿，四品为亚卿，五品上大夫，六品中大夫，七品下大夫，八品给事郎，九品征事郎，最低级别再设一个登仕郎——最后这三个名称，源自于唐宋时代的文散官。
后世完善的品官制度，从一到九品皆分正从，正四品以下又分上下，总共三十级，而文武散官制度，则从从一品起算，总共二十九阶，正好一一对应。裴该认为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还不必要搞得那么复杂，汉代秩禄制也不过十多个等级而已（历代有所增减），唐宋时品级繁复，是和冗官现象密不可分的，所以到了清朝，就又除去上下，浓缩为“九品十八阶”了。
他目前的设置，等于把文武全都分为十阶，暂时敷用。幕府和大司马三军直属官员，全都按此等级划分，至于各州郡地方官，则申明此等级纯为留台任事之时别尊卑、明上下之用，与其原本官品、秩禄可以并行，且互不影响。
目前既已大破刘粲，想必胡寇短时间内不敢再来侵扰关中，而己方对于河东的侵食，暂委甄随一部可也。在这种条件下，裴该一方面想要趁机重整军伍，推广军衔制度，明确各部职能，同时也继续扩军，另方面计划将关中文吏之人事，也利用新的等级制度来重新梳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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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激战之后，暂时归入一段平缓的积聚期，暂且不论。而洛阳朝堂之上，此际却风云变幻。明眼人都能够瞧得出来，大司马裴该既在关中摧破胡寇，赢得自胡乱以来最大的胜利，加上骠骑大将军祖逖又离开洛阳，亲往河内前线，则“裴党”之势，必然因此而更盛。
关西、河东，以及青、徐人士无不弹冠相庆；司、兖、豫出身的官员则或者密切关注太傅荀组的动作，看他究竟如何向背，或者暗寻门路，有改换门庭之意。一时之间，梁芬、荀崧等人府前车马不绝，请谒者能够直接排出一里地的队去。
然而谁都料想不到，祖约竟然会率先发起反击。就在韦忠被车裂数日后，适逢大朝，治书侍御史王涛突然出列，弹劾尚书李容，奏其贪赃、纳贿、越权、私授等十二事，请罢其职；随即殿中侍御史范广也站出来说：“李容朝见，常暗以其手摄前列之足，既失大臣仪体，又有私议之嫌，恳请纠治。”
王涛是堂邑人，其兄王鉴初为琅琊国侍郎，乃随司马睿南迁，见在建康幕府任职；王涛本人流亡汝南，候洛阳克复后才出仕于朝。范广则是顺阳人，为前雍州刺史、左将军范晷长子。这二位就表面上来看，都不是祖氏一党，但今天站出来弹劾李容，背后究竟是谁指使的，那是再明白不过啦。
倘若只是偶发事件，为什么偏偏两人先后脚地出列，从不同方向弹劾同一个人呢？
朝会之上，气氛严肃，议程也很紧凑，不可能让李容站出来，逐条为自己辩解。一般情况下，倘若事情不大，或者皇帝信任此人，就会命其写奏自辩；倘若事情大一些，或者皇帝也怀疑被劾者，则会命有司临时组建一个核查小组，就相关情事展开调查。
司马邺貌似挺信任李容的，而且王涛、范广也没有当场拿出无可辩驳的证据来——这年月虽然尚没有“风闻奏事”一说，但御史劾人，还真没必要桩桩件件都落到实处，因为他们本身缺乏足够的调查人力和物力——便即命李容退朝之后，写奏自辩可也。
李仲思当顶猛挨了一棒，多少有些促不及防，失魂落魄。当日晚间，他主动去拜访梁芬，梁芬也在书房安坐，专等这名亲信登门。见面之后，李容就说：“此必祖士少所指使也！”
梁芬说那还用猜吗？废话就不必多说了——“仲思，所劾之事，是实是虚？”
李容苦笑道：“司徒公，但任事者孰能无过？或亲眷有请托，岂能不为关说？友朋有馈赠，岂可拒而不受？我所行自无过逾者，然恐不易自辩啊”当官的谁不在灰色区域进进出出？只要不直接触犯国家制度，事情别做得太过分，不会被人抓住把柄，那就应该没事了吧？问题是人家蓄谋已久，有备而来，我这自辩的文章就不好做啊。
“至于殿上失仪体司徒公岂不知乎？”我捏的就是你的脚啊，范广不敢明言罢了——“然，范某身为殿中侍御史，何以当时不言，偏要到此际方才道出？”
