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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历次身陷困境，靠得还是自己解救自己。我一次次失败，我一次次努力，始终热情向上，毫不气馁。在整个过程中，我会埋怨数苦，就象不论谁受到痛打，都会叫，会哭，也会有绝望的时候。我写《心迹》不光是为了诉说心中的怨恨，还为了拯救自己，逃避世俗的污染侵蚀。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有许多的不完善。我的文章不是一串串珍珠，但肯定是一堆混有宝玉的沙石，只要细心挑选，就可以找到有价值的东西。或者如一片荒芜的山坡，虽杂草丛生，很不美观，仍可以找到几株药草，医治那些正需要它的人，还因为这原始的景象，而让人们看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
我的“感想”是多了，我认为那些都是肺腑之言，是生活的结晶，也是我文章的那“几株药草”，绝非无病呻吟，没有遭遇同样不幸的人，恐怕很难写出来。我也注意到，许多“感想”是当年日记的摘抄，处在过分激动情绪下写出来的，有点偏激，刻薄，不留情面，可能无端伤及他人。词句上刺眼扎手的东西多了些，显得不礼貌，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在修改中，我会逐渐把它磨平。也有人说，为什么我的《心迹》总是纪录过错和失败，没有成功和荣誉？首先我是一个极普通的人，自然没有辉煌的成就和业绩。其次我认为有一点成绩是应该的，极为平常，唯有过错和失败是不可原谅的。其实如果一个人老是念叨他的成绩和功劳，他的动机就很令人怀疑。只有时刻不忘教训的人，才能清醒地看到自己的未来。
有朋友看过我的作品后，力挽我将它创作成小说，甚至替我设计了这篇小说的层次，对一些情节提供描写构思，建议我为了使人物形象完整高大，具有代表性，不妨虚构，把别人的东西写上去。我十分感谢他的一片好意，这也许是不错的。优秀的小说，可以鼓舞人们去创造美好的生活，揭示人生的美与丑，善与恶。但是，我个人总存有“偏见”。认为小说是那么完美，那么富有戏剧性，可以看到许多“巧遇”，虽然也可能是生活中所有的，必竟属于典型，不是普遍的。人们又喜欢种种“巧遇”，以致极力去创造它，却让真正的“巧遇”失去生活中存在的意义，成为骗人的东西。象“文革”期间发表的那些所谓“三突出”的小说，反映的事件大同小异，只能是几个被推崇的镜头。一提到“阶级斗争”，几乎就是“四类分子”不甘心失败，搞复辟报复。现实中就算有过这种事，所占的分量就如书上写的那么多吗？一些人用书上提供的“典型”去认识生活，结果是无辜地伤害了许多人。所谓“中间的”，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平凡事，却不能被选作创作的主题。而作品中描写的优秀人物总是“高、大、全”，极端的公式化脸谱化。我很不愿意去看它们，深知那是人为的塑造，是作者汲取各方创作出来的所谓“楷模”，甚至是臆造的“理想”。尤如拾取百鸟之羽装扮成一只美妙而奇异的鸟类，尽管十分精彩，“引人入胜”，却是世间不存在，十分偏激的东西。我还是宁愿自己多观察生活，虽然也会受骗，但不是生活本身的过错，是我自己的幼稚和轻信。此外为了改编成小说我得象“整容”那样，在我的作品中去掉一些，再人造一点。按小说的要求来写，而不是提供生活中一个原始的侧面，虽然它可以是许多美的侧面的组合，但这样的“美女”容貌表现在我身上，我会感到脸红，它违背我的本旨。为了能得到发表，我还必须去研究别人需要什么，怎么样才能让编辑看上眼，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这样做，恐怕很难，也不会快活，或者说我还没有能力去做到这一点吧！
有一次钊人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把它留到二十一世纪再说”。我想这话不错，我的作品仍十分幼稚，应该让它生长几年，几十年，力臻真善美，直到瓜熟蒂落，如此才能为天下善良的普通人争口气。
