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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彬彬，潇洒大方，说话轻声慢语，显示自己有充分的‘教养’。一旦自己穿着随便，满脸胡须，脑子里掠过一个工农兵的形象，认为不必拘妮小节，行为就粗犷鲁莽，什么礼貌修养全不顾，言谈中少不了粗言野语，以‘工农化’自居，轻蔑地瞧不起别人，觉得他们都是‘资产阶级’。
“以上是一种病态的心理，通过这次劳动，和劳动人民在一起，我体会到劳动人民并不俗，他们也不是不要礼貌和修养。一个人的外貌不能反映他的思想，重要的是看他的心灵美不美。”
日记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当时一种简单朴素的思想感情。但毕竟是一个人的转变。平心而论，“大辩论”还是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我，如果后来能继续给我鼓励、帮助和提携，它对我将是一个好的开端。
可是我没有料到怀疑是如此可恶，积仇竟这般长久。它后来竟成了我人生不幸的转折点。当时我并不知道内部已经因“大鸣大放”给我扣上一顶不大不小的“中右”帽子，这种“帽子”是不公开的。照当时的政策对中学生也是不适宜的，可我偏偏遇上了，从此灾难不断降临到我的头上，使我失去美好的理想和希望，过早蒙受痛苦和折磨。如今回想起来，不能不感到深恶痛绝。据知情者后来告之：“大鸣大放”期间，学校专门组织几个团干部在夜间打着手电筒，一一抄录同学的大字报，汇总编印。学生毕业后，那些可怕的材料分别被装进各人的档案里，送至有关单位。几个侥幸考上大学的，也因为“发现黑材料”又被清退回家。个别顺利过关的，在历次运动中，一不留神也被那些材料拖垮了。我的遭遇更不用说，背着黑锅，不但大学进不去，连找工作也难上加难，甚至影响到恋爱找对象，成为一辈子也说不清、洗不净的污点，如影随人，伴我度过人生，成为一些不怀好意的人，随时可抓的鞭子。并且从此被迫步入险象万千的峡谷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在一条狭窄而崎岖的山道上，提心吊胆地往前走。
三、“整团”
1958年春节过后，新年的衣裳还穿在身上，毕业班就提前上课。这是最后一个学期，同学们预感到命运即将对每个人作出选择，都在抓紧复习功课，一心一意想考进理想的大学，攻读喜爱的专业。
当时从报纸上看到，形势一片大好。在开学典礼上党支书报告说，“我国在十五年内将在钢产量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并超过英国。”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不禁为国家的繁荣昌盛感到自豪，以为不久我们就将进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顿时热血沸腾，浑身洋溢着使不尽的力气，恨不得马上就去为这一宏伟目标贡献自己的青春。我还根据学校要求，制订一份“个人跃进计划”，并在全班同学面前宣读。大家都为我鼓掌。那些天我兴奋得不得了，逢人就谈自己的理想，心里有说不完的打算。我深信那些都是可以实现的，我感到自己的前程无比宽广，到处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再过四个月就要踏上新的征途……
命运似乎不能完全由自己来掌握，纵然有天大的本领，在政治面前也可能被打得头破血流。我的理想还没有抽出芽，就被窒息夭亡。2月28日选举班委的时候，虽然大多数同学仍然投我的票，可是最后班主任宣布名单时，我什么也没有。他解释说是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难道别人当了就不怕影响学习？这分明是撵我下台的借口。显然是因为上学期“大鸣大放”我说得太多，太露骨了。我开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知道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春节期间，父亲和叔父们从外地回来，曾问过我在“大鸣大放”中都写了什么，要我今后小心谨慎，说是上面已经通知，将对那些在“鸣放”中走过头的中学生严肃处理。当时我不以为然，也害怕重提这件倒霉的事。过去的已经过去，新的生活正在开始，为什么要把过去的事揪住不放？