随即叹了口气，说：“身为台省之臣，位列中枢，既受劾，岂能再安居其位啊！”
这也是汉代以来的通例，身为朝廷重臣，一旦被御史台这类监察机构盯上了，不是光自辩就能完事儿的，往往都要上奏请辞——即便弹劾我的皆为虚言，亦由此可知，我不孚众望，若不就此避位，必被认为贪权恋栈，从而有损声名。当然啦，这只是表个态而已，辞表是否通过，尚且两说。
但是李容说了：“祖士少来势汹汹，恐非臣避位而不能息。臣若暂离台省，乃可遏止其势，不再进逼；臣若不退，诚恐事及司徒公与荀仆射”范广今天为什么隐晦您的名字不提？那就是留着余地呢，祖约也不敢奢望一步到位，能把敌对势力尽扫而空。但倘若他一击不中，就有可能加大进攻的力度，到时候威胁到您或者荀景猷，那就麻烦了
梁芬紧锁双眉，捻须问道：“事乃至此乎？”你一定要请辞吗？
李容点点头，说我不但要请辞，而且不是光表个态而已，那是必须要离开尚书省的——“臣自退朝之后，反复筹谋，唯如此，方可反制祖士少！”好比他一拳头打过来，咱们必须要朝后退一步，然后再施力反击；倘若硬顶着不退，不但容易受伤，后面的力气也不好遽发。
而且祖约他有仗恃，如今为祖逖调度粮秣物资，筹措后援兵马，这事儿一直都是他在办，别人即便接手，短时间内也很难将条理梳理清晰——再者说了，祖家的人马，别人怎么可能顺利调得动啊？所以他才敢直接怼我，咱们却不便发起反击，轰他下台。
那么，难道就这么算了吗？当然不成！
“能破此局者，唯士言也。”
咱们得赶紧把祖纳召过来，他身为祖逖的兄长，代替祖约主掌后事，那谁都没话说，祖家人马也不敢不唯命是从——
“司徒公，前日之所议，须急行也！我已暗示梅叔真、钟彦胄，司徒公乃可召之来，使彼二人南下建康，往说丹阳王与祖士言，加之刘大连、刁玄亮关说，事有七八分可成。则我一去位，司徒公便当与荀仆射共奏，召士言来都，以免祖士少欲壑难填，趁胜而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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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第二天，李容写就了自辩的奏章，加一份辞表，一并送至尚书省，而且为了表示自己不是光嘴上说说，假装辞官而已，他干脆就此呆在家中“待罪”，不再赴省上班了。省内共议此事，梁芬以平尚书事的身份暗示了一下，便即顺利通过，上奏司马邺知晓。
司马邺召见省臣，征询新任尚书的人选。祖约一击奏功，未免得意，他袖子里也揣了几个合适的人选——当然是就他而言合适——振作精神，打算要舌战群儒，从梁芬、荀崧、华恒嘴里，硬生生把这个位置给抢到手。可谁料想荀崧直接就说了：“范阳祖士言，家门贵显（如今全天下排第六位啊），有操行，能清言，文义可观，见在丹阳王幕，乃可召入都中，使列台省。”
祖士少闻听此言，当场就傻了
祖纳虽然跟他不是一母所生，终究也是同父兄长啊，以传统的儒家道德而言，除非我这兄长人品实在不堪，甚至于干犯国法，我已然跟他断绝了关系，否则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下说兄长的坏话吧？如今荀崧提出来，要召祖纳入都，补任尚书，难道我能说不合适吗？
更要命的是，祖纳不来还则罢了，一旦他进京就任，岂有一门两兄弟并列中枢，还呆在同一部门的道理啊？那无私也有私了！到时候肯定得我避他，不可能他避我吧？
司马邺不知道他那么多花花肠子，还特意问：“仆射所奏，祖卿以为若何？令兄才堪尚书否？”
祖约有苦说不出，只得俯身道：“家兄之才，过约十倍”
心说我回去就赶紧给二哥写信，把利害得失剖析清楚，请他千万千万辞召，不要到洛阳来！可是我这二哥从来都瞧我不起，他会不会听我的话，还真是难以预料啊
对于荀崧举荐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