我觉得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写真实的可贵，越来越需要富有哲理的语言。人们对文学欣赏品味的提高，已经不再满足那些看后，可以痛快一时的作品，不相信那些脱离现实的虚构，虽然它可能十分完美和富有戏剧性。人们对一部作品评论最多的是它的真实性，客观性。人们会因为看穿其中的一些虚假而否定它的全部，觉得读这样的书等于浪费时间。作者的一切努力也就白费了。称为“美”的东西，过了几年往往又会被人重新认识，唯有源于生活的真实才最长久。
真实的东西，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一个饥肠沽漉的人，只能老实说“饿了！”无须多加形容。如果已近绝望，一句“我想吃！”该是表达了多大的欲望。只有经历磨难的人，才懂得说真话的分量。我听过一位农村妇女介绍她的模范事迹。她不识字，也就不用写讲稿，一口气说了两个多钟头，井井有条，生动感人，连她的内心活动都让人“看”得清清楚楚。我想这是她确实做了一些事，真正有所体会，照着生活原来的面目，客观地描述，并没有刻意追求“重点突出”“因果关系”“合乎逻辑”，没有凭空塑造，窃取别人的形象，但是她成功了。唯一不足的倒是她想说些客套话，时髦话，有意无意夹进几句生硬的书本语言。在她看来也许是华丽的词句，想显示她多少懂得一些“文化”，结果反显得别扭。要是她用日常说惯的家乡语言讲出来，会更生动。事物本身有它的完整性，有它内在的联系和感人之处，就看你是不是善于去发掘。
我还是愿意保留原来的面目，如此才能打动别人和我自己的心。任何时候好人都有缺点，坏人也有其长处，绝不会是纯粹的好，绝然的坏。只有真实地提供好的与不好的，人们才会更愿意学习那好的，并从不好的一面吸取教训。如果总想把自己的人物写得十分高大完美，由作者来塑造一个供人学习的楷模，这无异于在愚弄和欺骗读者，对读者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不应该总是由作者来指导读者，应该提供一个机会，让双方共同来评价书中的人物。
鲁迅先生说：“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鹄，便鸱鹄般叫。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声音。”就让我叫出自己的声音吧！不管这声音多难听！
在忧患中获得新生，我终于做了一件对得起自己的事，我感到欣慰。
九、走出人生峡谷
1978年8月，我把《心迹》暂搁一边，又去为改变自己的处境奔波。经过一番艰难的努力，我终于调离原来的公社，走出那是非之地。我觉得无须过分为自己的失败，过错，受欺感到懊悔伤心。这一切都不是我个人道德品质的不纯，也不是为人行事的不端，更不是灵魂丑陋，心术不正。也许我把许多路给堵死了，使自己的活动范围越来越窄小，却迫使我只能朝自己认定的路，执著地走下去。我同时象是一个孤儿在忍受不公正的待遇，靠幻想和期待生存着。但我拥有的勇气和信心，是别人估计不到的。
我来到城关公社一间学校教书，遇到的还是那种要你唯命是从的领导。他用自己过时的思想在指挥别人行动，却把任何违背都说成是异端，哪怕国家的形势和政策正在发生惊人的变化。他还在死抱过去的信条，因为是这些信条让他当上领导，他也最熟悉，最习惯这些陈旧的东西，捧为一成不变的戒律，不敢有丝毫冒犯。而专权的人又往往需要别人具有好品德，以忍受他的错误行为。因为忌妒心将是存在，由于他自己不能达到那种高度，便随意猜想别人的优势将于他不利。在民主之风还没有吹到这块土地的时候，我又感到不适于生存。然而此时我极力回避和妥协，不愿做无关大局的争吵。何况这里许多教师对我非常尊重，因为我以成功的教学博得师生和家长的拥护。他们当中又有不少人是民办或代课教师，特别羡慕我有“正式的饭碗”。
在这间学校我只呆了一个学期。1979年3月，我被调到一间完全中学，这次不是我个人的请求，是工作上的需要。那里的一位英语教师出国去了，需要一位能教高中英语的教师。我好歹受过培训，无中推有。我只好加倍努力，拼命来做这超出我能力的工作。想不到“福兮祸所倚”，在这里我再一次遭遇挫折。
