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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呷一口白开水；我改喝茶，留着厚厚的茶根。不适应本地的水，就缺少了根本的爱，那种裂痕时时作祟，我想改变也不成，它由不得我说话，直接指使生理来反抗，反抗我生活十六年的地方。
我逛商店，一家不漏，看橱窗，也看货架，价目表在心里背得滚瓜烂熟，像圆周率。一年半前，我只进书店和吃食店，进布店是一种忌讳，总觉得钻在布店的全是注定要庸碌一辈子的市民，路过它，清高的女中学生就加快脚步，脸上含而不露地带着轻蔑。但是如今我给自己破了戒，一个风尘仆仆的人她已无所谓任何戒律，她亲自打破它，像在搞一个恶作剧。
“有那种紫红底小白点的花布吗？”我问道，一开口，那种生疏和拘谨就消退了。我的经历比脖子上挂皮尺的店员要丰富无数，我懂的，他们将来也未必能懂。于是我敢于主动打扰她。
“没有。”她说：“那种花布前年时兴过，现在只有郊县人才穿。你是外地回来的？”
我一阵躁热。对这个敏感起来，我排斥本地，却不愿本地人来排斥我。不喜欢店员口中带着体恤意味的问话，那构成了一种缺憾。离沪时，那种花布方兴未艾。穿上它就是本地时髦人的标记；然而，在遥远闭塞的小土沟里，我想往它时，其实它已过时，时过境迁。
出了布店往前走不几步，有个迎面而来的人挡住我的去路。那人高大，必须仰视，他睁大眼睛，打了个手势，等着我辨认他。
“老枪！”我激动得大叫，升起种他乡遇知己的亲切感。
老枪精神焕发，头发吹了风，规则地带着波折，裤线笔挺，皮鞋头亮亮的，若不是那黑红的脸色以及让野风吹粗粝的毛孔。完完全全像个本地工作的人。
他摊开两手：“这套行头穿着有点怪吧？”
“不，很好。”
他快乐地大笑，肩都抖着。我注意到他体魄魁梧，身体匀称，很有男性风度。我想自己是复杂多了，以前注重男生的五官，如今却整体化了，一眼就包罗万象，样样不漏。
老枪说这套行头昨天才置起，穿着旧棉衣逛街，人家像对小偷亡命徒一样防你，叫你“插兄”，他气极，想好今天来风光风光。
他站在路边，嗓门大得招摇，东谈西谈，谈到小多，说他疯病好转，可能已在浙江上班了。临近中午了，老枪的话突然刹车了，屡屡抬起手腕看表。
“你有事？”我说，“那就再见了。”
他用脚尖轻轻地碰碰我，肩膀一下子靠拢来：“难得见面，肯陪我上饭店吗？”
我慌乱地摇了头，出自一种本能。这个人并不让我讨厌，甚至值得我信赖。但我怕，怕被碰疼，我已对自己发誓，今生今世再也不碰那感情深处。
老枪没再勉强，像了却一桩心事似的吁了口气，然后就彬彬有礼地告辞了。望着他宽厚的背影，我知道他将一去不回头。我忽然感到一阵空虚，忍不住低声呻吟了一声。
那时仿佛有种约定俗成的惯例，跟分在工矿的同学外出，有什么花销总是由他们会钞。张之道却属例外。
这个长得像羊的男生在一年半中突然拔高了一头，成了细高挑身材。我初见他那个像植物一般细巧的身架以及一点一点的头颅，就感觉到他变得柔顺体贴，不像过去那么刁钻得吓人。
张之道曾与我通过信，他的信漂亮、浪漫，很有气氛。为此，再见他本人时，我总存着点幻想，想寻找出同那些信相符合的气质。这个愿望注定我不再会将他拒之门外。
他总在天徐徐黑下来时到我家，哪天他不露面，我会产生一种天还未黑的错觉。他的衣裤都是老料子做的，他祖父原是个大呢绒商，家里囤积的料子自然上乘；他那一身因此显得十分洋气。
母亲心里是器重他的，她对他的好感来得突然，却一成未变。她像是鼓励他按时来，他稍晚一点，她就说，你今天来迟了。她与他亲如一家，我觉得对这场交往有害无益。我常想，是否已丧失了自己的目光，在母亲影响下，不知不觉让期望的东西走了样，退了色？
张之道他对我无话不谈，守在我边上，追问过我为何后来断掉与他通信。我让他别问，说每个人都有不愿让人知道的想法。
