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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前我还在天真地幻想：由于“整团”后自己一系列积极的表现，特别是“落取”后经过一段彷徨重先鼓起勇气开始新的征途，组织上将不会对我处分，可能还要继续培养我，把我放到适当的地方去。看来一切都完了，工作不用等，再考大学也是白费劲。往后的日子如何度过？将来又会怎样？大概他们已把我看成是一个成熟的有一套完整思想体系的“右”派分子。也许他们早已在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我不敢再想下去。他们连一次改正的机会都没有给我留下，就把我“开除”了。此时我还要担心亲人的指责，邻居的岐视，朋友的耻笑，妈妈的难过。我再次感到没有勇气活下去。只有赶快离开这里，躲开人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默默无闻的地方去，最好到前线去，在战斗中死掉。可是这也不可能，因为我是被“开除”的，部队怎么肯要。我颓然地感到一切都完了，什么样的处分都行，就是不要“开除”，这打击对我太大了，大到无法弥补。我觉得除了这肉的身躯还在，一切都被“开除”，什么都没有，连最后一线希望也失去。要想重先入团更是渺茫，就象死了不能复活一样。
几年后我才听到有人对我解释说，当时正值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的“非常时期”。组织上不得不采取所谓“非常手段”，清除一批政治上有“问题”的人。也就是跟封建帝王在不高兴时会随意把人推出去砍头一样平常，用不着考虑该不该，合不合组织手续。此外还跟一位同学有关，那年“整团”后他常常来找我，要我再向他介绍那些已受到同学批判的东西。我告诉他，既是错误的，就不要再谈了。他却一个劲地要求，说他个人认为那些并不坏，发誓替我“保密”。我拗不过，就以忏悔的心情告诉他我曾追求过的东西，那些也并非都是“资产阶级”的，我不知道他是抱那么大的兴趣在倾听，更不知道他又那么热烈地去表现自己。终于在临毕业前他也受到团支部的批评教育。至于当时他如何向组织交代，如何推卸责任，我一点不知道，也没有人来找我对证。直到后来组织上“甑别”我的问题，翻阅过去的档案，我才从别人那里获知，他当年向团组织交代了所谓“跟何海生的关系”，把他的错误根源裁到我身上，说是受我的“毒害”和“引诱”。因为他出身贫农，团组委得出结论，说我“整团”后“不思悔改”，“继续放毒”，“腐蚀同学”，“表现极其虚伪”等等。于是“前科后犯”，一句话将我“开除”，可以不经任何核实和调查。
那些人就是如此不公正，他们只善于随意处治一个人，却不愿深入探讨，弄清事实真象，不愿想办法拯救一个即使真正有错误的人。还要对一个充满期望，热情追求进步的青年给予毫无提防的打击，这跟惨无人道有何差别？我实在是不愿意太多地来发泄这一切，而且当年我也不敢如此去想。我仍然期待着以自己的赤诚去获得宽恕。在我的头脑中也只有应该对党忠诚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一贯是热情、诚实、坦白的，随时准备为重视我的人献出一切。在我心目中只有美的正义的东西，为了它我愿意改正错误，也愿意负着臭名声。可惜当时没有人知道我、理解我；也没有人肯冒着风险来帮助我、支持我。
如今一切都已过去，就是对那个丑陋的人我也早已忘却，唯有“同学”二字是永恒的。一切都随着时代在变化，过去的绝不会再重复。
六、到水库工地去
六、到水库工地去
1958年继“总路线”、“大跃进”的口号响彻云霄之后，一句“人民公社好”，又吹遍大江南北，于是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人民公社。组成高高飘扬的“三面红旗”。同时开始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工程，借着“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成千上万的民工被抽调到建筑工地去。我也在那年10月24日告别家乡父母，来到本县最大的乌潭水库（后来叫惠女水库）工地参加劳动。不同的是我并非被抽调，而是自愿报名要去。