由于“文革”的耽误，那时许多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已多年未调。而物价却一涨再涨，养家糊口，改善生活成了大家迫切的要求。
好容易盼来一个消息：1979年10月起将再次“调资”。于是教师们喜形于色，大家碰到一块，谈论的中心就是“调资”。前两年曾有过两次“调资”，但范围小，受调人员有限。这一次是百分四十的比例，难怪大家都在跷首以待。
直盼到1980年4月，“调资”工作才正式开始。当时学校里在有资格参加“调资”的教师中，按比例可评上十四个名额。我觉得自己教了二十年书，那时又担任着高中毕业班的功课，在“第一线”工作。不久前，还被评为优秀班主任，承担过一次全公社的公开教学，算得上是教学骨干。论“贡献”应该不比别人差。本人工资又如此之低，还不如一个刚毕业的大专生待遇。对照条件，我以为这次评上没问题，心里甜滋滋地等待着。
教师们各有各的打算，都在算计着这十四个名额的分配，谁也不肯承认别人比自己强。而我却一头扎在工作里，因为毕业班有好多事要做，我的时间全花在学生身上。几乎每星期要跑许多路，到每个学生家里去访问，做毕业前的思想工作，无暇顾及到“调资”的事，以为学校领导自会替我考虑，就象我全心全意为学生着想，替他们负责一样。
然而公布“调资”名单时，我却“榜上无名”。也许我这人不会抽烟喝酒，不善与人交际，别人都视我为“孤僻”的人，在同事中没有几个能互相“关照”的“知己”，没有一群“基本群众”，以这样的人际关系，票数还能多吗？而学校领导组成员有的已调过两次工资，这次居然还要。正是吝啬的人不会因为钱多就变得慷慨；自私自利者不会已拥有许多就想到别人。尽管会上每次都讲了一套“调资”大道理，读几份“风格高”的材料，要大家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互让互爱”。这都是裁缝师手里的戏服，专做给别人穿的。我“调资落选”已是必然的结果。
当初说得好听，希望通过“调资”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鼓励先进。实际情况是：调上的认为理所当然，甚至认为还远远不够，并不因此感激、卖力；调不上的情绪低落，满腹委曲，同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不安定的因素反而增多。我“调资”落空，不但经济上吃亏，还蒙受耻笑。人们可是称赞那些善于巧取豪夺，靠拉关系获利的“能人”，最瞧不起“呆头呆脑”，只会干活的“笨蛋”。尤其是那些刚步入社会，自命不凡的年青教师，更是把我当成“傻瓜”一个，不屑与我交谈。这才最刺痛人的心，比每月少拿几元工资更可悲。我只要一坐到办公桌前，望着一大堆学生作业，想着不公平的报酬和周围的白眼，就怎么也提不起劲来细细批改。何况人们看重的并不是工作好坏，而是一个人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的关系如何。按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他是否“能干”。
调资的打击，让我一度感到心力绞瘁，万念俱恢。但本性难移，在教学工作中，我仍是一丝不苟，不敢辜负学生家长的期望。对我来说，做人的准则是，可以对不起自己，不能对不起别人，尤其是我的学生。那年暑假我又被县教师进修学校调去参加全县中考英语科的评卷工作，而且自此年年评卷工作都有我的参与。有时还负责命题和对英语教师的考评事项。我在全县英语教师中已享有一定声望，容不得我消沉下去，这就是我的本性。
工作上我勤勤恳恳，业余时间我一直没有放弃我的《心迹》。但我也并没有想到要去投稿。心里总觉得作品还不成熟，气候也仍不适宜。1982年我在修改《心迹》的时候，忽然觉得作品有点不伦不类，既不是原始的日记，又不像创作的文章。倒象是一个刚被同化的野蛮人，在许多方面显出不协调。再说有许多事情都是回忆的东西，一个人在受煎熬的时候，哪记得写文章？该是痛定思痛，才逐渐去回味总结。不如干脆就改写成回忆录。