他说：“每个人？我就没有！”
“以后会有的。”
“那要看对谁了！”他嘟哝着。以后，再遇上我避而不答的问题，他的小记性就发挥作用了，“呵，又是有什么不愿让人知道的想法了！”
他从不请我外出，当然那样就无须任何花销。他总说，青工穷，每月十八只老洋，养不起老娘，讨不起婆娘。说着说着，他的目光就恍惚起来。然后，又追问我为何不再与他通信，仿佛那是个保留节目，他对此百演不厌。他乐此不疲，引得我发怵，像受到了攻击。
终于有一日，我被摧毁了，谈到了郑闯，那个与他同龄的已经长眠的男孩。他听着，头一点一点，还疼惜地倒抽着冷气。
“怎么样？”我有些愤怒，“现在你全明白了，今后可以别再打听了。”
“不，我还要问，”他固执地拧过脖子，像一根韧性十足的枝蔓，“我还有疑问！”
“什么？”我说，“你到底想问什么？”
“有关于我！”他飞快地扫了我一眼，头深深地低下去，“你断掉通信时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
“怎么会呢！”
“为什么不会！”他强调说，“回想一下，你那时是否想过要考验我一下？好好想想，你就不会否认！”
他说罢，抽身就走，逃一般。不容我作任何否认。以后我也一直找不到否认的机会，因为再见我时，他眼中满是瞧自己人的的热忱。
又隔了些日子，张之道抱来个硕大的收音机，说这礼物送我；照例是带着那种柔软的韧性，不容人推辞。事后听说为了装成这台高级的收音机，他用去了一年半来所有的积蓄。
我总在思索如何让他收回那昂贵的礼物，他的慷慨是小开式的，让我觉得有味；但他单纯得如一本新书的扉页，油墨飘香，而我，我的那本书已翻出了多少页；这样的交往似乎荒唐可笑。
我为此彻夜难眠，感到自己又辜负了一个男孩。我甚至在内心隐隐责怪起母亲，是她牵着我手，引入此种尴尬的境地。
这个家不可避免地变成个暂住处。我的小床早已拆除，母亲说，不用搭铺了，反正住不长。母亲那种淡如水的口吻让我吃惊，尽管她没说错，假期有限；但感情难以用错或对来划分，感觉更是如此。我跟母亲合睡一床，各占一头，心里总是凄凉。
母亲日日早起，制成了成肉、鱼松什么的，一袋一袋封存着。“还要些什么？”她问。
“无所谓。”我懒懒地说。
“不是都说那儿荤菜少吗？”
“嗯！”我说，“还可以。”
她没作声，手头索索地动作着。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叹了口气：“我不知你究竟想些什么！”
我受伤般地感到心里绞痛。母亲变生疏了，她仿佛已习惯于远远思念女儿了；我的出现，犹如家中添了个垂头丧气的闲散人员，让她难以真正接纳。
然而，真的同母亲动刀动枪地顶嘴，是发生在那之后的一个夜晚。母亲问起我在连队的情况，她的提问使我觉得她完全像个陌路人，那种深刻的距离感让我灰心绝望。
“你怎么没打入党报告呢？”她问。
“我不够格。”
“我同事的女儿去了半年就入党了；她们领导答应首批抽调她到工矿。她工作积极，待人从不疙疙瘩瘩的。”她慢慢悠悠地说，“她在那里争气，父母也有个盼头。”
“可是，我在那里也没有做过不争气的事。”我想到那次破灭的上调机会。陡地感到前途渺茫无望，永远兑现不了母亲的期望。
“你脾气变古怪了。”她不满地说着，翻转身子，想结束这场谈话。
我一骨碌坐起，狠狠地说了一通绝情话，我说在外面苦了一年半，回来还受冤气；我说知道家里人嫌弃我，巴不得我早走。我说起这些蠢话居然得心应手，很有这方面的天赋。我越说越激烈，忽然没法收场了；我又怕起来，怕这么无休无止下去，怕自己从此擦不净那个蛮不讲理的形象。
我恸哭起来，为过去也为未来无穷无尽的压力；为母亲彻底失去她的爱女也为自己失去了母爱，一无所有。后来母亲也绝望地啜泣起来。在这片哭声中，母女从遥远得够不着的地方渐渐接近，但是仍站高一尺之遥，相互辨认着，戒备着，不得松弛。
翌日清早，我醒得绝早。母亲已忙碌完毕，正在门口同邻居搭话：