这一天我起得特别早，预定六点钟在县工会门前集中。我吃完早饭，打好背包，还不到六点就赶到那里。可是连个人影也没见着。我等了又等，已经八点多了，还不见有任何动静。实在不耐烦，只好转回家，心里直纳闷，到底去不去？直到将近十点钟，有人到家里叫我，说队伍就要出发。我赶紧挑起行李跟他来到集合地点，只见寥寥的几个人，东一堆西一垛地蹲在路旁，一点不象个队伍的样子。约莫又等了半个钟头，陆续再来一些人，也不知谁说了声“走吧”！人们才站起来，拍打背包，发出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我感到十分诧异，怎么是这样组织民工到水库工地去？既听不到锣鼓声和鞭炮声，也看不到欢送的人群，甚至连个领队的也没有。在我的想象中这样的场面是十分动人的。可眼前却是三三两两，挑着行李的，背着包袱的，懒懒散散地走了开去。我担心落伍，夹在人群中盲目地跟着往前移动。这些人中，只有欠木是相识的，我俩就结伴同行。
天气很热，肩头又压着一担行李，我顾不得多想，两只眼睛死死盯着路面，两条腿蹬蹬蹬地往前赶，很快就蹿到队伍前头。可是走了一段路，发现人群渐渐稀少，有的中途倒回去，有的停在路边不肯向前。这时本来就零乱的队伍又被拉扯成几段小股，前前后后飘撒在通往水库的公路上。
我心里不由得悲凉起来，这一次是我执意要走的。自从那可怕的“开除”在我脑海里爆炸以后，我虽心身欲裂，仍坚持到食堂上班。每天当人们坐下来休息吃饭的时候，正是我工作最繁忙的时刻，卖餐票，记账簿，点钞票。直到熙熙攘攘的高潮过去，冷清的饭桌上剩下一些残渣余孽，我才收拾起钱柜帮炊事员打扫。我尽量要用工作来忘掉那可诅咒的“开除”。我知道，苦恼的事别让它在脑子里扎根，最好的办法是用拼命工作来驱散它。但一颗心还是安静不下来。我觉得只有赶快离开这里，才能改变眼前的困境。我又认为组织上越是怀疑，我越是要表现出忠诚，好消除不必要的误会。正好上级要抽调一批民工去修建水库，我立即向党支书报名，自愿要求上工地参加劳动锻炼。我还在幻想，相信自己的一片忠心将会赢得组织上的关心和培养。同时我也担心在食堂干这种庸庸碌碌的工作，会将我一生的理想埋葬掉。母亲知道后，十分反对，不放心让我一个人走。离别时她流了不少眼泪。我却显得过于平静，连安慰她一声也没有。想到别人是亲朋好友一大群送到车站去上大学，我是冷冷清清一个人挑着行李去工地劳动。不知道母亲心里有多难受。我却不管这些，一心只考虑自己将来的前程。我认为失去的只是亲戚的赞美，朋友的羡慕。未来的日子总还长着，我不能让它也失去。可是此刻我也莫名其妙，这一走究竟为了什么？说是去劳动锻炼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确实有此想法，正是这个动力鼓舞着我走上通往水库工地的路。一到走了，我又奇怪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到水库工地去？他们并没有这样逼我。
在黄圹歇午的时候，遇到一位同学，也是同年“落取”的。他听我说是自愿上工地参加劳动，似乎还有点忌妒，以为我这一去将比他“红”了许多。我有苦难言，同他敷衍几句，便又继续走我的路。此时早已不存在什么人群，但一路上还算热闹，不时遇到从工地返回的民工，看他们的神情挺高兴，我渐渐有了欢乐。
跟我们一块走的另有三位女民工，她们不相信我是去参加劳动的，因为在我的行李袋上露出几本厚厚的书。一路上她们不停地骂，骂街政府不讲理，骂干部逼她们背家离儿。有一个早已哭哭啼啼，泣不成声。可没人去安慰她，各人有各人的心事，都沉浸在理不清的思绪中，谁也不理睬谁，只有脚板在机械而单调地发出沙沙的响声。我心里是又在后悔不该来了。