看看国外那些政治上的风云人物，一旦退出历史舞台，就闭门写回忆，卖书赚钱。国内不少名人，功成名就之后，也急急地要出本关于自己的书。别人也想知道他们是怎样走红，有哪些密秘可以披露。大家对名流的生平，乃至生活琐事都倍感有趣。这样的书往往还很畅销，名气越大，卖得越火。也许是因为它真实可信，能给人提供一些真像，一点启迪，甚至一条人生之路，或者至少可以满足一种好奇。
然而，我既不是一位血战沙场的英雄，更不是一位名扬四海的伟人，没有成名成家过，甚至连一枝之长都谈不上。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的存在并不为许多人所知。我的回忆对别人毫无意义，如果也录成一本书，肯定不会有人去看它。我好象有点不知趣，我自己就知道，回顾过去，尽是失败和过错，还有受辱和被欺。这样的回忆有价值吗？岂不是故意将自己的幼稚、愚蠢和可怜，再次暴露在别人的面前？
名人与平民之间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就有十分不同的差别。同是一句话，名人说的，则深信不疑，甚至捧为金科玉律；出自普通人之口，就不被重视。这看法很害得一些来自平凡生活的有益结晶被忽视了。也很害得名人一些片言只语被盲目地崇拜了。世俗的偏见，往往使一些人恢心丧气，永远遭到埋没；也使一些幸运儿，名不符实地留传于世。其实，即使最伟大的人也不可能深知所有人内心的想法，这就需要每个人自己来表白。只要一个人是为社会，而不是为自己；只要他提供的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有这样的各种人的回忆，不单单是一些名人的，这世上的文学不就更加丰富？至少可以提供给作家、政治家、艺术家许许多多真实的素材。让他们了解到自己无从体会到的真情实感，从中发现有用的东西，去进行更有价值的再创作。何况，有经历，不一定有感想，有感想，也不一定都能记录下来。
我愿意自己来写一写。鲁迅先生在《未有天才之前》一文中说过：“我以为幼稚的人或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说而说，说完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不理的！”就让我来说：“幼稚的话”吧！只为自己要说而说。
改写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也许于写作我已经多少熟练了。历来经验出于成功的较少，往往是失败之后才总结出来。不久我的《一个普通人的回忆》初稿完成了。我觉得这是不灭的身躯，可以比我的生命活得更长久。一个人用赤诚的心花毕生的精力写下来的真实语言，是永远磨灭不掉的。通过写回忆录，我感到活得有意义，不再为自己的不幸遭遇痛哭流泪，还能留给后人几句刻骨铭心的忠告，给他们树立一个矢志不渝的榜样。我的子孙后代将从书中找到一点佐证；热爱生活的人可以从书中发现一些启迪；勇于攀登的人可以从书中获得信心和勇气。我感到无比宽慰，这将是我留在这世上最好的纪念品。不够说是一个人的回忆，但并不是原始的“老照片”，不是“写真集”，而是现代版的“电脑合成”。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文中所有人物、地域都用假名。个别情节也是拼凑成的。希望不会有人去“对号入座”。
也许这个题目起得不够“刺激”，不能引起别人的阅读欲望。但是正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不是讲述“炼钢”的事一样，我的《一个普通人的回忆》也不会象名人那样着重在叙述自己过去的一举一动，歌颂自己的丰功伟迹。一个普通人的回忆，从经历看，自然平常，否则就不是普通人。但一个人在困境中能坚信未来，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时时总结来自生活中富有哲理的感受，我想这就有点不寻常。而我更主要也在借回忆某一事件，来表述自己的看法和对生活的热爱，当中有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我相信是对的。因为我敢于正视人生，讲出真话，我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