“那里苦，吃杂粮。”母亲说，“想让她多带点去。”
“就是呀，哪家有知青，哪家大人就倒霉。”
母亲淡漠地说：“那有什么办法！”
“听说东北六谷粉营养料是不坏的。”
“哦！”母亲说，“下趟让她带点回来，上海吃不到，也稀奇。听说蒸糕吃还可以。”
我觉得自己在沦落。我一向以母亲的骄傲自居，然而当我苦苦在外挣扎了一年半之后，却失去了这种资格。那太不公平了2我没大发雷霆，我感觉已无此必要——生活缺少了那根支柱，我就变得平平淡淡，活着等于没活。
晌午时，我收到钱小曼姗姗来迟的信。她给我带来个震撼人的坏消息：连里的拖拉机房失火，朱庆涛冲入火场，被火烧成重伤，右耳失聪，左眼失明。她在信中表示对爱情的矢志不渝。在末尾处，她提及，区知青办动员她的恋人办病退返城手续，但他拒绝了，既为爱情也为他自己。他说，回沪后就不再会有人懂得你了。
泪水渗出眼角，那种悲壮的流泪我还是初次。对那个黑苍苍的残废的男人的话已铭刻心间，我生命的疆域也在那寒冷的地方，离开那儿，我一事无成！
我心平气和地在外面跑了一下午，先是买好了回程的车票；随即又去商店买了墨镜、助听器、拐杖，我想或许他用得着。不知是因为他的不幸还是因为那句由衷的充满隐痛的话，反正我被感动了，那种情感一发即不可收。从此我便在心里视他为兄弟。
走到家门外，远远瞥见那人情味极浓的深黄色灯光。我忽而感到步履沉重。我走过的是一条何等消磨人的路！推开门，灯光洒了我一头一脸。屋内传来一片欢乐声：
“总算回来了！”
“大家等你过生日呢！”
“寿星，快举杯！”
原来我才十八岁！人生才刚刚拉开序幕，还会有惊心动魄的未来，还会有无数新的盼头。我忽然强烈地感恩起来，感激这个数字吉利的年纪。
我抬起手，把眼泪擦得干干净净。
我属马（代后记）
我属马，出生在三月，命中注定是匹忙忙碌碌的马。初中毕业即去大兴安岭林区“上山下乡”，一住就是八年，做过近二十种工作，是一位熟练的油锯手、烧炉工、厨师。一九七九年返回上海时，带回的除了厚厚的散发着油烟味的日记之外，还带回了胃病和关节炎。
回沪后写作勤奋，初见成效，著有长篇小说《十六岁少女》、《孤女俱乐部》、短篇集《少女罗蔽》、中篇集《秦文君中篇儿童小说集》等。一日得闲，细细计算，居然也有二百余万字，先后二十次获奖。有时也想一鼓作气写出成大器的作品，然后辍笔过另一种人生。可惜，得意之作虽有，但都能找出迹斑，因而至今仍在奔波努力。
在单位是个心地善良的编辑，在家中是个优秀的主妇。喜欢出门旅行，乐于收集各种布制的丑娃娃；不善言谈，讨厌虚伪和装模作样；难得交朋友，但被视为知己的均是品德高尚者。
本人内心平静，偶尔有睡懒觉的毛病。很遗憾早早成为近视眼，因此眼镜总被藏在包内，万不得已，才暴露自己轻度残废的真相。
还有一个重要特点：一向很为自己的性别自豪。
我很羡慕那些早早进入文学殿堂的作家，他们无疑少走了许多弯路；而对于我来说，从练习写作到发表作品，中间经过了许多年的努力。
我的父母都是文学爱好者，我从小就目睹父母读书的乐趣，一直跃跃欲试。可惜我家藏书甚少，零星的几本书像《列宁主义万岁》、《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都同一些杂物放在一块。好看的热门书都是借来的，那一阵母亲在机关是兼职图书馆管理员，她借新书总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母亲珍惜一切物品，对公家的书也同样爱护备至，包上厚厚的书皮，舍不得在书上弄一点折皱，看到哪儿，总用一张纸夹在书内。我最早看的一本小说《红岩》就是在母亲枕头下发现的，那时大概才十来岁，识字虽不多，可也结结巴巴地尚能读懂里面的故事。当晚，母亲就发觉有人移动了纸条，她很生气，第二天就把书锁起来。