为什么用审问的口气追个不停？可是父辈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不久校长也公开警告我了。3月18日他到班上讲课，一开始就说：“‘大鸣大放’时有一个署名‘邱必特’的同学，写了一张大字报叫《论辩‘正’法和共产主义》这篇文章肆意歪曲马列主义理论，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极力污蔑共产主义，是一株大毒草。据说‘邱必特’是美国一个反动科学家的名字，看来这位同学十分羡慕他啰！这可要不得呀！”校长的话象一块沉重的石头，猛砸在我的头上。我顿觉头晕目眩，不知所措。校长分明指的是我，那篇文章是我写的。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且不说“歪曲”、“攻击”、“污蔑”等罪状，单就那个署名，我是借用古希腊神话里一个爱神的名字，哪里知道美国有个科学家也叫“邱必特”。也可能是校长自己臆想出来的。我不明白校长为什么要这样来理解我的文章，看待我本人。他在讲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时，不是一再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吗？难道校长把我的问题看成是“敌我矛盾”？我不敢再往下想，我只在心里强烈地申辩着，写大字报时根本没去考虑文章是否有“毒”，更没有想到后果会是怎样。一时想到什么写什么，尽量把看到、听到的都写出来，连别处抄来的也贴出去，还唯恐落人后。除了争取表现，还能有什么目的？无非有一股逞强好胜的心理，大字报要写得比别人多，文章要写得比别人好。通过上学期末的“大辩论”，一些同学对我提出批评帮助，我从中得到教育和启发，下决心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我也知道自己有缺点。就在前天上学的路上，我看到大街上一位老人倒在地上，爬不起来，身上，地上满是呕吐出来的秽物。他在呼叫别人的帮助。可是许多人从那里经过，看也不看。我走到他身边，闻到一股酸臭味，心里有点害怕。旁边还站着两个人，却不去扶他。我走过去了，但仍不停地回过头来，只见许多人从他身边绕过去，若无其事地。我受到良心的谴责，几次想跑回去扶他。可是想到那几个观看的人，想到那些漠不关心的眼光，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往前走。我希望能有别人去扶起他，可是没有，直到我看不见的时候。我心里十分难过，可怜自己光有一颗可怜人的心，却不敢鼓起勇气，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我的意志太薄弱了，也许我的道德是太坏了。为此一段来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和报刊社论，反复阅读有关青年修养的书，给自己订了几条规约，迫切要求改变旧我。可是这一切校长并不了解，或者认为无关紧要，而一定要从政治上替我找出问题来。他只看到一个人的错误，不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这不是一时可以改变的。不允许我有与众不同的个性，把一个人的个性视为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东西，并企图通过一场残酷的斗争要来彻底消除它。
我惶恐忧郁，校长也许更要怀疑我是一个“危险人物”，一个“资产阶级典型代表”。我一向不愿意象一些人嘴上总挂着“进步”的词句，逢人便讲自己如何觉悟，如何进步。我认为一个人真正在思想上弄通了就好，就象改掉偷懒的恶习，于自己的将来有益，何必一定要去告诉别人。其实，对一个人的缺点错误及时给予批评教育，可以收到良好效果。老是揪住不放，特别是当他已经醒悟并正在改正，还要去揭他的底，不断加于指责，就适得其反。只能说明是存心要将人一棍子打死，或等于宣布他自己无能，对教育缺乏信心。
我在心里痛苦地表白自己：“啊！幼苗，我心中的幼苗，你抛弃前躯，破土而出，似有痛改之意。你重新抽芽，长大，你需要的是阳光雨露和耐心细致的照料。粗暴的管园人却说你脆弱，经不起风吹雨打，还说这是劣种长出来的，要‘考验’一番。他们不给你浇水，说要培养‘耐旱’，他们有意让你经受暴晒，看你是否‘坚强’。他们说，不能同情，同情是资产阶级产物。
“我心中的幼苗倔强地回答：原谅我，等我长成一棵大树，再给我暴晒，吹打，攀折，那时我会经受得起。