路没完没了的，起初还有兴致打听路程多远，到后来就失去信心，只是一股坚持到底的忍劲在支撑着。走到河市，天色已全黑了，太阳跑到世界的另一面去忙碌，却听说还有二十多里路。三位女民工开始找客栈过夜。我劝欠木继续走，这样只剩下我们两个，路上静得可怕，我们不得不加快步伐。时而还可以遇到一些零星的，结伴的民工在蹒跚地向前移动。一个个显得疲惫和麻木，大概也是一个想法鼓舞着，希望到了工地就可以舒适地躺下去休息。好容易又翻过一座小山岗，远处出现星星点点的灯火，在山凹里散落着，大家立即断定那里就是工地了。一时又活跃起来，重新凑合成几股小的人群，似乎比出发时还热闹。
晚上十点多钟，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放下行李，呼出长长的一口气，一个个坐下去就不想再站起来。我连脚也不洗一洗就躺倒在工房里，衣服也来不及脱下就枕着棉被包袱睡着了。直到后半夜被一股寒气冻醒过来，才胡乱解开棉被，捉住一角盖在肚脐上，又迷迷糊糊睡过去。
第二天被一个声音吵醒，一看，工房里斑斑驳驳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那是从门洞和墙上的稻草缝隙漏进来的几缕破碎的阳光。顿时一切东西在眼里都清晰起来。工房是用竹架和稻草铺盖成的，里面分左右两排，每排有上下两层，中间一条通道，整个象是一艘漂浮在大洋中的轮船，大家就睡在底舱的统铺上。每个工房可住七、八十人，新铺的稻草松软而杂沓，散发出一股农田的气息。同样的工房相近有三座，旁边另有一座小厨房，吃饭就蹲在厨房前的空地上。最难忍的是大小便的地方，只在地上挖了一排坑，周围遮得也不周全。我感到十分不便，一切都得自己动手，平时在家里不显眼的东西，此刻都成为十分必需的。
早饭后，我同欠木到附近的山头蹓跶了一下，感到野外的空气格外清新，四周静寂而荒凉，显得有点神秘，我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开始小心翼翼等待即将来临的生活。
第三天开始下工地劳动，起初工作量不大，做些填大坝前的准备工作，比如清除山坡上的杂草，以备将来开采红土，还有修筑道路，清理坝基等等杂活。民工仍在不断地进场，又有两个相识的也来到工地。同是读过几年书，“臭气相投”，四个人便经常在一块，无论出工收工都说说笑笑，日子过得也挺舒心，不知不觉竟度过了半个月时光。
11月8日工地召开大型“誓师会”，提出“奋战七十天完成大坝填方任务”的口号。我当时信以为真，以后不时在计算过去的天数，一心一意盼望完工的那一天，可以凯旋归来。其他民工根本不信这一套，不时把口号当成笑料来讽刺，后来事实证明，过了两个“七十天”，还没有完成任务的一半。
填方开始，我被分配去推独轮车。这工作以前从没有干过，最初只能推一两担土，还常常半路翻车。但是我学习的劲头很足，不久就掌握了要领，载土的担数逐日增加，最多一次能运上千斤红土。不光独轮车、胶轮车、板车、牛头车我都能拉。技能日见熟练。那些日子手掌疼得厉害，手臂抬不起来，吃饭时，连筷子都拿不稳。可我坚持着，只感到劳动的快活，精神上是无忧无虑的，甚至连家里的人也给忘了。
后来有一天，食堂事务长派我们四个“读书人”出公差，去一个山区小镇上运米。一早我们就出发，四辆独轮车咕噜咕噜地沿着山路奔跑，两边翠竹绿柏婀娜相送，还有晨风岚气随伴，不免心旷神怡，十几里路一会儿就赶到。大家到镇上转悠了一圈，就买好米装上车开始回程。可是两袋共四百斤的大米压在独轮车上，就是平地也得费点神，何况在崎岖的山路，路面上到处龇牙露齿地裸露着破土而出的石块，独轮车象一只在大浪中跳跃的小艇，两只手臂震得发麻，连身子也跟着颤动起来。此时才知道这是个苦差事，只有我们四个黄毛孩子才不知好歹领了。遇到爬坡，大家不得不停下来互帮，就这样推推停停，回到住地已是狼狈不堪，累如喘牛。看看早已过了下午出工时间，就是到了工地，恐怕也没有力气干活，大家便约定留在工房里休息。
不料傍晚中队长收工回来，一见到我们就训斥起来：“你们四个好舒服呀！上午运一趟米，下午就得休息。这里是工地，不是疗养所。告诉你们，下次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这是不祥的预兆，果然风暴随之就来。恰巧第二天晚饭后，我们四个到供销站买东西，回来晚了，正值中队长召集民工开会。看见我们立即大发雷霆，当着全体民工硬说我们“一贯自由散慢”、“目无领导”，威胁要在大会上“斗争”我们。