母亲那时并不相信我是读书的料，因为从一年级起，我的成绩就很勉强，有时还逃学。但《红岩》我读到一半，十分牵肠挂肚，于是就四处向同学借。同学都没有这本书，有个同学借出一本《红珊瑚》，另一本《欧阳海之歌》是邻居慷慨借出的。三年级下，老师发给我一本薄薄的读物《芬芬为什么愿意剃光头》。这三本书成了我最早的启蒙读物，我读得如饥似渴，当然当时读书只是凭兴趣，没什么功利心。大段的叙述我不喜欢，读书总是挑选喜欢的片断，比如《欧阳海之歌》专挑小海的童年生活读，《红珊瑚》则反复咀嚼对敌人的描写。
四年级，老师布置了一篇题为《雪》的作文，我当场写完交给老师后，她竟大声叫好，井推荐给少年宫去展出。一个默默无闻的女孩就因为从书中得到养料，一下子成为全年级瞩目的作文尖子。老师姓祝，很仁慈，特意找了我父母，郑重地谈了她的发现，在那时，父母们并不考虑培养孩子，成名成家，祝老师的谈话使我父母隐约感觉到将来家里可能要出个文科大学生。
母亲开了书禁，只是每早她都叮嘱我看书前要洗净双手，不可在书上按出黑手印，弄得我看书时格外提心吊胆，担心会出手汗。母亲借回的书没有明确方向，古今中外的小说都有，所以我也读得很广，遇到生字就用力猜，或干脆跳过去。像一些当代小说《风雪》、《山乡巨变》、《青春战火》我都读得滚瓜烂熟；外国小说像《青年近卫军》、《简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仅生词骤增，生活场景生疏，就连人名记起来也有障碍，只能发明土办法：罗彻斯特就叫成罗。有时母亲考我，发觉我连人物名称都说不全，不禁大笑起来。
我真正接触儿童文学作品却是稍后的事，那时我已是公认的作文尖子，校方奖给我一张少儿图书馆的书卡。我借的书很杂，民间传说、歌曲本、教心算迅速的书都借，但借得最多的是童话和小说。那时我特别喜欢《苦儿流浪记》，很想自己也成为苦儿：历尽不凡的坎坷，颠簸着寻到美满和幸福。中国小说中，我当时狂热地迷过胡万春的《过年》和《骨肉》，这些小说我精读到了能背诵的地步，有些细节事过二十年我仍能点点滴滴复述。后来，我还喜欢过任大霖的《童年时代的伙伴》，很留意其中的情致和氛围。
紧接着，“文革”开始，图书馆也封掉了，几乎所有的好书都列为禁书。闹书荒的日子，日子真不易打发。一次弟弟从垃圾箱里找到一本民间故事集，很破，但我们用厚纸板把它弄成“精装”，以它为资本和同学交换书看，像《傲慢与偏见》、《红与黑》、《高老头》这些名著都是这时候读的，书少时间多，因此读得一字不漏。
进中学后，议论文很走红，我又专攻议论文，范本就是那本家中的《列宁主义万岁》，那本书激情昂扬，措词辛辣；因此我当时的文风也颇为锐利，被老师和同学誉为“秦克思”。毕业前夕填表，我毫不犹豫地在“有无特长”这一栏，填上“擅长写作”，那时的自我感觉真是好极了。
初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大兴安岭林区当代木工，这对一个从未坐过火车的上海女孩来说简直太严峻，十六岁多点的我有些胆怯，有点恋家，幸亏那本装订一新的“拳头产品”：我收集了小学中学最满意的作文，它让我为自己壮胆——有本事的人走遍天下都不怕。
初到林区，恶劣的气候，力不从心的重体力劳动，加上周围的朋友有的出工伤、有的患重病，我的脚趾和脸颊也被严酷的冰雪冻伤；那本作文集则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那里交通落后，深山老林书报都难寻，业余时间唯一能做的快乐事就是写家信和记日记。我的家信写得很动情，父母每每回信称赞我写得绘声绘色，这使我信心倍增。
不久，我把连队的一则见闻写成小故事，寄给当地的一家报纸，寄出后，我就眼巴巴地盼着见报，暗想，报社是不会拒绝一个作文尖子的，结果，稿件被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