“一个病人说出的话，可能大错特错，医生总是关切而认真地听着，难过地看着，想尽办法不让他‘胡说八道’。打针吃药都是苦的，还需要食物和营养。”
到底我是怎样的一个人？难道我不爱我们的国家？不爱我们的社会主义？难道儿子嫌弃母亲几句，就意味着要将母亲打倒推翻？校长的歪曲和指责是为了帮助一个人吗？我越想越不服气。开学初那股兴奋激动的心情，一下子退到九霄云外。迎面泼来的是一盆叫你洗不清、擦不净的污水。
四月份学校团委布置“开门整风”。一时天空乌云翻滚、雷声隆隆，笼罩着可怕的气氛。我象一只受伤的羔羊在茫茫的草原上不知所措，四周是无边的黑暗，恐怖使我叫不出自己的声音。仿佛眼前所有的人都将变成冰雹打在我身上，一场灾难眼看就要降临。
又是停课三天，让同学互相写揭发大字报。并限定每人至少要写一百张。于是大家苦思暝想，竭力挖掘，凡是同学中有自己看不顺眼的，就认定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可以用大字报来攻击。这样搜肠刮肚写完了，再看看别人写些什么，自己改个样也写一张，无论如何要凑上一百。当时教室洁白的墙壁不一会就被大字报封盖了，再在空间里拉出一行行绳索，然后大字报背靠背粘挂在绳子上，一张连着一张贴，一直垂到地板上，凭空竖起一道道纸墙。校园里往日那种欢快的笑声，愉快的歌声和琅琅的书声消失了，代之而来是一阵阵嚓嚓嗦嗦抖动纸张令人心碎胆寒的响声。团组委和宣委拿着笔记本和红笔，在一堵堵纸墙的行列中巡弋，一边给大字报编号，一边作些摘录。整个教室阴沉得象一座监狱，那一行行纸墙更象是一排排铁丝网，可怕而扎人。
我被列为团支部“整风”的重点对象，我的名字十分显眼地出现在那些奇形怪状的大字报上。说我“讲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崇洋媚外”、“娇气十足”、“自命不凡”，还说我“跟党离心离德”等等。我惶惑不安地看着那些横七竖八的字，突然一阵眩晕，“何海生”三个字象一支支利箭从一张张大字报上射进我的脑海里，瞬间又化为无数个胸前挂着“何海生”牌子的小鬼在我眼前跳动，十分狰狞可恶，但一点不象我自己，只是姓名一样罢了。
我极力克制住自己，我的心已不象前几天跳得那么厉害。担心的事终于来了，再用不着提心吊胆。倒是害怕另一种情况发生，面对一张张揪人心肺的大字报，别让自己的感情有丝毫冲动。任何表情上的变化都可能引起旁人的猜疑，以为我对提意见的同学不满，对大字报有抵触。要知道，任何流露出不高兴的样子，后果都会更加严重。我在心里不停地安慰我自己，相信一切都会过去，不知道羞涩和难为情，象置身于炮火弥漫之中顾不得满脸尘土一样。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我给自己也写了两张大字报，因为报纸上曾经赞扬过这种自己揭发自己的行为。但是我的材料是捏造的，我确实找不到自己对党有什么过错。我还在天真地希望这一行动可以得到团支部的肯定，可以获得宽恕，减轻自己的“罪责”。
同时被团支部列入“整风”重点对象的还有两位同学。一位是班长，“三等甲”学生，听说他的家比我们更有钱，更加“资产阶级”，而且社会关系颇为复杂，所以要“整一整”，“考验”一下，看他“在关键时刻是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场说话。”另一位是班上的“老前辈”，当时已有妻小，从小当店员，是共产党给了他上中学的机会。凭着“工人阶级出身”这块红招牌，他经常在班上大言不惭地盲加评论，虽说都不是关于政治的问题，却每每针对班上的几位头面人物，如团组委和宣委之流，偶而也涉及学校领导当局。因此他们说他蜕化变质，是“工人阶级的败类”。决定在这次“整风”中矫正一下这只不准时的闹钟。
4月12日团组委把我叫到一颗树下对我说：“支部决定让你公开接受群众的审查。你犯的错误是严重的，要老老实实向组织交代，挖一下自己的思想根源。”我表示不能理解，并趁此机会把心里的想法都抖出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整团”会整到我的头上来。是因为“鸣放”？还是因为我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我不得不把自己一段来的表现宣扬一番。可是团组委根本不想听我解释，他只要我的检查。