我心里难过极了，本是自愿来到工地，想好好表现一番，得到好评才回去。想不到弄成这种局面。在中队长看来，知识分子被送到工地来的一定不是好东西。虽然书上和报上不会这样讲。但现实的确如此，中队里就有两位“右”派分子是被街政府遣送来的。也许中队长早就对我们存有成见，这种成见一旦爆发，就变为公开的对抗。听说在中队长的本子上就记着我的名字。从此我的生活再也不愉快，担着一份心，不敢有丝毫怠慢。想到“鸣放”，想到“开除”，更是畏惧万分，仿佛自己真是一名“劳改犯”。而且事情也果真有点象，有时只要我在劳动中稍事停一下，中队长看见了，便会跑过来责问，让人尴尬为难。有时车轮坏了，我拉到修车场，想亲自维修，多学点技能。中队长却说我是有意怠工。
12月3日妈妈同欠木的母亲一块到工地来看望我们。我做梦也想不到妈妈会来。见面时她不停地擦眼泪，两只眼睛早已红肿。她说一个月没有收到我的音信，放心不下，不知道我在这里是好是歹。我不愿妈妈看到我那时的情景，极力表现得快活，我只能说这里一切都好。第二天妈妈替我洗了几件衣服，补好一条裤子，才默默地回去。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妈妈一离开，我就在背地里放声大哭。
妈妈走后，一连几天我还在想念。就向中队长请假要求回家看看。他不答应，说我母亲刚来过，有什么好看的。我思乡的情绪越发强烈，晚上睡不着，饭也吃不下。想到爸爸妈妈，想到弟弟妹妹，想到同学朋友，我感到再不顺从我的心愿，就要病倒在这里。后来好容易等到中队长自己也回家去了，我才从指导员那里获得批准。
回家那天，我天没亮就动身，一路上几乎是小跑着回来，激动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进到城里，虽然才离开一个多月，好象许多东西变了样，一时认不出来了。家里人说我晒黑了，长结实了。我不想多谈工地上的事，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就急忙跑去找朋友。
朋友们都说我是大傻瓜，不该自讨苦吃跑到工地去。他们正在街政府响应“全民炼钢”号召，建筑小炼铁炉、办沼气厂，论政治表现比我显眼多了。而我在工地的情况，街政府根本不关心，我象在盲目敬神，没有一级领导注意到我这一举动。要是万一我犯了错，他们倒是会立即“关心”起来。我有点后悔，不想再上工地。我不怕劳动，也不怕苦，但带有强制性的干活，我受不了。此外生活上的枯燥，没有电影、没有书、没有朋友，对我来说日子也是难熬的。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不去是不行的，以后人家会说我是经不起考验逃回来的。去容易，来可不容易，工地随时在追讨超假的民工。我不得不走，已经超假三天，多亏朋友替我打了一张病假证明，我才能回去。
回到工地的当天晚上，中队长果然怒气冲冲地到工房来训斥我：“何海生，你为何超假，我要让大家‘辩论辩论’。”所谓“辩论”，在当时就是批判斗争。我拿出医院的证明，他一时语塞，好久才嘣出一句：“下次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直到走出工房又想起什么，自言自语道：“这些知识分子就会搞花招。”工房里的民工会心地对我笑了，可我一点不觉得开心。
1959年元旦，公社派慰问团到水库工地慰问民工。我们的街长也来到水库工地，她看到我，特地过来向我问好，表扬我是自己报名来的。大概此时中队长才“发现”我不是坏蛋。以后态度骤然改变，还叫我到中队部抄写报表，出墙报等等，我这才真正成为一位受到权力尊重的民工。
据说中队长是一位复员军人，喜欢讲“一切行动听指挥”，他把自己的发号施令当成至高无上的法律，谁不听从就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每次出工如有拖拉，便是一顿臭骂；干活不认真，劈头就是训斥。凭着一股劲，他可以为所欲为，不顾客观规律，常自恃为：“我为革命，为工程，不怕大家意见。”中队里已有不少民工受不了威胁恫吓，加上思家心切，半夜逃跑了。那些个人历史有“污点”或社会关系有“问题”的人，一旦被