我的初次检查（即“交心”）送上去。学校团委书记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我急促不安地在他的床沿边坐下，眉头皱得结起一个大疙瘩，极力要把一颗想逃去的心锁住，眼睛死死盯住墙角，仍然掩盖不住自己的恐慌。团委书记似乎不想看我这付表情，一会儿望着我的脚，一会儿又回头去看他桌上翻开的一个本子。他问我这几天有什么想法，说我的“交心”很不好，没有触及灵魂，不敢上纲上线，已经到了“危险的边沿”，要我把跟朋友交谈的话，通信的内容，统统写出来。要在班上公开作检查。
我极力表现出诚恳，把一切都承诺下来，丝毫没有考虑别人的批评是否符合事实，团委书记的要求我该不该照办。我唯一的想法是赶快让我过了这一关。我象是别人手中的猎物，要怎么处置是他们的权利。我只希望早一点毕业，好离开这可怕的地方。我已经不去想自己的理想，只要能离开，干什么都行。我不能预料将来的结局会怎样。4月14日学校已经开除了高三丙班陈龙泉同学，说他在“大鸣大放”中“思想极端反动”。
从团委书记那里回到家，我把自己紧紧关在房里，无力地躺在床上，想着前前后后恶梦般的一幕幕，心里有一万个“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当初叫人“鸣放”，如今却要找碴儿；我不明白自己出于积极表现，如今却得到相反的下场；我不明白自己已经醒悟，如今还要遭到摧残。我不敢让家里人知道这些，宁愿自己承担痛苦，我唯一能做的还是在心里不停地安慰自己；只要过了这一关，一切还会好起来，时间会医治任何创伤。但是如何能过了这一关？我没有把握，我并不想隐瞒自己的错误，也不懂得怎样隐瞒。我的社会关系没有重大问题，家庭所有成员也都是清白的，可以说我没有一点反动基础要这样干，更不是出于“对党对社会主义有刻骨的仇恨”。
也许在我思想趋于成熟的过程中，受一位朋友的影响，读过不少外国古典文学：巴尔扎克的、莫泊桑的，还有莎士比亚戏剧、泰戈尔诗集，都使我如醉如痴，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的“至理名言”，我抄了整整一大本。此外，凡学校图书馆里有的世界名著，差不多没有漏过，学校图书馆没有，就跑到县图书馆去借。而借来的书比自己买的还能更有效地读完它。同时我还写下不少读书笔记或心得体会，把作品中表现的那种缠绵悱恻的情怀，温文尔雅的谈吐，以及理想美满的婚姻，作为自己模仿和追求的目标，企图充实自己的思想，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可以在同学中显得学识渊博。虽然它曾使我的思想境界开拓得很宽，从简单的认识进入复杂的想象，从充满好奇的了解到兴致勃勃的追求。在精神上我走进了一个虚幻的社会里，一个不存在于这里的社会，导致自己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我曾经看不惯周围的人，嘲笑他们“粗鲁”、“庸俗”，没有“绅士风度”。言谈中少不了引用外国怎么样。但是，反“右”斗争又给我另一种现实，一种不可理解的现实：说一句南洋货比中国货好，就是崇洋媚外，攻击社会主义；说统购统销过了头，害得农民吃不饱，就是污蔑党的政策，对现实不满。这些本来就是事实，为什么不能说？有些人是真心实意要帮助党“整风”，希望党改正错误把国家治理好，不料却得到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并且永世不得翻身。这哪有一点言论自由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我曾对一位朋友说过：“叫大家‘鸣放’，然后再来捉‘右派’，真是诡计多端，用欺骗網罗群众，有多少老实人好心得到恶报，今后谁还敢提意见。”我认为没有反“右”斗争，自己跟党是同心同德的，有了反“右派”，自己反而走到“右”派那边去，至少我是同情“右”派的。
补充检查写完了，暂时松一口气，觉得该写的都已经写出来，交上去就坦然地让他们去裁决吧！我始终认为自己不是那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人，也不是什么“典型的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分子”。我觉得团支部实在是找错了对象。真正在内心上跟党背道而驰，对党的一切都表示怀疑的人，他们并不知道去发现，却只会向这些老实听话的人下手。
现在看来，当时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说法，被无限夸大了。实际上在任何国家、任何政府内部都可能出现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